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瑩穎的八字分析

解夢佬 2023年12月18日 01:34

文章來源：極晝工作室

在這個團隊里，最年輕的成員只有18歲，年長的也只有22歲，死亡這種終極問題對他們來說太過抽象。一名大一的隊員原先只在文學作品中接觸到自殺，詩人海子的死甚至帶給她浪漫主義的感受。

但接觸這些案例后，現實不再具有這種美感。

文 | 程靜之

編輯 | 王珊

一個身體開始墜落。

他穿著黑色的T恤衫，淺白色的牛仔褲包裹著單薄的雙腿，在空中轉了一個圈，然后重重砸在紅色救生氣墊的邊緣，一只鞋被甩出很遠。

人群里響起一片尖叫。在南昌“夢時代”廣場這個繁華的商貿圈，一個17歲少年的生命畫上句點。

天快黑了，又下了點小雨，廣場的霓虹燈亮了起來。一個多小時后，江西師范大學新聞系大二的學生鄭丹到了現場，清掃車正在工作，地上已經沒什麼血跡。她沿著少年王家新的足跡，一層一層往上爬，手心冒汗。

她覺得一個人的生命似乎太輕了。

2018年5月，21歲的鄭丹以校園記者的身份接觸這起少年自殺事件。她打聽到逝者王家新的住址，那是一棟灰色水泥外墻的老樓，大空調的箱子“呼呼”地吹著氣，樓道狹窄陰森，門縫里滲出一線燈光。是什麼導致王家新走上死亡之路？鄭丹渴望知道真相，猶豫了幾分鐘，她敲響了王家那道綠色的鐵門。

據《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過去16年的統計數據，自殺已成為中國青少年繼交通事故、溺水和白血病之外的第四大致死因素。

擺在鄭丹面前的是一些宏觀的數字，她想探究背后的密碼。在導師指導下，她和5名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學生，一年內走訪北京、河北、江西、江蘇等地，深度訪問7個家庭，大多是2018年被輿論關注的青少年自殺事件，試圖還原他們在選擇自殺前所經歷的不同階段，最終整理成論文《失控的想象——社交媒體時代青少年自殺現象研究》，包含親友采訪、專家錄音和采訪日記，達幾十萬字。

這六名學生和研究對象年齡相仿，有人也曾閃現過自殺的念頭。當他們觸碰這些逝去的年輕人，開始對生命有了一個模糊的新概念，也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了自己的生活。

另一扇門向他們打開。

被戳破的想象

坐在河北固安縣的肯德基窗邊，胡軍建裹著黑色羽絨服，眼皮耷拉，他在這里接受過很多媒體的采訪，后來把所有記者的微信都刪了。“每次采訪完，我都發誓是最后一次，但是看你們來了，又不忍心了。”他看著三名與兒子年齡相仿的大學生，紅著眼眶，就要哭出來。

這些學生告訴他，正在做一個關于“青少年自殺”的社會調研，希望尋找問題和規律，聯合實際找專家提出可行的規避方案。

7個多月前，兒子胡政在自殺群里約了兩個年輕人，在一個出租屋里燒炭自殺，死后12天才被鄰居發現。警方到達現場后，發現門縫、窗戶縫，甚至窗簾都被膠帶貼了起來，屋內留有三盆未燃盡的木炭，還有一封兩行字的遺書：“我們是自愿的，與任何人無關。”

父親胡軍建記得，胡政離開家那天，沒有吃晚飯，洗了個澡，出門還噴了香水。“我問他搞這麼香干嘛，他一笑，很靦腆的孩子，說跟人家約好了。”胡軍建對鄭丹他們說，只看到兒子模糊的背影，背著一個時尚的小布包。

采訪胡軍建之前，大三的隊員段任聰認為他文化水平不高，可能是一名粗暴的父親，但面前的胡軍建時而哽咽，話語充滿溫度。

段任聰是個情感細膩的男生。來之前，他就在報道中捕捉到兩個細節：胡政曾有一段減肥的經歷，連續四個月去健身房，減了40多斤，又在淘寶上買了許多關于成功學的書籍。“我能看到他自律、想要成功、愛干凈的模樣，卻看不到死亡的氣息。”段任聰說。此前，他認為自殺者就是懦弱的和沖動的，無力面對生活現實，而胡政的性格和行為存在巨大的反差，“他究竟有多決絕，將自己生存的希望完全封閉？”

失去兒子后，胡軍建潛入自殺群，也曾試圖尋找兒子自殺的原因。在他的敘述中，段任聰逐漸拼湊起胡政短暫的生命軌跡：從小搬過兩次家，初中輟學，淘寶創業失敗，潛伏自殺群兩年，網戀女友提出分手。

“他肯定很孤獨。”胡軍建后來意識到，搬家切斷了兒子的朋友圈；兒子淘寶創業期間，一個人在外租小單間，每天耷耷地坐在床上，對著電腦，旁邊是一堆外賣盒子，“傻傻的，問了半天一句話沒回”；自殺群里，每天接觸的又是“找人一起去燒炭”“一起去華山蕩秋千（跳崖）”這類信息。

鄭丹和段任聰他們后來總結，胡政的自殺經歷了疏遠親人和尋伴的過程，多重創傷事件疊加，讓他早已形成固有觀念，“在他進入自殺群約死之前，甚至在結束那一段愛情之前，他就已經開始自殺了”。

這是團隊接觸的第三起自殺案例。他們將研究范圍限定于10-25歲的青少年，選取了在校學生、創業者、失業者、自謀職業者等不同的樣本類型。

“夢時代”廣場跳樓少年王家新是典型的自謀職業者。登陸他的QQ賬號，鄭丹發現他在網上認了很多妹妹，將兩個班群設置為“免打擾”，卻加入了各種踢球群、閑聊群、簽到群、互贊群。在僅自己可見的QQ空間里，寫著 “我很孤獨，有誰能陪我”。

鄭丹加了王家新同學的QQ，在同學的評價中，王家新學習成績不好，邋遢，喜歡吹噓玩游戲的水平。他試圖用笨拙的方式討別人喜歡，卻時常受人欺凌。母親回憶，兒時幫他洗澡，身上總是青一塊紫一塊。他中考都沒參加，就在修車廠和家附近的酒店打工。

自殺一個月前，王家新在網上交了一個女友，女孩提出分手后，他告訴一個“妹妹”：“我打算離開了。”“妹妹”沒太在意，猜想只是玩笑。

2018年母親節前一天，17歲少年王家新的生命在“夢時代”廣場畫上句點。受訪者供圖

隨著采訪的深入，鄭丹發現，有些事情越發與她設想的不一樣。原先，她認為社交媒體造成了胡政和王家新的死亡，但后來發現，他們在生活中找不到存在感，因此都在自殺前通過社交媒體自救。

“青少年自殺多源自社會承認的消失。他們曾經都試圖拓展新的支點，并且通過戀愛初步實現了他們的想象，一旦戀情受到破壞，生命最后的寄托點也就會坍塌。”論文最后這樣寫道。

但接觸這些案例后，現實不再具有這種美感。

宋于碩是個喜歡弗洛伊德的理工男，大二時轉到新聞學院。在他看來，“自殺，這個詞匯和我之間的距離處于一種很奇怪的狀態。”他用一個物理實驗做類比：在一個盒子里，有一只貓和少量放射性物質，這些物質有可能衰變殺死貓，也有可能讓它活下來，盒子打開前，一切都是未知。“就像薛定諤的貓一樣，‘自殺’只要不出現在我的生活中，它的存在取決于我的認知。”

現在，盒子被打翻了，他隱隱體悟到自殺者無力反抗背后的無奈。

采訪結束后，胡建軍發了一條感謝朋友圈。受訪者供圖

影子

鄭丹接觸的第一個案例就是王家新，那段時間，王家新總是出現在她的夢里。她經常在半夜驚醒，脖子被汗水浸濕，有時感覺王家新就在身邊。她像被關進了一個小黑屋，不想和別人說話。

之前在媒體實習時，這個敏感的女孩就目睹過年輕生命的逝去，“就像大批的老鼠涌向海里”。她在南昌進賢看到死于煤氣中毒的五個女孩，躺在殯儀館的玻璃柜里，面色發黑，身體腫脹。一個母親靠在床頭，目光呆滯，被人從地上拉起又趴下。這一幕帶給她的沖擊太強烈了。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她去找學校的心理老師幫忙分析王家新。等她說完，老師并沒有給出更多的解釋，“相比王家新，我更想知道你的心理還好嗎？”兩人都沉默了，鄭丹的眼淚掉了下來。

調研的最初階段，導師胡沈明發現，鄭丹過于沉浸在案例里。“她對自殺理解的理論深度仍然不夠，交流時候情緒低落，更多希望她能從理論上超脫出來。”他希望研究能抵達更遠的地方，揭開青少年自殺的規律，“尋找生命的真諦”。

聽到這個形而上的概念，鄭丹懵了，“不知道從哪里下手。”她找到學院另外5名學生，展開深度調研，并以此作為挑戰杯全國大學生系列科技學術競賽的參賽課題。

學術界對自殺問題的討論從未停歇。《自殺論》作者迪爾凱姆從社會學角度，論述個人自殺與社會的關系。北大哲學系教授吳飛把自殺視為一種文化現象，試圖尋找中國式的理論解釋模式；致力于生命危機干預工作的謝麗華主要研究農村婦女自殺。而這些，對于青少年可借鑒的并不多。

查閱完論文，團隊把 “殺魚弟”作為下一個研究案例。

2018年7月31日，在與家人激烈爭執后，17歲的“殺魚弟”孟凡森搭配著水和冰紅茶，喝了30-40ml的百草枯原液，肺和腎都被灼傷，經治療后脫離生命危險。10歲時，他因在父母的魚攤上幫忙殺魚而走紅，伴隨著“輟學”、“家暴”等質疑。

鄭丹去蘇州尋找“殺魚弟”的第一天，下著小雨，郊區鬧市的盡頭，掛著“山東蘭陵大發水產”的招牌，疾馳而過的車輛濺起一溜泥水。她在店門口看見“殺魚弟”一只腳踏進魚池，赤手抓起一只魚扔在外面，稱一下再扔到案板上。收攤之后，家里六個孩子擠在客廳里看動畫片，房間里的被子雜亂地堆著。

“我當時的想法是什麼？就是死了就沒有那麼煩惱，腦子轉不過來，一直在一個死角上。”孟凡森對鄭丹說，他住院第二天就想通了，現在最煩惱的，是很多字不認識。

鄭丹想以教單反攝影為由，約孟凡森單獨談，父親卻始終不同意。

“我我憑什麼讓你帶走我兒子？”父親咆哮著。

“你總不可能叫他殺一輩子魚。”鄭丹說。

“就殺魚，殺一輩子魚！”他將池子里的水潑在外面，幾乎濺到鄭丹的衣服上。

孟凡森勸鄭丹趕緊離開。“說不通的，我們親戚帶我出去玩一天，根本不可能的，他這個人很難說話。”

“結構猶如一張大網，讓生于其中的人無處逃脫。”她在論文中總結，“青少年往往處在家庭和學校織就的封閉社會結構之中，一旦無法準確把握和理解結構的力量，悲劇便有可能發生。”

鄭丹也曾急于掙脫家庭結構的壓迫。上高中時，她和弟弟在縣城租房，每天買兩塊錢的面，向鄰居借火生爐子，煮好了姐弟倆一起吃。每次考差了，媽媽怪她不努力，她一個人躲著哭鼻子。奶奶又經常打電話抱怨，父母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打架。這一切都壓在她身上，讓她難以呼吸。

她甚至在“殺魚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深灰色的農藥片被含在嘴里，邊緣開始慢慢消解，一股刺激、帶點苦澀的味道竄進鼻腔。幾年過去，這種味道依然殘留在鄭丹的記憶中，爸爸拿了一個大馬勺，舀了一瓢水，讓她喝了吐，喝了吐，味道才被慢慢沖淡。

那是鄭丹距離死亡最近的一次。父母在地里干完農活回來，又打起來了，媽媽捏著拳頭捶打爸爸的臉，鄭丹過去阻攔，被扇了一個巴掌，“你不要管”，媽媽對她說，“今天不是我死，就是你爸死。”

“那就一起死啊。”鄭丹在幾個窯洞里挨個找農藥，取出一片含在嘴里。爸爸追過來，猛地敲打她的背，藥片還沒來得及吞下去，就被拍了出來。

“有時候覺得自己很倒霉，生在這樣一個家庭。”在她的成長中，爸爸媽媽一直打架，開始她會在旁邊大聲哭，后來習慣了，干脆走遠散散心，或者去另一個窯洞看書。

團隊里另一些成員也有過類似的記憶，一名男生至今無法原諒父親，小時候因一個誤會而責打他，高中篡改文理科志愿，帶給他的傷害是無法磨滅的。

這些經歷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殺魚弟”：從小在農村長大，看到就是方圓十里，陷入另一個世界后，就看不到更多之外的東西。“在這一過程中，他的思維由多元逐步發展到一元，甚至極端化，從而喪失理性，逐步失控，最終形成自殺意念。”

“殺魚弟”孟凡森脫離生命危險后，回到店鋪里繼續殺魚。受訪者供圖

失控

鄭丹很少對朋友提起正在做的選題，一起調研的同學都覺得這個事情，太難，太難了，不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家人也不理解，“你怎麼去挖死人的事情，會把人逼瘋的。”姐姐在電話里訓斥，“你是一個無良記者，把這些東西曝出來，就是提供了一個（自殺）模版。”

一次放假回家，父親趴在床頭抽煙，“丹啊，你學這個專業我們都很后悔。”母親在一旁附和。

她對研究沒有把握，感覺像拿一個小錘頭在鑿洞，每走一步都是探險。

下一站目的地是濮陽，6天前，一個高三男生突然跳樓了。

這不是一場策劃已久的自殺。2018年，袁治垚和班主任約定，考進全校前30名就可以換宿舍，達到要求后卻仍被拒絕。課堂上，他在黑板上留下四句打油詩，“并非無寢室，僅為少拿錢，侵害我身體，與你何加焉？”之后在墻邊上搬了凳子，跑出教室，一躍而下。

在這之前，一切看起來都很尋常。翻看手機和日記本，大致是與學習相關的內容。剛過的18歲成人禮儀式上，爸爸抱著他在氣球上寫了自己的夢想——杭州師范大學。最后一天的監控顯示，他上午還在換著不同的資料書寫作業。

這起“非典型自殺”事件像一個特例闖進來，打破了這群年輕人所有的預設。沒有家庭不和、沒有遭遇過什麼打擊，“不存在一個謎，層層揭開，自殺現象的背后是單薄的，就想出個氣，就自殺了。”

大三的黃楠紅也無法理解這起自殺事件。在她看來，自殺是比較私密的行為，袁治垚不是選擇在房間，而是上課的時候，在萬眾矚目下，像是英勇就義，背后的邏輯關系是什麼？

他們聯想起兩個多月前，湖南衡陽成章實驗中學三名女生服藥自殺事件。唐予心因成績退步，被母親要求寫檢討書。當晚，她在班群里表達自殺的想法，之后與兩名同學一同服用了秋水仙堿片的處方藥，想嚇唬一下老師。她錯估了藥物的致死量，留給父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有信心，我一定會活過來。”

六個隊員開小組會議時，段任聰認為唐予心的行為是一種表演，不屬于“自殺”。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點。他們將調研的7起案例按社會、自身、隨機三個因素畫成思維樹狀圖，卻無法捕捉到其中的規律。“不知道自己在搞什麼。”一次，鄭丹改論文的時候突然崩潰。

鄭丹在調研中接觸過一個抑郁癥患者，給她發來自殘的照片，胳膊上布滿一道道刀痕。鄭丹不知道怎麼辦，只能讓她趕緊去包扎。

“我挺心疼她的，但我明確知道自己幫不了什麼，因為我還沒有完全理解她的世界。”鄭丹只能給她的朋友圈點贊，害怕某一天女孩就不再回信息了。那是一種強烈的無力感，“我很難幫到他們什麼”。

遠在馬來西亞的導師胡沈明在電話里提醒他們，“如果把人生當做走路，自殺者就是把路走成一條的人”，把青少年的認識和思維看作“想象”，一旦變得非理性，就容易失控。胡沈明幫他們總結出“渴望認同、積極爭取、遭遇排斥、拓展失敗、認知窄化、消極抵抗、偶爾頂撞、直接對抗、以命抗爭”幾個階段，認為大部分自殺者都會經歷其中的一個或幾個。

他們又找到“希望24小時”自殺熱線。這條中國最大的自殺干預危機熱線2012年成立于上海，江西中心的接線室隱匿在南昌市一棟普通的居民樓內，幾乎不被附近的人所知。

他們在那兒了解到更多超乎想象的案例。一個男孩自殺的念頭起源于童年和父親的一次爭吵，他最心愛的小提琴被砸壞了；一名北大女孩畢業后，搞砸了團隊項目，造成巨大損失，坐在賓館的窗臺邊打電話，“我不想活了”；一名男生不小心碰到了女同學的胳膊，被要求對她負責，什麼活都讓他干，他覺得只有死才能解決問題；一個初三學生，升學考試時，被監考老師沒收手機后，直接從五樓考場跳了下去。

“人在遭遇創傷事件后會產生創傷心理，做出偏差行為。”志愿者吳樹家解釋說，對于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來說，創傷事件不論大小，可能成人眼中的一件小事，就能把他們壓垮，“除了父母、老師，他們沒有更多的求助管道，拉力也少，很多東西壓在身上，就以為是天大的事情，內心容易崩潰。”

梁嘉雨在醫院調研時遇到一位阿姨，主動陪女兒的同學看心理醫生，她認為不能因為孩子不夠優秀，就放棄他們，“如果父母都不理解，孩子會覺得更痛苦”，她覺得父母都能像這位阿姨一樣，很多悲劇或許能避免。在門外等待醫生時，梁嘉雨無意中聽見咨詢室里傳出打給熱線的電話錄音。“有自殺傾向的人很大程度上不愿意、不放心與外界交流”，她認為如果隱私做得不好，有人會更加抵觸心理治療。

團隊成員在討論論文細節。受訪者供圖

脫節的一代

失去兒子的一年里，王家新母親的嗓音變得沙啞，胳膊軟塌塌的沒力氣，有時在路上看到與兒子身形類似的男孩，就忍不住落淚。父親總是發低燒，每天早晚喝中藥。

他對自殺的新聞變得敏感，去年年末，同濟大學一名研究生從醫學院輔樓五樓跳下，今年，上海盧浦大橋上，一個男孩從車里沖出來，從橋上一躍而下。

“家庭教育好的也跳，不好的也跳，你怎麼講得清？”他依然無法理解孩子的死亡。

夫妻倆試圖向神佛尋找答案。他們找到一個神婆算八字，又為大兒子請了一道平安符。他們在一些小事上變得敏感，不讓大兒子拉電閘，每天給他發微信，深夜守著他回家，甚至等到凌晨。他們期盼著大兒子能早點結婚，為家里再添一個人口。

采訪結束后，鄭丹和他們時有聯系，陪他們過了一次端午節。

她害怕弟弟成為下一個王家新，頻繁給他打電話，聽他說煩心事。她還記得小學時，一次弟弟回家晚了，在家門口被媽媽拿著電線抽。他哭紅了鼻子，在外面站了很久。長大后，弟弟不愛講衛生，也沒什麼朋友。

“我感覺你和王家新有點像。”鄭丹說。

“我不會像他那樣去跳樓。”弟弟在電話那頭笑了。

鄭丹一直覺得姐弟倆沒有感受過父母的關愛，但她也知道，母親每次打完孩子，都會讓另一個去看看怎麼樣了。第一次從家人那里感受到愛，是在大一患上肺結核的時候。父親把家里的羊都賣了，把一沓又一沓錢交給醫生。早晨醒來，母親把粥和小籠包買好了，放在炕頭。麥子成熟的時候，母親堅決不讓她下地，盡管家里人手不夠。

她突然意識到，之前調研時，更多是帶著對家庭教育的批判，但采訪胡爸爸的時候，她明顯感覺到了胡爸爸很無奈，覺得其實做父母也不容易，對于家長的角色，有了更深一點模糊認識。“他們也在慢慢學習怎麼做父母”。

現在，她對媽媽更加寬容了。因為沒有及時打電話回去，媽媽總是生氣，把她微信拉黑了好幾次，都要慢慢哄。她想起一次，媽媽和爸爸打完架，一個人在窯洞里喝醉了酒，鼻子紅彤彤的，躺在炕上哭，“你不知道姥姥把我打成什麼樣。”后來，小姨告訴她，媽媽小時候拉一頭驢到溝里去打水，回來路上灑了一桶，從早上被打到晚上。但這是媽媽心里的紅線，從來不允許鄭丹提。

隊員梁嘉雨也想起來，上初中的時候，好幾次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大哭，做警察的父親站在洗衣房的窗前，注視著窗臺的方向，以防她做傻事。

調研結束后，他們對父母的評價普遍提高了兩三分。“以前總覺得爸爸是需要改變的，現在明白他的性格是他的生活環境造成的，我會去接受他。”段任聰說，他們決定拍制一個視頻，把一些家庭和學校教育的問題反應出來。寫劇本的時候，段任聰還是無法站在父母和老師的角度看問題，不知道他們在不同的情景下會作出什麼反應，他意識到“我們這一代人不愿意和父母交流”，造成雙方不理解。

5月26日下午，論文答辯的日子到了，隊員穿著白色襯衫，黑色西褲，打了領結，走上講臺。

“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也很有創新性。”一名評委老師說。另一名老師則認為材料比較薄弱，數據分析不夠。他們最終獲得省二等獎。

鄭丹也意識到，已有的例子可以套在總結出的公式里，但范圍之內，可能也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在這些案例中，她看到了青少年自殺的各種因素，也感受到了自己這個年齡階段普遍的迷茫、孤獨和無助，生命的脆弱和復雜。“所以自殺之謎是什麼，我也說不清楚，糅雜起來好像又精簡，研究最終只能定在大部分青少年的心路歷程。”如果有機會，她想幫助更多家庭降低與孩子之間的壁壘。

她至今記得，坐在離開固安的長途車上，看到胡政爸爸胡軍建發的朋友圈和一條短信，“很高興看到你們這樣的年輕人也在關注‘死亡’的話題，讓我看到了跟我孩子同齡人心靈的純凈，從陰霾中尋找到了陽光。”

論文結果出來第二天晚上，鄭丹趕上最后一班地鐵，去了“夢時代”廣場。晚上九點多，賣小吃的店面依然亮著閃爍的霓虹燈，一些青年在廣場入口處彈著吉他，夾雜著小攤販喇叭的叫賣聲。那些來這兒尋找快樂的人，很少知道一年前，一個少年的生命在這兒終結。

站在地鐵口，鄭丹望向五層“空中花園”王家新跳下來的位置，那里已經被徹底封起來了，透明的玻璃圍欄又加高了一層。

那里是“夢”結束的地方，也是開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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