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閏六月女命好不好
堯育飛
在晚清著名報人王韜（1828-1897）的日記《蘅華館雜錄》中，夾雜着兩份《蘅華館印譜》，其中之一冊收錄王韜所和自用達20餘方。在每一方印蛻周圍，王韜都簡要敘述的來歷。王韜日記中這兩份突如其來的印譜，給日記研究者提出了新的問題：日記和印譜這兩類文獻之間存在怎樣的關係？日記能為研究帶來什麼？日記中痕迹的存在是否可以修正人們對日記的定義？
一旦我們帶着尋找信息的目光去閱讀日記，可能會驚訝於日記中存在如此眾多的信息。日記的封面有，日記的首頁有，許多日記的天頭、地腳，甚至正文中都有。在日記正文中， 的記載也數見不鮮。從許多方面來說，日記都堪稱“集散地”。我們不禁要問： 為什麼要在日記中保存這麼多 ，留下的痕迹？
一、作為“集散地”的明清日記
在古代中，是人際交往的工具，一定程度上成為人們身份、地位、所有權的標誌。在許多場合，包括買賣和交易、收發信件、表明擁有某物時，往往都需要。堅固的成為一種信念和精神寄託，擁有甚至比生命更永恆的信譽。有許多別稱，時期趙汝珍在《古玩指南》中說，“之名稱極繁，曰璽，曰寶，曰印，曰章，曰圖章，曰圖書，曰圖記，曰鈐記，曰鈐印，曰記，曰戳記，俗曰戳子等不下十數種，其實本體上並無少異，只是名稱之不同耳。”紛繁的命名往往與它的使用功能有關，而這些功能又體現於日常生活和事務之中。於是記載日常和事務的日記最終難免要 的成分。
日記與有關者，大約分兩類：一類為圖像，是在日記中的“留影”，包括印蛻、摹寫的印文等；明中期以後，隨着石刻的普及，印蛻在日記中“出沒”的機會也越來越多。一類為文字，用以描繪形態，、遞等情況者。這兩部分內容均十分豐富，以圖像來說，僅僅印蛻就包括日記 所鈐及遞者所鈐，分佈於封面、冊首、冊尾等處。如潘祖蔭（1830-1890）《潘文勤日記》冊首即鈐印累累。日記中的，若鈐印於日記冊首或封面者，可以幫助考訂日記的遞等問題。如楊堅（1923-2010）根據郭嵩燾（1818-1891）咸豐十一年（1861）二月十二日之一行頂端“蓋有一顆一公分左右見方的篆書陽文‘小樗氏’的圖章”，推測郭嵩燾部分日記曾經郭慶藩（1844-1896）收。（楊堅《 郭嵩燾日記》）另有一類，則是日記中的其他，包括日記 經眼的。它們或鈐印於日記冊中，或被 用文字隨處記載。日記中的這些信息在考訂真偽、利用鑒定書畫等藝術作品時，有重要價值。 這些材料，張小庄等人編著《清代筆記、日記中的書法史料整理與研究》《清代筆記日記繪畫史料彙編》《明代筆記日記繪畫史料彙編》《明代筆記日記書法史料彙編》已多有輯錄，儘管這些著作並未以為中心，卻已然鈎稽了諸如《味水軒日記》等日記中的諸多材料。這些從屬於書法、繪畫的信息，是鑒定書法、繪畫真偽，辨明其流傳歷程的重要證據。
《潘文勤日記》冊首鈐印概況
明清日記蘊個體日常所用、所見信息，堪稱個體的“信息庫”，儘管這個“信息庫”規模有大小之別，卻承載個體及周邊的各類信息。如果參酌傳統印學的研究，利用這些材料，有助於解析不同之間的差異，有助於辨析與個人有關的其他文獻的真偽。
日記显示了古人對的 ，承載了它們研究的心得。在公開的印譜和筆記材料中，可見古人對的注意。在私家日記中，一些較為主觀的對的看法，保存更多。如賀葆真（1878-1949）光緒二十三年（1897）三月六日記載閱讀張穆（1805-1849）所編《閻潛邱年譜》，此書為其祖父購自河間，“首頁有潛丘印”，賀葆真即據此推斷“此必張石得其圖章，因印於每冊之上”。
日記記載印事涉及的篆刻、的購、用印的規則、經眼的概況等。這些與官印、私印有關 可以增補研究的材料，有助於提出新的問題，也有助於推動研究探索新的。例如，徐兆瑋（1867-1940）日記就記載大量真偽、刻印等事宜。有的材料涉及較為罕見的，如惲毓鼎1916年二月二十九日日記記載：“農會例會，啟用京兆尹頒發京兆省農會圖章（文曰‘京兆省農會之章’）。”許多在日常生活，也不忘叮囑下人攜帶圖章，這是他們日常交際不可或缺的工具。如嚴修光緒二十年（1894）十一月初七日日記，要求下人慎重對待他人請託書寫對聯，並提醒他們攜帶圖章，表明嚴修對贈送對聯有自己的定例，這種定例不僅體現在贈送對聯的數量上，還體現在對聯是否鈐印上。也因此成為人際關係親密疏遠的分界線。
日記記載的私人評語，有助於全面認識一些歷史上刻印名家。對趙之謙（1829-1884）的刻印成就，今人稱許居多，而王闓運（1833-1916）同治十年（1871）七月十一日臨行時，趙之謙贈印，但王闓運卻在日記中：“撝叔贈余名印，同人以為奇遇，不易得也，然刀法殊不在行。”同治年間趙之謙治印名聲甚大，但在一眾公共評價之外，王闓運私下卻認為趙之謙刀法不在行，給予十分嚴厲的批評。
日記對研究人物生平事迹也有諸多幫助。如吳大澂（1835-1902）《愙日記》揭示僅咸豐十一年正月至三月，就為郁子梅鐫“玉湖釣徒”“阿”“梅花似我”等五方，又為吳雲、金方輿、金潤方、周存伯、鈕叔裳、潘椒坡、陳新甫等人治印近二，白謙慎在《吳大澂和篆刻》一文中即據此推斷吳大澂很早即從事篆刻藝術，風格上既宗漢，亦有學習元人細朱文者。又如學者陳言利用周作人（1885-1967）日記中鈐印，推測周作人最早的書或許叫“光霽書屋”，並梳理張樾丞等治印名家篆刻“苦茶庵”等的時間 （陳言《和書法里的周作人書》）。而一些失落的印事也可憑藉日記材料鈎沉出來，如李軍利用潘鍾瑞《香日記》補正吳昌碩早期印譜的編訂曾獲潘鍾瑞（1822-1890）幫助。（李軍《吳昌碩早年在蘇州事迹補考——以潘鍾瑞香日記稿本為主》）。
綜上所述，日記的神奇之處在於， 的各種研究，所需的諸種材料，幾乎都能從中找到。就其最為本質的屬性而言，既是典章制度的產物，也可以是說是雕刻的工藝品。由於所使用材質的堅固性，往往具有考古學的價值，人們可以據以推斷雕刻的年月，流傳的經過。同樣，也可以就其藝術價值發表各種各樣的評判。畢竟是手工藝品，所蘊的文字，是以不同刀法刻出，所以的表面和紋理都構成一種藝術和審美。這方面的研究當然也讓人陶醉。 它所使用的材料，生產、過程也同樣備受人們 。當然，人們最關心的還是背後的人，無論是印人還是的流通者、使用者，都展示何以被使用，價值何在。的接觸者身份各異，地位不等，男人和女人，和民眾，文人和匠人，商人和其他手工業者，每個人接觸到的都不一樣，許多不只擁有一方，即便一方相同的，不同的接觸到的不同方面。如上所示 的各種可能研究方向中，與人有關的研究無疑是日記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地方。
沒有問題，日記是“集散地”；沒有問題，這一“集散地”有待於研究者開拓。問題在於如何開拓？本文主要以三種日記為中心，解析進入“集散地”的基本路線。通過高心夔《佩韋室日記》，我們試圖理清與日記 的關係；通過張廷濟《張叔未日記》《清儀閣日記》，我們試圖探討的價格和印史懸案；通過《黃秉義日記》，我們試圖分析用印的則例。這種研究設計基於如下目的：利用日記材料增益研究；解決通常的研究所不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甚至提出一些從前不受 的議題。“沿着舊地圖，找不到。”最終，我們希望研究的成果可以反歸日記研究，促進人們對日記的新認識。
二、高心夔《佩韋室日記》里的信息
晚清名士高心夔（1835-1883）曾為曾國藩幕僚，又與王闓運等人同為肅順（1815-1861）門下“五君子”，喜縱談，著作中頗多情緒語，散發濃厚的文人習氣，袁昶（1846-1900）認為高心夔“心跡文詞俱類柳子厚”。然高心夔也是晚清治印名家，《再續印人小傳》稱其“擅篆刻，專主生峭，不落恆蹊，於浙皖兩派外別開生面也”。所著《佩韋室日記》中保存許多治印材料。高心夔一生嗜印，曾自言，“凡人畢生不能一無嗜好以娛閑情，予於茲事，何能恝爾。”他將刻印之事作為閑情嗜好，這種對刻印的自覺，提升了他對的認知。對高心夔治印的心志、情趣及藝術成就，張劍在《高心夔日記》“前言”中已有較多揭示，並統計高氏所刻達70餘方，治印為曾國藩、莫友芝賞識等。高心夔將刻印、贈印、收印等印事記錄在日記中，是將印事看作生活中值得紀念的事情。不僅是高心夔生活中的重要物件。通過的記載，高心夔還在日記中搭建 的生活脈絡。儘管高心夔可能無意於通過重整他的日常世界，但在他散亂的日記中，卻時不時浮現的影子。讀高心夔日記時，不難建立一種基本的認識，即是梳理高心夔生活秩序、心態變化的重要事物，是高心夔日記的一條“金線”。
高心夔致莫友芝信札
嗜好的高心夔在生命的許多重要時刻，都會用到。他的日記始於咸豐庚申（1860）五月五日，這一天，高心夔躊躇滿志，知恥后勇，開始他的“佩韋室日記”之旅：
庚申夏五月五日戊戌（1860年6月23日），午驟雨，旋霽。予在淀園。是日予二十八生日矣，古十五志學，予將倍之，而荒惰若此，遂惕然有親書向道之意。遣奴子王慎奉書尹杏農、李眉生兩先生，問為學之要；又致書易笏山孝廉佩紳，以易出都赴曾湘鄉軍，告之明年亦當往也。主人裕亭尚書壽予玉辟佩印，慰導甚至，感不能已。予自刻“哀窈窕思賢才”印，蓋前一日已報朝考四等矣。
對高心夔而言，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是端午，也是他二十八歲的生日，距離古人“十五志於學”的年紀即將兩倍。在前一天恩科殿試中，高心夔因為“十三元”韻上出錯，被摒為四等。這一錯誤，高心夔已經第二次犯了。此前一年，高心夔已經在“十三元”上犯了錯誤，直接導致肅順對他的提攜無從用力。由於科場緊連仕途，這次失利對心高氣傲的高心夔而言是巨大打擊，因而他選擇在這一天立志“親書向道”。一方面，他向尹耕雲（杏農，1814-1877）、李鴻裔（眉生，1831-1885）詢問為學之要，又致信易佩紳，為明年前往曾國藩處效力尋找出路。為了銘記這一刻，高心夔還自治“哀窈窕思賢才”圖章以自勉，並且選擇在這一天開啟日記寫作。
對高心夔而言，是自勵自勉號，是一種印刻生命意義的重要物件。這次朝考四等對高心夔打擊甚大，此後數天時間，他不斷刻圖章，以泄憤懣，以慰傷心。又成為高心夔心緒的排遣之物。對此時的高心夔而言，何以解憂？似乎惟有。試看他此後二十天日記的記載：
五月六日，予自刻“山澤之臞”。
五月七日，讀杜詩、鈔《莊子》，刻印二：一“之清芬”，一“石鐘山民”。
……
五月二十三日，是日讀《後漢書》、《文選》。刻印一，文曰“緣督為經”，語出《莊子・養生主》。予自書篆，麓生奏刀，未竟，予又足成之，合兩人之力為此印，遂儼然傑作矣。麓生嘗為予刻“憂患之餘，有意於道”印，亦佳。晚為尹公刻印，背銘字，凡四枚。
五月二十四日，遣奴子奉印尹公。
短短二十天時間里，之於高心夔既是個人心緒寫照，也是舒緩心情，藉以自勉自勵的工具，同時還是他和師友溝通的重要媒介。就高心夔個人心緒而言，反映他情緒從低落回歸平靜，也預示他從困頓中走向堅強。五月六日，尹耕雲、李鴻裔均有書致高心夔，加以慰問。然高心夔內心十分失落，朝考四等意味着前途不妙，因而生出山澤之想，自比山澤臞，失望情緒溢於言表。至於五月七日，這種情緒仍然揮之不去。這一天高心夔面見皇帝，知道自己的歸宿是銓選知縣。“人窮返本”，故高心夔所刻印文為“之清芬”，心中不免思歸故鄉，故又治印“石鐘山民”。然而此時高心夔的前途已基本明朗，故他也不再幻想，此後將近十天未再以圖章化解愁悶，轉而讀《後漢書》、讀杜甫詩以壯志節，以紓愁困。至於五月，高心夔治印“歡喜堅固，可以長生（安）”，語出《》“乾之困”，意指不管外界如何言說，他要自守內心堅固的城牆，從而長久之安。這既可視作一種自我困頓寫照，何妨也是自信自奮的抒發。由於這種思緒的變動，至五月二十三日，高心夔進一步將自我的世界構築得更加完善，於是有謹守莊子保身全生的處世之道，故刻“緣督為經”圖章。至此，就高心夔個人而言，已經全面地反映他心緒的起伏流轉，從激烈歸於平靜，從憤懣趨於安寧，一種用世的激切心理暫時為平和處世之道所替代。
高心夔這一心路歷程，不僅通過自刻實現，也通過為他人刻印完成。在這一過程中，他曾為尹耕雲刻“珠玉為心以奉君”等，向朋友剖白自己心跡。這些的刊刻既是友人對高心夔的技藝的認可，也可能是對鬱悶的高心夔的勸慰。其中一些作為禮物的圖章的完成，並非高心夔獨立，他的同館友人黃沄（麓生）曾與他合作治印，不斷為高心夔修飾。這種藝事的合作，也不妨視作友誼的慰藉。
作為藝事之“物”、“身外之物”的，對文人而言，在許多時候具備和詩文作品共同的功能。閱讀詩文，與繪圖、刻印，對文人心靈世界而言，可能有着相同意味。對高心夔而言，檢點印匣，是舒緩心緒的必要舉措。這種舉措與讀書紓困在心靈療效上似乎不分軒輊。咸豐庚申（1860）七月，英法聯軍進攻天津，高心夔對此十分 。聽格林沁率軍與洋人戰事不利，高心夔連續兩日日記書寫心境，聊將日記作為排遣之法：
七月六日，是日收拾印匣文具，憂悶特甚。夜軍又挫矣。閱《程氏編》。
七月七日，是日閱《程氏編》，晚魏武“對酒歌”，深有所感。不聞天津事，悶絕。
愁緒難遣，憂悶難排，高心夔索性收拾印匣文具，做起枯燥的整理工作。這種物理性質的勞作，與讀書遣懷，吟“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看來並無高下之分。同樣有所感慨，同樣是“借酒澆愁愁更愁”。誠如高心夔咸豐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三日日記所言：
是日有煩惱事。刻印背字。余性殊激，有憂悶恆不能自寬釋，然用心頗一，故遇拂意事，每刻印、臨帖，消遣紛慮，久之乃平。雖或自克之道，亦其嗜好然也。
對文人而言，一些習慣性的行為或許如讀書作詩一般同樣值得。過去人們 文人心態，總是有意無意將目光鎖定在文人讀何書、引何書上面，以為這樣更容易把握心態的“內容”，至於心態的，那些有意無意的“行為”，往往一筆帶過。人們認為想要在“心態’和“行為”之間建立直接關聯，需要諸多佐證去完善，而心態“內容”和文本內容、文本思想的關係似乎更加理所當然，因而此類研究往往優先位置。可是，回到高心夔日記來看，這兩組對應關係恐怕無高下之別。一種行為（譬如刻印）對應一時期的文人心態，在日記中有時有確切的說明。既然 已經如此公開訴說他一系列行為的周遭與環境，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把他的心態和行為揭示而出呢？
高心夔《佩韋室日記》書影
既是高心夔的日常藝事，也逐步成為他的重要記憶之物。當高心夔將這些 的故事和回憶記錄下來時，日記也就成為他 的生命敘事，成就了他的心復之旅。生活里的，就是這樣進入生命，進入文字書寫，成為可貴記憶，最終緩緩從日記中道出。作為“物”的進入日記的歷程，揭示文人“雅玩之物”如何進入生命史，如何進入藝術史的過程。也正由於日記如此詳細記載了“物”如何進入個人生命，以及這種過程如何被敘寫，或有助於我們認識為何歷代文人如此精心營構他們的“身外之物”。那些看似無聊的藝術實踐，看似消磨時間的“玩意兒”，譬如圖章，何以令他們奮不顧身，有時如痴如醉，有時須臾不可離。如高心夔這樣的日記或許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根據《高心夔日記》，可釐清一些 問題。如《簡明篆刻辭典》“高心夔” 時，鈐印有“聲父”二字方印，揆諸該書其他條目，此似為高心夔所用印。然而高心夔日記明確記載，“聲父”一印實為咸豐十年七月，高心夔為翁同龢（1830-1904）所刻，此刻者為高心夔，歸宿則在翁同龢。
張劍整理本《高心夔日記》
另外，由日記記載信息，也有助於解讀日記中散落的印蛻。高心夔日記中一些嵌在日記的天頭、地腳，並非收章，僅僅是一些試驗的印蛻。譬如日記中鈐印有“懷新閣”，實際為高心夔為李鴻裔所刻，不過因為自覺所刻愜人心意，於是鈐印在日記中，以為紀念。在一般的使用場景中，這類“隨意”印着玩的情況可能存在，但今存材料中幾乎都不見蹤影。這類“隨意”鈐印的行為，表明在實用性、一本正經的藝術欣賞外，還有一些不可捉摸的意義，如高心夔此處鈐印，既不為表達什麼，也不為標記什麼，甚至也不為記錄這枚（與下文有意鈐印以求記錄有別），只是因內心一時喜愛，或是為了試驗刻印的效果，而偶然鈐印。日記中此類鈐印行為，因其隨意而顯得珍貴。
是高心夔心路歷程的寫照，也是他的人際 絡的一種連接物。由“之眼”出發，高心夔的日記不再是零碎的，不再是不易歸納的文字組合，而具有心緒流動的節奏在。在日記中的浮沉是高心夔心緒的反映，能夠串聯起散亂日記片段，使得根據對高心夔日記作分段處理成為可能。對複雜的日記而言，在許多時候，除去利用日記時間加以區分之外，往往很難對日記進行分段處理。在此前處理中，人們通常以某件事情的始末作為截取日記的根由，然由高心夔日記出發，則揭示了等物件也是為複雜日記進行分段的參照。
三、張廷濟日記中的印蛻和價格
張廷濟（1768-1848）為嘉道時期著名金石學家，所著《張叔未日記》《清儀閣日記》《張叔未日記雜稿》等分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地，部分日記已有影印本和整理本面世。張廷濟日記記載相關信息較有特點，茲舉其要如下。
上海圖書館所《清儀閣日記》
首先，《張叔未日記》記載諸多古印信息。日記中的印蛻，反映 欲給“留真”的觀念。除去後來者所鈐遞章外，日記中印蛻大體可分三類，一是 自鐫，二是 購或借閱的，三是 使用的。在不同的日記中，這三類印蛻的數量有所區別。高心夔日記所載 自鐫與使用的較為豐富，而在張廷濟日記中，個人使用或購的則佔據主流。如張氏嘉慶九年正月十三日記載“嘉興張廷濟字叔未行三乾隆戊子生嘉慶戊午科浙江鄉試舉之一”一印，這方印為高勉為張廷濟所刻。張氏此印，在日記中記上一筆，且鈐印於此。此外，還有一些自用，也鈐印於日記中。如張氏嘉慶九年（1804）正月十二日日記中抄錄自撰《戴昆玉先生小引》一文文後，鐫有閑章兩枚，一為“廷濟”，一為“廷”“濟”連珠印。這種的使用或許是為了宣示 的所有權，或許僅僅為了給這篇 作標記，以便利用日記編纂文集時方便抽取此文。
日記 購買的，無論是久遠的古印還是今人之印，也被鈐印到日記中。人們鈐蓋他人的，或許出於這樣一種動機：一旦把古印或經手的鈐印到自己日記中，自己便也部分地“擁有”了那些。張廷濟嘉慶九年正月購得“西畯真賞”一枚，即鈐印於當日日記中。對於雅好金石的群體而言，古印在群體之間流轉借觀，雲煙過眼，並不能購買，也不能長期持有，那麼，鈐印於日記簿冊似是上乘選擇。張廷濟日記中有數次借印而私鈐的記載。嘉慶二十一年（1816）閏六月廿三日條下蓋有“司馬氏”古玉印印蛻一方，文字雲：“玉印，黝如純桼，覆斗鈕。嘉慶丙子又六月廿三，晉帶視，印此。”因友人趙魏（號晉，1746-1825）攜帶此印過訪，“雁過留聲”，張廷濟便留下此印蛻。嘉慶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條下有一方印蛻，旁行文字雲：“銅印，壇鈕。丙子七月十一葛春嶼嵩寄視，當付還之。叔未張廷濟記。”借閱，鈐印於日記中，與張廷濟所編《清儀閣古印偶存》有關。日記記載此事，一方面備查，為歸還等事留底，另一方面，也給日記增添別樣意味，日記由此成為印譜編纂的工作檔案，甚至是編纂印譜的草稿。
張廷濟《清儀閣日記》書影
在攝影技術、複製技術尚未發達之際，清人保存信息除去拓印、鈐蓋印譜之外，只能更多地求諸文字描摹。此外，對於僅見印蛻的，他們也熱衷於摹寫。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張廷濟曾抄錄翁方綱（1733-1818）寫給文鼎（1766-1852）的一封信，張廷濟不僅全文抄錄於日記中，還在信末摹寫了翁方綱的“彝”方印。日記記載許多信息，但並非所有都有幸在日記中“留真”。嘉慶九年正月廿一日，張廷濟錢順甫帶回的諸名印，嘉慶九年十一月，“從姚友處買‘王禹私印’漢印一方”，李小舟為張廷濟所刻“蘭亭亭長”等，但這些均未在日記中鈐蓋。
此外，日記中還有一些印蛻，讀者無從確知其意義。如嘉慶九年八月廿七日日記中張廷濟所抄錄的陸遊《磚硯銘》后，有“張叔未”陰文方印。我們無從推測 的願意，或許他只是隨意蓋印，或許他別有深意，總之在日記中如何蓋印，日記 或後來的遞者有更大程度的自由，我們所能做的只是承認他們蓋印的自由度。何況，張廷濟別有印譜存世。那些未在日記中留痕的古印，在張氏《清儀閣古印偶存》中多有痕迹。
張廷濟《清儀閣古印偶存》的編纂歷程，在其日記中多有反映。該書道光十五年（1835）跋語中，張廷濟記載編纂印譜的艱辛歷程，自稱得於師友所助者甚多。跋雲：
數十年銖積寸累，仁和趙晉魏、嘉定瞿木夫中溶、秀水文後山鼎、嘉善沈幼清恪曾、孫戢圻，海鹽黃椒升錫蕃、錢寄坤以發、家質夫開福，平湖錢夢廬天樹、同里葛見岩澄、葛春嶼嵩、葛向之時徵、徐籀庄同柏諸君子之力為多。而汪友鐵庵， 吳門，金友蘭坡， 邗上，所攜致皆佳好，是亦可識也。
由日記中趙魏、葛嵩等人提供供張氏鈐蓋的記載來看，可知張廷濟跋語所言“銖積寸累”並非自誇，而是編纂實錄。嘉慶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記附錄他為錢天樹所編《漢印私譜》序雲：“予漢印少，而經眼者亦止數百品。”張廷濟收並不豐富，他能編成皇皇的印存著作，得益於江浙地區的金石氛圍。從張廷濟日記記載來看，借閱、傳觀、談論，在嘉興等地已經成為一種風氣。受益於這種密集流轉的大環境，張廷濟得以查缺補漏，通過借閱等途徑補充所不足，並且悉心將所見記錄下來。
其次，《張叔未日記》所保存的印蛻，有助於廓清印史上的一些懸案。如朱彝尊（1629-1709）之子朱昆田（笛漁，1652-1699）的“西畯真賞”，為1962年夏天，葛書征捐贈西泠印社的“四十三方印”之一（事見葛賢鐄《葛昌楹捐贈“四十三方印”之考證》）。這批多數見於《傳朴堂印菁華》《丁丑劫餘印存》《明清名人刻印匯存》等印譜中。然而，“西畯真賞”一印“未輯拓於上述諸印譜或鈐於拓摹貼於扇，故至今未能探尋得其‘留痕’所在。”前所述張廷濟於嘉慶九年正月購得“西畯真賞”印，至嘉慶九年十一月廿四日，篆刻家文鼎造訪張廷濟。是日日記內，即增加兩方印蛻。其中一方即是“西畯真賞”，旁有一行字雲：“朱笛漁先生之印，張廷濟，文鼎勒款。”不僅再度表明葛氏所捐印即此方，且給這方印留下了1804年的“痕迹”。當日日記中保存的另一方印蛻為“竹田深處”，旁又文字雲：“《說文 》：‘篁，竹田也。’叔未解元居新篁里，覃溪翁先生署其戶曰‘竹田深處’，秀水文鼎篆刻其印並記。”張廷濟並未記載文鼎何時為刻印勒款，但由上述日記所載，可初步推測“西畯真賞”或是在這一天由文鼎勒款的。
《張叔未日記》“西畯真賞”書影
再次，張廷濟日記還記載不少的價格，為研究嘉道時期金石學的市場流通提供了有價值的材料。茲將張廷濟日記中相關價目表排列如下：
張廷濟日記所載部分價目表
從張廷濟日記所載來看，嘉道年間，漢代的通常價格是洋錢一元至兩元一方，如果品質出眾，如塗金龜鈕“騎督之印”則價格至五個銀元。批量的價格也在每一方兩個銀元左右，如浙江海鹽張氏所售者即是。由於清代銀元的購買力往往不容易測定，因此我們以張廷濟日記中其他書籍和藝術品的價格作為參考，以便對張廷濟購的支出有一些直觀印象。由張廷濟嘉慶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至日記記載可知，《東都事略》價格一洋錢又一百文，《鄭康成年譜》一百文，明人詩札十件（文征明、唐寅、唐順之等）價十洋，翁方綱書“祗平居”扁價一洋。一方漢印的價格與一部近代規模較大的史書如《東都事略》價格相仿，是小本書籍如《鄭康成年譜》的十倍以上，也相當於明代名人手札一件，或相當於翁方綱等當代書法大家的題匾。
從上表還可推斷，由於金石之學的興起，逐步成為可以交易的商品。不過交易這一市場尚不算十分活躍。張廷濟購買，也有從友人（熟人）手中者，可見市場確實還處於發育階段。此外，張廷濟購買很少在鄉間，而多半購自嘉興縣城和杭州，表明杭州和嘉興是浙江金石交易的中心。從中還可見，仍是藝術品中的小宗，在較大城市才有更多的流通，而一般古董商和書畫商人上門販售的多是書籍、書畫作品。需要指出的是，鄉居的張廷濟在與書估和其他古董商的交易中，已建立熟悉的人際 絡，他的服務於印譜編撰，因而往往可以通過借閱，而不必購買。
張廷濟的金石書畫鑒活動十分豐富，然而，這一過程是漸進發展的，是按照時序逐步累積起來的。張廷濟日記中的材料，提供了嘉道時期一位金石學家誕生的歷程，也勾連起古老的金石學傳統。活動作為張廷濟金石書畫鑒生涯的一部分，為理解一位金石學家如何收編金石，從事研究，最終建立自己在金石書畫領域的聲望，提供了觀察的窗口。而日記是提供這種理解的關鍵，它所展現的嘉道時期的金石學面貌，具備一些特殊性，譬如市場、價格、印譜編撰的過程等，為理解嘉道時期金石學興起提供了可以觀測的變動背景。
四、私人用印規則的公開化
一旦被使用， 它的使用規則就成為必須考量的因素。中國古代 官印的使用，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這套完善的用印製度影響到私人的日常用印。在書畫作品中，人們在鈐印之前，就已經十分 用印的形式、數量、大小等，這些規則有時明言，有時候需要觀賞者自行揣摩。而這，也是 使用研究的大宗。對於存在複雜文藝交往和日常事務的文人而言，其日記往往保存較為複雜的記載。通過的使用規則傳遞信息，表達身份，或傳達自己內心的喜怒哀樂，這是文人常用的手段。不過這些隱晦的心理並不適合公開表達，而其中繁複和細微的變化，又使得他們自己常常混淆的使用規則，有時候自亂其例，於是在日記這些內心的想法記載下來，就顯得十分必要。
王韜日記中保留諸多本人的信息，僅傅斯年圖書館所《蘅華館雜錄》六冊，就保存王氏“蘭卿”“蘅華館主”“家住吳淞第六泉”“琅珍賞”“蘅華溪館”“遯叟書”“長洲王韜”“紅蕤閣女史”“淞北倦民”“此心聊與此山盟”等印。王韜《蘅華館雜錄》第四冊咸豐三年九月至咸豐四年五月之間，存有《蘅華館印譜》一種共11頁，鈐印20方，每一鈐印均記載釋文， 概況等。如印譜之一頁，“眉珠小庵華曼印”，釋文“此印乃甫里曹氏舊物，余售之於洢人師手。紐刻一獅，極為細巧，字乃許錦父所鐫。壬子仲秋燈下志。”這些都是研究足資採用的材料。
王韜日記中的《蘅華館印譜》
僅就王韜用印的規則而言，在印譜中也有體現。在之一種印譜中，王韜記載了一方“平安家信”，印譜記載雲：“是印刷乃恭弘=恭弘=叶 恭弘 恭弘文照耀所刻，余以百文得之，印諸書札上，使老親見之，喜動顏色也。”第二種 《蘅華館印譜》存印38方，也記載一方“但願生生世世為夫婦”印，補註雲：“私札往來，用以示信，亦佳讖也。”不過，總計58方的印譜只此兩印記載用途，可見王韜並不願意過多地在印譜中显示自己的用印規則。
但在日記中， 實際上可以毫無保留公開自己使用的規則。正如奧斯卡・王爾德的所言：“一切藝術既是外觀的展現，又具有象徵意義。”對古代文人而言，個人的 、用途等均有自身特色，這一整套與有關 往往並不公開宣示，有時候需要深入細緻地歸納推斷，才能捕捉一些所蘊的意義，而日記則將的其他信息與予以。
例如在浙江台州人黃秉義（1874-1920后）日記中，就清晰記載了的使用規則。黃秉義丙午（1906）正月初二日日記記載：“余自本月初一日起，與友人來往信件名字之‘頓首’草字中蓋一‘侶’字篆字小戳一方，與長輩來往信件名字之下書‘謹肅’，或‘叩首’字上蓋一‘秉義謹肅’篆字圖書一方，以作記號。……另有官名及別字號等及一切圖章蓋用余書篆字或行書用，均不得為憑也。”可見黃秉義使用十分謹慎，僅僅書信中的，就因收信人的輩分、信件的重要程度等，而使用不同；即便是信套，黃秉義也用不同加以區分。在私人信件之外，對於借貸憑據、收條等，黃秉義又使用另外一套用印規則，以此作為憑據。
黃秉義日記的用印規則介紹
黃秉義日記的用印規則介紹2
或許因為這些用印規則過於繁複，不便記憶，黃秉義又將鈐印在日記天頭位置，再作說明，以便自己用印時不至於出錯。儘管黃秉義沒有明言，但這些鈐印在日記中的連同說明文字，實際構成小型印譜。不過這個小型印譜較為特殊，即它主要說明的用途：
“侶”：此方圖書與平輩來往xx蓋用，亦是通用，還是余書信函為記。
“勤以補拙”：此有緊要函件蓋此圖書。
……
“質誠”：此方圖書蓋用余書篆字，或行書用，本不另記，因與上塊方式“質誠”圖章均是同字，分別詳記。此方長式圖章，不足為憑。
對黃秉義而言，這份小型印譜是他收發信件、辨別信件重要性的憑證，也是他收發物件、認定券據的判斷依據。這份小型印譜集中這些印戳，是日常事務逐步增多，黃秉義不得不加以處理的必然產物。可見，進入日記，並在日記中佔據越來越多篇幅，是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的體現。此外，這份還提醒研究者注意，清人使用有許多隱性的規則，這種規則往往只有他個人清楚，很少對外宣揚。畢竟，這些不僅涉及人情的深淺，也涉及田產、銀錢等重要經濟問題，故而個體往往甚少宣揚的使用規則。也正因此，日記中此類材料才顯得可貴。
也正由於一般人不開的使用規則，故而日記是否記載用印的規則，有時也可以測定日記私密性的指征。許多日記都是私人寫作的產物，但是一些日記從寫作起就預備給人瀏覽。日記的公開程度與私密性如何區分，邊界在哪裡，往往不容易把握。除去一些公開性的日記閱讀記錄之外，人們很難斷定一部日記的 是否打算公開他寫的日記。然而，對於日記規則的詳細介紹，可能作為測定日記私密性程度的一個標誌。即，如果一部日記記載詳細的用印規則，那麼 寫作日記時往往無意於公開日記。畢竟，向外人公開私人的使用規則，對個人的生活構成潛在的風險。
五、日記一定是“寫”出來的嗎？
進入日記，首先對日記研究者提出了一個問題：日記必須是“寫”的嗎？現存的大多數日記都是 一手寫就的，偶爾有別筆或者抄錄，甚至有有一些圖像、卦象或其他號是手繪而成的，然而不管怎樣，都可以看成是“寫”就的。“寫日記”成為我們看待日記的一種直觀印象。可是進入之後，日記就不完全是“寫”的，至少有一部分是“鈐印”而成。“鈐印”由此也成為日記生產的一種方式。“鈐印”成為日記的一種創作方式以後，了日記是寫出來的刻板印象，卻揭示日記之於 的一類本質功能。即日記 總是想要努力把生活記下來，如果條件足夠豐富，他們可能試圖將生活的一切都記載進日記。寫是一種手段，鈐印也是一種手段。的加入使得日記突破了書寫的範疇，一定程度上為日記增添了視覺化的要素，從複製和組合的角度實現對日記傳統的發明和文化再創造。
進入日記之後人們思考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 要在日記中散落地記載信息，而不是以印譜或其他方式將信息集中顯現？換言之，日記為何能給及其周邊營造“氛圍”。探討這一問題應該回到中國古代生活中去理解。誠如孫慰祖先生所言，中國的不僅是一種藝術現象，它“首先是深刻地參與中國、經濟活動的制度之器。這種兩重身份使它與其他藝術部類如書法、繪畫的研究與解析角度很不相同。……因而，要比較全面地揭示中國歷史發展的狀況，闡釋具體作品，都不能僅僅 它外在的表現，尤其需要探究深層的、經濟、文化的因素及其自身淵源這條暗線”。在中國古代有着重要作用，在明清契約中，更有着廣泛應用，已經滲入日常生活的肌理層面。明清時期的較以往更為繁複，外加金石學復興和璽印收風尚的推動，文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難離開。這就使得一旦日記試圖比較完整記載耳聞目見，記載日常生活，就很難不涉及信息。可以說，日記中“氛圍”的形成，不過是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的反射。
“氛圍”的營造是日記無意為之的結果，然而執着於記載日常生活的日記最終必然涉及，並不可避免製造“氛圍”。這就揭示日記的一項特質：隨着某項事物不斷湧現在日常生活中，它必然走進日記。甚至不妨推論：生活的界面有多寬，日記記載的邊界就有多廣。而新的事項進入日記，也不斷修改日記的定義，例如 日記的生產，的進入就人們思考日記必須是“寫”的嗎？日記這種功能的變化，最終也可能影響新事項的界定。就而言，日記的介入提醒人們注意印譜的一種生產，即日記是從進入紙本的“過渡空間”，印譜可能需要經過日記這一中介而生成，例如王韜《蘅華館印譜》就是一例子。日記也為觀測新事項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窗口，為新事項（例如）走向專門的著述展示了較為完整的“滴定”過程 。
就以往研究而言，日記並非研究的必備材料，但增添日記新材料無疑有助於研究。就日記研究而言，將日記中的信息出來，有助於測定日記這一新材料的功能及其邊界。這種將信息從日記中、進而復歸日記的研究思路，對日記研究和研究都是一種利好。由於這些信息本來蘊於日記內部，因而無論就“之眼”觀看日記，還是從“日記之眼”觀察而言：日記都可以自為一種研究。
注：本文系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整理與研究”（18ZDA259）階段性成果，由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首發。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張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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