戊申年是哪一年
膳夫山鼎曆日改寫西周元年歷史
文/毛天哲
導讀摘要：此文直接了司馬遷的”元年”說，將改寫中國歷史。通過膳夫山鼎曆日的推求校真，得以證實，周厲王奔彘在三十七年；西周行年數為三年，而不是司馬遷所說的十四年。如果一定要為共伯和行政確立一個曆點的話，公元前830年才是真正的”元年”。
關鍵詞：元年，膳夫山鼎，銅銘曆日，周厲王，奔彘年，前841年，共伯和，三正，金文斷代，月相，歲首，年首
㝬簋，亦稱厲王簋
周厲王及的紀年是個相當復雜的歷史遺留難題。史家有關周厲王在位年數及行政的相關問題，歷來頗多爭議，至今未有定論。厲王在位年數，《史記•周本紀》為三十七年，而《衛世家》、今本《竹書紀年》均不足三十年。
所謂”元年”的””二字，司馬遷認其為周公、召公相與行政之義，今之史家均已不認同其說。但目前史學界對元年是前841年的說法，還是普遍認同的。
梁啟超在1922年所撰的《最初可紀之年代》一文中說：”若采最謹嚴的態度，當宗《史記》，以西周之元年（注：庚申）為斷，其年當西紀前八百四十一年。”
稍微學過點歷史的人，應該都記得前841這個特殊的年份，從這一年開始，中國歷史有了確切紀年，這要歸功于司馬遷的整理。有人提出，”元年即公元前841年”這個歷史年代概念是怎麼來的？根據何在？卻似乎一直沒有人探究過，令人費解。
其實不難理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載明周宣王元年為甲戌年，以西歷紀年上推，是可以推溯得出宣王元年為西紀前八百二十七年。而司馬遷年表記有十四年，元年干支在庚申，則上推”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正確無疑的。
1904年，在《安徽俗話報》上發表《十四年》，將“周召”界定為“貴族”
問題在于，在漢之前的典籍中，”元年”這個概念僅見于《史記》，可以說是司馬談遷父子的一家言說。2003年陜西眉縣新出土的銅器群反映出并不單獨紀年，這就對司馬遷的十四年說，以及斷代工程所擬定的西周后期王年提出了嚴重的挑戰。
由《竹書紀年》及出土銅銘（至今尚未發現帶年號者）來看，年間周王室仍承續厲王紀年，并未廢止。由此引發的問題，是《史記》中言之鑿鑿的紀年，在當時很可能是不存在的，至今也沒有十足的證據證明現有的西周晚期器物存在紀年器。
之事，按《史記》的說法是，在周厲王專利山澤之后，國人，厲王出奔于彘，然后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這個歷史敘事，相信為大多數人熟知。但是從目前的史學研究和考古證據來看，所謂行政并不是召公、周公的”二相行政”。
最早把這個問題攪渾的記錄是西晉時期出土于河南汲縣的竹書紀年，竹書紀年稱：
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事（原注：號為。）
此說不光存于今本《竹書紀年》，亦見于古本《竹書紀年》佚文中。這就提供了另一個完全迥異的歷史敘事，所謂””并不是”二相行政”而是指共伯和執政。《竹書紀年》是戰國時代魏國的官修史書，時代比司馬遷更接近西周晚期，所以這一則與《史記》完全不同的記錄就引起了史家的重視。
古本《竹書紀年》已經散佚，今輯校本《紀年》不以單獨紀年，而是列入厲王的紀年內，這點是清楚的。其文之末雖然也記有”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云云一條，而出自《太平御覽》卷897所引”史記”，未必是古本《紀年》本文，王國維先生的校語也只說”《史記》無此文，當出《紀年》”。
司馬遷
今本《紀年》則明確無疑地不以紀年，而以十四年為厲王二十六年，亦即厲王實際在位只有12年。李仲操先生認為厲王奔彘前年數為23年，是竹書參考了魯國世系修正了魯歷公的年數，增加了2年，卻把魯獻公的年數錯減去了11年。故推至元年，發現周、魯年數相差11年，而以下的歷史紀年已成定論，無法更改，故竹書從厲王奔彘前23年中減去11年,使前的厲王年數變為十二年。（具體見李仲操《周厲王年數釋疑》一文）
李仲操先生的分析是很有見地的，哲非常認可。西晉學者在整理汲冢竹書時，勢必參考了《史記》等文獻。但要指出的是，周厲王奔彘前年數或是26年，這三年的差值 于西晉學者在整理汲冢竹書時的錯斷。也即周昭王死于十六年，并不是死于十九年。故《竹書紀年》所推，自周穆王以下，龔、懿、夷諸王的在位元年就已經錯位了三年。
由此為基點分析，今古本《紀年》所推所記厲王年數蓋皆為二十六年。不過因受《史記》十四年說的影響，今本竹書將厲王奔彘前年數移位錯訂為十二年，將厲王元年誤系為戊申年（西曆前853年）。如果我們將厲王奔彘前二十六年數，加上司馬遷誤說的十四年數，則周厲王元年至于宣王即位（含共伯和干政），概有四十年。這就合了《周本紀》厲王三十七年奔彘的說法。
《十二諸侯年表》元年下，記這年當衛厘侯之十四年。參考《衛世家》：”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厘侯立。厘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行政焉。二，周宣王立。”衛頃侯元年至衛厘侯十三年（厲王奔彘年）共計二十五年，這其中 周夷王年數和周厲王奔彘前年數。按常理，頃侯得立后方能厚賂周夷王，那麼厲王奔彘前在位年數下限為十三年，上限至少在二十四年。這和史馬遷公的三十七年奔彘的說法就產生了齟齬。
竹書紀年
厲王三十七年奔彘這一年份應有來由，它當是漢初尚傳的厲王在位年數。從《史記》相關記載可以看出，司馬遷并不認為厲王奔彘后年份 于周厲王在位年數。梁玉繩《史記志疑》謂：”按厲王在位之年，漢初已無可考，故史公作表斷自。而據《本紀》所書是三十七年流彘，五十一年崩，后人皆從之。”
然厲王在位年數加奔彘后年數長達五十一年是值得懷疑的。我們知王在位有四十六年之久，則厲宣父子在位總年數長達九十六年，這是超乎常理的。夏含夷先生質疑認為：”父子相襲，按照常理，父在位長，則子在位就短；子在位長，則父在位就短。”夏先生的這個推說雖然也會存在例外，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司馬遷《史記》厲王奔彘時，國人圍召公家索太子靜。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太子靜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
但這事經不起推敲。如果厲王奔彘前已在位三十七年，則太子靜應已成年。然依史記所言，厲王奔彘時宣王尚年幼，此一不也。
十四年的時間，從年幼到，男子相貌變化是很大的。召公立太子靜，則國人能不疑乎？此二不也。
出土㝬簋表明，厲王是個愿意有所作為的，文獻金文都記載了厲王曾親自征伐鄂侯、南淮夷之叛，且北抗犬戎的襲擾，表明了周厲王并不是隔甘于平淡的庸主，共伯和干政長達十四年，周厲王能安心流彘乎？此三不也。
召公諫言周厲王
行政和周公攝政雖然有點類似，但本質上還是有所不同。西周奉行父死子繼的宗法制度，父在子不得繼位。天無二王，厲王奔彘后，尚在世則宣王不得立（不管長幼）。但天又不可無主，于是畿內貴族就推舉了共伯和攝政。以大臣代王行政是權宜之計，史官記錄必然還是以厲王為紀年。
周公攝政是因成王年幼不能踐祚，故周初確實存在過周公攝政紀年，傳統文獻和出土銅銘及《竹書紀年》隱約有類似的記載。司馬遷或許是參考了周初的情形，才認定厲王奔彘后不在王位，故把厲王三十七年全當做了奔彘前年數。
但凡司馬遷能反自檢下其所著”衛世家”篇，當能自省其所斷之誤。所謂”元年”、”周召二相”、”年數長達十四年”說，皆出自司馬談、遷父子的一家之言。傳統文獻、出土戰國竹簡、青銅銘文等材料都不支持這類說法，那麼有理由相信，元年應該是司馬遷為方便整理史料而自定的一個曆點而已，他取的就是厲王奔彘后一年。
今學者多認為，周厲王在位年數必是包括了十四年在內的三十七年。如果司馬遷”厲王三十七年奔彘”說確有所據，那麼可以推論厲王元年到其去世必然還應再多加數年，這個數年才是共伯和行政年數。司馬遷認為有十四年，所以他以宣王元年（甲戌）上推，得出了元年曆點在庚申年（前841年）。
問題在于，司馬遷何以認定有十四年之久？遍查先秦兩漢文獻，皆找不到出處。今古本《竹書》中倒有類似說辭，但哲以為，那是西晉學者參考了史記而作的整理，并不是出土文字的原貌。那麼，司馬遷所自定”元年”曆點的正確與否是值得懷疑的。
14年與厲王的37年是該并存接續還是合并，這個問題我看司馬遷當時也搞不清楚了，所以陳夢家先生說：”此說史公亦不自信，故其《十二諸侯年表》不始于厲王。”哲以為，厲王奔彘之年距太子靜得立，相距時間可能沒十四年之久。這個年數超過了孝王、夷王、幽王的在位年數，理論上來說不大可能。
其次共伯和只是代行王事，沒資格重建元年，所以共伯和即使執政，頒布的歷法紀年應該依然是周厲王紀年，而不應該是從元年開始重新紀年。也就是說，共伯和執政的頭一年就不可能是”唯王元年”，至于是周厲王幾年，這是一個至今未解的學術難題。
清華楚簡《系年》
2008年，清華大學入一批戰國楚簡，其中首次公布的被命名為《系年》的簡書應為楚國官修史書，其中記載的”共伯和代行執政”與《竹年》完全一致。以此可見，司馬遷的《史記》在 “周召二相”這點上，確實錯了。既然”周召二相說”確定是錯誤的，那麼司馬遷所定的元年曆點也存在錯誤的可能。
孤證不立，而另一條歷史記錄更為哲的這個判斷增添了新的證據，也表明司馬遷的十四年說并非空穴來風。司馬遷可能見過這類相似的材料，但遺憾的是，可能他錯解了史料，也可能是誤信了。 這一條，楚簡《系年》是這樣記載的：
至于厲王，厲王大瘧于周，卿李（士）、諸正、萬民弗忍于厥心，乃歸厲王于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厲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歸于宋（宗）。
這就很清楚了，在戰國時楚國的主流歷史敘事中，所謂””就是指共伯和在位的時期。青銅器銘文與魏國、楚國的官修史書同樣將””指向了”共伯和攝政”，雖然仍然無法完全否認掉史記的記錄，但是也足夠有說服力了。
值得指出的是，此條記錄中，”十又四年，厲王生宣王。”今人多認為是共伯和在位十四年的證據，可佐證史公的的說法是正確的。但哲以為不然。從文意上理解，此”十又四年”并非指共伯和行政年數，而是指周厲王十四年生宣王，是史官對太子靜生年的解釋。
假如理解為共伯和當政十又四年，厲王始生宣王。宣王得立豈非在襁褓之中，那是絕無可能的，文獻并不支持。今人有這樣的誤讀，哲相信古會存在。這就能解釋司馬遷公為何不定元年為三年、五年、十年，而偏偏是十四年。
相信戰國時楚地流傳的這則史料到了司馬遷年代，或口頭，或文字，一定還有所傳續。只是有可能錯訛為年數有十四年之久，司馬遷采信了這個說法，故才有了”元年”曆點的錯誤推算。
國人 西周
那麼所謂的”元年”曆點，也就是說，周厲王奔彘之年以及真正的共伯和干政的始年具體在哪一年呢？出土青銅器膳夫山鼎銘文或許能告知我們答案。
膳夫山鼎，通高45、口徑42、腹深21厘米，重28.1公斤。前在陜西永壽縣好畤河出土，現陜西歷史博物館。立耳圜底蹄足，口沿下飾重環紋及弦紋一道。鑄銘文121字（其中重文2）。
銘文釋文：隹（唯）卅又（有）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才（在）周，各（格）圖室。南宮乎入右譱（佑膳）夫山，入門立中廷，北卿（向）。王乎（呼）史□令（命）山，王曰：”山，令女（命汝）官（司飲）獻人于□，用乍（作憲）司貯，（毋敢）不善；易女（錫汝）玄衣、黹屯（純）、赤巿（韨）、朱黃（衡）、（鑾）旗。”山拜稽首，受冊，佩（以）出，反入堇章（返納瑾璋）。山（敢）對（揚）休令（命），用乍（作）朕皇考吊（叔）碩父（尊）鼎，用（祈）匃眉壽，□□（綽綰）永令（命）霝冬（靈終），子子孫孫永寶用。
膳夫山鼎 拓片
該鼎銘文首句載曆日詞語，其中年、月、日干支月相俱全，且為長篇記事銘文，紀年又是三十七年，是已知西周金文紀年更高的一例。該件高紀年器物年代的確定，對于西周青銅器以及西周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但其確切年代 問題一直有所爭論，至今亦無定論，主要有夷、厲、宣三種說法。
陳夢家、日本學者白川靜持夷王說，他們是將膳夫山鼎和毛公鼎相對比，認為其屬于夷王時器。據哲考證，周夷王在位年數僅有九年，毛公鼎的命書年代確實在周夷王元年，但鑄造或在厲王初年。故是說可以排除。
陜西歷史博物館的朱捷元、黑光二位先生詳細分析了膳夫山鼎的造型、紀年、銘文內容及書體，并且以和其共出的琱生鬲為參照，認為該鼎鑄造于周宣王三十七年。雖然其后的劉啟益、王世民也信從此說，但對學界的影響不大。
有影響的主要是李學勤先生力主的厲王說。據李學勤先生研究，從如下五方面考慮，可將膳夫山鼎定在厲王期：1)膳夫山鼎形制、紋飾近于宣王初的毛公鼎；2)山鼎銘文字體、格式類似宣王三年的頌鼎；3)山鼎所見圖室見于宣王早年的無惠鼎；4)山鼎所見南宮乎作有編鐘，鐘的形制、紋飾均似厲王未年的虢叔旅鐘；5)虢旅其人又見厲王三十一年的□攸從鼎。
李學勤先生認為，厲王執政之年，文獻記載有異。《周本紀》以為37年，而《衛世家》、《齊世家》《陳杞世家》《十二諸侯年表》則在14年至24年之間，今本《竹書紀年》僅13年。據晉侯蘇鐘已知，厲王在位年必超過33年。現據膳夫山鼎37年，可證《周本紀》載厲王37年奔彘說可信。今取厲王三十七年即元年說（為當年稱元），查張表，公元前841年，正月建丑壬子朔，初吉庚戌先實朔二日。
西周月相規制蠡測
李說晉侯蘇鐘為厲王三十三年器，對此哲并不同意。據哲考證，晉侯蘇編鐘曆日正合張培瑜《先秦史歷表》中的宣王三十四年，而周曆的王正月實際為上年的夏曆十三月，真正的年歲是以春王正月起始的。也就是說，晉侯蘇編鐘銘文曆日確實在宣王三十三年（丙午年）。膳夫山鼎曆日也存在類似的情形（后文詳解）。
雖如此，李學勤先生對膳夫山鼎的年證，哲還是非常認可的，認為是周厲王器無疑。哲和李先生稍有的分歧點，主要在于該鼎銘文曆日的推定上。李先生是以初吉為月朔為推，出發點就是錯誤的。金文中的初吉概指二、三日，并不在朔日。何況其說”前841年，正月建丑壬子朔，初吉庚戌先實朔二日。”可知銘文曆日偏離實朔有二日之多，要說銘文合曆譜恐怕過于空疏了。
哲通過多年的研究認為，金文月相不但是定點的，而且是有規律的。朔、望、上下弦月乃月相之四分矣，類節氣之二分二至。古先哲以朔不可見，轉而以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以代。
生霸死霸即上下弦月，初吉即胐日。因大小月影響，初吉在二日，則既生霸在十日，既望在十六，既死霸在廿四；初吉在三日，則既生霸在十一日，既望在十七，既死霸在廿五。古人制定月相稱謂必指月之特定某日，而非王國維所說四分。明白了古之月相的其中關節，則用以考求銅銘曆日無不中的。
月相詞語各家觀點
膳夫山鼎銘文首句已載曆日：”隹（唯）卅又（有）七年正月初吉庚戌”。初吉在庚戌，則朔日在戊申或己酉，正月為大月，則初吉在戊申。查張培瑜《先秦史歷表》，自周懿王元年（前900年）下查，有三個年份合。一為前897年1月2日，一為856年1月26日，一為前830年1月10日。之一個年份在周懿王四年，自可排除。第二個年份下距司馬遷元年（前841）十五年，似有可能。但其距懿王元年（前900年）為四十九年。若以此為厲王三十七年，則懿孝夷三王年數被壓縮到12年，故此年份也可排除。
那麼銘文曆日最有可能是在前830年1月12日。此年下距宣王元年為三年，若以此為厲王三十七年，則年數可視為三年。這樣的話，共伯和干政僅為二、三年的光景。這個結論應該是合歷史事實的。
毛氏西周斷代年表2022 0920
依據毛氏西周斷代年表，周夷王元年為前876年，厲王元年在公元前867年，此結論能為銅銘曆日校讎確定。如此鼎：隹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可考求曆日在前851年11月3日，此器為周厲王器，據此可推周厲王元年。
師詢簋也是元年器，銘文曆日為”隹元年二月，既望庚寅。”且銘中有”古亡承于先王”，表明此簋所記史實是西周中晚期王位更迭中，某王承位并非是父死子繼，而是由大臣力主下得以繼承。這樣的現象僅發生在周夷王、宣上。搞清此簋的年代則能確定其王世 。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何景成先生對師詢簋的年代做過精湛的考證。他認為，西周時期”亡承于先王”的唯有夷王而非傳統舊說的宣王。宣王前雖有行政之說，但宣王是在歷王死于彘地后嗣位的，并不合該銘史實。故其比較研究后認為，師詢簋必是夷王器無疑。
哲對其說深以為然。結合銘中歷日以推，既望在庚寅，則得朔日在乙亥。以張培瑜《先秦史歷朔日表》查對校真，并結合哲所擬定毛氏西周斷代年表，則求得公元前876年2月22日（即周夷王元年周正二月既望庚寅日），正是師詢簋所記史實發生之日。
孝王元年可據曶鼎曆日：”隹（惟）王元年六月既朢乙亥”，求得在前884年。如此，孝王在位年數為八年，周夷王在位年數為九年。《御覽》八十四引《史記》：「周孝王七年，厲王生，冬大雨雹，牛馬死，江、漢俱凍。」此記載或為史實，則可推厲王12歲即位。
歷始革典
周夷王時，王室衰落，且與諸侯國之間矛盾激化。夷王用鼎烹殺了齊哀公，并立其弟齊胡公為新任齊侯，齊胡公繼位后將齊國的都城從營丘自己的封邑薄姑。但事后不久，齊哀公同母弟姜山又發動擊殺胡公，自立為齊君，稱齊獻公，把都城從薄姑遷到臨淄。此次齊國事變表明，周的權威已大大削弱。
與此同時，周朝的外患問題非但沒有被以往的征伐平息，反而愈發嚴重。尤其是南方的楚國，楚君熊渠叫囂”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封其三子為王，公然反判周。周夷王面對楚人這一明顯的挑釁行為卻只能默不作聲，毫無辦法，只得任其放肆無禮。周厲王即位以后為了扭轉王朝江河日下的局面，下定了革除舊典、實行新制的決心，大刀闊斧實行，史稱”厲始革典”。
㝬簋為厲王十二祀年器，銘文可謂是厲王的內心獨白。此年厲王23歲，作為一個銳意的孤家寡人，面對周夷王留下的爛攤子，難以沖邊一群陽奉陰違的既得利益者構筑的藩籬，只能孤獨地向祖先祈求力量和勇氣。
結合前面所說，”十又四年，厲王生宣王”，表明厲王25歲生宣王，至三十七年奔彘時，宣王大致為23歲；三年后被立，為26歲；在位四十六年，則年壽為73歲。周厲王三十七年流彘，三年后崩，自元年即位到崩年為40年，加上在位前11歲，年壽蓋為51歲。
需要細說的是，膳夫山鼎銘文曆日在前830年1月12日（周正月初吉庚戌），貌似在周厲王三（辛未年），其實不然。
周人年歲的劃分亦是以立春日為起始的，銘文曆日的干支年是在庚午。和晉侯蘇編鐘一樣，周王正月實際是當年的夏曆十一月。西周春秋時期，王公即位皆在春王正月（夏正月），始稱元年。夏曰歲，周曰年，商曰祀，所指者同一也，皆從夏正月起算。可見，所謂周王正月，就是當年夏歲的十一月。
《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不以二月后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所謂三正，實際上是司天者對本年和下年的調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也。夏人是以立春日為一年（卒）始。商認為，確定了大寒日，則可推溯出立春日，故以大寒日為殷正月之始。而周認為，確定了冬至日，則可推溯出立春日，故以冬至日為周正月之始。
逸周書《周月解》說，”周正歲首，數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所以周人取夏歲的十一月間的冬至日為歲首。《史記·曆書》有云：”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于終，事則不悖。”這個原則，哲相信在年曆的規制中也存在，就是三正的真正含義。
通俗點說，就是金文中的周王正月，并不是人們通常理解的為周王年之始。西周時期，年的概念和我們今人是一樣的，是以立春日為年歲之始。我們現在也是以立春日為干支年的始分點，立春日前一日歸于上一干支年。
史記周厲王三十七年奔彘，而膳夫山鼎的曆日在厲王三十七年的夏曆十一月（周之正月），可以推知，國人就發生在周厲王命膳夫山之后，更大的可能就是發生在周厲王三十七年的夏曆十二月間，也就是厲王三十七年周正二月內。
可以定論，《史記》所謂的元年在庚申，是司馬遷誤信了戰國時代流傳下來的”年數有十四年”的，由宣王元年上推十四年所得，并非是真實的共伯和干政始年。通過對膳夫山鼎曆日的考證校真，證實了周厲王確實在位有三十七年。周厲王三十七年奔彘后，王位三年，由大臣共伯和代執政。周厲王四十年，王崩于彘，在共伯和下，”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宣王，共伯歸共國。”西周行年數為三年，而不是司馬遷所說的十四年。如果一定要為共伯和行政確立一個曆點的話，公元前830年才是真正的”元年”。
毛家小子天哲寫于浙江金華
二〇二〇年九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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