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兩千年易學發展史上的兩派六宗皆有微詞，提出只有《周易·大象傳》體現了易學的真精神。筆者對于紀曉嵐此一見解可以說佩服萬分。從易學的發生源頭說，《周易》是一部占筮之書，這是沒有疑義的。但周人隨著理性的張揚，已經超越了占筮的局限，將它升華為一種關于境遇與境界的智慧。然而對于此點，后世只有極少數的思想家才領悟到。
在《易》學史上一直有兩個傳統，一個是筮占的神秘傳統；一個是演德的人文傳統。筮占的神秘傳統本是殷人的傳統，而演德的人文傳統則是由周人開創的。
《呂氏春秋·勿躬》說巫咸作筮，巫咸為商王太戊（約公元前十六世紀）之臣，這意味至少在商代筮法已然存在。上一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張政烺先生破譯甲骨文、金文中所見奇字，發現這些奇字乃是一種數字卦，它們分屬商、周兩個時代，而在商代就已經有了六爻的重卦形式。數字卦的發現支持了筮占起源于商代的傳統說法。而對《史記》、《漢書》較晚提出的文王演《周易》發明重卦的說法提出了挑戰。筆者十年前曾撰寫《文王演〈周易〉新說》一文（發表于《哲學研究》1997年第3期），依據《易緯干鑿度》所說演德者，文（王）等資料，提出文王對于《周易》的貢獻乃在于演德，而不是發明重卦，文王演德之書作為人君南面之術藏于秘府。另外周人又改編殷《易》為《周易》(指卦、爻辭)作為神道設教之術而掌于卜史之官。這兩種書一直是分傳的，并未合在一起。因此，歷史上有一個重要的事實需要體察：有秘府之《周易》，有方術之《周易》。秘府之《周易》用于演德，方術之《周易》用于占筮。
那么，秘府之《周易》是什么呢？韓宣子聘魯所見之《易象》是也。《左傳·昭公二年》記載：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魯昭公二年為公元前540年(當時孔子只有十二歲)，韓宣子(韓起)是晉國新執政的大臣，他代表晉侯來祝賀魯昭公新繼位，修盟通好(當時晉為盟主國)，受到特殊的禮遇，節目之一就是請他觀覽魯國秘府所藏的重要典籍——《易象》與《魯春秋》。中國人自古有寶愛故籍，尊崇先圣先賢的傳統。若是自己父祖所傳之典籍，奉之不啻神物。魯國是周公的封國，魯公室作為后裔典藏、寶愛文王、周公之書是很自然的事。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于此條下疏曰：
大史氏之官職掌書籍，必有藏書之處若今之秘閣也。觀書于大史氏者，……就其所司之處觀其書也。……魯國寶文王之書，遵周公之典。……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見此書而追嘆周德。
又說：
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故也。
他說周人所以能得天下，是由于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的緣故。問題在于，文王所作的《易象》究竟是一部什么書？韓宣子的贊嘆頗堪玩味：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我們可以把韓宣子的話作這樣的理解：《易象》一書堪稱修德的典范和立國的綱領，此書由文王創制，而由周公完成。周文王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以地方不過百里的小邦周要戰勝統治天下的大邦殷，唯以陰修德行善(《史紀"周本紀》)，爭取與國為國策。羑里為殷地，文王被囚于此，會了解到殷人的蓍占之術，文王對之加以損益改造，其用心并不在于把它當作打發寂寞無聊的玩藝兒，而是為日后以周代殷作一種思想理論的準備，因而作《易象》。
這是一部以卦象形式設定不同的處境來建立道德原則的。實際上，《易象》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導周貴族如何王天下的統治方略，是人君南面之術，向來藏之秘府，并不傳布于民間，一般人極難見到。當初，周公受封于魯，因其輔相成王，使世子伯禽代就封于魯。伯禽就封國時，備物典策(《春秋左傳·定公四年》)，韓宣子所見《易象》很可能是當時周室典藏的副本。而周室所典藏的書籍在驪戎之難已失，所以韓宣子說：周禮盡在魯矣!
孔子生于魯國，并曾相魯，他以述周公之訓為職志，應該親眼看到大史氏所藏之《易象》。孔子說：五十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矣。又說：不占而已矣。應該是就《易象》說的。以往學者對孔子與《易》的關系有過許多討論，但都沒能解釋學《易》與無大過之間的必然聯系，而從本文觀點看，這個問題是簡單明了的：因為《易象》是演德之書，不是筮占之書，如果懂得在不同境遇下如何修德，當然也就會無大過。長沙馬王堆帛書本《周易·要》有這樣的內容：子貢問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我觀其德義耳。史巫之筮，鄉（向）之而未也。孔子研習《易》理，走的是文王、周公演德的路線。荀子講善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篇》)這種不占之《易》乃是儒家之《易》的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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