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年,投資業一個不可錯過的景觀是家族辦公室的爆發。從增長奇跡到前所未有的不確定,中國富豪們正在陷入深遠的焦慮。
文|陳之琰
編輯|劉旌
人性的凸透鏡
2016年8月末的一天,英國倫敦希爾頓逸林酒店的出售案終于塵埃落定:一個名為Cai Kui的神秘人物以8000萬英鎊成交。
這個外表仿似十七世紀碼頭的建筑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總面積超過1.3萬平方米,設有378間房。與它一河之隔的對岸是大名鼎鼎的金絲雀碼頭——英國的三大金融城之一。
神秘人物的真實姓名叫蔡奎。他更為人所知的身份是:龍湖地產掌門人吳亞軍的前夫。在那場舉世矚目的離婚之后,蔡奎分得了價值200億港幣的公司股權。
2013年,他在香港創立了蔡氏家辦。這家機構后來有了一個更正式的名字:佳辰資本(Junson Capital)。據我們了解,佳辰如今的管理規模超過100億美金,擁有一支五十人的專屬IT團隊,并且專門在CEO、CFO、CIO之外,甚至還設有CRO(首席風險官)的崗位。
一位接觸過佳辰的投資人告訴36氪,在2020年初的股災中,得益于佳辰風控團隊的提前測算,“完美避開了這場集體性災難”。
佳辰的故事或許過于極致了。但對相當一部分的中國富豪來說,家辦確實已經成為他們財富世界的秘密花園。
事實上,就在蔡奎成立佳辰的同年,吳亞軍也成立了雙湖資本,是紅杉、高瓴、源碼等國內多家頭部基金背后的出資人。而投中小米、快手的五源資本,早年實為恒隆集團背后陳氏家族在內地的投資部。香港新世界鄭氏家族的第四代鄭志剛近年通過私人投資機構C資本,成為商湯、海倫司、貨拉拉、FITURE等一系列網紅公司的直接投資者。蔡崇信和馬云創辦的藍池資本(Blue Pool Capital)的投資版圖則遍及對沖基金、醫療、體育、元宇宙、區塊鏈等領域。
在層巒疊嶂的商業世界中,家辦早已是個無所不在的影子。
盡管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都是一個小眾且隱秘的行業。佳辰資本在中文互聯網上的公開資料不超過5條,你幾乎不會在任何行業會議中偶遇他們的員工;藍池資本的僅有一頁紙的官網上,只有總部地址、固定電話和企業logo;當我們幾經周折聯系上他們時,對方也一再強調:“見面內容絕對保密”。要知道在家辦界,成立于2013年和2014年的佳辰和藍池已是一騎絕塵。
過去四十年的中國商業浪潮,至少成就了三代“先富起來的人”。對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在面對個體命運的起伏、時代的斗轉星移時,想要始終保持乃至放大財富都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這甚至比獲得人生的第一桶金更為艱難。
正如所有的商業浪潮大多伴隨著社會波動,中國家辦行業的爆發正出現在2020年。在這個神奇的年份,風險的暴露和不確定性的陡增,令富豪們陷入了深遠的焦慮。
“一時間,做銀行VIP賬戶的、做過投資的、做律師的,甚至是賣保險的、搞移民的,都往名片上印下燙金的‘家族辦公室’字樣。”一位從事基金募資超過十年的機構合伙人向我們擺出一副不可思議的神情。“家辦之家”創始人姜維的形容則是:“三年前,每周最多出現一個新家辦,現在是幾乎每天都有新的家辦成立。”
富豪們對家辦的期待當然也不止是“讓錢生出更多的錢”。
2018年上半年,33歲的餓了麼創始人張旭豪將公司賣給阿里后,“所有叫得上名的一、二級基金老板們都登門拜訪”,希冀讓他成為自己的投資人。但最終,幾乎無人成功。一年后,張旭豪和幾位聯合創始人轉身成立了自己的家辦:鯊魚資本(GurryShark Capital)。相傳鯊魚資本的在管規模如今已經超過20億美金。
“他們更渴望成為一個有判斷力的投資人,甚至不輸于一家專業基金老大的那種。”一位私人家辦的主理人如此向36氪評價。
或許也正因為富豪們紛繁到難以概括的動機,家辦似乎是個哆啦A夢式的存在。財富的夢想,事業的曲線,生活的困惱,乃至一切的棘手問題,都期待在這里解決。從這層意義來說,這個距離財富最近的行業不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凸透鏡:一個人的理想與焦慮,欲望與怯弱,都將被更夸張地演繹。
財富的金字塔
無論你是否認同,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無形中被折疊成了許多孤立的單元。富豪們的世界同樣如此。
真正意義上的家辦在中國誕生之前,銀行和三方財富公司幾乎包攬了富豪們理財的主要渠道。如今來看,進入財富金字塔的門檻并不算高:打開諾亞財富的官網,第一個彈窗就告訴來者,只要近三年個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萬元即可成為“合格投資者”。
然而,頂級富豪需要的是稀缺、甚至是獨一無二的服務。而家辦不同于理財管理更根本的一點是:后者的核心是產生更多的交易——甚至無論企業家是否最終獲益,而前者必須為投資業績埋單。藍池資本在成立早期曾投資1億美元到一家對沖基金,但由于業績不佳兩年內就主動撤資。馬云妻子張瑛還專門現身藍池資本辦公室,表達她的擔憂:“是不是可以再招一個基金經理?兩個(基金)團隊可以‘賽馬’,現在這樣似乎效率不高。”
一個有趣現象是:90%規模較大的單一家辦都是在2013年之后成立的。比如雙湖資本、佳辰資本均在這一年誕生;藍池資本成立于次年;七匹狼、安踏、特步等時尚企業則稍晚。
此時,盡管財富管理行業經過7-8年的發展,卻依然難以完全滿足頂級富豪的需求。此外,2014年至2015年中國股市迎來大牛市,這幾年的資本市場持續活躍,成就了新一批的財富神話。
不過,單一家辦并不意味著他們一定要與外部世界割裂。正如商業關系有親疏遠近,家辦們也時有合縱連橫。
2021年,八馬茶業在A股招股書中公開了一場只能在商戰劇中看到的、超500億的富豪聯姻:大股東王文彬夫婦育有一子二女,兒子娶了安踏老板丁世忠的女兒,兩個女兒則分別嫁給了七匹狼實控人周永偉的兒子和高力控股集團董事長。有人民幣基金的IR告訴我們,盡管這幾家時尚巨頭們都有各自的家辦,但他們經常會共同對基金盡調和投資,彼此之間關系頗深。
擁有一個獨立家辦的生活令人艷羨,但其成本卻令很多人望而卻步。一家頂級互聯網企業家家辦的負責人向我們估算過,“要養得起專業團隊的單一家辦,至少得有20億美金以上的資產”。
在采訪中,36氪就遇到過一個民營企業家,出于“明確繼承權”的想法成立了單一家辦。但運行兩年之后,發現“成本很高,又和企業總裁辦的職能有所交叉”,最后作罷。
“市面上能養得起專業投資團隊、有比較完整投資策略的家辦,十個手指就可以數得出來。”一位單一家辦的CIO對我們說。
如今當我們談起家辦的話題,其實更大一部分人群既不是蔡奎,也不是三方理財的用戶,而是來自于財富金字塔的中間層。
從2016年開始,由一家機構管理多個家族資產的聯合家辦開始在中國出現。這群人的典型畫像是:資產在5000萬人民幣到10億美元之間。尤其是2020年之后,隨著一批中概股上市,涌現了大量持有早期期權的互聯網年輕新貴,比下有余比上不足的資金體量也讓他們成為聯合家辦的核心目標。這也是目前整個家辦行業最熱鬧的部分。
僅僅在2021年上半年,在海南自貿港一地,注冊為家辦的機構就比往年合計的3倍還要多。同年年底,海南市場監管局不得不發布304家商事主體名稱停止使用的公告,其中的301家主體名稱中都含有“家族辦公室”一詞。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聯合家辦。
獵頭也聞風而動。從2020年開始,Element Resources的獵頭Ray接到了越來越多家辦的用人需求,“去年一共400個單,其中約有40個來自家辦。而在2019年之前,幾乎沒有這樣的單子。”
盡管事出有因,但如此的瘋狂程度還是令人吃驚。2019年,王宇創辦的瑞譽投資拿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投資——那一度被視為世界范圍內的家辦鼻祖。“如今的家辦行業很像2015年左右的VC行業,正在經歷一個一窩蜂而上的階段。”曾任CPE源峰募資負責人的王宇在這個行業已經浸淫了十幾年,她相信投資“還是很難很專業的工作”,五年或十年后絕大多數“家辦”也會一哄而散,只留下少部分。
而有意思的是,據一位家辦行業從業者的觀察,“現在市面上,但凡叫家辦的反而都是偽家辦。”
在過去數月的采訪中,36氪詢問過許多宣稱自己是聯合家辦的創始人。他們通常對自己的收費模式諱莫如深。甚至究竟有沒有管到富豪的錢、管著多少錢,也是“不能說的秘密”。
對于各懷鬼胎的人來說,“家辦”似乎是一個萬能的羊皮,用以偽裝他們的真實動機。據36氪了解,很多聯合家辦并不直接管理富豪的任何資產,本質上是一種中介組織——“把份額、項目、理財產品賣給有錢人,收取交易費”。
“在東方文化里,乙方往往被視為低人一等,所以甲方的家辦是一個更好的外衣:讓他們更容易獲得信任。”一位家辦從業者向36氪分析,畢竟在距離財富越近的地方,信任越難以獲得。
2019年,一家聯合家辦的創始人徐瑾在一次飯局上認識了“王總”。從遞上名片、推杯換盞,再到飯局結束,面對剛畢業不足五年的90后徐瑾,“王總”甚至沒正眼看過她。爾后的一次偶然交流中,徐瑾發現“王總”正陷在“一個極度復雜的處境里”。得到“王總”給予的一個嘗試機會后,徐瑾用各種風險處理工具解開了一個個死結。
歷經635天,一年零九個月,徐瑾終于拿下了這個身家十億的新客戶。向我們回憶起這一幕時,徐瑾專門提到:在塵埃落定的那天,“王總”第一次對她說了一個“請”字。
信任難以獲得的另一個原由是,的確有許多富豪被當成韭菜收割過。這是我們在采訪中最容易收獲的素材:某外資投行向企業家承諾的是“穩定性極好”的策略,但實際上采取的二級市場超高波動策略,后者因此損失2億美金;某地方銀行的金融科副科長,五年不到的時間,用“銀行墊資過橋”的項目騙走一位女企業家4000多萬;甚至還有老板被留學中介用“拿身份能加分”忽悠,以致先后獲得了5個國家的護照,還是當中4個國家的稅務居民。
最知名的騙局莫過于步長制藥的丑聞。2019年,山東步長制藥集團背后的趙氏家族卷入了當年轟動一時的斯坦福招生欺詐案。據媒體報道,所有賄款中的最大一筆650萬美元正是來自趙家。最終,步長制藥董事長趙濤的妻子通過律師發表聲明:資金用于支持海外高等教育慈善的項目,被卷入欺詐案是被中間人“詐騙”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多數企業家都傾向于讓心腹來操盤家辦。比如佳辰資本的CEO Kevin Liu從龍湖時期就開始追隨蔡奎;鯊魚資本的實際管理人李曉,是原歌斐多資產投資配置中心私募股權投資部投資董事,與餓了麼創始團隊相識于微時,很早就開始為其打理財富;原雙湖資本CEO張艷是2004年就加入龍湖的老臣。
然而,即便信任關系如張艷和吳亞軍,也無法比肩血緣。2020年下半年,張艷離開雙湖,吳亞軍之女成為雙湖的新任CEO。
事實上,由本人或兒女來掌管家辦是頗為常見的情形。根據獵頭Ray的觀察,家辦最典型的招人邏輯是:創始人從之前企業離開主管家辦,或者二代不進企業但主管家辦,再從市場上找一個投資老兵任家辦CIO。
在家辦的世界里,“忠誠第一,專業第二。”
Old Money的遐想
讓錢變成更多的錢,當然是家辦的要義。但對于富豪這個生存處境更為復雜的人群來說,有待解決問題還有太多。
每次與一個富豪家族確定合作之后,磐合家族辦公室合伙人汪欣與對方的每個成員都會有一場漫長的聊天。“就是做一個家族體檢。”汪欣告訴我們,“圍繞兩個事:一個是渴望,一個是痛苦。體檢完,出報告、出方案。”把所有可能出現問題的環節排列優先級,再通過制定“家族憲法”逐一解決。
作為一家“獨立第三方家族辦公室”,磐合不直接管理客戶資產,而以咨詢模式、收取年費為主。在汪欣看來,“好的家辦從業者是企業家家族的全科醫生。”
在香港經營聯合家辦的徐瑾有一個更詳細的劃分。她將富豪人群面臨的風險拆解成:家企風險、傳承風險、婚姻風險和外部風險四大類,并細化為債務、公司資產管理、家人內斗、二代揮霍、離婚分割、繼承規劃、稅務變化等13個小類。
所以在很多時候,理財師只是家辦從業者多個身份中的一重。
比如,藍池資本除了搞好投資之外,還要負責運營蔡崇信的個人愛好籃球相關的基金會和影視項目,甚至要協調老板們私人飛機的排班表。在北京環球影城一票難求的時候,有一位聯合家辦的創始人一周內就為核心客戶搞定了17張入場券。還有家辦長期投資醫療,就是為了背后已患病的企業家能盡早進入新藥測試。
幾個月前,李愚從一家財富管理機構高管職位上離職,他曾直接參與投資過不少主流基金GP,也操盤過S基金。在準備創辦聯合家辦時,他有整整兩周只在做一件事:說服“兄弟的兄弟”——上海一家“top級醫院”的主任醫生——診療一位“朋友”父親的疑難雜癥。他的目的也很直接:那位“朋友”是一位傳統企業家,也是他的目標客戶之一,潛在出資額1億人民幣。
家辦從業者可能也是掌握富豪們更多秘密的人。
“八面玲瓏是必備品質。”一位聯合家辦的創始人向36氪打趣道。他舉了一個自己的例子:“企業家帶著老婆的時候,我和他們討論錢怎麼分?錢投去哪?老婆不在的時候,我就要告訴他:你的錢和老婆的錢如何隔離?怎麼把錢放到子女名下?”
一次,有個企業家找到他,吞吞吐吐地說“有個家人不太方便設計財產分配”。“我馬上知道就是私生子,就說我們對非婚生子女有很多法務模型。”果然,話剛說完,對方就露出了滿意的微笑。
一個好的家辦管家甚至堪比一位金牌律師。我們在采訪中遇到了一位家底豐厚的70后廣東人,他自己也做了一個聯合家辦。至今最令他引以為傲的是,一場被他稱“助弟奪權”的行動:他利用家辦管理家族資產、股權的特點,在兩年內幫助自己本來并無實權的舅舅家表弟,將家中企業的股權全數轉移到表弟名下,使其成為了家族里最有錢的人。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家族傳承研究中心聯合主任芮萌在接受我們采訪時表示,“家辦要解決的核心問題首先是財富保全,其次是代際傳承。”也正因此,家辦具有鮮明的跨學科特征,對從業者處理復雜情況、管理多種資產的能力要求極高。
芮萌開設的“家族辦公室首席架構師”課程也詮釋了這一點:(1)家族與家族企業的風險隔離;(2)家族民事、刑事和社會風險管理的法律、稅務工具;(3)基于長期戰略探討家族無形資本的傳承;(4)家族金融財富傳承和投資管理;(5)海外家族企業游學。
7年前,當芮萌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剛剛開辦這個課程時,幾乎無人問津。后來他不得不“刷臉”找來兩位中歐校友幫忙,二人分別捐100萬和50萬作為課程獎學金,才踉踉蹌蹌地招到了第一期學員。但如今,即便這個課程的費用已是當年的兩倍——高達36萬,依然一票難求。
“家辦之家”創始人姜維告訴36氪,缺少處理復雜資產配置、搭建合適家辦架構的人才,是行業目前的最大痛點,“有100家家辦,就有100家招不到人。”
盡管處在頂尖名利場的中心地帶,芮萌仍向36氪強調:“家辦的初心是以人為本、以愛為先。”
放大到整個社會的維度來看,財富的積累和代際的延續往往只是一個家族社會階層躍遷的開始。從“有錢”到“有身份”,富豪們更在意的往往是來自身份的認同。
在電影《一步之遙》的開篇,不懂“鍋氣”、被嘲“new money”軍閥公子武七尋遍文人雅士,直到找到姜文飾演的馬走日,才問出了那句靈魂叩問:“我怎麼才能把money從new變成old?”
相比高高在上的GP們,作為富豪群體的代理人,家辦的掌舵人們試圖在“提升投資爽感”、“財富與服務相匹配”上下更多的功夫。
2019年春節,泰格瑞家族辦公室聯合創始人Candice Wu帶著17個中國身家百億的企業家家庭參加了英國查爾斯王儲的中國新春晚宴。與查爾斯王儲握手,見到時任英國首相特蕾莎梅、與卡塔爾皇室合作的倫敦房地產家族繼承人等,聊的不僅包括如何做投資,更漫長的話題是:培養二代接班人、慈善、上層社會人士的品格之類等等。
有企業家在結束后感慨道:“第一次見到真正的old money,太震撼了!”
艱難的第二曲線
不久前,一位年過50的企業家用磕磕巴巴地英語完成對一家頭部消費基金的盡調。他告訴基金的募資負責人:“我做傳統產業的,為什麼要投個消費基金?我就想看到fu……future是什麼。”
對于企業家來說,他們期待從投資中獲得的除了財富、參與感或難以名狀的種種焦慮之外,“第二曲線”或許才是最重要的渴求。
20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已有三代:第一代以傳統制造業、能源業、消費品實業為主,第二代則多發源于房地產行業,第三代是互聯網一代。而在過去幾年,這些曾經巨大的時代機會都在不同程度地遭遇瓶頸:傳統產業面臨改造升級,房地產進入冷凍期,頭部互聯網企業也逐步放緩節奏。這是隱藏在這一波家辦浪潮背后的深層焦慮。
這也是為什麼大多數的家辦并不熱衷穩健的投資模型,而更渴望投資,甚至是直接投資到風險系數極高的早期公司。這一動機并不難理解:既然再將資金投入到企業中,也未必能換來昔日的輝煌,那尋找明天的機遇才有可能讓財富重登飛速列車。
在童杰創辦的專注于消費賽道的尚承投資中,金禾、香飄飄、羅萊,K11、中燃,佩蒂等,從南到北的知名消費企業家個人出資和家族基金構成了90%以上的LP組成。在合作的過程中,童杰感受到這些企業家及二代們對自身所處行業早期股權投資的熱情。
一家早期基金的人民幣IR譚敏見證了一家二線房地產公司的成功轉型:幾年前被大型房企并購后,董事長帶著全家到香港成立家辦,轉型做投資。招有名基金的VP,作為LP強制跟投,“盡調細到我們每周的周會記錄都得共享”。
經過幾年的GP投資和直投,目前這家家辦已開啟市場化募資。圈內流傳的說法是——希望成為家辦界的紅杉、高瓴。
對于更年輕的互聯網新貴來說,他們對于第二曲線的追求則更加充滿冒險精神。
80后生人孫越君的香港辦公室和藍池資本隔海相望。兩處碩大的落地窗,看到的是同一片維多利亞港的海景。五年前,孫越君從瑞士銀行離職創辦華港財富,發展的起點很簡單,希望改變以往傳統私人銀行無法很好解決科技新貴需求的問題,通過數字化的方式來提升效率和客戶體驗。其中,一個普遍的需求點就是為公司已上市的互聯網新貴們解決核心問題——即在不減持手中公司股票的同時,將股票質押給私人銀行或券商,以套出現金改善生活。
但在和客戶的溝通中,孫越君發現,這些人不論是互聯網上市企業的早期員工,還是聯創、高管,其中大多數人的生活并沒有因為一夜暴富而發生很大的改變,“極少有人會買私人飛機,最多就是買個大點的房子。”
“身家1億美元,還是穿著格子襯衫996。好像財富不是換取奢侈生活的籌碼,而是自我價值實現的自我表彰。”孫越君告訴36氪,“他們還在尋找下一個機會,時刻準備二次創業。”
原紅杉資本投資人李廣密也有相似的觀察。2019年底,李廣密發起成立拾象科技,主業是為成功企業家、新經濟領袖們提供另類投資服務,也由此成為很多互聯網新貴家辦的投資合伙人。
李廣密的判斷是,國內的新經濟企業家暫時不需要類似傳統歐美的理財型家辦。“張一鳴、王興、黃崢個人的信息獲取和判斷能力,比國內絕大多數職業投資人更強。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假如張一鳴做家辦,招了幾位基金經理,最后他們可能還是重倉了字節跳動。”
另外,他們對家辦的預期也不一樣。國內新經濟企業家享受了過去 10 年移動和電商的巨大紅利,內心的預期比歐美 old money 高很多,年輕的企業家們往往希望找到自我的第二增長曲線,所以要麼希望通過孵化式投資參與再創業,要麼是希望配置高成長的另類資產。
尤其是曾經的 2-4 把手們,以前沒有完全操盤過一家企業,心底很希望通過投資、孵化找到新的增長點。他們對行業、技術、產品有深入認知,但缺乏基金和項目的投資能力。對他們而言,投資有兩重意義,“保持80%穩健財富,用剩余的20%去再創業,繼續創造社會價值”。
如果說尋找第二曲線是一件“重要而不緊急”的事項,那麼最近一年,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們切身體會到了緊迫感。
隨著新冠疫情的持續、全球范圍內稅制的調整和改革、教培行業坍塌,企業家們的時代焦慮正在不斷被放大。焦慮的本質是對不可控未來的恐懼。
“我們的憂患意識無與倫比。因為環境在變,政策在變,風口在變。”一位企業家如此告訴36氪。
2021年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召開。此次會議的主題是:共同富裕。會議明確,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這將為我們探討中國富豪們如何守富、繼續創富時提供一重新的思考維度。
沒有人不會遭遇困境。獲得更多的人往往擁有更多的困境。家辦經營得如蔡奎般成功,他也免不了在一次小范圍訪談中意味深長地說道:“你不能指望每一代人都變得越來越強大,最好讓事情自然發展。這不是中國傳統對于后代的期待,但子孫后代本身應該比這一切更重要。”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徐瑾、李愚、譚敏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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