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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28日八字

解夢佬

阿斌和老婆帶兒子在公園玩,從手機上看到了“母親欲割肝救28歲兒子發現非血親”的新聞報道。看第一條,他覺得里面人物像自己;看到第二條時,他確信自己就是“錯換人生”的主角了。

阿斌知道身世后,親生母親杜萍十分擔心,4月25日當天就打通兒子手機。這是她第一次與親生兒子通話。

“我是駐馬店的,你應該知道我是誰吧,我是你的媽媽。”接通后,杜萍好一會才說出話來。

2004年10月28日八字

4月30日,杜萍與親生兒子阿斌在九江見面。 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圖

擁抱,淚水,團聚,病魔……4月30日晚,從河南駐馬店趕到江西九江的杜萍夫婦,終于見到了失散28年的親生兒子阿斌;而被他們當作兒子養育28年的郭明,也與親生父母見面相擁。

28年前,郭明與阿斌均在河南大學淮河醫院出生,此后兩人分別在河南、江西的家庭成長,兩家人互不相識。2020年2月,阿斌被診斷為肝癌晚期,他媽媽準備割肝救子,卻發現兒子并非親生。之后的DNA鑒定顯示,阿斌與郭明28年前被“互換”了父母。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日前從開封市衛健委獲悉,當地官方正對此事展開調查。

2004年10月28日八字

4月30日,“錯換人生”的阿斌和郭明見面。 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圖

“這個事就像演戲一樣,沒想到我會成為戲中的主角。”郭明嘆道。4月30日,他與阿斌第一次見面,兩人相擁而笑。

阿斌說,“我倆比親兄弟還親了”。

血型檢驗牽出親子疑云

“AB”型,這是阿斌血型檢驗的結果。

2020年3月中旬,阿斌在復旦大學中山醫院做檢查。他媽媽蔣艷麗拿到其血型檢驗單時,幾乎驚叫起來。

“我兒子怎麼會是AB型呢?”學醫的蔣艷麗清楚,自己和愛人的血型都是A型,“兩個A型不可能生出AB型呀。”

蔣艷麗讓阿斌檢驗血型,是為肝移植做準備。今年2月,阿斌感到腹部和背部疼痛,去醫院檢查,被確診為肝癌晚期并伴門靜脈癌栓。

“他是我的命根子,就算是賣血我也要給他治。”蔣艷麗說,兒子在南昌治療一段時間后,她在復旦大學中山醫院掛了專家號,帶著兒子赴上海問診。專家建議進行肝移植手術,蔣艷麗便決定將自己的肝臟提供給阿斌。

“我已經過了50歲,我無所謂。”蔣艷麗說:“我們就這麼一個兒子,才20多歲,人生剛起步,他的兒子才兩歲多。要是出了事,他一家三口怎麼活下去?”

當時醫生讓蔣艷麗別急著“傷害自己”,可以再等等其他肝源。為做好下一步手術準備,醫生給阿斌檢驗血型,結果為AB型。

“會不會大醫院檢查的患者太多,搞錯了呢。”蔣艷麗不大相信阿斌的血型檢驗結果。回到家后,她以“漏了一項血常規檢查”為由,取了阿斌的血樣,送到其他醫院檢驗,結果仍是AB型。后來跟丈夫商量之后,她將自己的血樣與兒子血樣送到南昌一家司法鑒定機構做DNA鑒定。

2004年10月28日八字

DNA鑒定報告顯示,蔣艷麗不是阿斌生物學上的母親。 受訪者供圖

3月26日,DNA鑒定結果出來,不支持蔣艷麗為阿斌的生物學母親。

得知鑒定結果時,蔣艷麗感覺渾身發軟,癱倒在地。那段時間,她茶飯不思,頭發白了許多。

身高一米七五的阿斌有一雙小眼睛、單眼皮,長相與蔣艷麗夫婦不大像,但蔣艷麗從來沒懷疑過自己與兒子的血緣關系,“他性格像我,也愛笑。”

蔣艷麗夫婦決定先瞞著患病的兒子。蔣的丈夫姚軍是一名轉業軍人,處事比妻子冷靜。3月30日,他來到阿斌出生的醫院——位于開封市的河南大學淮海醫院,將出生證、DNA鑒定報告等資料拿出來,要求醫院給個說法并幫助尋找孩子親生父母。

2004年10月28日八字

阿斌和郭明28年前都在河南大學淮河醫院出生。 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圖

“我向領導匯報后,領導非常震驚,也非常重視。”河南大學淮海醫院醫患辦主任張鵬告訴澎湃新聞,20多年前醫院沒有電子病案,病歷都是手寫的,且醫院經歷改名(原名為開封醫專第二附屬醫院)、病案室搬遷等,原始資料查找難度較大。醫院安排了10名工作人員查找相關信息,幾天后找到阿斌在產科出生的相關資料,其身份被“互換”的疑似對象,圈定為同一時期出生的另外3名男孩,最后在警方的幫助下,目標初步鎖定為定居在駐馬店市的郭明一家。

2004年10月28日八字

杜萍當年在醫院生兒子時的住院病歷。 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圖

“那段時間有人給我打電話,問他啥事不肯說,非要面談。”郭明的爸爸郭仁寬說,他開始以為是老家的鄉鎮干部邀他回去當村支書,后來跟村干部核實后,就不再接對方電話。沒多久,郭仁寬的妻子杜萍也接到電話。“打電話的人說涉及什麼醫療事故,還說我的孩子可能抱錯了。”杜萍氣憤地說:“我一聽,肯定是詐騙,我的孩子怎麼會抱錯呢。”

杜萍還打電話給兒子郭明詢問。在派出所當輔警的郭明覺得是電信詐騙,便讓父母把對方號碼拉黑了。

當時給郭仁寬夫婦打電話的,正是姚軍等人。后來,姚軍打110報警,尋求幫助。在駐馬店市公安局一個派出所的幫助下,姚軍終于找到了郭明——跟他一樣身材高大,方臉,濃眉。

巧的是,郭明就是參與尋人的上述派出所的一名輔警。

兩對爸媽,兩個兒子

姚軍是個性格穩重的人。他看到郭明出現,內心一頓欣喜,但仍不能確定對方是自己的親手兒子,“一切要用證據說話”。

4月17日,姚軍拿到了DNA鑒定報告——支持姚軍夫婦為郭明的生物學父母。

當天,姚軍夫婦立即從九江坐高鐵趕到駐馬店。在車站見到前來迎接的郭明時,蔣艷麗沖上去抱住他,忍不住嚎啕大哭。

“總感覺像一場夢一樣,不可思議。”說一口河南話的郭明告訴澎湃新聞,起初他不相信自己的身世,后來看到DNA鑒定報告,令他不得不信。

如何將這一信息告訴養育自己28年的父母?郭明矛盾了很久。他的父親已經62歲,56的母親今年3月下旬剛動了肝部腫瘤切除手術。后來,郭明的妻子鼓勵丈夫“長痛不如短痛”。郭明便找了一個單獨相處的機會,將自己與姚軍夫婦的DNA鑒定結果告訴了父親。當時,郭明還讓做醫生的妻子準備了速效救心丸,以防父親心臟出毛病。

“養了快30年,你說不是我兒子,我真是受不了。”郭仁寬告訴澎湃新聞,郭明從小就長得像他,外貌像,性格也像,“連走路都和我一樣,走八字路。”郭仁寬激動地站起來,向記者示范走路的姿勢。

可郭仁寬不得不接受DNA鑒定這一“科學”結論。他想暫且瞞著病重的妻子。可當他眼圈通紅,不停用自來水沖洗眼睛來掩飾時,妻子杜萍一追問,他只好道出實情。

當晚,郭明向父母表態:“你們永遠是我的爸爸媽媽,我對你們的感情不會變。”杜萍忍住悲痛,一把抱住了兒子——郭明長大成人后,她還是第一次抱他。

朝夕相處28年的兒子不是親生的,這對杜萍的打擊太大了。那段時間,杜萍每天得服安眠藥才能入睡,“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事實擺在你面前。”

杜萍夫婦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兒,出生時頭部缺氧,從小有智力障礙,后來出現精神分裂癥,生活不能自理。第二個孩子出生時,杜萍選擇到當時開封最好的醫院——開封醫專第二附屬醫院,“沒想到會出這樣的事”。

杜萍夫婦早年曾在當地的百貨公司上班,下崗后承包過食堂,開過小餐館。兒子郭明大學畢業后從事過裝潢設計,三年前進入公安隊伍成為一名輔警。杜萍夫婦退休后,主要是照看有精神疾病的女兒,并幫兒子兒媳婦帶孩子——他們的孫女今年5歲,孫子也快2歲了。

如今,兒子并不是“兒子”,這令杜萍夫婦難以接受,“千年不遇一回的事,感情上接受不了。”令夫婦倆感到寬慰的是,真正的親生兒子有了著落。4月21日,DNA鑒定結果顯示,支持郭仁寬、杜萍為阿斌的生物學父母。

如此一來,阿斌和郭明的真正身份、角色,戲劇般地實現了“互換”。

得知阿斌患肝癌后,杜萍傷心不已。她后來鼓勵自己堅持治療肝病,“我要堅強,要見兒子。我怕還沒見到兒子,我就倒下了。”

杜萍夫婦還和蔣艷麗夫婦商量,暫時不要把身世的事告訴阿斌,怕正在治療階段的他身體受不了。

蔣艷麗內心也掙扎了很長時間,“我感覺一切在做夢,夢醒以后,可能一切回到原來的樣子。”這28年來,唯一的兒子阿斌,就是她的精神寄托。

阿斌從小性格開朗,愛打籃球、踢足球,喜歡看周星馳的電影。學習成績也不錯,在當地讀最好的小學和中學。大學畢業后,他在上海一家企業上班,后來自己出來創業,在寧波嘗試著做電商。

阿斌的婚房是父母花七八十萬幫他買的。為了籌集購房款,蔣艷麗夫婦此前將自己的房子賣了,和老人擠在一起居住。阿斌于是有了小小的三口之家——賢淑的妻子和已經兩歲半的兒子。

今年2月,阿斌被診斷為肝癌晚期,整個大家庭一時處于慌亂之中。兩個月后的鑒定結果又表明,阿斌與相處28年的父母竟無血緣關系。

蔣艷麗夫婦默默承受著這些,不敢告訴阿斌。

4月25日,阿斌帶著老婆和兒子在公園玩。他從手機上看到了關于他的新聞報道。看到第一條,他覺得里面人物像自己,看到第二條時,他確信自己就是“錯換人生”的主角了。

那一會,他閉著眼睛,在公園里坐了十多分鐘,“感覺腦子里一片空白”。

認親、追責、救命

親生兒子阿斌知道身世后,杜萍對他十分擔心。當天她打通兒子手機。這是她第一次與親生兒子通話。

接通電話后,杜萍好一會才說出話來:“我是駐馬店的,你應該知道我是誰吧,我是你的媽媽。”阿斌叫他“杜媽媽”,問她的身體情況。杜萍告訴兒子,今后不會拖累他,還會幫助他,“你繼續你的生活,只是你多了一份父母的關愛。”

通過電話,杜萍過了很久才平靜下來,“我擔心孩子放棄治病,打電話就是要他堅定信心。”

4月27日,杜萍在鄭州一所醫院復查肝部腫瘤切除手術后的恢復情況。上午做完CT檢查后,她和丈夫走出病房大樓,與澎湃新聞記者見面。會面前,杜萍從微信給阿斌轉去一萬元,讓他買點補品吃,阿斌開始不肯收。杜萍說,你不收我心里不踏實。阿斌后來才收下。

“他說杜媽媽,本來應該是我來照顧您的。您要好好保重身體,努力康復,努力活著。”杜萍讀著兒子在微信的留言,聲音哽咽。

“我要激發孩子對生活的熱情,兩邊的爸爸媽媽都在關心他。”杜萍說,“我兒子他不是一個人在戰斗,我們都和他一起戰斗。”

4月30日,杜萍一大早就從醫院出院,她想去江西看望兒子后再返院治療。當天上午,她和丈夫、兒子郭明一家人,以及一些親戚共14人,坐四輛車子從河南駐馬店出發。八個小時候,當天傍晚6點,一行人抵達九江火車站附近的酒店——當地目前仍處新冠肺炎疫情管控期,蔣艷麗家的小區不能對外開放。

杜萍穿著一件深色裙子,上面點綴著彩色圓斑。她在姐姐的攙扶和一群記者的簇擁下,沿樓梯走上二樓。阿斌正在這里等候。他穿著一身休閑運動服,看起來很青春。

“我的兒子……”杜萍見到阿斌,突然失聲痛哭起來,兩人上前擁抱,許久才松開。

“我覺得……”杜萍喘了口氣,擦了擦眼淚,笑著說:“我覺得兒子比照片上更帥。”阿斌也笑了,他一手扶著母親的肩膀,一手將自己的口罩扯下來,讓母親仔細看。

阿斌和親生父親姚軍,郭明和親生父母蔣艷麗夫婦,都擁抱問候,眾人眼圈通紅。阿斌和郭明則先握手、再擁抱,兩人相視一笑。

“我們有感同身受的經歷,我倆是比親兄弟還親的兄弟。”阿斌說。郭明對這個比他遲一天出生的弟弟也稱贊不已,“比我想像的還要開朗、陽光。”

杜萍夫婦、蔣艷麗夫婦都見到了年幼的親孫子。對于兩家父母來說,這是最大的寬慰。

兩家人挨著坐在一起,拍了一張“全家福”。現場的眾多媒體記者,一起見證了這次“穿越”28年的跨省認親。

認親之后,關于“錯換人生”的追問仍在繼續。

28年前的1992年6月15日,在河南開封探親的蔣艷麗,趕到開封醫專第二附屬醫院(后改名為河南大學淮河醫院),當天下午生下了兒子。第二天,在同一產科住院的杜萍,也生下一個兒子。雙方家人都證實,當時孩子出生后,護士抱到嬰兒房照料,出院時才抱過來。

杜萍、蔣艷麗均認為,當年應該是醫護人員抱錯了孩子,才讓兩個孩子“錯換”了父母。兩位母親還質疑,當年醫護人員未根據母親檢驗情況,及時對孩子采取乙肝病毒防疫、阻斷等措施,導致阿斌從小成為乙肝病毒攜帶者,如今確診肝癌。

對于孩子家人的質疑,河南大學淮河醫院和開封市衛健委工作人員均向澎湃新聞表示,目前仍在進行調查,有結果會及時公布。

“無論如何,這都成為了一個悲劇。”河南大學淮河醫院醫患辦主任張鵬告訴澎湃新聞,醫院會為阿斌的救治,履行“公立醫院的擔當”。

如何給確診為肝癌晚期的阿斌治病,目前是兩家人最關心、最擔憂的事。

蔣艷麗介紹,這兩個多月為阿斌治病,家里花了大概40萬元,已欠下不少債,而后期治療可能需要上百萬元。她已將家里唯一的房子交給中介公司去賣,努力籌錢為孩子“救命”。

杜萍夫婦早年的積蓄,為郭明買了婚房。現在她夫婦倆每月的退休工資,加起來不足5千元。杜萍告訴記者,要是早知道兒子患病,她自己的肝病就不治了,可以把錢省下來。

4月30日認親時,阿斌感覺腹部隱隱有些疼痛,幸好他提前吃了止痛藥。在記者和父母們面前,他努力保持輕松快樂的神情。

“我希望是最健康最活潑的一面展現在他們面前。”阿斌說,

對于兩邊父母的關愛,他感到愧疚,“他們愛我越多,我虧欠就越多。”

他說,自己想到了今后怎麼去彌補和報答,“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真不知道我還能活幾天。”

(注:為何護個人隱私,本文兩個家庭人員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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