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視《周易》為遷善改過之書,從人道教訓和生活智慧的層面解釋卦、爻之義始,歷代易學家,尤其是儒家學者,均把人文關懷視為研究《周易》的目的之一。這種人文關懷,表現為方方面面,茲就其中較為重要者略述如下:
憂患意識
《易經》作為一部形成于殷周之際的占筮之書,其目的是為了引導人們防患于未然,化險為夷,趨吉避兇。因而,在其卦爻辭中,包含了較為深沉的憂患意識。成書于戰國時期的《易傳》把這種意識概括為明于憂患與故。其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系辭傳》)明于憂患與故,就是使人認識憂患所在及憂患之因,這就是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居安思危。《周易.系辭傳》借春秋末期的著名思想家孔子之口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大意是說,凡是衰落的,都是由于過去曾經荒淫腐敗;凡是滅亡的,都是由于過去曾自以為平安無事;凡是敗亂的,都是由于過去曾自以為治理得宜。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傾危,生存而不忘滅亡,整治而不忘敗亂。這樣才可以自身安全而國運常新。這是叫人對自己的處境和現狀,時刻抱有警惕之心。戰國中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用非常精煉的語言把它概括為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
真正作到居安思危,并非容易之事,須從細微處著眼,時時惕懼,防微杜漸。《周易》特別強調幾和知幾。照《系辭傳》中的說法,《周易》是一部研幾之書。其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
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意思是說,《周易》是窮究幽深事理而探研細微征象之書,只有窮究幽深事理,才能會通天下的心志;只有探研細微征象,才能成就天下的事物;只有神奇地貫通《易》道,才能不須急疾而萬事速成,不須行動而萬理自至(譯文參見黃壽祺等《周易譯著》第554頁。上海古跡出版社1989年)。 幾即微,就是事物發展變化的苗頭或萌芽。《周易》認為,這種苗頭或萌芽雖然微而似無,但卻能夠預示事物發展變化的方向是吉是兇。正所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用《易傳》中的話說即是: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坤.文言》)早辯即及早察覺,也就是知幾。能及早察覺,就能防患于未然。
在《周易》看來,可否做到防患于未然,并不單純是一個認識問題,還是一個德性修養的問題。《干》卦九三爻辭說:君子終日干干,夕惕若厲,無咎。意即君子整日進德修業,到晚上還惕懼反省,就不會有什么災害臨到自己。可見,防患于未然的
關鍵是謹慎自守,提高道德修養。用《象傳》中的話講即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孔子就是在這一層面上特別彰顯其憂患之心的。他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衛靈公》)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泛通六經,尤長于易。正是在《周易》憂患意識的啟迪下,他提寫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成為中國歷代仁人志士自強不息,擔當道義的自警格言。
變通意識
變通意識可以理解為居危思變,它是憂患意識的必然發展。如果說居安思危是為了防止由好變壞;那么,變通意識則是努力謀求由壞變好。《周易.系辭傳》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是《周易》的核心觀念之一,所謂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周易.系辭傳》)。
《周易》強調變,有一個基本原則,即動靜不失其時,與時偕行。《周易》特別指出對時要有所知。如《賁卦.彖傳》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即仰觀日月星辰等天象,可以察知四時、季節變化的規律。如《觀卦.彖傳》說: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即仰觀自然運行的神妙變化,可以理解四時交替之毫無差錯的道理。如《豫卦.彖傳》說: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即天地順其本然之性而動,所以日月運轉而無差失,四時交替而無差錯。如《豐卦.彖傳》說: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即日至中天必將西斜,月至圓滿必將虧食,天地自然有盈必有虧,有虧必有盈,它們都是根據一定的時間而消長存亡。類似的話,《彖傳》及《系辭》中還很多,這些都是古人經過對天地自然的觀察所獲得的關于時的知識。
《周易》強調對時要有所知,而明時的目的則在于讓人們依時而動,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時行就是依時而行。既然一切都在時間之中,誰都無法游離于時間之外,那么要想在時間之流中有所進取,就必須順時而動。有學者指出,人與時的關系,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行為與環境的關系,主觀能動性與客觀必然性的關系。順時而動,必獲吉利,逆時而動將導致災難,主體行為是否正當,并不完全決定于主體行為本身,而主要決定于是否適應環境的需要 (余敦康:《中國哲學論集》第480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因此,時行之時,還不僅僅是指年、月、日、時,而是與此年、月、日、時相關的及與主體相關的一切因緣的總和。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謂的時機一詞的真正涵義。
《周易》之中論到時行的地方頗多,如《大有.彖傳》說: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應乎天而時行,就是順應天道自然的規律,依時而行。如《隨卦.彖傳》說: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天下隨時,即天下眾人順應時變而相隨從。如《坎卦.彖傳》說: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險之時用,指國君王侯因應天時,設險守國,意義非常重大。如《遁卦.彖傳》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與時行也即隨順時勢,及時退避。總之,時行,就是叫人不失時機,因應時變,有所作為。
依時而行固然重要,依時而止意義也非常重大。所以《彖傳》謂之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實,與時偕行就包含時止之義。《周易》中有一《艮》卦,專門討論止的問題,其卦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
《彖傳》解釋說: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也。《艮》卦主要申明止義。《序卦》曰:《艮》者,止也。《雜卦》曰:《艮》,止也。《艮》為止,所以《彖傳》有時止則止之說。但論止之卦何以又謂時行則行?金景芳先生解釋說:止的意義并不簡單,不能以為停止不動才是止。其實止還包含著行的意義在內。這一點一般人不易領會,所以孔子特別加以說明。止于止是止,止于行也是止。我們堅持不懈地干一件事情,就是止于行的止。后來我們發現情況變了,這節事情必須停止,不宜再干了,這就是止于止的止。堅持干什么,是止于行;堅持不干什么,是止于止。兩種止實行起來都要看場合,就是要‘艮其背’。這個場合不僅是空間上的場合,也是時間上的場合,而且歸根結底是時間上的場合。‘時止則止’時要求止于止,就止于止。‘時行則行’時要求止于行,就止于行。或止于止,或止于行,時是決定性的因素。(金景芳等:《周易全解》第359頁,吉林大學出版社,1989年)
金先生的解釋辯證色彩很濃,意義也很深刻。它表明,艮止之義不僅在于因時而止于所止,還在于因時而止于所守。所以,《彖傳》接著說:艮其止,止其所也。而《象傳》則更明確地強調,君子觀《艮》之象,應當思不出其位。宋人程頤解釋說: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程氏易傳》)止其所、不出其位,都是指止其所當止。而止其所當止,也就是止其所當守。因此,止并非靜止不動,而是以止助行,以行成止。
止于行或止于止,決定性的因素是時,所以說 動靜不失其時。人若能做到動靜不失其時,便能順應事物發展的規律而時中。時中即中而因其時,時而得其中。得其中,所謂經也;因其時,所謂權也。有經有權,故能變通。此所謂變通者,趣時者也。變通趣時,就能順天應人,推陳出新。《周易》中有《革》卦,專門講變革,革命一詞即濫觴于此。而《革》卦之后緊接《鼎》卦,目的就在于彰顯革故鼎新之義。從這個意義上說,趣時變通,即變化日新。能趣時變通,即是識時務。而識時務,能日新,就可以常保通泰。所以《周易.系辭傳》說:日新之謂盛德。
整體和諧意識
整體和諧意識,就是追求和保持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變是為了求通,通則以各種勢力的和諧統一為前提。《周易》講三才之道,就是為了凸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
《說卦傳》中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雖分為三,但核心則是陰陽變易法則。《系辭傳》中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又說:生生之謂易。這是認為事物變化乃陰陽相互推移的過程。《系辭傳》中又說:神無方而易無體,陰陽不測之謂神。這是認為陰陽相互推移的過程沒有窮盡,也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但《周易》同時也指出,此不測之神恰恰是由于陰陽相反性能之間相資相濟,相互補充的結果。也只有陰陽相反性能之間的相資相濟,相互補充,才能維系事物的健康發展。此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系辭傳》)。這表明,天、地、人各有其遵循的法則,天道曰陰陽,地道曰剛柔,人道曰仁義。但由于三者均由性質相反的兩個方面共同成就,所以又有共同遵循的規律。《周易》追求天人、即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統一,也正是基于此種共同遵循的規律。
《周易》所謂的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統一,主要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天人之間具有內在同一性;一是天人之間具有相成、互補性。就前者說,《易傳》特別強調人對天道的效法,而主張推天道以明人事。《大象傳》對六十四卦卦義的解釋,充分體現了這一特征。如其釋《干》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釋《坤》卦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釋《屯》卦曰:云雷,屯,君子以經綸。釋《蒙》卦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釋《大畜》卦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釋《益》卦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等等。這些話表明,在天之道與民之故之間是存在著內在同一性的,人們通過認識和效法天道,就可以從中汲取教益,引伸出人事所遵循的原則。就后者說,《易傳》又特別重視天人之間的差別性,而主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如《系辭傳》說:天地設位,圣人成能。成能就是成就天地化生萬物的功能。又如《泰.象傳》說: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裁成即裁節成就;輔相即輔助贊勉。(黃壽祺等:《周易譯注》第10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一句話,就是駕御自然界的法則,參與自然界的變化過程(朱伯昆:《〈易傳〉的天人觀與中國哲學傳統》,載《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詮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這些都是分別人道與天道的不同,強調人在自然面前應積極主動,參贊天地的大化流行。
正因為天人之間的和諧統一不以消解人的主觀能動性為前提,而以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為基礎,所以《周易》特別強調,只要人們努力把握天人之間共同遵循的本質規律,探討陰陽變易的法則,發揮自我的仁義之性,就能安身立命。此即《易傳》所謂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做到了這一點,就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周易.系辭傳》)。先天即先于天時的變化而行事;后天即天時變化之后行事。這是說只要掌握了道,其德行就能與天地日月鬼神的變化相一致,也就能預測天時,順時而動,從而達到天、地、人三者之間的整體和諧。
《周易》的這種整體和諧意識,站在天道的立場說,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與合規律運動。站在人道的立場說,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道德理想與保合太和的精神境界。在這樣的和諧中,天與人,自然與人, 便可以超越分別,達到合一。而達到了這種合一,也就是真正達到了《易傳》所謂的樂天知命故不憂。樂天知命,即參合天地的化育,知曉主體自我的定分,并在萬物與我為一的氛圍中超越一切憂患,而其樂融融。這是天與人,自然與社會的整體和諧。此種和諧既是一種美的境界,更是一種善的境界。但它又不僅僅表現為一種境界,還體現為化成天下的事功,所謂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易.彖傳》),即天地交感帶來萬物化育生長,圣人感化人心帶來天下的昌順和平。如是,則保合太和而萬國咸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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