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八字起名咨詢舜緣居

“禮樂”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禮”教與“樂”教，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禮樂制度。中華“禮樂文化”使中國成為“禮樂之邦”，也叫“禮儀之邦”。五一假期，許多人選擇走進博物館，感受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國家博物館正在展出“天地同和——中國古代樂器展”，讓我們聆聽華夏音樂的悠揚之聲。

一根骨笛，靜靜地躺在展臺上，它表面光滑，磨制精細，鉆有七孔，音階齊全，讓人不禁遐想，它曾被何人吹出清脆明亮的古樂之聲？

這根骨笛生來不凡，它沉睡了漫長歲月，終于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橫空出世，因此，它有了“賈湖骨笛”這個名字。同時，它的“身份證”上年齡與籍貫分別寫著：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5800年，新石器時代裴李崗文化。

樂者，天地之和也。中國乃“禮樂之邦”，音樂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道清澈溪流，每一朵浪花都閃爍著特有的理念、智慧、氣度與神韻。

音樂要靠樂器來承載，樂器依材制分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類，稱之為“八音”，一件件風格不同的樂器，共同見證了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發展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偉大歷程。

禮樂以正氣化人

相傳，虞舜南巡，途經韶山，見此處山清水秀、風光綺麗，便命侍從演奏起和成韶樂，一時間，山鳴谷應，鳳凰聞樂展翅，還引來百鳥和鳴。舜帝長吟《南風歌》：“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其愛民情懷溢于言表，故有“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之說。可見，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音樂不是單獨存在的，它關乎政治，也關乎道德。更賴于周公制禮作樂，推動禮與樂緊密相連，直至渾然一體，以樂輔禮、以禮相樂，禮樂并行、相須為用，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和。透過《詩經》紙背，傳出了一場宴會的樂聲，“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你看，瑟與笙此起彼應，歡快的旋律反映的是主賓愉悅的心情，以及對善政的不懈追求。

音樂當為盡善盡美的化身。孔子在齊國聞聽韶樂，這種美妙之音已不止能夠余音繞梁、三日不絕，而是使人三月不知肉味，孔子為之贊賞不已，沒想到韶樂達到了如此高的水平啊！其中和醇厚，更蘊含著道德的圓滿。孔子還拜師襄子學琴，作《幽蘭操》，表達君子修德立道，不以窮困而改節之志，這已是孔子歷經滄桑的后話了。

最能體現古樂恢弘氣勢的，是編鐘、編磬等大型樂器。1978年從戰國曾侯乙墓破土而出的編鐘改寫了世界音樂史，編鐘鐘架七米多長，兩米多高，全套編鐘六十余件，令人目不暇接，是中國迄今發現數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氣勢最宏偉的一套編鐘，代表了中國先秦禮樂文明與青銅器鑄造技術的極高成就。放飛想象吧，王侯相聚一堂，肅穆執禮，演奏人員莊嚴地將編鐘敲響，與編磬、笙、笛子、瑟等樂器安然合奏，交相輝映的金聲玉振、天籟絕響豈能不震人心魄？

在外交場合，音樂同樣是重要的禮儀。廣為流傳的澠池會盟，是一個以樂器作為武器交鋒的故事。秦王以強凌弱，脅迫趙王先鼓瑟，且令記入秦史。藺相如憤然而起，請秦王亦要擊缶，秦王怒而不允，藺相如正氣凜然欲以命相搏，迫使秦王擊缶，并令記入趙史。這幾聲缶樂，正是硬脊梁憑斗爭換來的應有尊嚴。

其實，缶更屬于民間而不是廟堂，乃盛酒漿的陶器瓦器，沒那麼多約束，鼓之便以節歌。“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用泥土制成的缶別有一番厚重與大氣。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中，2008人擊打2008個缶，高聲吟詠“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讓世界觸碰到了中華民族穿越千年流淌至今的精神血脈。

琴何以為八音之首

論中國傳統樂器，古琴的地位奪人眼目。雖說“伏羲制琴”“神農制琴”“黃帝制琴”“舜作五弦琴”等傳說太過久遠，已難以追溯，但古琴的歷史無疑是源遠流長的。

古人云：“八音之中，惟弦為最，而琴為之首”“眾器之中，琴德最優”，甚至認為琴者靠天地之聲，能夠通神明，驚鬼神。正因如此，古琴涵養了無數文人的情懷，演繹出太多悲歡離合的故事。

琴聲是彈給自己的，但若離開了知音，總歸是寂寞難解。琴師俞伯牙善撫琴，樵夫鐘子期善聽意。俞伯牙腦海里浮有高山，鐘子期從琴聲中看到，嘆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俞伯牙寄情于流水，鐘子期便體會到潺潺淼淼，嘆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這般心有靈犀，奈何抵不過生老病死，俞伯牙因痛失知己，破琴絕弦，終生不再撫琴，高山流水成為了象征友誼的千秋佳話。

中國古代名琴皆有名號，似通靈性，有其性情，如綠綺、焦尾、九霄環佩等，其名美不勝收。綠綺據說通體黑色，隱隱泛著幽綠，似綠藤纏繞古木之上，故得其名。漢代著名辭賦家司馬相如以一篇《如玉賦》贈予梁王，梁王甚喜，以該琴相贈。司馬相如得綠綺如獲珍寶，后彈奏《鳳求凰》示愛卓文君，撥動了心上人的心弦，成就了這段經典愛情故事。

而焦尾琴與一對父女的人生相關。父親叫蔡邕，鴻學大儒，兼文學家、書法家、音樂家于一身，蔡邕在流亡時，偶然聽到有一段良木在火里發出“呼叫”的異聲，他冒著被燒傷的危險立即搶救了出來，此木雖留有焦痕，但尚算完整，蔡邕精雕細刻，終于制成一張好琴，起名為焦尾。蔡邕還寫有《琴操》《琴賦》，可見愛琴之深。蔡邕之女便是蔡文姬，自幼喜歡聽父親撫琴，有辨音識意之能，后來被匈奴擄走，十二年間生育兩子，在曹操贖她回中原時，她在還鄉之喜與離子之痛的糾結中肝腸寸斷，寫下長詩《胡笳十八拍》，據此所改的琴曲傳至今日。

文人愛琴，寫下不少絕妙詩章。李白聽蜀僧彈琴，一句“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化無形為有形，送人滿眼翠濤。王維的“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譜作琴曲《陽關三疊》，“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古琴儼然成了王維的靈魂伴侶。韓愈聽穎師彈琴后寫詩以記，從坐立不安、淚雨滂沱到冰炭置腸，片刻間似乎跋涉了千山萬水。蘇軾甚愛韓愈此詩，經妙手剪裁作《水調歌頭》詞一首，蘇軾還作了一首《琴詩》，“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這已上升到哲學范疇了。

古琴文化內涵豐富，從政德角度看也有一番深刻意義。《呂氏春秋》中提出“鳴琴而治”，魏徵諫唐太宗十思疏稱“鳴琴垂拱”是一種境界，說的都是以禮樂教化百姓，則政簡刑清。

春秋時期的師曠為精研音律，自傷雙目，撫琴時能引玄鶴清鳴、舒翼起舞，后作出千古絕唱《陽春》《白雪》。師曠很早提出“君必惠民而已”這種民本思想和治國理念，多次直言諫君，甚至不惜援琴撞之，堪稱壯烈之士。

琴聲為心聲，能清神，能養性，能交友，能資政，所以古琴傳承千年而不絕，并在2008年成為第一項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項目。

飄揚在絲路上的古樂

大樂與天地同和。天之遼闊、地之寬廣，樂器悠揚在各個朝代興衰更迭中，見證了民族的交流與融合。

僅邊塞詩里，便有“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雪凈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等多首盛唐壯懷之音，這種清脆高亢又帶有悲涼之感的聲音就是羌笛，因為有了羌笛，邊關生涯仿佛才有了些許生色。

王翰的那首豪放至極的《涼州詞》，不是羌笛，卻是琵琶，“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若沒有馬上琵琶的急聲響起，葡萄美酒又有什麼滋味呢？五光十色、琳瑯滿目的盛大筵席上，琵琶聲的加入，更激發了將士們的雄壯慷慨之氣。

樂器奏出的音樂，有時是可以看得見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恍然失神之后，不覺有淚落下，這是心底自發的應和共鳴之聲。

李賀的《李憑箜篌引》更將一場音樂盛宴描繪得有聲有色，如在眼前。“昆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多麼綺麗的音樂幻景啊，詩中所贊美的豎箜篌，也是隨著“絲綢之路”而來的樂器。

而人們常聽到那如泣如訴的二胡，發源于我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原本叫奚琴，“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這種胡琴始于唐朝，到了明清時期已傳遍大江南北，近代以來，《二泉映月》《良宵》等二胡名曲接連涌現，今日二胡煥發出更大生機和異彩。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從賈湖骨笛，到送別的柳笛，可能材質與形式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樂器為抒發人們情感而生的定位與使命始終未變，它們永遠在激蕩著我們的心靈。（蔡相龍 賈京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