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森批八字新浪博客

一 謎 團

關于張露萍的身世，各界人士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論。張露萍等軍統電臺案七人被正式授予烈士稱號并被廣泛宣傳是在1983年前后。出版于1984年的《黨沒有忘記他們——紅巖英烈》，收入的都是1983年之后重新甄別的紅巖烈士的傳記，其中也有張露萍。書中關于張露萍的出身是這樣寫的：張露萍是川軍師長余安民的女兒，張的母親黎麗華曾在北京大學求學，后來出國定居。這個傳記出來之后，在熟悉張露萍的人們中間引起了強烈反應——他們一方面為張露萍在犧牲近40余年之后終于得到組織的承認而欣喜，另一方面則對四川省委組織部在張露萍出身問題上所下的結論表示強烈質疑，因為他們所熟悉的張露萍，父親并非什麼師長、專員，而是四川省崇慶縣的一名貧寒的私塾教師余澤安。

關于張露萍系崇慶教師余澤安之女的說法，所見到的比較有說服力的文獻是四川省崇州市市志辦公室撰寫的報告《關于張露萍烈士早年身世的調查》。這份調查寫得非常扎實，黨史工作者走訪了張露萍崇慶縣里余澤安夫婦的鄰居、親戚，走訪了張露萍姐妹兒時的同學，走訪了張露萍遷居成都后的同窗、朋友，走訪了張露萍被關押在息烽集中營時的難友，并列舉了解放初期的各種文獻資料，例如張露萍在延安期間給余澤安夫婦的信、解放之后張露萍母親給政府的信、解放初期余安民被捕后所寫的材料。所有歷史見證人和歷史材料都證明，余安民只是張露萍的姐夫而非父親。茲引其中的片段如下：

圖一 四川省崇州市市志辦公室撰寫的報告《關于張露萍烈士早年身世的調查》

關于張露萍的身世，上海女作家王小鷹曾經寫過一篇名為“張露萍身世之謎”的文章，這篇文章一度在網上廣為流傳。小鷹女士的中學老師是張露萍在成都建國中學的同窗好友，她和許多熟悉張露萍的朋友一樣，對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關于張露萍出身問題的結論感到強烈不滿，因此大家多次聯名上書，要求有關方面糾正這個錯誤。王小鷹文章里的這段話值得注意：

“袁老師與張露萍的三姐原本就認識，三姐不能參加紀念大會，悲憤地說，“家英是我的親妹妹，我只大她一歲半，我們從小在母親的懷里長大，同一個小甌子吃飯，為什麼硬生生地把我們姐妹骨肉拆散了！三中全會后剛為張露萍恢復了名譽，現在卻又在家世問題上讓她蒙受不白之冤，九泉之下，家英是不會瞑目的。”因此，在開會期間，有人來找袁老師調查情況，希望袁老師能站出來證明張露萍是余安民的女兒，袁老師拒絕了，她說，我不能昧良心說假話呀！”

這里比較重要的證據是張露萍三姐余家俊的話，遺憾的是這不是王女士親自采訪余家俊本人獲得的資料，而是袁老師的轉述，因此證明力度就稍稍弱些。這里還有兩個現象值得人深思：其一，為什麼有人不允許張露萍的三姐參加烈士紀念大會？就算張露萍是余安民而非余澤安的女兒，三姐也是張露萍“養父母”的女兒，是與張露萍一起長大的感情深厚的好姐妹。其二，有人要求袁老師說她所不愿意說的話，被袁老師拒絕。那麼，到底是什麼人，出于何種目的，非要袁老師證明張露萍是余安民的女兒呢？

讓我們把這些問題暫且放在一邊，先來看看另外的更重要的問題—— 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是依據什麼材料斷定張露萍之父是余安民而非余澤安的？

張露萍早在1953年就被定為革命烈士，烈屬證最初由余澤安之妻曹天榮收藏，也就是說，四川省委組織部是不可能對張露萍的出身一無所知、只是在為軍統電臺案烈士正名期間才去調查張的身世的。四川省委組織部依據的材料，正是張露萍本人親自寫的自傳：

圖二 張露萍在延安時期寫的自傳以及照片背后的詩歌

1939年張露萍在延安入黨前夕寫的自傳中明確指出余安民系自己生父，自己的生母原名黎麗華，曾經是北京大學學生。而張露萍本人從成都來到延安之后，恰好改名黎琳——似乎是隨了母姓。顯然，這份材料是在1983年重新調查軍統電臺案才從檔案中被發掘出來的，否則的話解放初期的烈士證就不可能頒給所謂的“養母”曹天榮，而那個軍長“父親”余安民也許就不會在解放之后被政府作為反革命分子槍斃了。

作家王小鷹在她的文章當中提到，“張露萍烈士的親屬、同學、戰友、街坊鄰居紛紛向省、市、縣領導機關提出質疑，要求進行認真的調查，澄清事實，恢復歷史本來面貌……隔了幾個月，袁老師告訴我，他們已寫出了《關于張露萍烈士家史問題的報告》；又隔了幾個月，袁老師來說，他們上書了《關于請求糾正在張露萍家史問題上的錯誤的報告》；又隔了幾個月，他們又上書了《關于請求糾正在張露萍家史問題上的錯誤的第三次報告》。……一日，袁老師來電話，聲音十分興奮，她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革命烈士傳編委會撰寫的《張露萍烈士傳》，如實反映了張露萍家史的真實情況，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澄清了原先的錯誤。’”由此可見，烈士親朋好友的呼吁以及崇慶市志辦的努力最終還是得到了有關方面的承認。1985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張露萍傳》（施文淇著），關于張露萍的出身，其作者從余澤安之說，需要指出的是，此書的作者是張露萍在息烽集中營的難友。

圖三 施文淇著《張露萍傳》封面

關于張露萍的身世，既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張露萍烈士傳》都承認了余澤安系張露萍之父，這個問題貌似已經塵埃落定。但是，人們還是不禁要問，如果張露萍的父親只是一個縣城里的普通教師，為什麼她非要在自傳里把自己的姐夫說成是親生父親，并且還給自己杜撰出一個北大求學、歐洲定居的音樂家的母親黎麗華呢？此外，張露萍在延安期間曾經有過一場歷時幾個月的婚姻（結婚后不久張露萍就奉命離開延安返回四川了），她當年的丈夫解放后官至交通部長，他對這個問題，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二 霧中花

我原本以為關于張露萍身世問題的種種爭論，會伴隨著崇州市市志辦公室的調查報告以及張露萍親朋故舊的上書而塵埃落定。盡管，張露萍對自己出身問題的陳述讓所有了解她的人都感到吃驚，但是，畢竟她的自傳只是孤證，畢竟有那麼多的歷史見證人給出了與她的自傳完全相左的證詞。所以我天真地以為，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如果非要繼續深挖，那就應該分析一下張露萍為什麼要認姐夫做父親，而不是她的父親究竟是余安民還是余澤安。但是，事情遠非我想象的那麼簡單。

圖四 張露萍在成都與好友合影，左起：張露萍、周玉斌、楊夢萍、車崇英

2004年11月，是曾經被關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館的烈士們殉難55周年的日子。盡管張露萍犧牲于貴州息烽，但是，由于她曾經被羈押于白公館，因此仍然位列紅巖烈士的名單中。11.27那天，因為一個非常巧的機緣，我讀到了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2003年新出版的張露萍傳記，這部傳記取名“七月里的石榴花”，名字出自張露萍在息烽集中營寫的一首詩。我懷著好奇心打開了這部傳記，很想知道它是不是又挖掘到了什麼新的史料。令我萬分吃驚的是，這部傳記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寫張露萍和余安民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父女感情，甚至還繪聲繪色地描寫了那個神秘的母親“黎麗華”與張露萍的母女情深。摘錄片斷如下：

在東單一家醫院的產房里……小薇娜降生了!

……薇娜在媽媽身邊一直長到6歲也未見過爸爸。她的父親余安民那幾年正在四川帶領"護國軍"跟地方軍閥打仗，連信都難得給她媽媽來一封。后來黎麗華應聘在一所中學教音樂，小薇娜4歲時被送進幼兒園全托，薇娜在班上表現出來的唱歌、跳舞、講故事的天賦和勇氣常使老師們非常驚奇!

一次周末，她見到不少小朋友是由爸媽一起來接的，而自己卻仍然只有媽媽單獨來接，回家就伏在媽媽膝上問她為什麼沒有爸爸?媽媽捧著她的小臉說："你跟別的小朋友不一樣!""怎麼不一樣?"

"你是天上掉下來的星星變的!"

……小薇娜長到5歲開始懂事了，有一天薇娜從幼兒園回家含著淚水問黎麗華："媽媽，我真的是天上掉下來的星星嗎?"媽媽只好告訴她：

"你有爸爸，但他正在老遠老遠的地方打仗，等仗打完了，你爸爸就來接我們了!"

"我爸爸什麼樣子?他長得好看麼?"

"你自己看吧!"黎麗華拿出她們的結婚照片給薇娜。薇娜看見相片上跟媽媽站在一起的是一個手執文明杖、頭戴硬殼"博士帽"、身穿筆挺西裝的高大英俊的男人，便拍著小手喊起來："啊，爸爸真好看!"

……

本來十分渴望見到爸爸的小薇娜，在真的見到她那身著將?官服裝的父親時卻躲到了媽媽的身后，只伸出小腦袋好奇地望著這個跟她想象中不一樣的男人。黎麗華蹲下身來摟著小薇娜說：

"你不是成天喊著要見爸爸麼?他就是你爸呀，快過去叫一聲爸!"

當小薇娜還在猶豫時，余安民已大步跨過來一把抱住了小薇娜，一邊喊著："讓我想得好苦的乖女兒!"一邊將她舉了起來。小薇娜幸福地閉上了眼，摟著父親的脖子，羞澀地喊出了第一聲："爸爸!"

……他們一行人中午在一個小鎮上歇腳、吃飯，在要坐上滑竿繼續趕路時，余安民蹲下來跟薇娜說："小娜，讓我抱你坐一段好嗎?"小娜有些難為情地看看媽媽，黎麗華對她點頭說："去吧!你爸爸喜歡你呢!"上了轎，小娜感到父親的懷抱很溫暖，她聽到她爸在自己耳邊輕聲問："女兒，你在北平時想不想我?"便使勁點頭說：

"想，特別是看見別的小朋友有爸爸抱時更想你!"

"都怪我沒有早一點去接你們!"

《七月里的石榴花》中關于黎麗華、余安民和張露萍關系的描寫，把我驚得目瞪口呆。查證了一下這部傳記的作者的身份，他是張露萍丈夫的同學。

圖五 《七月里的石榴花——張露萍烈士傳略》，張澤石著

《石榴花》中關于黎麗華和余安民故事的敘述，仿佛是在回答10多年前張露萍的親朋好友以及故鄉市志辦所寫的調查報告的質疑。例如，關于張露萍和余澤安夫婦的關系，《石榴花》這樣寫道：

余安民把薇娜送到崇慶縣小東街他三姨太太的娘家，留下些錢就自己回成都了。余安民的這位岳父叫余澤安，是位私塾先生；岳母叫曹天榮，勤勞善良。他們原來有三個女兒，二女兒早年病故，大女兒余家彥被余安民娶走做了三姨太太，膝下只剩下三女兒余家俊。家里還奉養著余澤安的老母親。現在按照有錢有勢的女婿的安排，他倆又收了個"四女兒"余家英，還要負責把她送進余家俊就讀的縣女中附屬小學去上學。

……余澤安夫婦起初接納薇娜很勉強，總覺得不是那麼回事。一是輩分不對，二是跟街坊鄰居也不好解釋怎麼又多了個閨女!好在他們家剛從宮保府搬過來，鄰居對他們并不知根知底；也好在薇娜這個沒娘的娃兒既懂事又勤快。沒過多久，余澤安夫婦就喜歡上薇娜，余家俊更是對這個"天上掉下來的四妹"親' 得不行!而害怕成為孤兒的小薇娜對這個全體成員都對她慈愛關懷的新家便由適應到喜歡再到充滿感激，后來便"伯伯"、"媽媽"、"三姐"、"婆婆"喊得好親熱。余澤安夫婦也就較快習慣于把薇娜叫成"四妹"。后來，鄰居們也都喊她"四妹"，"余家英"這個名字基本上只在學校里用，而"余薇娜"那個名字則漸漸湮沒在歲月風塵之中了。

《石榴花》里屢次提到黎麗華給小薇娜（張露萍）的來信，甚至還提到她從海外給張露萍寄來的珍貴禮物。最讓人難以質疑的是，《石榴花》里引證了張露萍的丈夫寫于1939年10月15日的日記，日記中提到，張露萍給他看過母親的最后一封來信。《石榴花》中還提到，黎麗華最后一次給女兒來信，隨信寄來了一個紅寶石戒指、一塊手表和一個玉手鐲。熟悉張露萍的人都知道，這些東西是張露萍被捕時的隨身物品，她臨刑前將這些一直獄方代為保管的東西又全部戴上。1984年5月10日，在發掘軍統電臺案七烈士遺骸時，人們在張露萍的墓中發現了這三樣物品。

但是，如果仔細推敲，《石榴花》關于張露萍和余安民關系的說明，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余安民將這個女兒送往自己三姨太家寄養、并且強迫自己的岳父母成為自己女兒的養父母的說法存在漏洞，因為作者曾經提到，在黎麗華離開四川之前，她和女兒已經與余安民的大太太李云清有過一次正式的見面，“余薇娜”也曾經以余安民女兒的身份寄居在重慶李云清父母家中上過初小，如此，成都的余府上下不可能不知道黎麗華母女的情況，這個名為“薇娜”的小姐突然從余老爺的女兒演變為三姨太的妹子，在大太太及其娘家人面前難以說通，在諾大的余府也難以說通。

其次，據崇州市志的調查報告，崇慶縣里有見證過張露萍出生、見證過她是個“奶娃”的老鄰居，有從小學一年級就跟張露萍同學的老同學，《石榴花》中關于張露萍在北京出生并且上幼兒園、在重慶廣益小學上初小的說法，顯然與這份調查得到的結果相抵牾。

第三，能夠證明這個世界上有黎麗華其人的只有兩個證據，一個是張露萍的自傳，一個是張露萍丈夫的轉述，遺憾的是，張露萍的丈夫只是說見過黎麗華的來信，卻未說起過見過黎麗華的照片。遠在異國的母親思念自己唯一的女兒，寄來了珍貴的禮物，卻未曾寄過一張照片，這在情理上無論如何說不通。

第四，張露萍在自傳中說自己的母親曾經就讀北京大學，但《石榴花》卻說黎麗華是在北京師范大學學的藝術。

縱觀《石榴花》全書，文學色彩相當濃厚，其中張露萍與所謂“生母生父”之間的對話，全都敘述得活靈活現，仿佛作者當時就在現場。作者是如何得知張露萍與黎麗華在北京生活的那些細節的？作者又是如何得知張露萍與自己父親之間那些絕對不可以為余府其他人所知的對話的？我只能有兩個推斷：一，這些完全是作者的虛構；二，這些都是作者聽自己的老同學——張露萍的丈夫轉述的，而張露萍的丈夫又是聽張露萍說的。至于張露萍是否親自說過，只有張露萍的丈夫知道了；即便是張露萍說過這些，其真相到底是怎樣的，已經無從考證了。

三 姐 妹

按照張露萍生父是崇慶縣城里開書館的余澤安的說法，張露萍有三個親姐姐，二姐幼時夭折，后來與她在成都一起生活的是大姐余家彥、三姐余家俊，她本人原名余家英。到成都之后，根據家彥的提議，三姐妹的排行由“家”改為“碩”，分別改名為碩彥、碩俊和碩卿。余家彥在十五歲前后嫁給同鄉余安民做三姨太，婚后長住成都。她后來又把兩個妹妹接到成都念中學。一個被若干材料都使用過的故事是，余安民與妻妹余家俊后來有著某種并不光彩的關系，導致家俊離家出走。而據王小鷹的中學老師說，余安民甚至對小妹余家英也曾動手動腳。

可是，按照這樣的故事推演下去，人們就很難理解張露萍的自傳了。這個余安民不僅強娶民女，而且還先后對與自己兒女年齡相仿的兩個妻妹有所企圖，簡直就是一個衣冠禽獸了。張露萍就算是出于某種考慮要編造自己的身世，在感情上也決不可能將這樣一個人當成自己的父親進行“塑造”。

圖六 張露萍在成都

按照張露萍自傳里的說法，余安民本人就是張露萍的生父，那麼，余安民的那些子女，不管是哪一任妻子生的，全部都是張露萍的兄弟姐妹了。然而，在四川省委組織部的結論沒有正式作為官方文件下達之前，這些人是一直把張露萍叫做“四孃”的，這一點連《七月里的石榴花》也不得不承認。組織部門的一個結論一下，叫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四孃”突然變成了姐姐，余安民的那些子女又是如何面對這個變故的呢？從《石榴花》的描寫看，他們曾以烈士弟弟或者妹妹的身份參與各種與烈士相關的活動，口口聲聲地把烈士叫著“大姐”。那個與張露萍一起長大的“三姐”后來改名為“曹一平”，她雖然定居于貴州，但是在貴州的若干次與張露萍關系重大的活動中，她的名字均未見諸文獻報道。

《石榴花》出版于2003年，作者聲稱自己的寫作過程中采訪過張露萍的親人和同學，并且查閱過《關于張露萍烈士和余安民是什麼親屬關系的調查情況報告》。我想作者不會不知道關于張露萍的身世問題曾經存在的種種爭論，他之所以采信張露萍的生父是余安民之說，與余安民子女的意見不可能毫無關系。下面一段文字摘自《石榴花》：

2001年10月，筆者（《石榴花》作者張澤石）在位于成都市中心的余國琮家里，聽他講了當年黎琳從延安回家留給他的印象："那年我才十來歲，聽說“四姨”回來了，就偷偷跑到父親的書房門口去看她。我本以會見到一個穿軍裝的花木蘭，哪曉得看到的是個打扮得那麼漂亮的大小姐，心里覺得很失望。那時他們談些什麼我聽不懂，只是我半夜起來上茅房看見父親書房窗子上還有他們談話的影子。至于他們那次談話的內容，父親是在成都解放后才告訴我的。至于“四姨”其實是我的大姐、先去了延安、后犧牲在監獄也是父親解放后告訴我的。”

顯然，這位叫余國琮的先生已經完全認定張露萍就是他的親姐姐，而這個關系是他的父親親口告訴他的。余安民后代的這個陳述似乎令人無法質疑。但是，我在新浪博客上讀到一則博文，博文作者稱自己是余安民孫輩，那位名叫余家彥的女士便是自己的親奶奶。對于余安民與張露萍的關系，作者這樣寫道：

　　“張露萍，年紀稍長的朋友大都知道，她是個擁有國民黨背景的革命烈士，被稱為中共紅色女特工，卻就在這樣的女子身上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身世之謎，她到底是如余安民子女所稱呼的四孃（四川話的四姨），還是如她自己所說是余安民的女兒呢？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她更改身世，我們永遠也無法知曉！但有一點卻可以肯定，在她的親屬里，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余安民妻子余家彥的四妹。”

如果這篇博文的作者真是余安民的孫輩，那麼，盡管她沒有直接告訴讀者余安民只是張露萍的姐夫，但字里行間的意思卻是十分清楚的。這樣一來，一些事情就難以解釋了。一方面是，余安民的子女直到21世紀仍然認可烈士是自己姐姐的說法并且還抬出自己已經死去多年的父親作證，另一方面，他們又清楚地知道烈士不過是自己父親的妻妹而已。如果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人們的思想還遠不及今天這樣解放，做慣了“反革命家屬”的余安民的子女們對于突然降臨的烈屬身份還有些不敢推脫當然也不舍得推脫的話，那麼，今天，他們仍然對自己父親與張露萍之間的關系含糊其辭，又是出于什麼樣的考慮，就不得而知了。

上面提到的這篇博文給讀者透露的一個比較新鮮的信息是，余家彥并非是被余安民強娶做妾的，這場婚姻只不過是那個時代數不清的包辦婚姻中最為普通的一個而已，余家彥的父母和余安民算是你情我愿。余家彥本人是否愿意不得而知，但是余安民貌似對余家彥很是寵愛，不僅在成都給她安排了獨立的公館，而且跟她生育了10個孩子。最令人吃驚的是，余家俊與余安民的關系也完全不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材料里所說的那樣，是余安民污辱了自己的妻妹，而是妻妹暗戀上了姐夫，于是在余家彥的支持下，余家俊也做了余安民的妾，直到后來她忍受不了余安民對她的冷淡，終于離開了余安民。

四 釋 疑

我一直傾向于相信，張露萍的生父不是她自傳里所說的川軍師長余安民，而是崇慶這個小城里的一個普通私家書館的教師余澤安。張露萍在自傳里把自己的生父說成余安民，我認為這不過是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的虛榮心在作怪。有朋友質疑說，張的自傳是為入黨寫的，如果把自己的出身寫得那麼“高”，豈不是對入黨不利？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張露萍是在1937年從成都出走延安的，這個時候正值抗日救亡的高潮時期。她于1938年在延安申請入黨，當時的延安對于國民黨高層軍人的子女恐怕不會過于為難，相反，他們加入中共對統一戰線和團結抗日的大局都是好事。張露萍自傳里提到的那個誰都未曾見過的母親黎麗華，我認為完全是張露萍本人想象出來的一個人物。軍人的父親，藝術家的母親，這是一個完美而又充滿浪漫情懷的結合，這正是十八歲的女孩子理想中的父親和母親的形象。

圖七 延安時期的張露萍和戰友

但是，張露萍的生父有沒有可能是余澤安，依然值得加以審慎的考證。張露萍的那枚紅寶石戒指，一直為人們所津津樂道，有人說這枚戒指是她與戰友的接頭信物，也有人說這枚戒指是母親贈送給她的禮物。在1984年烈士遺骸被發掘時，人們發現這枚紅寶石戒指依然戴在烈士的手指上。我總在想，如果張露萍的父親真的只是一個窮教書的，那麼這枚紅寶石戒指到底是誰給她的呢？還有她的手表、玉石手鐲以及給在集中營里為難友換食品的金戒指，對于一個小城里的教師的女兒來說，這些東西擁有一樣還說得過去，全部擁有似乎就太奢侈了。

在閱讀了崇慶市志辦的調查報告后，我的這些疑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答。余安民本人在解放后的交待材料說，他分別給了余家彥的父母和兩個妹妹若干田產，這些田產一直由余澤安夫婦負責管理。由于擁有一定的田產，解放后張露萍的母親被劃為地主，而張露萍當時又被定為烈士，因此在如何對待張露萍母親的問題上，崇慶當地的政府工作人員產生了一些困惑，為此特地寫信給上級主管部門請求指示。

因為有了一個有錢有勢的姐夫，張露萍在未成年之前便擁有了屬于自己的田產，而父親也由一個貧寒的知識分子變成了中等地主。問題是，余安民真的會對一個小老婆的家庭如此照顧嗎？按照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一些說法，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余家彥是他利用權勢強娶而來，余家三妹后來又遭到他的凌辱，余家小妹也險些落入他的“虎口”。但是，崇慶市志辦的調查報告中列舉出的歷史文獻是不容置疑的。而按照余安民孫女的博文中的說法，余安民對余家彥家庭照顧有加是再正常不過的了。首先，余安民對余家彥不存在強娶的問題，而且婚后夫妻感情篤深。其次，余家三妹是自愿嫁給自己的姐夫的，這樣一來，余安民對余澤安家庭經濟上的補償自然就會更多。再次，由于余安民的寵愛，余家彥積攢了不少私人財產，其中包括在崇慶鄉下的大量田產，這些田產也是由張露萍的父母幫助經營的，這樣一來，余澤安夫婦的經濟實力自然就更上一層樓。因此，張露萍雖然不是什麼川軍師長的女兒，但是她在成都上學的時候，物質上的生活水平應該不會比余安民的那些親生子女差到哪里去。以她父母后來的經濟能力，置辦戒指手表這些東西應當不是什麼難事，更何況張露萍是家里最小的女兒，又在成都這樣的大都市里生活。

五 其 他

張露萍于1939年的初冬離開延安回到四川。她在延安的名字叫黎琳，身份是國民黨川軍將領余安民的女兒。據說她被調往四川的目的是做她父親的統戰工作。這個時候她18歲，結婚不過一個月左右。到重慶之后不久，中共南方局就做出了新的決定——張露萍留在重慶，擔任中共設在國民黨軍統局通訊處一個秘密組織與南方局之間的聯絡員，同時兼任這個秘密組織的黨支部書記，她的公開身份是軍統局電訊總臺上尉軍官張蔚林的妹妹，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她正式使用“張露萍”這個化名。1940年春節后不多久，秘密組織的主要成員張蔚林在工作中燒壞了一個真空管，這本來是一個正常事件，但是他的慌張引起了軍統方面的懷疑，軍統派人搜查了他的住處，意外地發現了張蔚林等人的通共行為，整個組織暴露，所有成員均遭逮捕。

圖八 少女時代的張露萍

很多人為張露萍惋惜。因為她新婚燕爾就告別愛人奔赴四川，從此音訊永隔；因為她的地下工作生涯不過才開始了幾個月即遭逮捕，從此與上級組織斷絕了一切聯系。但是，張露萍在1939年離開延安，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是幸運的。1941年延安開始整風，隨后是對廣大干部，特別是來自國統區干部的“審干”和“搶救”。以張露萍本人所陳述的身份，她大概很難躲過這場運動，而她所陳述的身份真實性又是如此地不靠譜，她在這場運動中會遭遇怎樣的洗禮無法料想。

張露萍被任命為軍統電臺特別黨支部聯絡員兼領導人的時候不過18周歲。中共南方局為何要將如此重要的職責委派給一個18歲的少女，今天已經不得而知了。盡管電臺特支的被破壞與張露萍無關，但是，張露萍的資歷與她身上所承擔的重任顯然是太不匹配了，張露萍的掩護身份本身也存在著巨大漏洞。張蔚林是江蘇無錫人，江南士紳家庭出身，他的“妹妹”張露萍怎麼會說著一口四川話？張露萍在成都上中學，余安民一直定居成都，重慶距離成都并不遙遠，怎麼能夠保證張露萍在重慶不會遇到來自成都的熟人？在張露萍等七位烈士的事跡被官方披露之后，他們當年的直接領導人多次回憶起當年領導電臺小組進行工作的情形，卻從未對電臺小組的工作方式、人員組成是否妥當有過反思。

張露萍的被捕和犧牲，她的家人應該是知道一些情況的，因此才會有1953年頒發的烈士證書。但是據《七月里的石榴花》說，那張烈士證書只在四川地方有效，并未得到國家承認，張露萍是在1984年才被評為國家級烈士的。張露萍的烈士身份在1950年代就有幸得到了四川省民政部門的承認，但是電臺小組的其他成員就未必幸運有如此了。實際上，在貴州息烽的快活嶺，七位殉難者的墳頭一直就沒有墓碑，唯一常來此地祭掃的，是烈士們在息烽集中營的難友韓子棟。他是小說《紅巖》中瘋老頭華子良的原型人物，息烽集中營解散后，他又被轉押回白公館，1947年他利用跟隨獄中看守外出采買的機會成功逃跑。解放后他定居貴州，因此才有可能不定期地到烈士墳頭看望一下已經遠離世人記憶的難友。

據說韓子棟曾為張露萍等人身份的確認呼吁過很久。我比較有興趣的是，張露萍的丈夫又為張露萍做過什麼？在我所讀過的關于張露萍的全部文獻中，從未有人提到他在解放后尋找過張露萍。我倒是在互聯網上看到一個報道，說是80年代前后張露萍的親屬曾經為張露萍的問題到北京找過已經在中央人民政府擔任高級職務的張露萍的丈夫，但卻被這位領導干部轟出了家門——蓋因張露萍的身上當時還有叛徒嫌疑。但是互聯網上也有自稱是張露萍親屬的一位女士說，這則新聞是造謠，她就登門拜訪過這位高級干部，受到過老干部的熱情接待。我查了一下這位受到過熱情接待的女士的身份，就是《七月里的石榴花》中提到過的，曾經在若干場合以烈士小妹身份出現的某位。當然，這些消息的真假都很難考證，但我認為它們貌似相互矛盾，實質上都指向了同一個方向——認定私塾教師余澤安就是張露萍生父的那些親屬，自然是不受歡迎的；認定張露萍是自己親姐姐的川軍將領余安民的后代們，自然是很受歡迎的。

圖九 在成都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張露萍

據說，在張露萍被捕之后，余安民也曾設法營救過她。這樣一來，張露萍的“小妹”身份就不攻自破了。于是，張露萍又稱自己是張蔚林的戀人。二張一起工作不過數月，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內是否會產生戀情，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張露萍在息烽集中營里似乎的確因為感情問題惹出過幾場風波，其中的真假今天也已經很難考證了。一種說法是，她因為在集中營演出話劇《女諜》而與該劇編導李任夫產生了感情，這位李任夫曾任李濟深的秘書，其時因為反蔣而被關押。張、李二人曾經因為互傳紙條被集中營的最高領導、著名特務頭子周養浩嚴厲責罰過。還有一種說法是，張露萍在獄中的真正愛人是一位叫侯仁民的難友，李任夫對張露萍不過是單相思，李因為嫉妒侯，特地改名“李超民”。但是一個被廣泛報道的細節是，在張露萍等七人犧牲的1945年7月14日，一位難友在一塊牛角片上刻上了“253 1945 7 14”一行字，253是張露萍的囚號，這位難友就是李任夫。李任夫與張露萍被周養浩懲罰，是因為看守人員發現張露萍在一張偷偷傳遞給李任夫的紙條上罵周養浩是“活王八”，而周養浩對張露萍一直圖謀不軌是集中營公開的秘密。張露萍在息烽集中營還有一件事被廣泛報道——她養了一只母雞，讓它下蛋給獄中的兩個小朋友吃。一般的文獻都說這只雞是張露萍托女看守買的。但是，據張露萍的女難友周大泉回憶說，這只長著鮮紅雞冠的白母雞是李任夫送給張露萍的，白色寓意張露萍的純潔，紅色雞冠寓意他對張露萍的心意。

圖十 李任夫書法

六 其他之外

提起張露萍，我總會想起另一位川籍烈士——楊漢秀。跟張露萍一樣，楊漢秀的家庭背景也很特殊，她的叔父是大軍閥楊森，顯然，楊的家庭背景比張露萍的更加顯赫。與張露萍一樣，楊漢秀也在抗戰期間奔赴延安，到延安之后也改了名字。不同的是，楊漢秀在開始的時候向同學們隱瞞了自己的出身，她改名“吳銘”（無名）就是為了表示與家庭的決裂。抗戰勝利之后，楊漢秀也離別了結婚不久的丈夫，被派回四川做叔父的統戰工作，其時張露萍已經犧牲一年了。楊漢秀回川后不僅未能做通伯父的思想，反而最終被伯父派人逮捕，慘遭秘密殺害，遺體被棄于公路之側，幾十年后才得以鑒定，最終歸葬于歌樂山烈士陵園。

圖十一 楊漢秀烈士

與張露萍在息烽集中營的情況相似，楊漢秀回到四川之后也有一段新的感情，她的新愛人是一位青年學生，她與他同居，并生有一個女兒。楊漢秀回川后三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就關押在渣滓洞女牢，與江姐等人成為難友。她在獄中聽左紹英烈士（“監獄之花”的母親，川東臨委最高領導人王璞的妻子）說，他們還有兩個孩子流落在重慶。出獄之后，她便四處打聽這兩個孩子的下落，她終于找到了其中的女孩子，并讓自家的佃戶將這位烈士遺孤帶到廣安鄉下隱蔽起來。解放之后，這個佃戶將這位烈士遺孤交給政府，由一位地下黨的干部撫養，過著幸福的生活，但女孩子的身份幾十年之后才真相大白，因為楊漢秀在解放前夕被秘密殺害，誰都不知道女孩子的具體來歷。這個女孩子后來成為四川大學的教授。而楊漢秀自己在重慶新生的小女兒就沒有監獄之花的姐姐這麼幸運了，解放之后，這個小女兒的父親不知出于什麼緣故遺棄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就由保姆夫婦撫養長大，一直過著貧寒的生活，由于保姆夫婦沒有記住楊大小姐的真實姓名，這位烈士遺孤的身份，也是在幾十年后才得到確認。

張露萍，楊漢秀，這是兩位極具傳奇色彩的川籍女英雄，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她們的事跡開始得到廣泛的傳播，張露萍的長篇傳記，光是我讀到過的就有3種。但是，正史也好，藝術創作也罷，都不約而同地隱去了她們后來的感情經歷，可能是后人覺得她們的這些經歷有損于她們的光輝形象吧，1949年以來的所有英雄人物都是在一遍遍的塑造之后最終成型的。

從個人的感情經歷來說，楊漢秀比張露萍遭遇的曲折更多。她跟第一任丈夫是自由戀愛結婚的，盡管遭遇到父母的堅決反對，但兩人總算修成正果，還有了一雙兒女。可惜的是，這位先生不幸早逝。楊漢秀在延安曾經有過一個戀人，在延安著名的“搶救運動”中，楊漢秀的家庭出身問題使她在運動中遭遇審查，那位戀人被迫離開了她。她后來在延安還是結婚了，但是據說第二任丈夫并不如她的意。也許，這就是她回到四川后又開始新的感情生活的緣故？她大概不會想到，第三任丈夫不僅拋棄了襁褓之中的幼女，而且在個人信息中割斷了與她的一切關系。但是，我總覺得楊漢秀在某些方面又比張露萍幸運。至少，在她的遺骸被找到、身份被確認之后，并沒有過去避之唯恐不及的人跳出來享受烈士遺屬的待遇和榮耀。她的小女兒在懂事之后聽說自己的母親可能是犧牲在渣滓洞的烈士，便一直獨自尋找著自己的生母。她的第三任丈夫則一直保持著沉默。

圖十二 延安時期的楊漢秀

圖十三 1975年楊漢秀遺骸在重慶郊區一座廢棄的碉堡內被發現，1980年遺骨歸葬于烈士陵園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的一個特別節目“革命的理想”曾經專門講述過楊漢秀的故事，烈士的一位戰友回憶起當年搶救運動中他被迫與烈士劃清界限的經歷時，不禁流出了痛悔的眼淚。這眼淚讓我對他產生了一種敬重。而以烈士丈夫身份出現在各種官方的場合的某位高官，我對他的感覺恰好相反。各種與張露萍有關的活動，都因為有部長級高官的出席而提高了規格，這也許可以算得上張露萍死后的哀榮之一。但是，我仍然深深地為張露萍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