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壬戌年是哪一年
陳麥青
“三吳墨妙”特展目前正在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展出。該展共展出93件（套）書法、繪畫作品，試圖呈現以吳門為中心的明代江南書法的發展歷程。
展覽中頗多珍品之作，如作為書法史上“吳門四家”之首的祝允明，此次大展及圖錄中，共有六件作品，數量不少，卷軸冊頁、信札小品皆備，且多精佳。其中那幅《夢游鶯花洞天記》楷書大軸，尤令人矚目。
展覽現場 攝影：盧紹慶
在家和相關學者辛勤搜求、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經過一系列的準備醞釀，由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白謙慎教授為學術顧問、薛龍春教授精心策展的“三吳墨妙”大展，終于拉開帷幕。而在薛先生主編的同名圖錄前，有其題為“明代江南的文人與書法”的長文專論，開篇便揭出此次大展的學術目的和意義，以及相關延伸的地域概念：
作為書法史上之一個地域流派，吳派的成長、興衰與歸于沉寂，引起了人們特別的興趣，除了那些偉大的藝術家及其追隨者，流派的生成，它的運作機制、效應以及弊端更是研究者 的重心。對此作出恰當的解釋，不僅可以對紀的江南書法有更深刻的認識，對于理解此后的書法史生態——各種地域流派的潛揚沉浮——也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雖以吳派所在的蘇州為論述中心，但涉及的區域則包括江南的松江、常州、嘉興，乃至、揚州、寧波等地。
接著，又從“啟示與醞釀：自明初宋克（1327—1387）至沈周（1427—1509）、吳寬（1436—1504）”、“吳門四家：鼎盛時期的祝允明、文徵明、王寵、陳淳”、“天下書法歸吾吳：文徵明影響下的吳法”，以及“周邊的挑戰：紀后期臨近地區的書家如豐坊、詹景鳳、董其昌等”這四個貫穿相連的方面，結合展品，以其扎實的文獻史料功底和長年的書法藝術素養，從藝術史研究的視角出發，不僅全面客觀地梳理了明代吳法由興起發展到全盛輝煌，又如何面臨危機、漸生變化這一重要過程的主要脈絡，更通過一系列相關書家及其作品的探討解讀，勾勒并凸顯與之密切相關的文學、文化以及、經濟等諸多背景，從而又讓一件件作為出品展陳的珍貴文物，活化成學術研究的難得資料。
如薛先生文中述及：“吳派也醞釀于成化、弘治年間，此時的徐有貞（1407—1472）、劉玨（1410—1472）、沈周、李應禎（1431—1453）、吳寬、王鏊等人頗具書才。他們中有幾位是朝廷的，對地方的影響力可想而知。”此處所謂對地方有影響力的，大概主要指先后位至臺輔閣臣的徐有貞、吳寬、王鏊。據清初錢謙益專輯明代文壇詩家史料的《列朝詩集小傳》所載，徐有貞武功：“詩文取通達，不屑為雕章飾句。晚遭摒廢，放情弦管泉石之間，好作長短句，以抒寫其抑塞激昂感慨，有辛稼軒、劉改之之風。草書奇逸，自負入神，登山臨水，釃酒悲歌，筆墨，流傳紙貴。至今吳下推儒雅，亦必以武功為領袖云。”吳尚書寬：“學有根柢，言無枝葉。更好蘇學，字亦酷似長公，而其詩深厚醲郁，自成一家。少壯好學，老而靡篤……弘長，沾丏閭里，迄今未艾。”王少傅鏊：“弘治間，文體舂容，士習醇厚，端人正士，如大鏞之在東序，而中吳二公為之眉目，何其盛也…… 以修潔為工，規模韓、王，頗有矩法；詩不專法唐，于北宋似梅俞，于南宋似范致能，峭直疎放，于先正格律之外，自成一家。”可知其當年多以自身地位學養、乃至年輩人望等，吳中風雅，流風所及，無論是文學藝術，還是修身行事，皆影響深遠。
徐有貞《水龍吟詞軸》
此次展品中的徐有貞草書自作《水龍吟詞》大軸，即是其退官返鄉不久，與相繼致仕歸里的祝顥、劉玨諸友同游靈巖，吟詠抒懷后趁興揮灑、特贈“石田（沈周）親家”的精品巨制，《石田先生詩鈔》中曾有述及，明人俞弁所著《逸老堂詩話》更在記述徐氏游靈巖賦此詞時，稱“此詞膾炙人口，盛傳于世”。圖錄中并有龍德俊先生據林霄、李會軍兩位先生各撰的相關 改寫而成的解讀文字，可助品賞。若從現場展掛的原件一眼望去，那隨興流蕩的點畫書寫、一瀉而下的通篇體勢，又讓人對其暢述胸臆、慷慨心聲的詞作內容，有了更加生動形象的視覺直觀；而當年諸老登高聯唱、引領風雅的場景，也許由此能給人以更加豐富的想象，并得與史傳文字，印證互觀。
展品中還有幾件內容題材類似的小品，也可一并為說。如王鏊的《秋晚白蓮詩》扇頁，不僅行草灑脫、氣韻可觀，更有一段相關故實，似頗可助談資。前揭《逸老堂詩話》卷下有記曰：
弘治乙丑，王文恪公濟之丁內憂，郡守林公世遠延文恪修郡志。時館于西城書院，庭中有白蓮一盆池，秋晚一朵忽開，文恪有詩，云：“埋盆若個便為池，玉蘤亭亭有一枝。不似格者少，奈因開晚謝還遲。庭前曉日自相媚，江上秋風空爾為。我欲舉杯同此賞，天高露下月明知。”吳中縉紳能詩者和之甚眾，勍敵殊罕，惟枝山祝希哲詩云：“賓館秋光聚曲池，玉杯承露閣涼枝。孤寒未必宜真賞，開布何須怨較遲。長恨六郎殊不肖，徒聞十丈亦何為。徐搖白羽開新韻，想對薇花獨坐時。”時枝山翁亦預纂修郡志，故前云云，為字險韻，句句帖題，文恪獨加稱賞。
乙丑為弘治（1505），因知王鏊此詩當作于該年。而當時所修郡志，即刊行于次年（正德元年，1506）的《正德姑蘇志》，該志附名者七人：杜啟、浦應祥、祝允明、蔡羽、文徵明、朱存理、邢參，皆吳中文學之士，王鏊既主其事，志館中得閑吟唱，和者甚眾，則其一時風雅盟主，似可想見。文徵明《甫田集》（四卷本）中，亦有《奉和守溪先生秋晚白蓮之作》。至于祝允明和王鏊，關系尤非尋常，早在弘治五年（1492），祝氏就因主考王鏊賞識，鄉試高中，明人陸粲《祝先生墓志銘》中述其事稍生動，曰:“歲壬子，舉于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
在中舉前一屆鄉試之期的弘治二年（1489），到為準備應試而借住岳父李應禎處的祝允明，因一場突發而又持續頗久的疾病，最終竟連考試都未能參加，據《祝氏集略》中祝氏自記，自該年七月中始感不適，至八月三日發作，遂返回蘇州就醫，歷五十日方愈。而就在此期間的九月，恰逢吳中名士周庚（原已）下葬，尚在病中的祝允明盡管不能前往盡禮，但還是特賦題為《哭周院判原已（己酉九月賦。是日公還玄宅，予以疾不能送之）》的詩作：“雅道凄涼后，何情當此悲。斯人不易產，中壽豈難期。鵬兆將無驗，雞年竟莫支。心曾周晚末，目不瞑嚴慈。地有顏淵代，天無伯道知。負公茲一餞，西望涕洟垂。”據光緒《蘇州府志》卷七十九“人物六”，“周庚字原已，初名京。家世業醫，而庚喜讀書，工古文辭……成化中以名醫征，辭不獲，勉強赴京。簡入御藥房，尋授御醫，遷太醫院判，卒。庚為人清慎文雅，狀貌瞿然。雖為醫官，而業文不廢。其詩沉郁腴豐，有奇氣。尤善行楷，然皆不茍作。”則此際也以力倡古文辭并擅書藝而聲名漸起的祝允明，對周氏這樣的同好鄉賢有所追悼，也合常情，然大病未愈仍勉力賦詩，似又非同一般。而此次大展中一件吳寬致王鏊的手札，又透出了其中更多的消息，據圖錄中陳文波先生的解讀文字介紹：
弘治二年（1489）二月二十三日，吳寬的表甥、太醫院院判周庚（字原已）病逝于，于是吳寬廣邀其生前師友為他撰寫祭文，王鏊在受邀之列。周庚于當年九月下葬，在此前不久，吳寬寫下了這封信，并準備好了用于書寫祭文的卷軸，托人一同寄給王鏊，叮囑他盡快著手寫作，同時還請王鏊轉告周庚生前的部分朋友，希望他們也能在葬期前準備好祭文或禮物。為周庚而寫的祭文今存三篇，分別為吳寬《祭周原已文》、李東陽《祭周原已院判文》和儲巏《祭周原已文》，其中儲巏一文是應李應禎請托而寫，而吳寬請王鏊撰寫的祭文不見，王鏊只有一首題為《哭原已次匏庵韻》的悼詩流傳至今。
吳寬《致王鏊札》
并進一步指出：“應吳寬之邀為周庚撰寫祭文，對于參與者來說，或可看作一次特殊的‘紙上雅集’——以同題寫作這一與往常雅集相似的形式來寄托共同的情懷——對故人的追思，同時也一如既往地表達對這個雅集群體的 感和認同感。”祝允明內、外二祖祝顥、徐有貞，婦翁李應禎，皆吳中名流，且均與吳寬、王鏊以及劉玨、沈周等交好雅善，多有往還；祝氏本人雖年方三十，但也已經和同輩中名士都穆、文徵明、唐寅等一起，嶄露頭角，故其追隨前輩，應該早已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
《夢游鶯花洞天記》祝允明
作為書法史上“吳門四家”之首的祝允明，此次大展及圖錄中，共有六件作品，數量不少，卷軸冊頁、信札小品皆備，且多精佳。其中那幅《夢游鶯花洞天記》楷書大軸，尤令人矚目。此為弘治壬戌（十五年，1502）七月，四十三歲的祝允明到時，“因寓宿于故金吾一江令公之第”，遂為主人作此長篇賦文并精楷書成，文辭華美，筆墨遒麗，高大氣派。據圖錄中高明一先生的解讀文字介紹，“一江公”名叫黃琳，少祝允明十歲，是當時皇帝派駐的錦衣衛統領，其伯父黃賜，曾任司禮監，黃靖庵（名不可考）任禁軍，皆為權勢顯赫的中貴。故高先生最后指出：“祝允明在半月間絞盡才華，極用典之能事賦文來迎奉黃琳，除其收 御府且以宋人書法為多，是祝氏學習寶庫外，黃琳顯赫的背景，或是弘治五年（1492）始中舉人的祝允明的終南捷徑吧。”因憶將近三十年前，筆者為拙著《祝允明年譜》出版之際所作的序言中，曾寫下過這樣的想法：
世傳希哲為人“簡易佚蕩，不拘禮法”，“傲睨當時，軼出塵埃”。本譜在考明其身世遭遇、一歷的基礎上，比較注重對此的考察和研究。通過其早年五應鄉舉、七試禮部，以求功名；中歲堅拒友人勸試甲科，但仍從謁選得官，出仕州縣；一直到晚年棄官歸田，酒色、放浪山水這一系列事實，展現其個人性格和生活態度形成、發展的全部過程。同時，由其一方面鄙視科舉空疏，力倡古文辭，一方面卻規勸友人唐寅研習科舉程文，以取科第高名；一方面放情詩酒聲色，一方面卻自嘆“卜居憐屈子，說劍憶莊生”等情形，反映其內心思想的矛盾復雜。并通過其痛斥理學空疏、禮法虛偽，又深懼文人以筆、舌罹禍等文字，探求其放浪形骸、憤世嫉俗的原因所在。這些，對全面、真實地了解和理解祝允明其人其事，或許還是具有一定意義的。
《夢游鶯花洞天記》（局部）祝允明
而祝允明與黃琳這樣的中貴權宦及其家族的交往，恰是一個極有意思、又很值得 的個例，惜囿于當時的條件學識，僅據相關著錄，在弘治十五年（1502）譜文中系錄了譜主為賀黃璋夫婦生辰而撰書《偕美賦》一事，且不詳黃璋生平事略，更不知其即為黃琳仲兄。而系于同年的《一江賦》，亦僅知為上海博物館所祝氏書跡，也因無緣獲睹，未明是為黃琳而作，均屬憾事。不過，在日后的讀書中，又曾于清人王應奎（1680——1757）的《柳南隨筆》內，看到過這樣一則記載：
祝枝山作《夢游鶯花洞天記》，有行書手錄本更佳，向吳郡某氏。康熙乙巳，吳逆三桂遣人持數千金至吳收古書畫器物，遂以三百金購此本去。時吾邑顧翁雪坡（文淵）適在郡，用雙鉤摹出。余從雪坡之侄文寧（士榮）見之，卷首有白文“南溪草堂”印，卷末有朱文“希哲”印，亦雪坡所摹也。聞吳逆之使滿載所收以歸，渡江舟覆，此真本為龍伯取去，無復在人間矣。
如今面對實物，回味之下，更知展品珍稀，故雖多感慨，仍慶幸眼福。
“三吳墨妙”,不僅是書法、人物、地域、流派，還有史跡、細節、場景、；這樣的展覽，既示范著書法史、乃至藝術史的研究思路，更拓寬了學術文化、歷史等諸多領域的探索視野。
責任編輯：陳若茜
校對：張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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