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陰陽相法理論

復旦大學歷史系副研究員/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博士 王興

Physiognomy in Ming China: Fortune and the Body（《明代的相術：身體與命運》），王興著，荷蘭博睿出版集團2020年4月出版，325頁，105.00歐元（Leiden: Brill，2020）

明代筆記《耳談類增》中有這樣一個故事：

李封君以明經起家，易州守……守為諸生時讀書泰山道居。有游方道人每來清夜投宿，曉復出以為常。李與同舍生某私語曰：“斯何人？如勤學書者。”潛啟其室觀之，則獨抄相訣一冊。耳道人至，怒曰：“讀書人安得窺人私？雖然二君亦當以相成名，果欲我授此秘乎？”二生皆唯唯，則取囊中雜線，各五縷，令視日色。久之而復分其線。李守一不誤，其同舍生弗若也。道人遂獨以訣授李，遂以相人術名聞海內。（《李封君相法》，《耳談類增》卷七，“精技”部，王同軌撰。）

這個故事語言非常簡單，大致講李封君在泰山學館做學生時，有云游的道人每天傍晚都來學館投宿，早晨出門，日日如此。李封君和同屋某人私下疑惑：這個人怎麼跟我們苦讀書的人一樣。于是二人潛入他的房間一探究竟，發現只有一冊手抄的相訣。不久道人回來，生氣地說：“讀書人怎麼能窺探別人的隱私？雖然二位會以你們的面相而成名，你們難道是要我把這個秘密傳授給你們嗎？”二人都唯唯諾諾。道人從囊中取出五縷雜線，讓他們看日光的顏色，很久以后讓他們分揀這團雜線。李封君分毫無誤，但是他的同學不如他。因此道人唯獨將相訣送給了李封君，他后來就因為相術聞名海內。

李封君的故事給我們提供了明代相術實踐的大量細節，也引出一系列疑問。為何道人可以由李封君的面相判斷他未來的仕途？道人屋內的相訣是怎樣一部書？為什麼道人要用日光下分辨五色線的方式來測試二人？這些問題雖小，卻關系到我們如何宏觀地理解明代相人術的方方面面。回答這些問題的同時，也就是在理解明代相術的文化語境。由荷蘭博睿出版集團（Brill）出版拙作《明代的相術：命運與身體》一書即從明代相學知識的興趣出發，探討在歷史文獻中明代相術的知識生產、社會性和技術思想中的若干議題。本文即以介紹拙作為中心，兼談一些在現代方術史、身體史研究中的方方面面。

一、何為相術

中國古代的相人術實際上是讀者都不陌生的中國傳統占卜技術。相人術是通過對于人體生理的觀察，以及對人體數術化的解讀，來預測人事吉兇、品評鑒定人物的占卜技術。這其中就包含了兩個方面：第一是相人術的觀察視角，它通過中國傳統的數術學框架來觀察人體，第二是它的目的，包含了預測人事兇吉，也就是對于命運進行預測，還包含了品鑒人物，也就是評價一個人的內在素養。歷史文獻中對于相人術的記載最早見于《左傳》。《史記》和《漢書》中也有大量關于著名歷史人物的面相描寫，把他們的人生事跡和他們的身體特征聯系在一起。同時還收錄了很多相師的故事。這些都說明將命運和人的身體相聯系，是早期中國社會的一個比較常識性的想法。

相人術實際上也是早期中國知識體系、尤其是中國方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東周早期中國貴族的“威儀”傳統，實際上就是在禮學框架下的相術，要求貴族每日的外觀、穿著、行為符合禮的約束，否則就會不祥。貴族的外貌本身具象化了他們的命運。在王官之學解體后，包括相術在內的中國方技數術學，延續了這一思想。但是數術化的過程，意味著相術中的人體變得更加技術化、可操作。將人體置于中國特有的氣脈、陰陽五行、易卦數術的框架中，把人體運行的規律和天地宇宙運行的規律緊密聯系。臺灣的祝平一先生對于漢代相學的數術化有比較詳細的論述。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相術只是觀察人體的技術嗎？實際上早期相術，不只是相人體，還包括了一切通過觀察世間萬物進行未來預測的技術。這里面就有相器物、相動物、相植物、相山川河流。實際上周秦漢三代的風水學、地理學、農業上的相家畜，都算在相術里面。相人只是其中一種。這些相法，包含了一些現在看來比較科學的觀察，比如觀察山川地理走向，或者家畜的健康狀況。北大李零老師的《中國方術正考》有比較詳細的梳理。可是跟《漢書·藝文志》里所界定的一樣，相法的主要目的是測定“貴賤吉兇”，通過數術測量觀察物質世界，預測未來，最終還是占卜技術。到了宋末明初，這種分類法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相術一般特指相人術，而風水、堪輿、地理這些技術都分化了出去。其他觀察具體物體、動植物的相術技巧，在宋以后叫做“相物”。相物作為相學的另一個分支，和宋明理學中“格物”思想有著些許互動。但是整體來說，到明清兩代，相人術的文本不論從數量上還是理論成熟度上都占絕對優勢。

二、為何相術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要研究相術？李賢注解的《后漢書·恒譚傳》里把相術在內的占卜方術只是總結為“小伎”，意思是不重要的技巧，受到當時儒生的鄙夷。相術在中國文化史中的地位究竟是什麼樣？我個人認為相術以及方術史研究其實是思想史、技術史的研究。首先相術并不是中國獨有的文化現象，具有普遍性，在各個國家社會里都有。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相篇》（Phyiognomica） 中就提到相術是古典時期希臘社會的一種專門技術，并與當時的醫學和占卜傳統都有關系。非洲和印度都有相術傳統，佛教《長阿含經》第一章就記載了佛陀誕生，凈飯王召集相師為佛陀看相的故事。通過觀察人體預測未來，并不是中國人的專利。下至啟蒙時代，歐洲貴族與知識分子都將相學當作一種科學和哲學。瑞士著名的醫生和哲學家卡斯帕·拉瓦塔（Johann Caspar Lavater）就提出人體本身是靈魂的具象化，因此人體特征就是一個人的內在特征。英語學術圈關于歐洲相學對歐洲宗教、文學影響的研究，近年來已經逐漸完善。

《布魯諾與隱士傳統》（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1964]）

西方一直以來的現代人文學術，一開始也沒有把包括魔法、巫術、占卜這類神秘學傳統當做重要的思想來研究。像英國的技術史研究中，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一直把這些東西當做原始科學，承認西方現代科學是古代神秘學的基因突變，但是認為傳統神秘學只是一種錯誤的科學，并且在哲學思想上和科學不一定兼容。著名的英國女歷史學家弗朗西斯·葉芝（Frances A. Yates）打破了這種論斷。她的《布魯諾與隱士傳統》一書主要探討早期歐洲自然科學的思想如何從占卜、巫術和神秘學中發展出來。她的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西方自然科學和巫術神秘學之間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上的傳承，自然科學和神秘學擁有相同的思想內核和內在邏輯。這個邏輯是什麼呢？不同于教會神學從單純的信仰和道德中認知上帝的神學意識形態，神秘主義者認為上帝可以通過對于物質世界的研究和探討來認知，上帝可以通過對世界的觀察和解讀來被人理解。星象、占卜、煉金術等神秘學技術都是理解上帝的正確途徑，上帝不僅僅是理念化的，也是現象化的。這邏輯實際上在葉芝看來就是歐洲自然科學的根本邏輯，即技術化而非道德化地認識世界。在她之后的歐洲人文歷史研究中，神秘學和神秘主義研究逐漸成為一門顯學。我認為對中國方術的研究同樣是技術思想史研究。秦設博士，分文學方術兩官，足以見方術知識在當時的地位。中國漫長的方術歷史中每一段歷史都和當時社會的思想、觀念、生活有密切聯系。我個人從明代的相術文本出發，發現了很多相術與當時士人思想、醫學思想、宗教思想相聯系的脈絡。方術史學也是發掘理解中國歷史思想多元性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三、何種相術

明代相術已經從它的文本發展中呈現出和前幾代相術極為不同的特征。我的研究選取這一時代的相術文化，也是因為它基本上已經是中國相學集大成的時代，已經進入了一個理論和操作系統的總結性階段。清代乃至民國的相學還有一定的發展和變化，但是總體繼承了明代相學理論的框架。首先是，明代保留下來大量的相書，這些相學書籍大部分，是相術理論與操作技巧文本的匯編，在士大夫之間廣為流傳。目前我見到的幾種明代相學書籍的明本，版本極多，相互之間還有引用、穿插，很多版本都是地方書局的刻本和士人的私人藏本。諸多明代藏家和編者，為這些相學書籍所作序，其中明確指出當時士人早已熱衷于通過研讀這些書籍來學習相法。這一點在李封君的故事中也有體現，道人沒有當面傳授李封君相法，而是把相書給了他。明中期大儒黃曾省為他私藏的《許負相法十六篇》所作序，這里就說，他自己就是通過這些藏書學習相法，對鏡自檢，而當時士人學習相術早就蔚然成風。黃曾省認為相術是一門傳自上古的古老技術，并且不斷傳承至今。很多明代筆記小說中故事也表明明代有些士人本身就具備極高的相術水平，而士人官員階層也廣泛接觸相師和占卜師。美國漢學家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在他明代科舉史的研究里也提到了這一點。

《神相全編》，明致和堂本，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圖書館藏

明代的這些相術書籍，單從文本分析的角度看，就已經能看出很多不同以往的特點。明代版本最多、流傳最廣、后世最有影響力的相書當屬《神相全編》這本書。神相全編在編纂上就具有系統性、文人編纂、收錄全面三個特點，這三個特點在其他幾種明代相學書籍中也有體現。首先是系統性。《神相全編》目前我發現的最早版本是明代南京書坊致和堂本，大約成書于成化年間。這個版本可以說是之后一系列版本的原型，甚至清初《古今圖書集成》收錄的《神相全編》基本上都和這個版本差別不大，有些條目有差異，但是連內容用字的刪改都很少。《神相全編》有一套全面系統的分類學思想。全書總共二百三十個條目，明版分十二卷，首先把所有關于相術思想、相術宇宙論以及相神的文本放在了最前面。后十一卷全部是相術具體操作的文本。編者把這些文本分成相頭面、相身體各個部位、相氣色等部分。

這樣的分類，將大量的相術文本按照人身的頭面形態相法、全身形態相法、氣法三部分進行整理，按照相術本身對人體解剖的方法來安排整部書的內容，文本中的觀察對象由外到內、由具體到抽象。這使得《神相全編》的分類學本身帶有一種思想性。將相術理論與思想的文本和相神的文本放在開篇第一卷，透出編者認為相術不只是一種“雕蟲小技”，而是帶有自己的思想和理論。這些應是相術最先呈現給人的東西，也是相術的指導性原則。將相神和頭面相法放在最先，因為神和頭面是相學的重中之重，是相術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這種系統性思想極強文本的分類法，不論是在敦煌的相書手稿中，還是在宋本的兩部相書中，都完全沒有出現。

這樣的系統性，和文人編纂的明代相書大有關系。大部分相書都由儒生、士大夫作序。這些明代的編纂者都將相術標榜為一種“圣人之學”，認為其中有深刻反映人生宇宙的道理。圣人先賢，都應精通相術，以身觀人、品察人物。這些編者把宋之后的儒學理論帶入對于相術的理解，認為相術中包含天地運行的大道，自然在編纂的時候，也就把這種理念注入進了相書文本的組織結構中。包括《神相全編》在內的明代書籍，收錄的相學文本數量極大，極為全面。實際上，現存的宋版相書，只有清代陸心源十萬卷樓藏版的兩冊，《玉管照神局》和《月波洞中記》，而這兩本書里面的內容究竟是不是形成于宋代還有一定疑問。這兩種相書收錄內容較少，編排沒有明顯次序，收錄的大部分是口訣形式的相詩。這些口訣詩帶有明顯的口語成分，大多作者不明，并且大多只是泛泛地敘述了相學的基本思路，缺少實際操作的細節。這兩部宋代相書還都被收錄進了《神相全編》，實際上對它們的評注和理解大部分都發生在明代。而明代的《神相全編》《麻衣神相》《柳莊神相》《水鏡神相》四部相學著作，總集了包括口訣詩、理論性文章、具體實操步驟竅訣等多種多樣的相術文本。有些和敦煌相書對比可以辨認為唐宋兩代的文字，大部分則是首次在明代相書中出現。明代相學書籍的豐富性、全面性和思想性，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研究明代相學非常有價值。

四、如何相術

那麼明代這些相學書籍中究竟怎樣探討相術這門學問？怎樣理論化身體與命運之間的關系？在探討明代相書中的身體理論部分，我大致選取了兩個方法。首先是用身體史的研究方法來解讀明代相學。歐美學術關于身體史研究的發端，實際上始于德國學者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他的著作《文明的進程》（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最先打開了歷史學和哲學中對身體的探討。他提出，人類對身體的感知和理解并不是完全生理化、天然形成的過程，而是被一個社會群體的文化、社會性所塑造。因此人類雖然都有看上去相似的身體，但是每個人卻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身體”和“社會身體”中生存。比如，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醫學以體液氣質來總結人體內的生理規律，而古印度吠陀哲學則以風和脈來形容身體能量流動，二者被當時的社會文化和宇宙論所影響，是一種文化視角下對身體的解讀。這些被當時人當作身體客觀事實的知識，實際上是“文化構建”的身體。這些文化并非單純的想象，而是基于實踐操作，但是卻同時呈現出理解身體的多樣性。那麼按照這個路線，明代相學書籍又是怎樣構建它的“相學身體”，同時又和什麼樣的技術實踐與文化思想相聯系？這個問題，是研究明代相術必須要回應的問題，也是所有身體史研究的學者都會關心的問題。

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發生和心理發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

第二個研究視角，就是把明代相學書籍中的文本和知識，放在更大的明代技術思想史語境中去研究。日本京都大學的山田慶兒在對中國早期醫學的身體構建研究中指出，技術史提供給人傳統的文學史、社會史無法提供的看待過去的視角。這個視角就是關注某一種思想如何轉化為實踐，而某一種技術實踐中又如何具體化了思想。技術與思想，相互融會攝入，才構成了一個文化的全貌。中國傳統思想更是如此，尤其是宋以來的儒學、禪學、道教思想，都注重在身體、日常生活、政治生活中的實踐性。這些思想本身就具備極強的技術性，而他們又是如何和相術進行互動、相互攝入的呢？這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是對具體研究明代思想史的領域做出回應。

那麼明代相學書籍里是怎麼理解身體和命運的呢？筆者把明代相學的身體觀總結為：數術化的小宇宙/時空縮合的身體。明代相書中的一個重要的解讀身體的視角，實際上就是自宋以來、在明代繼續發展的“氣一元論”和“形氣關系”這樣一個視角。從北宋張載到邵雍，明代羅欽順，都沿承了這一套思想。它的主要主張是：認為宇宙中的最根本能量構成就是氣，這個氣既物質化又道德化，無形無體，它的不斷運動形成了有形的世界。而從人的身體，到山石草木、日月星辰，實際上都是由這個一元的氣所構成。宇宙的發生就從氣的交感開始。這個氣論，結合了很多數術學的東西，例如易卦、五行、納音納甲技術。宋代開始的整個儒學氣論的變革，最早也和方術匯通關系。五代陳摶在宋代被奉為一位儒、道祖師的人物，有人認為北宋的這套氣學宇宙論就是源自陳摶。陳摶本人就是方術大家，在筆記小說和宋代正史里面記載，他尤其精通內丹學和相術。關于陳摶看相的故事在宋代筆記中隨處可見。很有意思的是，明代大部分的相學書籍和相學文本，也把陳摶奉為祖師。明本《麻衣神相》和《神相全編》干脆直接就假托說這兩部書就是陳摶編的，是陳摶的師傅麻衣和尚傳授給他的。里面很多竅訣詩歌也附會陳摶，暗示這些相學技巧和思想都是出自他。

明代相學書籍里面的內容也的確完全呼應了宋明儒學氣一元論的思想。比如我們看《神相全編》開篇的一段文字：

人秉陰陽之氣，肖天地之形，受五行之資，為萬物之靈者也。故頭象天，足象地，眼象日月，聲音象雷霆，血脈象江河，骨節象金石，鼻額象山岳，毫發象草木。天欲高遠，地欲方厚，日月欲光明，雷霆欲震響，江河欲潤，金石欲堅，山岳欲歧，草木欲秀，此皆大概也。

這個意思是，人的身心都是從天地的陰陽之氣中來，而人的身體就是一個氣的小宇宙，是天地宇宙的微縮模型。因此人身的構成和天地的構成是一模一樣的。天地間有什麼東西，人身都具足。類似的文字在明代的相書中非常多，都說萬物都由氣構成、人身也是氣化成的形態，而氣天然就分了貴賤。這個思想本身就解釋了為什麼相學中身體能反映命運。明代相書中反復提到，氣先天分了陰陽，因此由氣而來的宇宙和人身，都一定天然地分了貴賤。這是一種人的“性”，也是天地的一種性，可以說就是內在的一種特質。因此人的身體本身分了貴賤，那麼人在身體中生存，人生必然也就分了貴賤。而這種貴賤的“性”，就已經反映在了身體的氣和形中。人身作為一個小宇宙，就是時間和空間的縮合，因此在分析宇宙時使用的五行、甲子系統、卦氣學說，都可以應用在人體上，來預測這個小宇宙未來的運行軌跡。而北宋張載在《正蒙》里頁寫道：“形而后有氣質之性。”有了氣化形，然后形氣配合，個體和天地的這個內在的“性”就產生了。這在我看來就是一個相學思維。

相書中具體用陰陽五行來分析人體和命運的方法，也在明代和醫學理論的發展合流。首先就是獨尊《黃帝內經》的身體系統。丁光迪和陳賢邦兩位先生都提出過中國醫學理論在金元時期曾經發生過一次大的變革，這個變革總結起來就是漢以后張仲景醫學體系被新的醫學理論取代。張仲景一系的醫學傳統里注重方藥和具體癥狀治療，輕理論門派。張仲景的醫學體系尤其是不注重《內經》中氣化、數術化的身體體系。但是金元至明代，醫學理論重回內經。《內經》里重氣，陰陽五行的數術身體重新被發展和擴充成為一套比較權威的醫學框架。美國學者萊斯利·德弗里（Leslie deVrie）還有一文提出這種新醫學思想本身就和明代儒生重新關注方術和醫學、將儒學理論和醫學方術理論結合有關系。黃帝內經的身體系統在明代相書中也同時被看作一個權威的身體系統。明代相學對《內經》身體學的最大發展之一就是復雜化的五行相法。《內經》以五行配五臟、五德、五星、五色、頭面五官等等，把身體的數字和數術的自然宇宙相聯系，同時提出了一個叫“陰陽二十五人”的系統，這個系統把人的身體外形和特點按照陰陽五行歸類，同時提出這些五行特征和一個人的脾氣秉性有聯系。這個系統本身就是占卜和醫學診療結合在一起的，以往很少受到歷代醫家的重視。明代相學書籍則視其為人體形態考察的根本原則，并且加以復雜化。同時明代相書還提出了形態格局論，認為五行格局，要和身體的神、氣配合，還要和被觀察者的出生地方位、出生季節以及被觀察時所處的時空五行相配合，提出了南北中國人的相法原則不一樣的思路，人與天地的關系本有一套大的格局。這種整體數術觀察法，實際上就是對內經中的數術地理身體系統進行拓展。《柳莊神相》提到，這套系統不見于古書，是明代發展出來的獨特相學理論。另一個比較好的相學和醫學聯系的例子，就是相脈學對宋明時期成形的五運六氣的應用。五運六氣的醫學理論在明代兩種《太素脈訣》中被發展成通過五行氣法診脈，判斷病人未來人事命運的技能，把醫學系統下的脈學延展到了對人類社會生活的預測中。相書中反復提及的一種身體理論就是，人的社會生活是肉體的一種延伸，命運實際上潛藏在身體中。

相學中的氣論又和儒學乃至內丹學中的氣論不完全一樣。相術既是思想也是技術，相師要具體以某些理論去操作。相學中必須要具體去觀察一個人的氣和形，以及形氣關系。那麼書中一般都主張如何觀察呢？明代相學中最看重的就是觀神，這和一般我們理解相學主要看人臉形態的常識可能不大一樣。明代相學認為神是人體氣血形態的核心，連接身體的各個部分，也是決定一個人命運的最關鍵要素。沒有神再好的外形也毫無用處。而觀察神就是觀察雙眼中的神光。一個人先天的氣、后天的形，甚至是道德修養，都凝聚在雙眼的神光中。對“神”的推崇，正是明代相學回到《黃帝內經》身體系統的又一例證。《黃帝內經》尊崇人體的神為通天感地的、一種氣的最精純形態，將神視為人體最核心的部分，以及醫學治療、養生技術中的主體。《素問》的針法中就提出來，制神的方法就在于正目，雙眼內神光制伏人就不至于死絕。宣揚氣論的明代大儒王廷相，可以說是完全接受了相學醫學中的神的概念。在他的《慎言》中就提到，天地鬼神人物都是宇宙間一氣所生，而這個一氣就是天地的心，這個心本身就存于神中。因此神強則氣強，氣強則身心正，那麼道德的修養就有了成果。這完全是用的相學的話語體系。

最后要談的一個問題，就是明代相術和明代的宗教思想尤其是和佛教的關系。這個問題非常重要，而且往往被以往的方術研究所忽略。究竟佛教影響攝入中國方術到達了什麼程度？這個問題很少有學者提出來，很多意識到這個問題的人也無從下手，往往只是以有一定影響做解答而草草了之。筆者個人在這幾年對相學和漢傳佛教身體觀念的研究里發現了一些更復雜的要素。最起碼在明代相學里，已經完全無法說影響不影響，因為明代相學本身已經在理論上、技術上，深度吸收消化了佛教，尤其是禪宗的一些東西。明代相學特有的對道德和命運的辯論，以及對心、氣、形的理解，身心關系的探討，都已經是對宋元之后禪宗心學的徹底展開。更不要說相書中已經把輪回和面相、佛教修行的開悟、禪定后身體變化這些內容都囊括進來。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