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樹珊于1881年出生在醫卜世家，家學淵源。早年隨父寓居鎮江，以醫為業，兼以算命卜卦。他考秀才未能得中，后來就學北京大學，留學日本攻讀社會學，學成歸國有進入官場的機會，但他并不熱衷功名利祿，回到家鄉仍以醫卜行世。
據說他曾經見過孫中山，說孫“貴不可言”，且非凡夫俗子所謂的“富貴”，而是“薄天子之位而不為”的流芳百世之“清貴”。他雖然名聲大，但自謙為“薄負時譽，饘粥有資”。
每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都有其大、小傳統，大傳統由主流精英們賡續，小傳統則由民眾日用、由江湖人士傳承。在中國，這一小傳統大概可稱為“醫、卜、星、道”一類的職業或社會服務業了，它們在現代大潮面前一度無抵抗之力，幾乎面臨毀滅的命運，如眾所周知的中醫取締事件。其實不僅中醫，就是算命先生們，都曾遭到多次取締。
民國17年，國民政府曾有意取締星相醫卜之業，這相當于將要砸了很多人的飯碗。當時的江湖術士袁樹珊為此寫了一本書《中西相人探原》，引經據典，為算命職業和算命先生們辯白。這本書受到了當時行政院長譚延闿的賞識，在星相學界傳為美談，也奠定了袁樹珊在星相學界的地位。
到了30年代，袁樹珊不再行醫，而專心于命相之業。他的名聲很快給他帶來了大客戶，“利見大人”。最先見到的大人物是國民政府的大員何應欽，何在袁樹珊處算命后，非常佩服，向蔣介石推薦。
蔣介石也好奇，就去見了袁樹珊，袁的直言批述很得蔣介石欣賞。如此一來，從政界顯要，到富商巨賈，都以手持袁先生所批命單為榮。自己也能掐算的北洋軍閥吳佩孚曾派人去求袁算卦，對袁信服后又派專使，重金請袁出山。袁樹珊的回答是，“吳威喜則樹珊榮，吳威怒則樹珊恐”。袁樹珊也成了蔣介石最信任的命理大師
少年得志的江蘇省民政廳廳長繆斌曾經請他批命，袁樹珊從繆斌少年中年，富而且貴開始批起，幾乎都吻合，最末一句有“受累于吳”的話，大家不理解。后來繆斌投靠汪偽政府，做了漢奸。抗戰勝利后，繆斌淪為階下之囚。繆斌請夫人找無錫同鄉國民黨元老吳稚輝出面，向蔣介石求情。吳稚輝過于認真，多方游說，反而使蔣介石起了疑心。加上當時傳說繆斌之投汪逆，本是受蔣介石之秘令潛伏敵后。如此隱情，令政府和領袖顏面何在？于是，國民政府下令立即槍決，以正視聽。跟其他免于一死的大漢奸們相比，繆斌的命運確實應了袁樹珊的“受累于吳”之讖。
1938年，南京失陷，某國民黨軍官睢團長夫婦、營長郭岐、宗副官等四人，兵敗后輾轉來到上海。睢團長非常相信命相之學，認為應當就近拜訪命理大家袁樹珊先生，以得指點。郭岐并不相信命運，經不住其他人勸說，就一同前往。袁樹珊為其他三人看完相后，再看郭岐：“郭先生是軍人，到40歲時可升少將師長。后在沙漠中作戰，因此戰失敗，將有性命之憂。不過，您最后仍能順利脫險歸隊，從此一帆風順，后福可羨。” 四人后來順利逃離上海，經香港到武漢歸隊，郭岐不時升調，40歲時升為少將師長，戍守伊犁區精河縣。1945上半年，伊犁、塔城、阿爾泰三區叛亂。郭岐的兵力全部覆滅。戰事發生之地，正是沙漠之中。因為缺水，郭岐渴至昏死，后為敵人救活，于戰后交換戰俘時，始又歸隊。后郭岐赴臺灣，一生順利，子女多有所成就。至此，袁樹珊之言一一應驗。
1949年后，袁樹珊移居香港，他也為世人留下了幾個著名案例。袁樹珊也曾有過為民國京劇三大家之一馬連良的算命故事。馬連良夫婦離開香港之前，曾請袁樹珊卜算。其結果用袁先生的話來說，“你（馬連良）還有十五年大運。”迷惑不解的夫人追問：“那他十五年以后怎麼樣？”心有所悟的馬連良不等對方答復，拉著夫人說：“你就別問了，只要有十五年好運，也就行了。”果然，從他離港北歸，到猝然而去，掐指算來：整整是十五個年頭。
跟并稱民國三大命理學家的韋千里、徐養吾等人不同，袁樹珊并不專心于算命。中國風水研究會。他更像一個自由的讀書人，袁的父親就曾看出袁的八字，“雖然五行缺水，但能得天時的水來補救，終究聊勝于無。因此為人雖然愚笨，但學可以小有成就；名聲雖不顯揚，品德尚無缺陷。如果能讀書安命，擇交治生，一定不致于墜敗家聲而為餓鬼。” 袁樹珊成名后，也多跟文化人往來，他自書楹聯，上聯是，“十畝栽桑，十畝種田”；下聯是，“半日診病，半日讀書。”學者羅振常曾為袁樹珊的命相書作序，稱其命理著作“辭旨明暢，可與俞曲園游藝諸錄相擷頏”，“非術士之所能為也”。可見袁樹珊并非只是一個江湖術士。
袁樹珊不愛財，也不聚財。他雖然名聲大，但自謙為“薄負時譽，饘粥有資”。對于資財，并不為意，他曾有心重修漢司馬季主之墓和嚴君平之宅，“一以發潛德之幽光，一以保固有之國粹”。袁樹珊有他佩服的人，他最崇拜是武訓和伏羲，一為行乞興學的圣徒，一為中華人文始祖。他的理想是興辦一所義學和建一座伏羲廟，在有了一點積累后，他就學習武訓，在家鄉小袁巷，以袁家祠堂的房屋作為校舍，興辦義學。取“袁安臥雪”的典故，學校命名為“臥雪小學”。學校不收取學費，免費發給學生們筆墨紙硯等學習用品。為了使學校經費有長期保證，袁先生還出資購買了20畝地作為校產。后來，他又把建好的伏羲廟改為校舍，創辦“伏羲小學”。
抗戰期間，社會經濟崩潰，袁樹珊財力不濟，伏羲小學不得不向學生們收取學雜費。袁樹珊非常愧疚，特地為學校做了一塊匾額，親書“不如武訓”四字。可見袁樹珊并非一個庸俗的江湖術士，他自有操守、追求。
他的兒子袁福儒曾想跟他學算命，他反對說，“我有兩套衣缽，一套算命，一套醫學，我死后，你把算命這套衣缽砸爛燒掉，繼承我的醫學。”袁福儒從此不再沾染半點命理，而專心醫理，后來留學日本，繼續學醫，學成而弘揚國醫，成為一代醫學大師。
袁樹珊對命相業的認識，在當時現在看來都堪稱公允客觀。袁樹珊認為，卜筮相術算得上中國的國粹之一，幾乎是和中國文化史同步而生，源自上古，顯于殷商，于今為盛。對卜筮之學視而不見，無異于掩耳盜鈴。當然，出必問，行必占，更是問道于盲。只有精研此術，破除神秘，直得本原，方可去除迷信，而得術數學之本來面目。
任何社會都有大、小傳統，小傳統之所以在發達社會邊緣化，是因為那里的新聞出版發達，那里的社會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等發展得及時切實，能夠安慰、服務于世道人心。而在知識演進不能服務于當下人心的社會里，人們有所疑惑困惑就只能求助于小傳統中的宿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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