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國哲學：樂天安命
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有很大區別，其基本特征可以說在于：西方哲學強調的是神—人關系的相分，而中國哲學強調的是天—人關系的相合。
西方哲學有一條從對神的崇拜到對神的懷疑批判到實現人的解放這樣的線性發展歷程，而中國哲學則始終沉浸在天人合一的玄妙圈內自得其樂。
天這個概念，在中國哲學中有特殊的涵義，正如李澤厚先生所指出的：從遠古直到今天的漢語的日常應用中，‘天’作為命定、主宰義和作為自然義的雙重含意始終存在。而中國的天人合一觀念，就其主流而言，雖然包含著人對自然規律能動地適應——這在今天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但從整個歷史看，更多的是意味著人對天命的敬畏和順從。
中國哲學主要分為儒、道、禪三家，無論哪一家，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區別，都離不開講樂天知命。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莊子。老子講道法自然，歸結為無為而無不為，莊子則講無為至樂。怎樣才能無為至樂呢？莊子說：達大命者隨。一切都無所謂：呼我牛也謂之牛，呼我馬也謂之馬。莊子的妻子死了，他敲盆而歌，別人責怪他：這樣不是太過分了么？他說：人本無所謂生，本來沒有什么形體，也沒有生氣，是后來變得有氣、有形、有生了，現在又變化而死了，這就好象春夏秋冬四時的變化一樣。而今我妻子死了，如果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豈不是變成一個不通乎命的人了么？中國民俗中有紅白喜事——紅事指結婚、祝壽之類，當然值得慶賀，而白事怎樣會喜呢？原來，只要一個人是享天年而自然老死的，人們為他辦喪事就稱為笑喪——這也許正是莊子的影響所形成的吧！
禪宗是中國化的佛教，稱自己是如來的教外別傳，并且編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咐囑摩呵迦葉。
你看，在如來佛面前，幾千弟子眾皆默然，只有禪宗的祖師迦葉能夠微笑，這不僅是悟道的喜悅，也是中國樂天知命的會意表現。
禪宗講頓悟，怎樣才能頓悟呢？慧能說：一切萬法，盡在自身中，何不從于自心，頓現真如本性！那么，又怎樣從于自心呢？就是在挑水砍柴之中、就是在饑來吃飯、困來即眠之中、就是在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之中，就是在諸如此類的平常生活中持平常心。在各種宗教體驗中都有某種精神上的愉悅或滿足感，禪宗的特別之處在非常喜歡講平常講自然，在平常生活中，特別在與天地大自然的交往中獲得自己的愉悅。像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時有白云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等，不也體現了樂天知命的意趣么？
董仲舒曾說過：
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天亦可。
于是，中國的命運決定者從天轉移到天子即帝王以及各級封建官吏、轉移到宗法家庭家長制度中去，在這些一層又一層的命運決定者建成的巨大的封建社會金字塔的壓迫下，能有幾個人做到樂天知命呢？孔子不得不感嘆畏天命，即使像莊子那般逍遙的人物，也一再說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對廣大老百姓，樂天知命只能成為聽天由命了！
在這樣人為的沉重的命運金字塔之下，中國哲學上的樂天知命遭到了極大的扭曲，異化為現實生活的求天保平安。中國人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安居樂業。出門送親友是祝一路平安，格言中有平安二字值千金等。求平安簡直可以概括中國人普遍的心理狀態。
孔夫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而他自己呢，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他自己是50歲才知天命，可見知天命之難了。既然知命很不容易，那么，孟子的話則反映了多數君子（儒家知識分子）的心態：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
這段話表達了中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在沉重的命運金字塔下，不逃避政治，仍然要正命、即要頑強地盡心、盡其道，為國家為社會做出自己的努力，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宗旨。在此宗旨之下，還有不少人明知危墻、桎梏，也敢于舍生取義、殺身成仁。
在中國思想史上荀子講過制天命、王安石講過天命不足畏和造命，都要求知天命，在知命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因此，中國哲學的主流畢竟是講樂天知命。盡管樂天知命長期來受到極大的扭曲變形，它所包含的積極進取的精神、合理內容及其美學境界，始終吸引著歷代許多思想家并使他們為之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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