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是一個人的稱呼需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作為典型的標識符號，在古代，最初的“名”和“字”是有區別的。古人取“名”與“字”有何講究？如何通過名字看出人物的輩分與排行？除了“名”和“字”，這些姓名中的小學問，你知道嗎？
古人的名與字有所聯系
“名”大約起源于氏族社會，《說文解字》曰：“名，自命也。從口從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意思是說，晚上看不見，見面要自報家門，說說自己是誰，這就是“名”的起源，源自生活中區別你、我、他的現實需要。
為何古人要將“名”和“字”區分開來？《禮記·檀弓上》曰：“幼名，冠字。”孩子出生三個月時，由父親命名，名是長輩或者尊者可以叫的。等男孩長到20歲，女孩到了15歲，要行成人禮，即冠禮和笄禮。因為他們長大成人，要為人父母，朋友之間就不能直呼其名，因而在成人禮上，要由長輩為他們再取一個“字”，以用于平時同輩或晚輩稱呼。
一般來說，取的字和名之間有意義上的聯系。《白虎通·姓名》里說：“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古人一般用義近、相輔、反義等方式依名取字。以《三國演義》中涉及的人物為例，義近的如：諸葛亮，字孔明，亮與明同義；魏延，字文長，延與長義近。相輔的如：孫權，字仲謀，權與謀相輔；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相反的如：曹休，字文烈，休與烈相反。
古人名字避諱曾鬧笑話
關于名字，在中國古代還有一種特殊的現象——避諱。如給小孩起名，《禮記·內則》曰：“凡名字，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士大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這些都是對神圣的避諱。而在封建社會，凡遇到跟君主或尊長的名字相同的字或讀音，也不能直呼、直書其名，要采用某種方法加以回避，這叫“避諱”。
秦漢之前，避諱制度較為粗疏，禮制明文規定不諱嫌名。所謂不諱嫌名，是指可以不回避與君主或尊長的名字音聲相近的字。而六朝以后，避諱制度逐漸嚴格，連嫌名也須兼諱。如東晉簡文帝名昱，故改“育陽縣”為“云陽縣”。
在家諱中，晚輩遇到與長輩名字相同的字不能直接說出來，比如“講道理”的“道”字，要是有長輩在場，他的名字恰好有“道”字，那麼為了避諱，遇到這個字就要謙虛地說：不敢說。古人因為這個避諱還鬧出很多笑話，如有一個名叫馮道的人，他的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一看這麼多“道”字，門客于是就讀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一時哄傳。
文人雅士偏愛以“居士”為號
在中國民間，曾流傳一句話：“賜子千金，不如賜子好名。”可見人們對取名的重視。除了名與字，與稱呼相關的符號還有“號”“法號”“道號”等。
“號”，又稱別號，大約誕生于東漢末期。諸葛亮隱居臥龍崗，號臥龍居士，這大概是最早的雅號。南北朝時期，一些文人雅士喜歡自己起號，以明心志或者寄托某種情感。如陶淵明，他在《五柳先生傳》中說自己的號是“五柳先生”。唐代以前，取“號”并不盛行，唐宋以后，取“號”的風氣越興越盛。
古人取號，有的是根據居住地點而來，如李白兒時生活在四川青蓮鄉，故自號青蓮居士；蘇軾，謫居湖北黃州時筑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北宋畫家李公麟，晚年退居龍眠山，號龍眠居士。
在古代，稱有德才而隱居不仕或未仕的人為居士，文人雅士以某某“居士”為號，表現的則是自己對世俗社會的蔑視態度。在古代，除了地點、興趣與“居士”組合成號，還可由書齋、抱負、生辰年齡、文學意境、形貌特征等和“齋”“庵”“山人”“子”“道人”“翁”“叟”“老人”等組合成號。
“姓名”文化涉及諸多學科
除了用名、字、號等稱呼人，歷史上還存在以地望（地名）敬稱他人，如柳宗元河東人，世稱柳河東；以官爵名稱呼他人，如杜甫曾任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以謚號稱他人，如范仲淹謚號文正，世稱范文正公等等。這些往往都是他們去世之后，后世對他們的尊稱。
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姓名稱呼”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深廣，涉及歷史學、考古學、民俗學、社會學、民族學、語言學、文獻學、遺傳學、文化人類學等諸多學科，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姓名文化所不具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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