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的起源與發展

從綜核名實到玄遠之學

名教云云，其實際的意思是因名而立教，其中包括了政治體制、人才配合以及禮樂教化等等屬于文教制度的內容。所謂東漢以名教治天下，即指東漢的政策、制度均是建筑在儒家道德原則和人倫規范基礎上的。然而，東漢末年，名教顯然己不能夠維系人心了；根據名教標準選拔出的官吏由于名不副實，不僅不能起到管理和控制社會的功用，反而加速了社會的腐敗和崩潰。面對這種情況，一些意欲有所作為的士大夫是頗覺痛心疾首的。王符在《潛夫論•務本篇》中指責道：內孝悌于父母，正操行于閨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炫世俗之心者也。漢末魏初，曹操在北方建立起政權，遂有恢復大一統帝國、取消地方分裂的意圖；他的反對名教，實在是為其打擊世家大族的政治計劃張目。《文心雕龍•論說》稱魏之初霸，術兼名法，道出了曹魏政權名法之治的特征。由此，在先秦時便帶有一定政治色彩的名理學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其現實目的是通過綜核名實以達到官無廢職，位無非人的理想政治狀況。

1.士的興起和察舉制度。早在秦始皇完成了統一大業后，原先六國中的世襲貴族便己隨之消失。按照秦始皇心目中的帝國原則，除了皇帝這一系理所當然應該世代相傳外，其余政權結構中的人都只是皇帝所任命的臣子，可以隨時予以罷免。這樣做的結果，等于是取消了貴族的世襲制度。不過，盡管漢初的制度、法律一切沿襲秦舊，這一原則卻自始就沒有能夠徹底實行。到了東漢末年，在執掌政權的貴族中己然無形間又形成了新的世襲階層，魏晉時將這一
階層稱作門閥士族或門閥世族。相對而言：

貶稱庶族。這一新興的世襲階層之所以被稱作門閥在野的一派則，當然因為它是靠著門第來維持其社會地位的；而世族的稱呼，也只是表明其具有世襲特點的社會地位。但是，士族云云，其中就頗有些深意了。從歷史上看，春秋以前，士只是貴族中最低的一級，地位并不突出。戰國以后，士作為一個特殊階層，有了一定的獨立地位，在政治、文化等等方面都具有相當大的活動能力，逐漸躍為了四民之首。由此看來，將士族與門閥聯稱，表明這種世襲門閥是以士為主體的；他們不僅是政治上的貴族而且還是文化上的貴族。從有關的史料來看，士或名士在當時的社會政治中頗具影響，享有很高的聲望：

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后漢書•黨錮傳》）這里的三君、八俊、八顧等均為名號。門閥士族以一種相互標榜的方式，將一些具有相同德性或才情的名士歸為一類，用君（德才為一世所宗）、俊（人中英杰）之類的稱號彼此贊譽，一時間頗具顯赫的聲勢。造成門閥士族勢力強盛的原因很多。據現代史學大師錢穆先生分析，主要一點在于士對當時學術的壟斷：學術授受有限，往往限于少數私家，而有所謂‘累世經學’，既而，經學既為入仕之條件，于是又有所謂‘累世公卿’，‘累世經學’與‘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傳襲的勢力，積久遂成門第（《國史大綱》上冊，第184〜185頁）。至于另一個重要原因則與兩漢的察舉制度有關。
西漢初年，朝廷為了選拔優秀的統治人才，建立起地方察舉制度。從漢高祖、漢文帝直到漢武帝，都曾先后下詔，令天下察舉杰出之士。標準主要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簡稱賢良，稍后也泛及孝子、廉吏，簡稱孝廉。當高祖十一年（公元196年）發布的《求賢詔》首先提出：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并明確規定各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以后，漢武帝在《求茂材異等詔》中更直截了當地主張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所以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東漢以至魏，地方察舉制度基本上沿襲了西漢的做法。

由于人才的選拔以鄉閭察舉為基礎，對于人物的品評、鑒識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從《后漢書》的有關記載可以看出，當漢末之際，名士照例有一個品題，雖然尚未如后來的九品中正制那樣設有專門機構來進行辦理，但士人的品鑒實際上己由一、二人主持。以當時享有盛名的月旦評為例，《后漢書•許劭傳》

載：......天下之拔士者，咸稱許、郭。......初助與靖俱有局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可見，人物品評業己成為當時士人清談的一個重要話題，而總持評語的權力則集中在個別批評專家的手里。然而，這種起自鄉閭的人物品評也有很大的流弊。正如錢穆先生指出的那樣：地方察舉權任太守，無客觀的標準，因此易于營私。一面是權門請托，一面是故舊報恩。兩者遞為因果，使天下仕途，漸漸走入一個特殊階級的手里去。（《國史大綱》上冊，第185頁）一方面，賢良、茂才、至孝、廉吏等等，都是當時政府為了讓地方推薦優秀人才所立的名號；另一方面，在士大夫門第觀念的把持下，鄉閭間推選出的士子，其品行卻往往與這些稱號相反。對于這一類情況，當時王符便己加以嘲笑。稍后，晉朝方士葛洪在撰寫《抱樸子》一書時，引用了漢末的民間議論說：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樸子•審舉》）葛洪將這種情況統稱為名不準實，賈不本物（《抱樸子外篇•名實》）。

曹丕為魏王后，為了糾正這類名實不符的現象，同時也是針對當時因人士流移所帶來的鄉閭查考的困難，創立了九品中正制度。所謂九品中正，即是在州郡置中正，擇本地的賢而有識者主持；其識鑒、區別人物，共分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隨后供吏部選用。從政治上看，九品中正制是有利于世族的仕進制度，這當然同曹丕有意代漢為帝的用心有關，是想以此取得一大批門閥世族的擁戴。但是，另一方面，也由此引導了時人對名理之學（形名學）的重視。稍后，曹睿又開始謀求建立一種更具體的都官考課法，這項工作由當時著名的形名學家劉劭承擔。值得注意的是，由劉劭撰著、對日后玄風起有重要前導作用的《人物志》一書，便是對以往人物考核、品評中的隨機性內容所作的抽象概括。于是，具體的實際政治措施開始轉而趨入了較為抽象的名理研討；儒家的正名、法家的循名責實等等觀念都以新的形式重新引起士人的關注。不過，總體而言，正如史學家唐長孺先生分析的那樣：初期名理學家大抵由檢察名實，特別是由考察人物以至于循名責實使人位相稱，因此與法家相近。一到稍后，便轉入了道家。這中間有邏輯方面的必然性。但從社會政治一面論，名理學本來是針對東漢名教之治而興起的。曹魏政治即與初期名家相配合，所謂名法之治。名法之治要求檢察名實，其中即包含了法家擴大君權、裁抑大族的意義。到了齊王芳時，由于君權的削弱，政治趨于寬弛，皇帝也成為虛位，于是從綜核名實轉向提倡無為（《魏晉南北朝史論》，第3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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