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八字

解夢佬 2023年12月23日 03:08

作者：唐任伍（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唐堂（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李楚翹（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鄉村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的一個重要主題。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根據不同歷史階段的歷史使命和發展目標，摒棄“鄉村改良”的建設思路，經歷了“鄉村改造”“鄉村建設”“鄉村改革”“鄉村振興”四個階段，聚焦“鄉村現代化”這一“大歷史”“大敘事”，構建了一個宏大的內在理論邏輯和理論譜系，即“革命—建設—發展—轉型”，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1949年7月八字

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具有悠久農耕文明的農業社會。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中國以農業發展為主，以一個農業大國的身份屹立于世界，農業始終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是發展歷史最久、形成業態最為完善的產業形態。鄉村作為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成為國家治理的基石；農民作為社會生活的主體，成為推動農業和農村向前發展的動力；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都是圍繞農業和農村構建的。鄉土文化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根基［1］。因此，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對鄉村的治理，形成了一整套適應時代發展的鄉村管理系統，如大周的鄉遂制度、秦漢時期的鄉亭制度、唐代的鄉里制度、宋代至清代的保甲制度等。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的井田制、鄉官制、里長制、保甲制、宗族鄉紳制等管理體制，保障了鄉村中的稅賦分派、征伐勞役、仲裁糾紛等活動的進行，有助于加強政府對農村社會的控制，在世界鄉村管理史上獨具一格，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重要因素之一。

鄉村振興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國家戰略，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但是，鄉村振興作為一種實踐和行動，并不是現在才有的，而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發育過程，有著豐富的歷史積淀。中國共產黨自建立始，就立足中國國情，傳承自古以來重視鄉村建設和發展的優良傳統，將鄉村建設和發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首要問題，發動鄉村廣大農民參加革命，在農村建立起革命根據地，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新中國成立后，農村、農業、農民問題被作為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百年壯大史，就是一部領導中國人民推進鄉村發展的奮斗史。研究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鄉村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對于鄉村振興戰略的成功實施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價值。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鄉村發展的演進進程

新中國成立前，農民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體。在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進行艱苦斗爭之時，大批有良知的地方鄉紳與知識分子，面對鄉村衰敗和時局動蕩的境況，積極投身于鄉村建設，將改造鄉村作為實現自身改造世界的試驗地，探索地方自治與鄉村自救之道，從而掀起了一場鄉村建設運動。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以梁漱溟、晏陽初、黃炎培、盧作孚等為代表的一批鄉紳和知識分子率先提出鄉村建設的構想并付諸實驗，產生了“鄒平模式”“定縣模式”“北碚模式”“無錫模式”等。這些鄉村建設模式雖內容各異但目標一致，即在實現鄉村重建和發展的基礎上，尋求救亡圖存、民族復興的道路［2］。根據國民政府的統計，民國初期的鄉村建設機構有600余個，各類鄉村建設試驗區有1000余個［3］。由地方鄉紳和知識分子主導的鄉村建設運動，大多偏重于文化教育，且缺乏底層民眾的廣泛支持，因而對于鄉村建設和發展的效果并不明顯。

鄉村建設并非單純地建設鄉村，也并非要消滅農村、消滅小農經濟，讓農村全部變成城市。鄉村建設本質上是中國整體上的社會建設和社會革命。與國民政府和鄉村建設派實施的鄉村改良實踐不同，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和使命的中國共產黨，百年來按照自身的邏輯領導人民進行“鄉村改造”，開展“鄉村建設”，進行“鄉村改革”，實施“鄉村振興”，歷經四個階段，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風格的鄉村發展理論和實踐模式。

（一）第一階段：以農村革命根據地為基礎的“鄉村改造”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用革命的手段打破舊的統治和剝削體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深刻地知道，如果采取所謂“改良”方式，不打破千百年來地主階級占有土地、廣大農民一無所有的封建土地關系，中國共產黨就難以得到廣大農民的信任和擁護。因此，中國共產黨只要在一個地方立足，建立起革命根據地，首要工作就是宣傳“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張，實行減租減息，進行土地革命，在有限的范圍內進行鄉村改造的實驗和探索，從而贏得廣大農民的支持和擁護。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鄉村改造實踐是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開始的。毛澤東同志指出，“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中，我黨已經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領導農民，組織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團體的經驗”［4］，其中包括江西的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陜北的變工隊、華北華東和東北各地的互助組，以及抗日時期陜北出現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由于中國共產黨抓住了中國農民問題的要害，通過向根據地鄉村輸入科技、人才和資金等外部資源，領導廣大農民圍繞土地所有制開展了一系列革命，徹底改變了鄉村內部的社會結構，滿足了廣大貧苦農民的根本需求，因而在根據地開展的鄉村改造與建設運動得到了農民的支持、擁護和參與，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之路。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探索的鄉村改造延安實踐，是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成功實踐，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探索鄉村改造的樣板。鄉村改造延安實踐是中國共產黨為了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走出的一條“鄉村發展”之路，它結合了民族抗日、社會經濟和政治改革多種要素，創造了一個大膽的解決農民壓迫和鄉村解放的模式。在貧窮的延安鄉村黃土地上，維持一個增加了幾十萬軍政人員的“政權”，而且又面臨著戰爭的壓力和物質的封鎖，迫切要求探索出一條適宜的鄉村改造之路。通過鄉村改造延安實踐，養活了成千上萬的軍隊和百姓，維持了一個有生命力的政權，且以這塊黃土地為中心，指揮千軍萬馬，開展對敵斗爭，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二）第二階段：以農村社會主義道路為主題的“鄉村建設”

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主要任務是如何領導廣大農民實現農業社會主義現代化，解決廣大農民的“吃飯穿衣”問題。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9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鄉村之中。偌大的中國，軍閥割據，民生凋敝，土匪橫行，到處都是滿目蕭條，百廢待興。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為這一時期的主題，中國鄉村發展實踐進入了新階段。為了支持重工業優先發展，我國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并實行了城鄉分割政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首先在農村進行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漸進式地通過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的形式，將土地收歸集體所有。然后，改善農村的基礎設施，興修水利，實施以“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為主要內容的“八字憲法”，提高農業產量；在農村進行社會建設，掃除文盲，消滅蒼蠅、蚊子、老鼠、臭蟲“四害”，消滅血吸蟲、麻風病等各種傳染病，設立“赤腳醫生”。1949—1978年，全國共修建了大中小型水庫8.5萬座，糧食產量由1978年的1132億公斤增長到1978年的3047.5億公斤［5］，以只占全球6%的水資源、10%的耕地，基本解決了占全球22%的人口的溫飽問題，同時農業和農村承擔起了為中國工業化、城鎮化提供資本積累的主要角色。

“農業學大寨”模式是這一時期鄉村建設實踐最典型的樣態，它不僅濃縮了新中國成立后農村發展變遷的現實圖景、承載了中國幾代農民追求溫飽和富裕生活的美好希冀，而且深刻啟迪和影響著我國的鄉村建設探索之路。1953 年，大寨公社響應中央號召開始走上農業合作化道路，決心要使窮山溝變成富饒的米糧川。自此，大寨人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治山引水，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建設了層層梯田，改變了靠天吃飯的落后面貌，譜寫了農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撼天動地的壯歌。1964年2月，《人民日報》以發表通訊報道及社論的形式號召全國農業戰線學習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毛澤東同志親自題寫了“農業學大寨”的題詞，周恩來同志則概括了以“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為內核的大寨精神并予以高度贊揚。此后，全國農村興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大寨成為鄉村建設的光輝榜樣，由“集體農業+合作化”模式下的生產積極性、“精耕細作+勞動力投入”的農業投入產出模式、“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理念、“干部參加勞動，以身作則、大公無私”的領導風范組合起來的“大寨模式”，產生了巨大的“鄉村建設”效應。

（三）第三階段：以解決“三農”問題為主題的“鄉村改革”

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這一時期鄉村發展的中心任務是通過改革開放，解決“三農”問題，縮小城鄉發展之間的差距。

1978年冬，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位農民率先實行分田到戶、農業“大包干”的創新壯舉，開啟了改革開放初期鄉村建設的初始模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中央文件的方式肯定了廣大農民的這一創舉。198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農村改革的主要方向，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促使鄉村建設進入新紀元，推動了新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1985年，中央提出了農產品統派購制度改革，標志著中國農村開始全面發展商品生產。中央關于“三農”問題連續出臺的“一號文件”對于推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為長期不能解決溫飽問題的中國農民逐漸擺脫貧困帶來了希望，同時也為農村帶來了活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帶來的生產方式變化，煥發了蘊藏在農民心中的創造性和主動性，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使糧食產量大幅提高，農村的商品經濟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農民收入增加，基本解決了農民吃飯的問題。

進入21世紀后，“三農”問題仍然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三農”問題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三農”問題成為黨和政府工作中的頭號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2005年10月，以“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拉開序幕。新農村建設具體體現在大力建設兼具民族、地域特色并符合節約型社會要求的“新房舍”，進一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基礎的“新設施”，彰顯新時代特征的生態、生活、環境衛生處理能力的“新環境”得到提升，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紀律的“四有”“新農民”建設蔚然成風，科學、文明、法治的生活觀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新風尚”得到提升。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應有之義和重中之重，是黨中央統籌新時期城鄉發展、推動“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方針具體落實的重要舉措。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蓬勃開展，農村生產全面發展、農民收入顯著提高，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法制建設、公共文化建設邁上新的臺階，體現農村地方特色、形式多樣的群眾文化活動日益豐富起來，開闊了農民群眾的精神文化世界，農村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蓬勃發展，醫療衛生體系和社會保障制度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村幼有所教、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愿景的逐步實現，標志著我國鄉村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四）第四階段：以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為主題的“鄉村振興”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6］，鄉村發展的主要任務轉變為實現城鄉融合、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鄉村振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其形成是一個不斷豐富、不斷積累的過程。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安吉余村進行調研時，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理論”，蘊含著對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早期謀劃；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記住鄉愁”，將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建設納入鄉村振興工作任務之中；2015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云南考察時提出在遵循鄉村發展規律基礎上，走符合農村實際、充分體現農村特色的鄉村發展之路，注意鄉土味和鄉村風貌的保留；2017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鄉村實行“廁所革命”，把“廁所革命”作為鄉村振興戰略中提升農村群眾生活質量、補齊農村群眾生活品質短板的一項重要舉措。

黨中央對鄉村發展非常重視，2013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圍繞“三農”問題，對鄉村發展進行頂層設計，關注加快農業現代化，激發農業農村發展源動力，破解“三農”難題。2016年2月提出發展特色小鎮，力圖通過小城鎮建設，根據鄉村的資源稟賦，發展具有鄉村特色優勢的商貿物流、先進制造、休閑旅游、科技教育、信息產業、民俗文化傳承等特色產業，形成魅力小鎮，振興鄉村；2017年提出田園綜合體建設，并“大力發展鄉村旅游”，以旅游業發展助推鄉村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轉換為資本，帶動鄉村產業發展、農民脫貧致富；黨的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了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6］為目標的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2021年2月，在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后，中共中央、國務院又適時發布了《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將黨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歷史性地從脫貧攻堅轉移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上來，“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7］。這是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鄉村發展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中國共產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實踐。

縱觀中國共產黨百年探索，鄉村發展是國家意志、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以及政府治理政策相結合的產物, 是包括政治、經濟、生態、文化、社會與黨的建設的全面振興，體現著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鄉村發展思想的歷史傳承和創新，同時又具有明顯的歷史跨越性。從“鄉村改造”“鄉村建設”“鄉村改革”到“鄉村振興”，伴隨著中國共產黨在不同階段的歷史使命，循序發展，有機演進，逐步提升，渾然一體。

1949年7月八字

二、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鄉村發展的理論邏輯

鄉村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鄉村是人們獲取生存所需的衣食的來源地，但小農經濟具有局限性，不利于物質財富的積累和生產力水平的發展，必須通過農業、農村的現代化以及農民的合作化道路，用大生產代替一家一戶的小生產，才能實現鄉村的發展和繁榮。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使鄉村從屬于城市”［8］，城鄉的分離和對立是造成鄉村衰落的根源，因此，“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之間的對立逐步消滅”［8］，是鄉村發展的關鍵。

中國共產黨的鄉村發展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鄉村發展理論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重要成果。中國是農業大國，重農固本是得民之心、安民之基、治國之要，建設好鄉村、解決好“三農”問題，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也是中國共產黨建國、執政、興國的重要經驗。鄉村發展得好不好，農業強不強、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不僅關乎著億萬農民切實的獲得感和幸福感，而且決定著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成色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質量。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的鄉村發展，沿著“鄉村改造—鄉村建設—鄉村改革—鄉村振興”的演進路徑，聚焦“鄉村現代化”這一“大歷史”“大敘事”，構建了一個宏大的內在理論邏輯和理論譜系，即“革命—建設—發展—轉型”，最終實現農民、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改造型”鄉村革命

近代以來，在西方現代化沖擊下，中國鄉村社會結構全面震蕩，陷入了政治失序、經濟破產、文化失調、人心失范的整體性頹敗。一些開明士紳和知識分子，為中國鄉村問診號脈，認為中國鄉村患上了“愚貧弱私”四大病癥，“拯救鄉村”必須進行以改造“人心”為原點、“人”的建設為核心的鄉村建設運動，于是便涌現出晏陽初將“平民教育”嵌入鄉村建設實驗，力圖再造具有“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和團結力的新民”的探索；梁漱溟以文化“化人”，試圖通過中華文化“老衰性”的創造性轉化實現鄉村自救和社會結構再造的嘗試；以及費孝通提出的以自下而上的鄉村工業化道路逐步復原中國鄉土社會完整性，進而實現鄉村現代化轉型的主張。然而，這些改良式鄉村建設的嘗試，均未能實現從理論到實踐的成功轉換，最終歸于失敗。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突破了開明士紳和知識分子改良式鄉村建設的局限性，從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任務和目標的高度來認識鄉村發展的重要性，認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9］，沒有農民參加并擁護的國民革命不會取得成功，而只有農民問題能夠在其中得以妥善解決的革命運動，才會得到農民的擁護。同時，毛澤東同志深刻洞察到農村與城市的關系，指出“城市太小，鄉村太大，鄉村多數產品可以自給自足，城市雖帶有領導性質，但無法統治農村”［10］。在反動勢力力量強大的城市，革命武裝暫時無法立住腳，只有開創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才能奪取革命的勝利。農村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的生存根基，農民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力軍。對農民、農村和農業有著深刻認識的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鄉村的根本問題在于土地，而土地的完全解決“有待于中國現代廣大的農工階級，依革命的力量以為之完成”，中國鄉村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不能完全效法西方國家，改良主義的鄉村建設運動根本無法改變鄉村中的財產所有制關系，唯有通過激進的革命和改造才能達成目標。于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鄉村實行減租減息；解放戰爭時期進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廢除封建剝削制度，實現“耕者有其田”，擺脫幾千年來鄉村舊的生產方式束縛，獲得“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達到重啟鄉村現代性建設的大門，實現奪取革命勝利的目標。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實踐型”鄉村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工作重心從“革命”轉變到領導“建設”上，鄉村建設的任務也隨之由“革命”和“改造”轉變到“建設”的軌道上來。中國共產黨根據鄉村發展的需要，不失時機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了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直接結合，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了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但是，這種一家一戶、自給自足的個體生產、小農經濟，勞動生產效率低下，農民難以增收，無法持續擴大再生產，改善這種狀況的途徑就是經過合作社，走集體化道路［11］。于是，中國共產黨立足中國的實際，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列寧的合作化理論，將馬克思主義合作制理論中國化，先集體化，后機械化，循序漸進地以農業生產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形式，引導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同時強調在鄉村開展互助合作運動不能挫傷農民個體經營的積極性。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農村建立起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興建了大量的農田水利設施，農業機械化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改變了靠天吃飯的局面。盡管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下，農村土地產權虛置，一定程度上挫傷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但鄉村建設仍然取得了較大的成績，為農業、農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型”新農村建設

在鄉村建設取得巨大進展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開始推動鄉村“發展”戰略。鄧小平同志認為，農村的穩定發展是國家穩定發展的基礎，農業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工業發展的內在要求。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要靠政策、科學和改革，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壯大集體經濟。針對長期以來非等價交換和工農產品“剪刀差”向農村截取高額城市建設資金的狀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以“發展”為主旋律的改革開放，將鄉村建設的重心由“建設”轉變到“三農”的“發展”上來，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2006年國家徹底廢除農業稅，與之相適應又實施了以“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一農村發展工程，回答了“鄉村如何加快發展”的問題，推動了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加快了農村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步伐，實現了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使用權的分離，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再加上推廣科學種田，科學使用化肥、農藥，實施作物種子革命，糧食產量自1984年突破4億噸以后，1996年突破5億噸，連續上了新臺階，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國，以不足世界7%的耕地面積，解決了世界22%人口的吃飯問題，實現了中國人的飯碗里裝上中國人的糧食的目標。中國的農村改革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鄉村建設理論，創造了世界鄉村建設和發展史上的奇跡。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轉型型”鄉村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三農”發展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農業勞動生產率顯著提升，糧食年產量連續保持在6500億公斤以上，農民人均收入較2010年翻一番多；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農村人居環境明顯改善，社會保持和諧穩定；農業科技貢獻率超過57%，農業機械化率超過66%，農村基礎設施日益完善，公共服務水平大幅提升，農民收入增加，生活品質不斷提升。

但是，在城鄉二元結構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快速發展的城鎮化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不斷吸附鄉村社會中的資源、資金和勞動力，致使鄉村社會“空心化”現象嚴重。因此，新時代的鄉村建設必須在物質基礎、設施條件、政治保證、精神文明、目標實現等層面提質升級，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渡到“鄉村振興戰略”，大力構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圖景，使農村群眾的生產生活水平達到更高水平。

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將鄉村振興提升到民族復興的高度，指出“鄉村振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持續縮小城鄉區域差距，讓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共享發展成果，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掉隊、趕上來”，“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步伐，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7］。總之，“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鄉村振興意味著鄉村產業發展、組織建設、人才培養、生態文明的全面振興，是鄉村建設由“發展”進入現代化“轉型”的新階段。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的鄉村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鄉村建設理論中國化的成功實踐。這一歷程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按照“革命—建設—發展—轉型”理論譜系走向現代化。中國共產黨為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吸取近代以來開明知識分子和士紳發起的鄉村改良運動的失敗教訓，開始了以現代化為目標的“鄉村發展”理論救贖，歷經“鄉村革命”“鄉村建設”“鄉村改革”“鄉村振興”，中國共產黨百年的“鄉村發展”美好夢想終于在百年的艱難探索、篳路藍縷下得到了真正的價值實現。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的鄉村發展歷程，是中國鄉村從貧窮落后到繁榮富強的變遷史。它以活生生的事實映射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國家政權統一和綜合國力增強、鄉村“發展”從無到有、從量到質的轉化，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鄉村發展理論的升華。

三、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鄉村發展的實踐價值

鄉村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中地位如此重要，是由中國共產黨擔負的歷史使命決定的。這種歷史使命是長期性目標與階段性任務的有機結合與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6］。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國共產黨肩負的長期性目標使命。而階段性的歷史任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同歷史時期或階段致力于完成的主要任務。不同歷史時期賦予中國共產黨不盡相同的奮斗目標，鄉村發展的重點及采取的路徑和方式也各有差異，但在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歷史中的每一個階段，鄉村發展始終是其關注的主題。鄉村不僅是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融合體，而且是伴隨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兼具生產、生活、生態等多重功能的主要空間。“鄉村興則國家興，鄉村衰則國家衰”［12］，農業、農村、農民的特殊地位，決定了鄉村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百年革命和建設中的實踐價值。

第一，鄉村是中國共產黨積蓄和鍛煉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戰略基地，農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力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工農武裝割據之所以能夠成立，關鍵是中國共產黨人從慘痛的教訓中懂得，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要奪取革命勝利，必須建立起自己的武裝和穩固的根據地。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政黨要在相對落后的國家實行共產主義政策并得到擁護，就一定要與農民建立緊密的關系，在實際上支持農民運動［13］。早在1922年1月，列寧在接見出席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團體第一次代表會議時的中國代表時，便強調農民之于中國革命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國無產階級同農民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現實必要性，認為中國共產黨若不喚醒農民，民族解放是無望的。1924年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對于農民運動之決議案》明確指出，農民作為中國社會的主要成分，中國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運動中取得領導地位，都必須動員最廣大的農民群眾參與其中［14］。由此，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艱苦的革命探索中找到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就是把立足點由城市轉入農村，發動和依靠廣大農民群眾，在農村建立起大大小小十幾塊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以農民為主體的長期革命戰爭，為工農武裝割據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領城市，奪取了全國勝利。在殘酷的革命斗爭中，質樸的農村群眾以吃苦耐勞、無私奉獻的大愛精神默默支援和服務戰爭前線，用背簍和小車，推出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沒有農民群眾的廣泛參與以及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的積極付出，中國革命就難以取得最終的勝利。

第二，鄉村是筑牢糧食安全這一國家安全根基的基礎。民以食為天，國無糧不穩，民無糧不寧。糧食是國民經濟的命脈，是保障人民生存需求的最重要戰略物資。在舊中國，中國人民長期忍饑挨餓，吃不飽飯，餓殍遍野的悲慘情景一直成為籠罩在中國人心上的陰影。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努力奮斗，一個最簡單的愿望就是讓中國的老百姓吃飽飯、穿暖衣。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為了解決老百姓的吃飯、穿衣問題，減租減息，分田分地；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將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提出農業以糧為綱的發展思路，實施科學種田，逐漸解決了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糧食產量連續多年保持在6500億公斤以上，中國人的飯碗里裝上了中國人自己種的糧食，主糧基本上實現了自給，人們由吃飽向吃好和講營養轉變。但是，中國人均糧食產量仍然只有470公斤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人均擁有的糧食水平，糧食生產的基礎還較薄弱，耕地質量較差，每年還需要大量進口大豆、玉米等。因此，中國只有緊緊地守住耕地紅線，把飯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有效防范抵御各類風險挑戰，為確保國家大局穩定奠定堅實基礎。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重視鄉村發展和“三農”問題的重要實踐價值。

第三，鄉村是中華文明的基本載體和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和魂。中華文明發源于黃河、長江流域，植根于農耕文化，鄉村是中華文明的基本載體，中華文明是屬于鄉村社會主導的文明。盡管中國城鎮化率超過了60%，但這種城鎮化仍然是在一個有著5000年鄉村文明演化的時空中進行的。從存在的載體和文明的演化根源來看，負載著中國5000年文明的生產方式是農耕經濟，這是中華文明之所以有韌性、歷經朝代更迭而一次又一次劫后余生、經久不衰的根脈所在，是中華民族血脈得以繁衍而生生不息的動力源泉。鄉村建設和發展是發掘中華農耕文化中蘊含的優秀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以及傳承中華優秀文化的有效途徑，有利于弘揚植根于鄉村的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和平發展理念，有助于運用現代科學技術，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核心價值觀融為一體，在傳承的基礎上進行現代性的創造、轉化和發展，使中華文化生生不息。即使到了城鎮化率很高的時候，人們仍然心心所念“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鄉村，仍然需要保護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留下來的那些茶鄉、花鄉、陶瓷之鄉、刺繡之鄉、武術之鄉、耕讀之鄉等各種中華文明遺產，使之造福于后人。

第四，鄉村是消除貧困、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難點。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而要實現這一初心和使命，解決農民問題是關鍵。新中國成立前，農民生活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受盡了剝削和壓迫。他們深深懂得，跟著中國共產黨，得到的是土地、住房和自由，是翻身得解放，因此他們最擁護中國共產黨，是跟隨中國共產黨鬧革命最積極、最堅決的主力軍。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出臺的大部分政策都是為了解決農民貧困問題，實施的減租減息、打土豪、分田地等舉措，就是為了讓農民吃飽飯。新中國成立后，盡管農業、農村有了大的發展，但農民的貧困問題仍較為嚴重，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持續不斷地進行貧困治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展脫貧攻堅，在2020年終于消除了現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使得8億多人擺脫了貧困，創造了世界減貧史上的奇跡。但是，打贏了脫貧攻堅戰，消除了現行標準下農村的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并不等于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鄉村貧困問題。由于脫貧的地區大多屬于老少邊窮地區，受到環境、資源、交通以及氣候等各種因素的剛性約束，基礎并不牢實，因病、因災等導致的返貧風險較大，因而必須實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發展的有效銜接，持之以恒地將“三農”問題作為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攻克鄉村貧困的這個難點。

第五，鄉村是暢通城鄉經濟循環、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潛力地區。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鄉村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根本依托，也是中華文化的源頭。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注重鄉村調查，深知中國鄉村的貧窮落后，在于其交通閉塞，與外界缺少聯系，人不能盡其用，貨不能暢其流，是一種落后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鄉村成為舊中國落后的縮影。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加大對鄉村建設的投入，暢通鄉村的交通、通信，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的“村村通”建設，將鄉村融入經濟循環體系之中，搞活了農村經濟，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拉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弱項主要在鄉村。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中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應以暢通城鄉經濟循環為重點。只有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不斷提高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釋放出鄉村巨大的消費和投資潛力，才能增強國內大循環活力，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源泉。

第六，鄉村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短板。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它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系統工程，必須要有強大的現代農業作為支撐。農業農村地域分散性、農業生產的小農性和農民整體素質的差異性，使得我國的農業農村尚處于傳統向現代轉型升級的階段，發展質量還不高，競爭力還不強。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農村人口占比總體偏高，城鄉二元結構依然突出，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方面還跟不上現代化的步伐。因此，鄉村仍然是破解城鄉二元矛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短板和制約。

基于上述理由，《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明確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重點難點在“三農”，迫切需要補齊農業農村短板弱項，推動城鄉協調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潛力后勁在“三農”，迫切需要擴大農村需求，暢通城鄉經濟循環；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基礎支撐在“三農”，迫切需要穩住農業基本盤，守好“三農”基礎［15］。可以說，鄉村振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沒有鄉村振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只能是一句空話。

四、結語

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孜孜以求地從“鄉村改造”“鄉村建設”“鄉村改革”到“鄉村振興”的偉大實踐，就是一部踐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發展史。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始終心系農民，將依靠農民、為億萬農民謀幸福作為自己的使命，并根據不同階段的發展目標，有針對性地制定出相應的政策措施。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殘酷的戰爭條件下，在根據地和解放區，領導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帶領億萬農民求解放，最終成功建立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開展互助合作，發展集體經濟，大興農田水利，大辦農村教育和合作醫療，使廣大農民真正站起來了；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生活環境，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村社會事業，并鼓勵農民進城務工，帶領廣大農民走上致富道路；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后，中國共產黨更加重視“三農”，持續發出關于“三農”的“一號文件”，2020年全國農民消除絕對貧困，2021年由脫貧攻堅轉入鄉村振興階段，城鄉二元結構逐步破除，農村美、農業強、農民富正在變成現實。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走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發展之路，為人類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經驗。中國共產黨要始終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牢記億萬農民對革命、建設、改革作出的巨大貢獻，把鄉村建設好，讓億萬農民有更多獲得感，充分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城鄉協調發展。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百年民生思想發展史”（項目編號：18ZDA0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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