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森批周濤八字的簡單介紹

2019年，我們的詩歌繼續保持著生長的活力，呈現出多元共生、健康健全的詩歌生態。一位又一位詩人、一個又一個分屬于不同代群、性別與地域的詩學個體，以他們富有活力的詩歌實踐，共同使我們的國度，蔚為詩國。

近幾年來，我一直試圖將當代中國的詩歌實踐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實踐來進行整體性的考察，努力恢復與強調這樣一種基本認知，即中國新詩不僅從來就是中國現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曾是其最具活力的敏銳先導。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才經常引入“文學文化”或“詩歌文化”的方法與視角，在具體的詩歌創作之外，同時關注詩歌文化中的制度文化、活動文化、媒介文化和批評文化等諸多方面，使我們的考察更具整體性，更具有文化的意義。我曾經用“繁茂的生長”來概括2018年的中國詩歌，2019年，我們的詩歌繼續保持著生長的活力，呈現出多元共生、健康健全的詩歌生態。

一

21世紀以來，中國詩歌歷史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詩歌活動文化的興盛與活躍。從2019年舉辦的大多已經堅持數年的詩歌節（詩歌周、詩會）來看，中國詩歌的活動文化正在走向常態化運行的歷史階段。

2019年的中國詩歌在制度文化的意義上，最具有歷史意義的，便是“全國詩歌座談會”的召開。2019年11月28日，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全國詩歌座談會”在北京開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作協在1980年、1991年和1998年先后召開過三次全國性的詩歌座談會，這一時隔21年的第四次會議，以“新時代詩歌”為主題，分別圍繞著“新時代詩歌的人民性和主體性”“新時代詩歌的時代精神與現實抒寫”“新時代詩歌如何從高原走向高峰”“新時代語境下的長詩現象與總體性寫作”“新時代詩歌的大眾傳播、對外交流與譯介互動”等5個分議題進行了討論。實際上，從2019年初開始，關于“新時代詩歌”的討論就一直很熱烈。不僅《詩刊》《星星》《詩歌月刊》等刊物開辟了有關討論的多期專欄與專題，《詩刊》還與《光明日報》文藝部、《文藝報》等一起舉辦了新時代詩歌大討論的主題征文活動。在中國作家協會和各地作協舉辦的詩歌活動中，“新時代詩歌”也是一個重要主題，主要活動有如“新時代詩歌北京論壇”（2019年1月5日）、“新時代詩歌的建設與發展”研討會（2019年4月19日）、“新時代詩歌青年論壇”（2019年4月24日）、“詩人如何回應新時代”研討會（2019年6月20日）、“新時代詩歌傳媒論壇”（2019年7月8日）和“新時代詩歌座談會”（2019年8月28日）等。此外，中國作協魯迅文學院和湖南詩歌學會還先后開設了“新時代詩歌高級研修班”和“新時代湖南青年詩人培訓班”。“新時代詩歌”，顯然是2019年中國詩歌界最受關注的主題。

詩歌文化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詩歌獎”。2019年中國的眾多詩歌獎中，有的已經連續多年，如“第四屆陳子昂詩歌獎”“第五屆海子詩歌獎”“第四屆中國長詩獎”“第二屆草堂詩歌獎”“第九屆光華詩歌獎”“第三屆《揚子江》詩刊獎”“第七屆赤子詩人獎”“第十五屆三月三詩歌獎”“第四屆中國天水·李杜詩歌獎”“第十一屆聞一多詩歌獎”和“第四屆劉伯溫詩歌獎”等。特別是“柔剛詩歌獎”，這一創立于1992年、堅持時間最久的民間詩歌獎，2019年分別將其“榮譽獎”和“主獎”頒發給德高望重的邵燕祥先生和青年詩人康蘇埃拉，致敬前輩和提攜后進的意旨非常明確。此外，2019年，“首屆中國·赤壁杯《詩收獲》詩歌獎”“首屆金種子杯《安徽詩人》（長淮）年度詩歌獎”“首屆中國（樂至）田園詩歌獎”和“首屆聞捷詩歌獎”等，都是最新創設的詩歌獎，值得我們期待與關注。

21世紀以來，中國詩歌歷史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詩歌活動文化的興盛與活躍。2019年中國詩歌的活動文化中，規模較大和較引人注目的還是各地舉辦的形形色色的詩歌節（詩歌周、詩會），如第四屆上海國際詩歌節、第四屆天津詩歌節、武漢第二屆東湖詩歌節、廣東清遠第六屆清遠詩歌節、東莞第三屆森林詩歌節、甘肅天水第四屆李杜詩歌節、貴州綏陽第三屆十二背后詩歌節、四川西昌“絲綢之路”國際詩歌周、遂寧第四屆遂寧國際詩歌周、安徽涇縣第六屆桃花潭國際詩歌周、湖南湘陰第四屆栗山詩會、河北正定第五屆海棠詩會、《詩刊》社的第35屆“青春詩會”和《十月》雜志社的第九屆十月詩會，浙江與西藏新近還創辦了首屆浙江詩歌節和首屆西藏詩歌節。從這些大多已經堅持數年的詩歌節（詩歌周、詩會）來看，中國詩歌的活動文化正在走向常態化運行的歷史階段。

2019年，在我們的詩歌界蓬勃展開的活動文化中，有幾個更加豐富的方面尤其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一是詩歌文化向青少年的普及與推廣，比如北島、食指和歐陽江河等詩人與北京的中小學生們共同舉辦主題為“把世界交給孩子”的詩歌朗誦會；長江文藝出版社邀請和組織田禾、沉河等詩人以文化扶貧的方式走進鄉村，為孩子們讀詩；特別是在廣東舉行的“2019粵港澳大灣區小學生詩歌季”活動中，十多萬學生踴躍投稿，參賽詩作12.3萬首，廣獲好評。二是詩歌文化活動的跨界實踐，有影響的如《詩刊》社與安徽廣播電視臺聯合打造的大型詩歌文化節目“詩·中國”、2019年新春之際在北京舉辦并且擁有多處分會場的第四屆華語詩歌春晚，都很成功地顯示出詩歌界與廣播電視界、演藝界的跨界合作。而處于上海的中國銀聯所策劃的“詩歌POS機”，以付費閱讀的方式支持貧困地區的青少年兒童，更是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跨界，是一種精準有效的新型公益活動。三是詩歌文化活動的個體化現象。2019年，全國各地經常都有舉辦關于某一位詩人的新書分享會、研討會或詩歌誦讀會，比如廣州和深圳的楊克、陳東東詩歌作品朗讀會，湖南湘潭的羅鹿鳴詩歌朗誦會，貴陽的李寂蕩詩歌品讀會，江蘇無錫的王學芯詩歌研討會，以及上海的繆克構詩集《鹽的家族》分享會、江蘇南京成秀虎詩集《風也起身》發布與研討會、重慶的趙曉夢長詩《釣魚城》單行本首發式暨研討會、合肥的陳先發中英雙語版詩集《九章》新書分享會和山西張二棍詩集《入林記》讀者見面會等，像位于北京東城區的小眾書坊還因為先后舉辦了詩人朱濤（《落花紀念碑》）、商震（《誰是王二》）、趙曉夢（《釣魚城》）、臧棣（“臧棣詩系”）和梁爾源（《鏡中白馬》）的新書分享或研討會，形成了頗具特色與影響的文化地標與品牌。

當然，新詩集的發布、分享或研討同時也是出版界與詩歌界之間的跨界合作，無疑屬于詩歌文化中的印刷文化實踐。2019年中國詩歌中的印刷文化，最具規模的應該是由鄒進、蘇歷銘擔任總策劃，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常春藤詩叢”。“常春藤詩叢”38冊，分“吉林大學卷”、“北京大學卷”、“武漢大學卷”、“復旦大學卷”和“華東師范大學卷”等5卷，集中呈現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詩歌運動中幾大學院重鎮38位詩人迄今為止的詩歌創作，具有重要的詩歌史價值。詩歌刊物中，《詩刊》《星星》《詩歌月刊》《揚子江詩刊》《江南詩》《詩潮》等雜志扎實推出諸多佳作。民間詩刊方面，2019年最新創辦的《變雅》（劉振周、蒙晦、陳家坪主編），具有自己明確的詩學主張，甫一亮相，便體現出較高的水準與品質。2019年初出刊的《漢詩界》（總第四期）以“伊蕾紀念專號”的形式集中發表了伊蕾的書信、日記、訪談、年表和伊蕾關于《獨身女人的臥室》的回顧性文字，兼有許多人士對伊蕾的回憶與紀念，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中島主編的《詩參考》出版了厚重的30周年特刊。福建的“反克詩群”不僅編輯出版了顧北主編的“反克十周年專輯”《一意孤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9年6月版），還印行了朱必圣所著的對于“反克詩群”的系統性研究著作《執迷不悟》。如此種種，都顯示出民間的活力一仍其舊。

2019年，中國詩歌的網絡文化中最重要的還是詩歌微信公眾號和微信群等網絡自媒體，“中國詩歌網”和“詩生活”網站分別以其巨大的流量、專業性與純粹性而具有重要影響。蘇歷銘以微信公眾號形式創辦的網絡詩刊《光年》（半月刊）充分發揮媒介特長，不僅以發表詩歌作品為主，還兼刊有評論、翻譯、動態、資料和聲頻，是一種非常值得期待的創新與嘗試。

二

2019年中國的詩歌創作，不同代群、性別和區域的詩人們創作活躍，很多都以其各自獨特的人文內涵與詩學風格發表優秀作品，豐富地呈現出我們這個時代廣大詩人的個體多樣性。

在豐富多樣的詩歌文化實踐中，詩歌創作無疑是核心。2019年中國的詩歌創作，不同代群、性別和區域的詩人們創作活躍，很多都以其各自獨特的人文內涵與詩學風格發表優秀作品，豐富地呈現出我們這個時代廣大詩人的個體多樣性。

2019年，屬于“朦朧詩”一代的詩人多多以其組詩《在詞語的開花之地》（《揚子江詩刊》2019年第1期）繼續著自己的精神探索。在這組詩中，孤絕的主體在沉默與歌唱之間克制、痙攣，同時也有深厚、浩大的迸發，盡顯悲愴。正如詩中所寫到的：“我們孤獨，如曾祖栽下的白楊/我們的孤獨，由血肉筑成”（《某種綠曾至家門》），這樣的主體即使是在寂靜中，“無言”、“沉默”，“熱情的草減少/憑我們，它們減少//少，更少/少于說出”，但“在詞語的開花之地”，“每片葉子都在鼓掌”（《在詞語的開花之地》），即使其如“披發人在曠野的冥視中疾行”，“在這蟲鳴草靜的大地/一張張碑形的臉無聲移動”，卻仍有“默念”回應風聲，有念經的河流讓逝者傾聽（《捧讀月光下的顫栗》），他仍然有歌唱的激越——他要“歌唱未完結的心”，“歌唱云朵后面廣大的父母”，“唱出這必歷的：/是人也是山水”（《唱唱不下去的歌》）。多多的詩作，不禁讓我想起“緊張”于“沉默”與“開口”之間的《野草》時期的魯迅，蘊涵深刻。2019年，在多多之外，上世紀80年代便已活躍的“朦朧詩人”和其他同齡詩人如葉延濱、林莽、梁小斌、周濤、曲有源等，也都奉獻出了他們的優秀詩作。

2019年，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詩人們都已進入花甲之年，但很令人感佩與欣慰的是，他們與多多一樣，仍然在堅持著自己的精神追尋，表達著他們各自獨特的個體生命體驗。2019年，僅以我的有限涉獵，先后讀到王家新分別發表于《人民文學》《鐘山》和《揚子江詩刊》等刊物的5組共35首詩作。在這些作品中，王家新憶往（《河流》）、紀游（《圣托里尼的日落》《北行筆記》）、致友（《石臼湖邊的樹——給葉輝》）、悼亡（《悼何銳》《白樺——悼念一位詩人》），同時也寫日常（《足球場》），致敬那些在精神的深處能與其互文的古今中外的詩人們（《狄奧根尼斯的燈籠——獻給曼德爾斯塔姆》）……在人生的“晚景”重新“贖回我自己”（《人稱問題》），一方面“向落帆般的疲倦致敬/向人生盡頭的虛無致敬”（《夜行航班》），另一方面，也在黃昏的“日落”時刻向往著“黎明”（《圣托里尼的日落》），重新開始，重新“準備”（《簡·赫斯菲爾德》），并像其筆下的那棵烏桕樹一樣，期望“在來年更孤傲地綻放”（《石臼湖邊的樹》），是這些作品最基本的精神特征。恰如詩人自己所說的：“到了我們這個年齡，寫作必得深入到我們內心中那些最難言的體驗中”（《從一次旅行開始》，《星星》2019年第3期），“它只有和一個人真實、內在的生命感發深刻結合在一起，才能產生出力量”（《創作談》，《草堂》2019年第7期）。

在孫文波的作品中，這種過早到來的“晚景”意識也很突出。2019年，同樣也是孫文波的豐收之年。他不僅刊發了兩組詩作《隨手記》（15首，《芳草》2019年第1期）和《孫文波詩選》（10首，《漢詩》2019年第1期），還出版了詩集《洞背夜宴（2018）》（中國藝文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和詩學論集《洞背筆記》（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11月版）。特別是前者，誠如詩人在其“后記”中所說的：“最近兩年，我的寫作呈井噴之勢，竟達到了一年的作品可以編出一本詩集的程度……譬如這本取名《洞背夜宴》的新詩集，其實只是我2018年一年的作品結集”。在2019年的新作中，隱居洞背的孫文波經常會以“老家伙”自況，隨手記下自己的日常，懷古（《圓明園游補記》）、徒行（《乙未年六月初六徒步隨手記》）、觀鷹（《觀鷹記》）、聽鳥（《麻雀嘰喳》）、紀游歷（《云南行紀事》），思緒和言語看似閑散或“放蕩”，實際上卻如庾信文章，“凌云健筆意縱橫”，收放自如地容納萬千，處處圍繞的還是在表面上散淡、曠達，卻又在深處內隱著憂憤的自我——“我聽到自己內心中發出的聲音”（《麻雀嘰喳》），“在洞背村，石頭砌成的路/起伏蜿蜒。白云在頭頂，海水在天邊。/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的現實里，/有語言的戰場；狼奔豕突，廝殺吶喊”（《在洞背村想到陳子昂后作》）。

當然，在2019年，梁平、楊克、歐陽江河和張曙光等許多“50后”詩人均多佳作。歐陽江河繼印度的泰姬陵后，又被埃及的金字塔“鎮住”，發表了長詩《埃及行星》（《鐘山》2019年第3期），繼續著其跨文化的詩學流散。楊克則在祖國大地履痕處處，以其《大東湖》《平涼行》《晨過石壕村兼懷杜甫》《生命的軌跡》等繪寫他的“精神地圖”（《精神地圖》，《上海文學》2019年第11期）。張曙光則在他的《抵達之謎》（《江南詩》2019年第3期）和《不知不覺已到了老年》（《草堂》2019年第6期）等兩組詩中，與王家新、孫文波一樣，感嘆自己“不知不覺已到了老年”，“感到羞愧”（《靜止的畫面》），甚至“虛無”（《空白》《“一場大雪……”》），但是，他又堅信著“靈魂從死亡中站起，抗拒著時間，像一枚堅果”（《時間的沙子》），這樣一種對生命與時間的洞徹，同時也讓我們振奮。

三

2019年，很多“60后”詩人在創作中充分地展現詩歌創作實績與詩學思考，為我們系統梳理這一代詩人的詩學觀念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

2019年，最充分地展現詩歌創作實績與詩學思考的詩歌代群，仍然是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詩人。在我的有限閱讀中，對于吉狄馬加來說，2019年便是更多表達其詩學思考的一年。他在《在時代的天空下》（《作家》2019年第2期）、《用語言創新仍是詩人的責任和使命》（《世界文學》2019年第2期）、《身份、語言以及我們置身的世界》（《作家》2019年第7期）和《演講與隨筆》（《揚子江詩刊》2019年第4期）、《隨筆三篇》（《詩歌月刊》2019年第12期）等與溫茨洛瓦、阿多尼斯諸位外國著名詩人的對話和自己的詩學隨筆中，深入討論了我們這個時代非常重要的詩的個體性、社會性與人類性之間的復雜關系，提出了對詩的語言、詩人的身份認同、文化多樣性與全球化等諸多問題的豐富思考，對于我們進一步了解和把握吉狄馬加的個體詩學，極有學術價值。

李少君的《詩人以其詩歌建構的個體形象》《事件與情境》（《揚子江評論》2019年第1期）及《情境的現代性轉化》（《應該對春天有所表示》，北岳文藝出版社2019年9月版）等文，則在強調詩人應該以詩歌創作建構自己的個體主體性的同時，進一步提出詩所呈現的“不是客觀的景或者說境”，而是“已蘊含個人情感和認識的境，一個主觀過濾篩選過的鏡像，經過個人認識選擇過的鏡像”，“情境，其本質就是以情統攝一切，注入境中，自成一個世界”，其所強調的個體主體性的建構，便也得有所依循。他的《西山暮色》《秋憶》和《雪的懷念》（《人民文學》2019年第1期）很好地體現了他的詩學主張與策略。

2019年，臧棣、胡弦、沈葦、藍藍、李南、陳先發、龔學敏、谷禾、哨兵、小海、丁及、古馬、劉川、尚仲敏、葉舟、張執浩、韓東、蔣浩、梁曉明、余怒、姚輝、李元勝等很多“60后”詩人都在他們的詩學隨筆中表達了他們的詩學思考，為我們系統梳理這一代詩人的詩學觀念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詩歌創作方面，胡弦保持旺盛的活力，在其發表的多組詩作中，繼續發揮其專注于事物本身的現象學特點，深深扎入事物的內部，挖掘、想象、考古，開拓詩境，深度闡釋。在其37節共200多行的長詩《蝴蝶》（《鐘山》2019年第1期）中，胡弦極其精妙地捕捉蝴蝶飛行、合翅與止息的瞬間，屏息細察、巧以運思，像是一曲音樂，非常靈動地表現了詩人的主體心靈與作為對象的蝴蝶之間的互相開掘與發現，令人嘆服。這也正如他在另外一首關于蝴蝶的詩中所寫的：“正在飛的族類中，/它最飄忽，最適合捕捉/氣候的變化，和你我心中那閃爍/難以把握的瞬間”（《蝶》，《西部》2019年第3期），良有以也！

對于谷禾來說，2019年應該是其創作上的“大年”，他不僅出版了很受好評的詩集《北運河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10月版），就我所見，還在《詩刊》《山花》《詩潮》等刊物發表了6組共計110首之多的詩作。谷禾的這些詩作，聽蟬、記雨、憶故人（《我不輕易贊美這世界》，《芳草》2019年第2期）、觀鷺、憶雪、念蒼生（《塘河觀鷺》《兩篇雪》，《詩歌月刊》2019年第1期），系列性地書寫村莊（《周莊傳》，《作家》2019年第6期）與河流（《北運河書》）。對于其所側重關注的平凡生活，谷禾自然有喜悅與贊美，但更多的則是見證與悲憫，如同他所欣賞的拉金的詩，“它訴說著平凡生活的種種悲哀”（沃爾科特語），一種如其所言“運用個人經驗與想象力，去洞悉并穿越日常的表象”，從而“建立起一個和現實世界息息相通的獨特的藝術世界”（《扎根于日常生活的詩歌寫作》，《詩歌月刊》2019年第1期）的努力，盡顯其中。

四

自覺建構個體性的詩歌世界，是很多優秀的“70后”和更年輕的“80后”詩人們的詩學追求。同時，“80后”“90后”詩人也很充分地展示了他們的實力與潛力。

實際上，自覺建構個體性的詩歌世界，也是很多優秀的“70后”和更年輕的“80后”詩人們的詩學追求。比如哨兵，這些年來一直專注于洪湖，并出版有詩集《江湖志》《清水堡》和《蓑羽鶴》，2019年的《田野調查》（《人民文學》2019年第9期）應該是其最新的“洪湖詩篇”。哨兵寫洪湖，雖常注目于洪湖的自然物候和洪湖人的勞作與生存，其所循此建構的個體性的詩歌世界，顯然具有突出的辨識度。但更重要與獨特的，是他一方面深懷悲憫地體察與挖掘他們的內在隱痛（《聽護鳥員張圣元聊水鬼》《月亮詩》），另一方面，他的個體自我又經常與筆下的人或事物辯詰與對話，往復推進，挖掘、呈現和升騰出一個更加豐富與深刻的自我（《藕》《迷路詩》），這使他的詩歌世界意涵更加深厚。

育邦是我一直期待的“70后”詩人。2019年的育邦成果豐碩，令人興奮。除了出版一部隨筆集外，他還發表了多組詩作，并于《作家》雜志為其所做的“育邦專輯”發表了一首400多行的長詩《七月》。育邦飽讀詩書、游歷甚廣，是“70后”中難得的一位具有“綜合性”的詩人。他是小說家、隨筆作家，也是一位詩人。表現在其詩中，這樣的綜合性往往體現為知識分子性與文人性兼備，激情與理性，知識、思想、情懷與江南文人趣味，個人生命體驗與文化詩學譜系等多方面融合，如其詩中所寫的陶淵明一樣，縱浪大化，能夠“不斷地把自身/從密集的人群中甩出來”（《陶淵明》，《西部》2019年第1期），凝定成一個淡然自適的堅實的主體。此外，在2019年，像朵漁、泉子、繆克構、江離、江雪、飛廉、晴朗李寒、張遠倫和津渡等“70后”詩人同樣發表了很多優秀的作品，特別是繆克構，還以其《鹽的家族》（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8月版）和《鹽》（《星星》2019年第11期）等詩作，非常成功和有效地建構了自己的個體詩學“鹽的詩學”。

從詩歌代群的角度來看，2019年，“80后”“90后”詩人也很充分地展示了他們的實力與潛力。每一家詩歌刊物都特別地為他們開辟常設專欄，如《詩刊》的“校園”、《星星》的“星青年”、《草堂》的“最青春”、《江南詩》的“新星空”、《詩歌月刊》的“新青年”和《揚子江詩刊》的“新星座”。深圳的《飛地》更是以發表青年詩人的作品為主，推出了兩位重要的“80后”詩人茱萸和王璞。《詩刊》的“青春詩會”和《星星》詩刊的“大學生詩歌夏令營”，向來被稱為青年詩人的“搖籃”。尤應關注的是，復旦大學中文系、復旦大學圖書館和《大家》雜志還聯合舉辦了規模宏大的“中國‘80后’詩人手稿大展暨‘80后’詩歌研討會”，率先將“80后”詩人系統地納入詩歌史研究的學術視野。

從性別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女性詩人2019年一如既往地活躍。傅天琳、翟永明、李琦、藍藍、李輕松、路也、娜夜、李南、代薇、周瓚、安琪、林雪、宋曉杰、張曉雪、張映姝、顏梅玖、衣米一、寒煙、鄭小瓊、袁永萍……這些來自不同代群的女詩人們的新作，都常為我所讀到。在地理空間上，2019年最具活力與實績的，我以為主要還是“西部詩群”和“江南詩群”。在祖國的西部，在新、藏、甘、陜、寧、青，有葉舟、古馬、阿信、娜夜、人鄰、楊森君、梁積林、王西平、張聯、成路和扎西才讓……在我所處身的江南，在江、浙、滬、皖廣闊的“長三角”地區，像龐培、黑陶、鄒漢明、張維、王學芯、丁及、葉輝、李潯、王自亮、龔璇、傷水、石人、施茂盛、徐俊國、蘆葦岸、高鵬程等，都以不同的方式書寫和表達著他們的“戀地情結”（段義孚語）。不惟如此，《星星》和《草堂》詩刊的“詩歌地理”、《詩歌月刊》的“詩版圖”、《詩潮》雜志的“中國詩歌地理”和《天津詩人》的“京津冀詩歌”“詩版圖”專欄，通過對各個地域詩歌群體專題性的重點推介，展現出我國遼闊疆土上生氣勃勃的詩歌生態，一位又一位詩人，一個又一個分屬于不同代群、性別與地域的詩學個體，以他們富有活力的詩歌實踐，共同使我們的國度，蔚為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