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歷來言必《四書五經》，實則多系《四書四經》而已。讀書人每臨《易經》（《周易》）多望而卻步，既有潛心披讀者，也是考其文辭者眾而諳其機理者鮮。至于能夠達到學以致用用當通神者，尤為罕見，既有之，也甚乏理解者。于是，凡有成功記載與傳說，也多將其神話。因而，關于易學──研討《周易》之學，常令世人霧里看花莫名其妙。
況且，凡屬真知識必皆應驗，極有使用價值：助善可以匡扶社稷，福利蒼生；助惡堪使餒虎添翼，貽患無窮！須知古來中國人爭斗從無間斷，各方凡操利戈在手者，誰能授柄于人？因此，真傳難得。常以半部真經行文傳世，而另外半部人們則不立文字，只靠歷代口傳心授以延續。當然，這半部也會有一些片斷披露于歷代多種著述而文字各異。于是，以文字形式傳世的《周易》如無明師指點，就真如看天書一般，難以參悟易理，破譯爻辭，又添上一層神秘色彩！
更有甚者，借其名而欺世謀利，竊其譽而裝飾門面，徒令易學信譽沾污，使世人真偽難分，良莠混雜，尤以弓杯蛇影之心境，聞易而蹙眉搖首。
先父(李苦蟬)素重《周易》，視其為世界最高度文明之一推崇為中國眾經之首，對本人影響頗深。本人抱著參玄探英的心情，于丹青翰墨之余，亦不時涉足《周易》；雖未登堂入室，但胸中民族文化自豪之感已油然而生，愈激發了我對此道的興趣和歷史責任感。因此，覺得很有必要把有關這方面的部分陋見付諸文字。
一、《周易》──從普遍意義上斟酌與把握事物變化規律的經典。
《周易》一書之名，最早見于《左傳》。晉代出土之汲冢竹書，乃戰國中期魏襄王殉葬之物，其中有《易經》……（高亨《周易大傳今注》）專家們一般認為，《周易》最初的成書年代約在商周之際，歷經多人之心血勞動，始形成今天看到的《 周易》。其來之久遠無疑矣！系辭即借古代傳說以證明其由來之古：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此，對于《周易》之名，我認為理應首先按照其占文字之形意，以考其本意為妥。
先看周字，甲骨文作形、金文作形，乃田地園圃之象形，為田疇之意，衍義而為廣野。《周易》乾卦九二又云見龍在田……，龍可游蕩之田，其廣無垠！因而周又有周全、周密之義，如唐人描述疏體由畫為筆不周而意周，并且，周還有周普遍及之義，東漢 人鄭玄的《易贊》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與系辭的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義相近。唐人陸德明在《經典釋文》中也認為周字為周至也，遍也，備也，今名書，義取周普，劉大鈞同志《周易概論》早已備引如上典藉，以佐證此義。
那么，易字又作何解呢？易之甲骨文作形，若雙手捧一水器注入另器之形狀。至金文，省作形，郭沫若見此已疑為易字初文云：不見此形則不知其省文為何物！大康則明確指出，甲骨文、金文中字乃皆中截取的一角之形，晚則訛作形，至篆已盡失初形之意象，訛變為。許慎雖漢代文字學之佼佼者，但所見出土古文字的資料并不比今人多，故于一易而望形附會為蜥易，又云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實為漢時穿鑿之解，不堪信之。至近代，外國人又從易字上看出了鑰匙之形繼續穿鑿為打開生命奧秘的鑰匙之義了！殊不知，上古中國鑰匙絕無這類簧齒結構，如此考據之談，姑置可矣！當然，漢人以日月而喻陽陰變易，從而論述易理的用心誠可理解，例如魏伯陽《參同契．乾坤設位章》所云日月為易，剛柔相當正是以剛柔對應日月之詞句結構：剛柔者陰陽也，對諸日月之為易，實為變易之義了。至于系辭所說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的日月，亦僅取其陽陰之意。因為它說的象乃《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像即人眼中感受到的象。須知，古文字日為，月為；在古文字里，日月相合的字只有明──懸象著明（！）──明之甲骨古為或形，恰是日月交輝之狀！由此看來，虞翻注《參同云》談及易時，釋其字從日下月誠然是以遲文之形在附會其意，是不合初文原意的解釋。故此，系辭云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又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足見易之本義并非日、月，而是雙杯象形所示的斟酌之意。所以，對自漢以來的日月為易的主流觀點，我是不敢茍同的。
綜上所述，《周易》之名應解釋為從普遍意義上進行斟酌并把握事物變化規律之意。至于《易經》乃后人崇之而加上去的尊稱，以昭其經天緯地之功。正如系辭所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這，便是《周易》書名的本意吧！
二、易學的本質是預測學
人世間，凡無用之學皆難以傳世。《周易》之學能垂千載之久，為歷代智者、尊若神明，當必屬有用之學無疑！我認為《易》之本質正在于可預測事物發展過程與階段性結果，從而感到非常有用。正如《文心雕龍》所云易惟談天，入神致用。系辭云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研幾也。后人韓伯康解之極未形之理口深，適動微之會曰幾。系辭又云圣人以此洗身，退藏于密，吉兇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何為神？系辭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古文神字之主體申的形常出現在（電）與（雷）中，乃在人心目中閃電之象形，實在陰陽不測！復加偏旁(示)乃祭臺之古形，以示神圣之義，敬畏天的變化不測之義。故虞翻云神謂易也（此處之易乃變易之義）。可知，這里的神非指神話的人──宗教偶像而言，乃指遠古時代人們心目之中主宰天地人的一種無形的力而言的，正如系辭所云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實際上已是客觀規律的意義了！只要把握這種神──客觀規律，就可以為人所用。所以系辭告訴我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誠哉是言！應當認真地看到，我中國人這種偉大的客觀無形神之觀念由來甚遠，及至于老子的道──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法自然道之為物，惟恍惟惚（道）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道……淵兮似萬物之宗……范文瀾也感到了老子……是把天地萬物的運行生滅，看作純循自然規律，并無人格化的神存在，人對自然只能任（順從）和法（效法）不能違背它。（《中國通史》） 此觀念再發展到砸偶像的禪宗所力倡的真佛無相等等都很啟發我們貫穿思之！這里暫不絮議。僅從這種或隱或顯的思想脈絡中去求索，亦即從我們祖先的思想印跡──《周易》之中認知到這并無人格化的神將是很有裨益的。
《周易》可以極未形之理……適動微之會。而所謂神以知來正是預測事物未來的意思。而且，在這方面它具有相當精到的作用，誠如系辭所云……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聲，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于此？這種知來物的學問原先并不神秘，本是有簡單方法可尋的，系辭明示我們干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之，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對如此簡當有用之書，難怪孔夫子老年得之恨晚，嘆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深知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之理的孔夫子自然會深知預測順逆可以減少過失，因而韋編三絕地閱讀《周易》。這誠可從另一方面感到《周易》的預測價值。
然而，一談及預測，人們便會自然而然地以邏輯思維的常識想到：必需取到與某事物發展有關的一切確實參數（數據），并以它們之間應有的規律性關系──公式去運算，才能得到可信的準確的預測結論；就象現代的天氣預報一樣，連人造衛星都成為盡可能搜集全面參數之重要手段！對于這種預測方法，我們可名之曰常態因果關系預測法。但是，我們祖先卻發明了一種與之相反的方法，不妨相對名之曰非常態因果關系預測法。這種東方思維體系及其歷史成就，誠如西方智星愛因斯坦所感覺到的：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商務版《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要想真正認識這一容易被人誤解與忽略的智慧體系，首先須打破文明發達的今人頭腦智慧當然全面優勝于文明原始時代人的頭腦智慧之成見。應當想到，人自沒有文明──文字、語言之前的歷史要大大長于有文明的歷史，那時的人類在生死相系的集群生活中必有絕對勝似蜂蟻鹿群的特殊聯絡功能與特殊的溝通思想之方法；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也必有絕對勝似洪前鼠遷震前鯰躁的預感自然災害之高級本能。并且，那時的人類也必定有相互交流傳遞與向后生傳授這些自衛自利知識的特殊（非語言文字的）方法，這是生存本能中必不能缺少的組成環節。到了產生語言之后方可口傳心授。到了發明文字之初，人們便可以用這原始的文字語言去記錄（回憶）那很有實用價值的史前智慧成果。然而，文字語言的原始、稚拙之局限，終歸不能完整詳盡地存錄它們。我認為，這應是《周易》其書產生前的情況。宋朱熹也認識到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書（拙謂即‘符號’），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我們已知此點有誤，存其行文大義可也。）即今之《周易》。
古來皆有而近年方予重視的人體特異功能，以及氣功態誘發出來的同類特異功能這一客觀存在啟示我們：人不學而能與超乎常人的一些智慧與功能，正是人類頭腦中遠古無文明時代本能的高等智慧之遺傳基因，在偶然適當環境下的閃現，是極有價值的意外返祖現象！他們表現（反復再現）的不言而語、遙感、透視，特別是預感功能的實驗，一方面證明了人類特異功能的可喜存在，另一方面告訴我們：人類在不斷進化的同時還有其不斷退化的一面。人類文明成果日益發達的同時，無文明時代的可貴本能正在消退、遺忘！不要說一般人，既使象達爾文這樣的智者，也只看到了進化的一面，卻極其遺憾地忘記了那退化的但有可能創造條件誘發的另一方面。劉大鈞認為根據大地震前牛不進棚、馬不進廄、老鼠搬家的情況看，在遠古時代，人的身上恐怕也有這種預知自然大變異的本領。后來，這種本能遺失在由森林走向社會的路途上了。人們為了追尋回這種丟失的本能，幾千年來，他們浮著自己那點小小智力的筏子，走過了多少曲折而漫長的路！
世界上第一位將氣功理性化過程著書立說的是漢代的魏伯陽。他正是借助《周易》原理來闡述氣功的一位先哲，其名著《周易參同契》對我們的易學致用與探索遠古智慧具有難以估量的深遠意義。偉大的魏伯陽在這項事業中何等明確地強調了理論與效驗的聯系！他說言不茍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為征。英國李約瑟博士早給予此書以崇高的學術地位，國人心中又如何突破成見去深入認識此書以至《周易》的真正價值呢？從近兩年我國氣功界的學術表現來看，已說明了當代人們對《周易》價值與原理復興其本義的可喜認識！
只有在這樣可喜而良好的識《易》環境下，我們的話題才能再回到非常態因果關系預測中來。這一命名很可能令一些人誤解為不要任何參數依據，胸中無數地預測事務的發展。我以為并非如此。下面試以闡明。
所謂常態因果關系預測，乃是先有象而后有數，非常態因果關系預測則是先有數而后有象。前者是從象──具體的能被常識認可其存在的一切有關事物，及其已知的相互關系中，總結出以數學語言描述的既成結構，及其未來發展的可能軌跡曲線與形、質之變化狀況。從而可能以今知來──預測。現代智慧成果系統論中運用數學語言描述各種不同系統的理論研究和信息論中用數學方法研究信息的計量、傳遞和儲存的內容，都是由象而數的具體表現與運用。但在實際應用中，這類貌似精確──確定的數學就出現了千慮一失的死角。愛因斯坦發現只要數學涉及實在，它就不是確定的，如果它是確定的，那就與實在無關。它實際上只能從人們假設的客觀因果關系方面詳盡地描述實在，一旦要付諸實用（包括預測）──接受實踐的精確考核，則暴露了其間難以應付的隨機性與模糊性。數學在認識、描述事物的必然性與精確性組成的確定性方面駕輕就熟，但在認識與描述事物的隨機性與模糊性組成的不確定性方面則捉襟見肘。近代數學由此盡管已逼出了對付隨機性的概率論與對付模糊性的模糊數學，但由于西方思維體系模式的總體制約與強大的歷史慣性，總使它們跳不出模糊的準確之掌心。連模糊數學的創始人查德（LA Zadh），也感到人類推理所依據的信息本質上是可能的，而不是概率性的。比起隨機性，模糊性在人類認識的機制里有著重要得多的作用。（《模糊集》） 在近代，勿論一般系統論與廣義信息論的概念內涵中，還是現代軟科學中，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了對原有數學體系的補充趨向。偉大的辯證法在月亮自以為給人類黑暗帶來最大光明時，以小小的繞月飛艇首次揭示了它背著我們的黑暗一面！靠常態之因而果的預測學，既然以常態令世人習以為常，就必然有靠非常態之因而果的預測學同時并存。然而，對這一方面卻長期鮮為人知。
所謂非常態因果預測乃是先有數而后有象──以中國獨有的象數及其特有的變化規則來推演認識事物的未來。《周易》之用即在于茲。人們看來甚簡，無非是兩種（陰、陽以--、－符號表示）按三疊與六疊，依重復組合公式排成八卦與六十四卦；古人取陰陽之數組合成不同的卦象以推演問題。系辭云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圣人設卦觀象系辭焉而明吉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兇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慮之象也。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兇可見矣！劉大鈞云象由數來，理由象生……此亦即苦老（李苦禪）生前常稱《易》為數理哲學之原因所在。這里面的吉、兇、順、逆、休、咎、悔、吝確實比一、二、三、四來說，其含義的邊沿要模糊得多，但其指述事物發展階段之性質又是何等的準確！故此，我謂之準確的模糊。如此類推數來參悟、描述、預測一些具體事物的未來成敗、得失之可能性或其大體過程的發展曲線（包括末段的拋物線方向與軌跡）也就相當夠用了！這全過程正是《周易》卜筮之過程。我通過古今有關記錄特別是自身的屢驗，撥開了帝王時代層層愚民蒙昧的神秘迷障，深切感受到，《周易》卜筮之合理內核，這正是非常態因果預測的學問！
三、《周易》的使用方法
卜筮的出發點和目的就是預測事物的發展。這樣便需要一些方法，謂之筮法。《周易》的筮法記述，主要是楪筮法，其繁瑣亢慢，不簡也不易，恐非古法，或應古之俗語得道者不言道，言道者未得道？這道一如引言所談，是古人保守真傳的后果。易學發展到漢代，有京房披露的納甲筮法。到宋代有邵康節推出的梅花易數。以及道家秘傳的一些筮法。他們覓數組卦方面已使用金錢筮法，法雖殊異但在簡便快速方面卻勝于楪筮法。然而一般正統易學家們歷來多重視上了書、刊了字的楪筮法，其理蓋出自大衍之數五十云爾！似乎這是最可靠的古法。但值得深思的是，目前最古的《周易》版本帛書《周易》（西漢馬王堆出土）中卻沒有大衍之數五十的記載。這就大大啟迪了我們這樣的思路：古代筮法原本甚多，故簡而有效的方法一定相對存在于世。劉大鈞在《帛易初探》一文中指出今本“系辭”中“大衍之數五十”章的筮法，恐怕并不是春秋時代人們用以占筮的古法，當時還有別的方法。因此，帛本“系辭”無‘大衍之數五十’章不會是偶然的遺漏，而是說明了帛本‘六十四卦’在占筮時，可能使用另一種筮法。他還指出西漢之《易》，并非僅僅田何一家。《漢書、儒林傳、京房傳》：‘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相與同。（《周易概論》） 李鏡池在《周易探源》中也指出：《晉書》“束哲傳”載，在汲冢（魏襄王墓）發行竹書數十車，其中《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又有《易》縣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縣辭則異。這說明和《周易》并行的還有別的占書，到戰國后期還流傳。晉代庚闡在《蓍龜論》中也以因物而象而數的客觀反映觀，溯之因數而象而知物的逆求思路，談到了殊方之卜的觀點：夫物生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數，有數而后存吉兇焉。蓍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龜者啟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他認為蓍龜不過只是手段而已；正象黑屋內覓物，借月光或火光皆可覓，夫求物于暗室，夜鑒者得之，無夜鑒之明，又以火得之，得之工同也，致功之跡異也，……且殊方之卜……吉兇之應，不異蓍龜。參悟此道，“系辭”所示極是：天下同歸而殊途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尤其示知我們：《易》則易知，簡則簡從。那么究竟什么方法簡易可行呢？魏伯陽云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應驗率高的方法可行。昔正統與名家之法，前人之述備矣！不必多絮。本文僅就個人管見，部分地書諸于此。
《易》之用法，諸方共性在于三步：第一步是取卦──因數成卦象；第二步是演卦釋象；第三步是因象得出預測結論，隨時監驗所測事物之發展，并在其到達預測目的結果時考核事先預測諸項結論的契合應驗率，以總結經驗與教訓，利諸后用。正如“系辭”明示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之能事畢矣！它尤其明示我們極數之來之謂占：因數而象而知未來。我想，凡真心探索真正學術者都不會專程繞過偉大先哲的正面去專門以偏蓋全！是都會分清象數預測的真正合理內核，以區別江湖騙財者的筮占，及無知與偏見者認為的筮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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