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檢，歷史上對他的評價都是相對比較寬容的。確實，相比幾位荒唐的前任，他的確有許多可敬之處（比如勤奮好學、不貪女色、勤儉節制等）。但如果把明朝滅亡的鍋全部甩在前任身上也似乎有點不太公平。歷史已經向我們證明，勤奮的人未必都能辦好事，崇禎皇帝的弱點和他的優點一樣明顯，而且對國家的治理產生了不可逆的負面作用，正是他性格中的缺陷加速了大明王朝的滅亡，這一點不應當被忽略。
一副爛攤子：搖搖欲墜的大明朱由檢接手的是一副不折不扣的爛攤子。從軍事層面上說，國家面臨著后金軍與農民起義軍的雙重壓力， 為此朝廷只能一次次的增加稅收來籌集軍費，這就使得老百姓的負擔越來越重，生活苦不堪言，以至于流寇越剿越多。另一方面，明末社會矛盾已經積攢到不可調和的程度，貴族和大商人兼并了大量的土地，掠奪了大多數的社會財富，許多自由農被迫賣身為奴。再加上朝廷各個集團之間（比如閹黨、楚黨、浙黨等）的明爭暗斗，無形中消耗了政府的資源，行政效率極其低下。國家早已是搖搖欲墜，經不起任何折騰了。如果我們將明朝比喻成一個病人的話，那麼此時他需要的是緩和的“治療手段”，也就是休戰議和，輕徭薄賦，恢復社會生產力，再徐圖進取，然而卻偏偏又遇到了朱由檢這個激進分子當政，這天生愛折騰的性格最終將政權推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過度好面子，聽不得反對的聲音朱由檢即位的時候才17歲，雖然天資聰慧，看問題很有主見，但畢竟還是一位少年。這青春期的叛逆、沖動等毛病肯定是不可避免的，這也可以理解，但要命的是他還是一個極度好面子的人，容不得一點質疑的聲音。他剛即位的時候，有位名叫劉鴻訓的大學士說了句“主上畢竟是沖主”（沖主就是“年幼的君主”之意），這里面可能多少也有點輕視意思。朱由檢對此耿耿于懷，他并沒有想過以自己的能力來使他臣服，反而一直想要置他于死地。后來以“銳意任事”由頭將他發配到代州充軍，之所以沒殺他是因為“諸大臣苦勸得免死。”
正因為他好面子，所以經常容不下逆耳之忠言。崇禎九年，大學士錢士升考慮到朱由檢中興國家的迫切心情，大膽撰寫了《四箴》呈給皇帝，“其言深中時病”，其中有一段寫道“寬以御眾，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沒想到這篇奏疏盡惹得朱由檢相當不爽，認為錢士升是在批評自己，于是便在上面寫了一道令他極為難堪的批語：“即欲沽名釣，前疏已足疏致之，毋庸汲汲。”把錢大學士嚇得忐忑不安，最后思慮再三決定“引罪乞休”。朝廷就這樣失去了一位有識之士。朱由檢這種剛愎自用，睚眥必報的性格導致崇禎一朝對待大臣極為嚴苛，許多人因為害怕“不合上意”影響自己的仕途或生命受到威脅而不敢說真話。久而久之皇帝也就只能聽到奉呈之語而難覓對國家有益的真知灼見。
急于求治，矯枉過正從朱由檢榮登大寶開始，他尋求天下大治的心情就相當急迫。只可惜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往往是欲速則不達。即使求治之心再急切，在處理具體問題上還是得按部就班的來，否則就容易出錯。而急躁的心態經常讓朱由檢在制定政策時矯枉過正，而且自己還以此為理所應當，公開表示：“此時不矯枉振頹，太平何日可望？”從裁撤驛站這件事上我們就可以看出這種“矯枉振頹”的負面作用了。
起初，明朝設立驛站是專為差遣命官和傳遞軍情之用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和信息傳播速度。但隨著官場徇私之風盛行，許多有權勢的官員濫發勘合馬牌（就是驛站的通行證）送給親朋好友辦私事。而且驛站還得為這些人提供食宿，民夫們甚至還收到這些達官貴人的敲詐勒索。朱由檢雖然警告兵部，要求從嚴治理，但制度的積弊絕非是一道敕令可以修正的。崇禎二年，就有刑科給事中劉懋上疏要求裁撤驛站，此建議深合皇上的心意，朱由檢第二天就召集內閣和六部的官員以及劉懋討論這件事。在御前會議上閣臣李標并不同意一刀切地裁撤，他說：“兵部復驛皆屬切要，若著實奉行，驛弊自清”，但朱由檢早已下定決心裁撤驛站，這御前會議與其說是商量倒不如說是通知，而且“圣諭嚴切，諸臣不敢違玩。”而劉懋則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主辦裁撤事宜的負責人，他也確實不負眾望，把驛站勘合的類型由過去的51種減少到12種，這種大刀闊斧地改革直接得罪了許多既得利益者，因此他很快就在官場上成為了眾矢之的，最后不得不告老還鄉。
我們評價一項改革措施成功與否的重要依據就是看它的效果是否是正面大于負面，而從這個角度上說朱由檢是相當失敗的。因為驛站雖然成為了貪官污吏的搖錢樹，但它也為社會提供了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裁撤驛站后，大量的民夫因此丟了飯碗，失去了經濟來源，不得不去投奔農民起義軍。后來攻占京師迫使崇禎帝自盡的李自成曾經就是是銀川驛站的一名驛卒，朝廷裁撤他后又沒有給他安排再就業，沒有穩定收入的李自成無法償還所欠下的債務，隨后還殺死了債主艾詔，走投無路之際只能鋌而走險，帶著侄兒李過逃往甘肅投靠了農民軍。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出，崇禎帝急躁的性格影響了自己的判斷力，沒有預料到裁撤驛卒之后會產生大量的失業人口，變相地使他們成為了農民軍的爭取對象。
自以為高明，實則剛愎自用而不自知崇禎皇帝是個聰明人，這聰明人一般都很自信，但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卻是自以為是。當時的御史陜嗣宗的言論鮮明地反應出了朱由檢身上的這種性格缺陷。他說皇上有“五不自知”，其中一條為“漸近于予圣而不自知”，這“予圣”就是自己覺得自己很高明的意思。朱由檢表面上召開御前會議聽取臣下的意見，實際上卻使臣下凜凜于救過不及。雖然處理政事堪稱勤勉，但只聽說閣臣修改票擬來遷就皇上，從來不聞皇上放下面子接受閣臣的建議。
持有如此觀點不僅是陜嗣宗一人，順天府尹劉宗周的言辭則更為犀利。他在《除京兆謝恩疏》中也說得相當明白。對于當時朝廷屢禁不止的貪腐行為，劉宗周明確地指出“然貪風不息，為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而未能盡善的原因就是皇帝恃一人之聰明，憑一己之英斷，過于自用。朱由檢處理事情功利性太重，一旦達不到理想的效果，對于大臣輕則斥責免職，重則施以刑罰，當時皇帝將大臣投入錦衣衛詔獄是猶如家常便飯。如果再不奏效就起了猜忌之心，最終導致言路閉塞。崇禎一朝基本上就是皇上一人獨勞，沒有諸臣輔佐，這在整個明代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優柔寡斷，在安內與攘外的選擇中迷失方向每個處于危機中的政權都會面臨安內與攘外的抉擇，朱由檢同樣也不例外，雖然他是一位獨斷專行的人，但同時也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崇禎九年，滿洲軍突破了長城防線，兵鋒直指京師，導致北京及周邊地區戒嚴。滿洲軍退走后，原兵部尚書張鳳翼擔心受到皇帝的追究，畏罪自殺。于是兵部尚書這個重要的職位便空了出來，那麼該有誰來接任呢？朱由檢想起了丁憂在家的前任宣大總督楊嗣昌，于是馬上下令“奪情起復”，在覲見皇帝的時候，楊嗣昌依靠自己的雄辯術讓朱由檢直呼“恨用卿晚啊！”，于是他趁熱打鐵闡述了自己的施政綱領，總結一下就是攘外必先安內，蕩寇必先保民，并且得到了皇上的允諾。
這段時間可以說是楊嗣昌與朱由檢的蜜月期，而前線也是捷報頻傳，崇禎十年，張獻忠兵敗接受了熊文燦的招撫。崇禎十一年，李自成也在潼關南原遭到了五省總督洪承疇的重創，僅帶十八騎逃往商洛山中。眼看著流寇之患即將解決，朱由檢卻在這個節骨眼上召開御前會議討論“攘外”的問題，他認為因為明軍精銳都集中在內地剿匪，讓敵國（清朝）對東北地區虎視眈眈。這話剛一出口，楊嗣昌立馬跳起來反對，并且舉出東漢皇帝曾經接受五官中郎將耿國的建議，與匈奴休戰，實現了北方邊境的安定。這話的意思非常明顯了，就是與清軍議和，徹底平定國內的流寇。我們必須承認，楊嗣昌的主張是當時對明朝最為有利的辦法了。但這件事卻在朝野內引起了軒然大波，許多人都指責楊嗣昌忠孝兩虧。其實這時候朱由檢心里是偏向楊嗣昌的，但是他并沒有那種力排眾議的能力，看到大臣們群情激昂，熱血沸騰的批判議和的提議，他也不想自己被言官們的唾沫給淹死，因此并沒有明確支持楊嗣昌。
事實上這些動輒以“華夷不兩立”對皇帝和有見識的大臣進行道德綁架的官員，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城的時候一沒有堅守自己的氣節，二沒有以身殉國，反而心照不宣地成為了“幫兇”。這一事件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原本即將被剿滅的流寇再度活躍了起來，崇禎十一年底，李自成趕往谷城會見張獻忠，后者勸其投降，李自成只是連說了兩聲“不可”，而張獻忠也沒有捉拿李自成，反而送給了他一些武器馬匹，助其重振旗鼓。事實上兩人都是各懷鬼胎罷了，張獻忠知道李自成不會投降明軍，他只不過是在暗中為自己擴充實力，準備隨時復叛而已，而李自成知道張獻忠并非真心投降朝廷，他已經下定決心自己創業，所以不會再度寄人籬下。
崇禎十二年五月，張獻忠果然在谷城再度起義，搶劫了軍需庫，釋放了城內的囚犯，打的熊文燦是措手不及，而在商洛山的李自成得到消息后，隨即與張獻忠分道揚鑣，此后張獻忠進入四川，李自成進入河南。朱由檢這才又想起了楊嗣昌，命他以內閣大學士前往督師湖廣，可以用尚方寶劍先斬后奏，而且在親筆的諭旨中寫道：“速蕩妖氛，救民水火。”然而此時的局勢早已是今非昔比，洪承疇被調往薊遼督師，孫傳庭被貶為平民，楊嗣昌獨木難支，自瑪瑙山大捷以后，明軍再無勝績，崇禎十四年二月，張獻忠攻占了楊嗣昌督師的衙門所在地—襄陽，并且處死襄王朱翊銘，一個月后楊嗣昌病死，自此所謂的安內戰略宣告失敗。
性格之缺陷，王朝之悲哀平心而論，崇禎皇帝身上具備了成為一個明君的素質，他沒有明太祖的殘暴，沒有明武宗的荒淫，沒有明神宗的怠政，更沒有明熹宗的昏聵。他性格上的缺陷或許在太平年代會被優點所掩蓋，但在動蕩不堪的王朝末世，卻成為了加速政權滅亡的一個驅動因素。毋庸置疑，朱由檢所接手的政權早已是千瘡百孔，不然他也不一定會如此的急于求成，對待大臣有極為苛刻，導致人人自危，不敢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最終給了奸佞之徒可乘之機。但是他也的確不是一個能夠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于將傾的英主。套用明代思想家王陽明的心學理論，朱由檢的良知早已被自己性格中的“魔鬼”所遮蔽，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雖非昏君卻做出了昏君的事情，最終斷送了大明的江山。這即是他個人的悲哀又是王朝的悲哀。
參考文獻：《明史》、《明史講稿》、《重寫晚明史》等
文：蘭臺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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