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屬鼠的本命年都有多少歲
2022 年8月19日是科學學家本-戴維的百年誕辰，他是默頓學派之外最接近默頓的學家，研究重心是中科學家的角色以及不同時代不同科學體制的比較，他認為科學家的工作是通過個人和之間的競爭而進步的。
在本-戴維的書中，科學家角色的初步形成出現在15世紀中葉的意大利，在此之前被視為匠人的藝術家，隨著市鎮自治權的逐漸擴大和某些家族的慷慨投入，經濟與條件都在不斷提高。17世紀后半葉，科學中心已從意大利轉移到英國，法國則在1800年前后成為新的中心；又過了40年，世界科學家 的中心轉移到德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而后科學中心轉移到美國。這樣，科學家角色與科學的發展，就被看作某些從一國向別國擴散和移植的過程。從體制化的角度來看，科學從17、18世紀的演變為19、20世紀的大學和科研院所，科學社群也從知識精英的小組和通信 絡演變成強大的職業科學家共同體。按照本-戴維的觀點，科學的體制化意味著承認精密的和經驗的研究相結合是一種能夠發現新知識的探究方式，它要求科學實踐者在承諾向公眾公布自己發現的同時，對他人的貢獻予以普遍的評價。對于整個，科學的體制化要求言論與出版自由，以及和上的寬容，并適當的靈活性以便讓和文化能夠適應自由探索引起的不斷變革。
撰文 | 劉鈍
責編 | 李珊珊
以色列學家本-戴維（Joseph Ben-Dd, 1920-08-19~1986-01-12）
科學學是把科學看作一種現象，進而考察它與、經濟、、文化、藝術等其他因素相互關系的一門知識。一般認為，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它成熟于20世紀中葉的美國，主要得力于默頓（Robert Merton, 1910-2003）及其們的一系列開拓性工作。默頓在科學學上的地位，猶如頓（George Sarton, 1884-1956）在科學史上的地位一樣，這樣說不僅是出于對兩位學術成就的推崇，更是對他們為學科建設付出的艱辛努力表達敬意。作為學科建設的一個重要結果，1975年在美國成立的科學的（The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簡稱4S），現已成為包括科學學、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科學技術與（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等眾多分支在內的一個性學術，默頓正是它的創會 。1976年在康奈爾大學的4S首屆大會上，本書 本-戴維（Joseph Ben-Dd, 1920-1986）應邀在開幕式上作了唯一一個主題演講，默頓本人的報告則安排在大會宴會前。默頓是一個謙虛大度的人。英國科學家貝爾納（John D. Bernal, 1901-1971）1939年出版的《科學的功能》，在我國被有些人稱為科學學的開山之作，盡管默頓的成名作《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比貝爾納的書還早出一年。不過上個世紀30年代末，科學學的理論體系與學科規范還都沒有成熟，他們兩人的著作都只能說是這門學科的化劑。無論如何，4S設立的幾個獎項中，最重要的一個就以貝爾納命名，自1981年開始每年授予一位在科學學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學者。值得注意的是，默頓堅持要將之一個貝爾納獎授予并不屬于自己學派的普賴斯（Derek de Solla Price, 1922-1983），他本人則于第二年，隨后的三屆人依次為庫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和本-戴維。
請出默頓等一干，絮叨這些陳年往事，就是要強調本-戴維在早期英美正統科學學中的地位。以上提到的幾位人物中間，貝爾納和李約瑟都是科學家出身，庫恩主要是一位哲學家，普賴斯主要是一位科學史家，只有默頓和本-戴維兩人可以說是純粹的科學學家。就學術立場和研究旨趣而言，貝爾納和李約瑟 科學、技術與的看法深受經濟決定論的影響，庫恩對學的重要貢獻體現在科學共同體這一觀念的闡釋之中，普賴斯以倡導數量分析為科學學增添了利器，默頓及其學派以結構功能為幟志，主要 科學共同體內部的關系及結構、科學家的行為規范、科學獎勵制度等方面的學問題。本-戴維則是默頓學派之外最接近默頓的學家，研究重心是中科學家的角色以及不同時代不同科學體制的比較，他認為科學家的工作是通過個人和之間的競爭而進步的。
本-戴維1920年生于匈牙利西北部杰爾（Gyor）城一個猶太人家庭，1941年隨父母移居以色列并開始接受高等教育，1950年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歷史與文化學碩士學位，隨后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科學與管理學，1955年希伯來大學學博士學位。他從1950年開始在希伯來大學執教直到1986年去世，去世前還擔任該校喬治•外斯（George Wise）學講座教授和科學、技術與醫學的歷史與哲學研究中心主任。1968年本-戴維成為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1979年開始擔任該校教育與學系羅利（Stella M.Rowley）講座教授。除此之外，他還曾在北美多所名校訪問講學，包括哈、普林斯頓、加州伯克利、斯坦福，以及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以致許多人誤以為他是美國人。
除了大量有創意的論文之外，本-戴維出版了許多學術專著，包括《以色列的農業規劃與鄉村社群》（1964）、《基礎研究與大學》（1968）、《美國的高等教育：舊路與新途》（1974），以及《學術中心：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1977）等，又與人合編文集《文化及其創造物》（1977）。然而作為英美科學學傳統的領頭人之一，《中的科學家角色》（1971）一書無疑是他的代表作。
細心的讀者恐怕已經注意到，本書有一個副標題“一項比較研究”，不知為什麼舊的中文譯本沒有采納。其實這是 對本書主要研究的宣示，也是體會其學術價值的一個關鍵。如同庫恩一樣，本-戴維 的重點是涉及變革和轉折時期制度的演變，而不是那些平穩發展時期科學知識累計發展的細節。至于比較的對象，按照他在前言中對本書主題的概括，包括：
（1）古代和中世紀知識創造者與近代科學家的不同角色；（2）古代和中世紀對自然現象及其規律的探索者，與其他人文學者、道德家、家、形而上學家和神學家的不同地位及影響；（3）17世紀歐洲導致科學家從其它智識階層中分離出來的條件，以及19、20世紀導致科學職業化的條件；（4）科學的體制化在不同時期、不同中的發展情況。
本-戴維在之一章首節還提到科學學的研究路徑（approaches），舊譯本將“路徑”譯成“”，眼下這個新譯本對此給予更正是十分恰當的，否則讀者容易與前述副題強調的“比較研究”混淆。平心而論，原書這一部分的陳述顯得有些，可能 為了避免開篇過于冗長，許多意思力圖通過腳注加以說明——不幸的是，舊譯本刪掉了絕大多數富有學術價值的腳注。這樣，對于不夠熟悉相關文獻的多數中文讀者來說，就不容易理解 的真正意圖了，這里有必要給出一點說明。
按照本-戴維的意思，科學學的研究路徑大致有兩條：一條是互動的（interactional），另一條是體制的（institutional）；研究對象大致也有兩類：一類是科學活動本身，另一類是科學的概念及其邏輯結構。因此細分下來共有四種可供選擇的研究路徑：
（1）針對科學活動的互動研究；（2）針對科學概念及邏輯結構的互動研究；（3）針對科學活動的體制研究；（4）針對科學概念及邏輯結構的體制研究。
在本-戴維看來，直到他寫作本書為止，科學學中最重要的成果主要是經由路徑（1）取得的，具體來說就是默頓學派為代表的 科學家之間行為方式和關系 絡（學術共同體，通信，科學文獻的引用形式，研討會的習慣，科學獎勵制度，實驗室的分工、協作與競爭等）的研究；采用路徑（2）的研究基本上還沒有出現，采用路徑（4）的研究也存在著許多問題，因為沒有跡象表明客觀條件能夠實質性地影響科學思想的內容。因此本書將采用路徑（3），即對科學活動的體制化進程加以研究，具體來說就是比較分析不同和不同時代里，那些決定科學活動水平、塑造科學家角色和職業、形成不同類型科學的種種條件。
接下來三章處理的都是古代與中世紀傳統中 自然知識的智力活動，放在“比較研究”的框架中，大致對應上述比較對象的（1）和（2）。粗略地講，我們不妨稱之為之一類比較，也就是自然知識的探索者在傳統與近代中地位的比較，以及他們與其他智識階層人士的比較。這里用到的主要學概念是“角色”（role）——所謂角色，是指具有獨特功能的互動單位中某類人物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感情與動機的特定，這些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被視為有意義的。舉例來說，自古以來與教士就 天文學，農民掌握許多植物學的知識，動物學的知識對獵戶和牧人不可或缺，但是這些東西都沒有被整理成系統的規律性的知識，因此不能說這些人承擔了古代和中世紀“科學家”的角色。在17世紀近代科學出現之前，確有一些比較接近于“科學家”角色的人物，例如古希臘的哲學家、中世紀的大學教師、文藝復興時代的某些藝術家與人文學者，但是持久的科學活動所依賴的條件在任何傳統中均不存在。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古希臘是個例外，因為從希臘哲人掌握的知識的邏輯結構來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現代科學的嚆矢。本-戴維從角色的立場出發，認為古希臘與其它多數傳統沒有本質的區別，也就是未曾出現公眾認可的“科學家”角色，那些自然知識的探索者，不是被當作“愛智者”，就是某種具有奇怪癖好的專門人士。換言之，希臘傳統固有的，與其它傳統文化一樣，沒有也不可能開創科學活動持續發展所需要的普遍認同。
談到中世紀歐洲的教育，本-戴維認為起初與古代、中國或等其它傳統并無不同，學生們只是跟隨師傅學習神學、或醫學等專門知識。但是13世紀以后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在歐洲一些市鎮里，學者們被納入到一種教會 或世俗者認可、并且具有一定自治權利的法人社團之中，學生不再追隨某位師傅而是前往一所大學去求學。一群新的通過大學實現了有限的職業自由與平等，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從事探索。從的角度來看，這種貌似微不足道的進步提供了自由探索的體制化條件。不過總的來說，科學在整個文化中還處于邊緣地位，不懂自然科學知識不會影響任何學位的獲取。因為大學教育的目標是向提供律師、、牧師和醫生，所以制度上的決策必然傾向于將科學從屬于一般哲學與古典學術。一個特別典型的例子是，能夠閱讀蓋倫的經典被認為比學習解剖學和生理學更重要。
科學家角色的初步形成出現在15世紀中葉的意大利，在此之前被視為匠人的藝術家，隨著市鎮自治權的逐漸擴大和某些家族的慷慨投入，經濟與條件都在不斷提高。與他們地位改善更為密切的一個重要事實是，藝術家往往與建筑師、工程師、彈道專家甚至數學家的角色重合。布魯內萊斯基、阿爾伯蒂、達·芬奇等人就屬于這類多才多藝的人物。在藝術家和工程師的作品中，幾何學和力學了新的維度和生機，這是無法從中世紀的學院生活中體驗到的。對而言，更重要的是出現了一些與藝術家密切 的專業學者，如帕喬利、塔塔利亞、卡爾達諾等。這種 在解剖學和植物學領域更為緊密。到了17世紀初，意大利還出現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大學和學術機構，如靈采學院和西芒托學院。它們多由賢明而富有的貴族或王公贊助，很多成員的興趣集中在自然科學方面。這里不妨引用利略的例子：從思想與研究旨趣來看，他完全是一個近代意義上的科學家，只是經濟和上還有相當的依附性，裁判所能夠對他加以審判并定罪就很能說明問題。總之，文藝復興之后的意大利，城市規模仍然不大，由行會組成的團體千方百計地彼此隔離，也通過特權和傳統價值觀來劃分等級，而處于所有單元頂端的教會，更擁有超越一切行會與機構的特權。
此后的5、6、7、8四章，處理的都是科學或近代科學誕生之后的內容。在“比較研究”的框架下，大致對應前述比較對象的（3）和（4）。沿用上面的說法，我們同樣可以粗略地將之歸為第比較，比較的主要內容是近代以降不同中科學體制化的進程。這里除了“角色”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學概念是“科學中心”。本-戴維強調中心的傳承，而不是系統地比較所有的科學狀況。他認為，17世紀后半葉，科學中心已從意大利轉移到英國，法國則在1800年前后成為新的中心；又過了40年，世界科學家 的中心轉移到德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而后科學中心轉移到美國。這樣，科學家角色與科學的發展，就被看作某些從一國向別國擴散和移植的過程。從體制化的角度來看，科學從17、18世紀的演變為19、20世紀的大學和科研院所，科學社群也從知識精英的小組和通信 絡演變成強大的職業科學家共同體。
對于中國的許多專業讀者來說，“科學中心轉移論”似乎與日本科學史家湯淺光朝的名字 在一起。雖然湯淺的英文 早在1962年就發表在《日本科學史研究》上，本-戴維的書卻完全沒有提到，這也多少說明學術界對非出版物的漠視。不過湯淺主要以科學成果的量化指標為依據，闡述了一個現象，有關動力學的討論則付之闕如；相比之下，本-戴維 的重點是與科學家角色出現相關的整個的變化，特別是導致科學體制改變的那些復雜的因素。兩者相比，高下立見。按照本-戴維的觀點，科學的體制化意味著承認精密的和經驗的研究相結合是一種能夠發現新知識的探究方式，它要求科學實踐者在承諾向公眾公布自己發現的同時，對他人的貢獻予以普遍的評價。對于整個，科學的體制化要求言論與出版自由，以及和上的寬容，并適當的靈活性以便讓和文化能夠適應自由探索引起的不斷變革。
這些變化最早出現在17世紀中葉的英國，它們與多元化共生，得益于培根等人倡導的經驗傳統，皇家學會的建立、光榮與君主立憲制度的完善，這些都有助于科學從業者在英國充分的尊嚴。直到18世紀，所有歐洲大國中只有在英國，人們可以宣揚變革而無受之虞。英國的紳士科學家堪稱上流中產階級，他們一般家境殷實，關系優越，許多人從或職務中領取薪俸，也有人從事獨立的職業。他們本身不是，但通常與領袖有直接的 并為之出謀劃策。
英國之后，本-戴維相繼討論了法國、德國和美國的情況，時間上與科學中心轉移的脈絡一致。法國大和時期對智力機構的、巴黎幾所頂尖大學的誕生、德國大學的及應用科學的起步、有的科學計劃、美國的研究生院和專業院校、工業和資助的研究、分權與競爭等，這些攸關科學體制演變的環節在書中都得到精辟的分析。大致來說，法國更先出現資助的，開始聘用科學家擔任各種教育和職務，但是集權的使法國在面對有的科學活動的挑戰時顯得虛弱無力，因而也就難以維系持久的輝煌。大約19世紀初葉德國出現了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的大學，后來又有了與工業密切相關的研究所和實驗室。20世紀初這一傳統在美國被發揚光大，大學里的研究生院使教育與研究的 更加緊密，大學與企業、軍方和的合作導致更大規模的有的科學活動，競爭的壓力使學校的權力從董事會和校長那里轉移到系及其個體成員那里。在人類智識演進的每個轉折點上，科學活動的中心都向那些發生變革的轉移。
早在1988年，作為四川出版社《走向未來》叢書的一種，本-戴維的這本書就被譯成中文，定名《科學家在中的角色》。譯者趙佳岺當時供職于浙江大學，后來他也參與翻譯了另一部科學學名著科爾兄弟所著《的分層》。趙佳岺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1981年招收的首批科學史研究生之一，指導教師是我國著名科學哲學家范岱年先生。范先生自己則于1986年領銜翻譯出版了默頓的《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同樣列入《走向未來》叢書系列。時值不久，中國的學術園地荒蕪已久，百廢待興，范先生及其率先把科學學的經典介紹給中國讀者，是很有眼光和魄力的。
《走向未來》從書本封面及扉頁（四川，1988） 圖源：孔夫子舊書
一段時期內學在中國被視為學術禁地，科學學更是一個知識真空，當相關領域的研究者亟需補課，出版物與電子資料還不那麼容易的時候，這本書的中文譯本就顯得十分珍貴了。據我所知，許多從事科學學、科學史、科技及相關領域研究和教學的機構，幾十年來一直把趙譯本作為考研的指定參考讀物。不過時過境遷，當年的譯本無論從學術規范還是印刷質量來說都不夠完美，況且出版多年市場上早已脫銷。相信趙先生如果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一定會像他的導師范岱年先生重譯默頓一樣，把本-戴維的這一經典打磨得更為精良的。
這一缺憾多少由眼下這個新譯本補償了。譯者劉曉是中國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曾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隨我攻讀博士學位，學位論文《李石曾與北平研究院》在相當程度上涉及中國科學家的地位與科研體制問題。他于2022 年調到中國大學之后，由于講授“科技與”等課程的需要，深感本-戴維此書重要并決意提供一個更合乎學術規范的新譯本。與舊譯本相比，新譯本補上了被刪去的全部腳注，以及作為附錄的圖和表，它們對于完整理解內容和相關研究文獻是絕對必要的。新增的名詞索引則為讀者檢索提供了便利。享有學術聲望的三聯出版社愿意出版這個新譯本，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這篇序文已經拖了很久，主要是個人懶怠，精力有限。己亥本命年初，人在旅途，晨昏顛倒，與頑童嬉鬧之余總算草成以上文字。還是要感謝譯者劉曉令我重讀一遍經典，學而習之，不亦樂乎！
劉鈍2022 年3月草于大荒西地野茨廬
為劉曉譯《科學家在中的角色》（三聯，2022 ）之序文，節錄本亦見《讀書》2022 年第7期。
以上就是與1884屬鼠的本命年都有多少歲相關內容，是關于學的分享。看完本命年怎麼算開始后，希望這對大家有所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