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由于晚清封建統治的腐敗,中華民族國力衰弱,陷入深重苦難。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一次次遭受屈辱,香港島、九龍、新界先后被迫離開祖國懷抱。然而,香港的命運從來都是與祖國密切相連的。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下,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并以此為指引,通過同英國的外交談判,順利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2017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香港回到祖國的懷抱,洗刷了民族百年恥辱,完成了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重要一步。香港回歸祖國是彪炳中華民族史冊的千秋功業,香港從此走上同祖國共同發展、永不分離的寬廣道路。”
提出“一國兩制”科學構想,解決香港問題
改革開放初期,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一國兩制”事業的奠基人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并首先實際運用到香港回歸祖國的問題上。正如鄧小平所說:“‘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臺灣問題開始的。”
香港問題是英國殖民主義侵略中國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按照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規定,英國租界新界至1997年6月30日期滿。新界占整個香港地區面積的92%,香港的能源和主要工業均在新界。離開新界,香港島、九龍無法單獨生存。1979年,香港新界租期還有18年即將期滿。這時,英國政府提出香港未來地位問題,試圖向中國施加壓力,取得管治香港的長期權力。
與此同時,中國也將盡快解決香港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1979年3月,鄧小平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時說,我們歷來認為,香港主權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但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鄧小平表示不能同意麥理浩提出的1997年6月以后新界仍由英國管理的建議。
針對香港問題,黨中央根據國際形勢的新變化,在尊重歷史與現實的基礎上,逐漸確立了“收回主權,保持繁榮”的八字方針。1981年12月,黨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決定。同時,對處理香港問題確定兩條原則:一是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不能再晚;二是在恢復行使主權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
撒切爾夫人訪問中國,開啟談判的序幕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中國,正式拉開中英關于香港問題談判的序幕。會談中,撒切爾夫人強調香港的繁榮有賴于英國的統治,并說如果現在對英國的管理實行或宣布重大改變,將對香港產生災難性影響,強烈表示不能單方面廢除有關香港的三個條約。
對于撒切爾夫人的言論,鄧小平寸步不讓,毫不含糊地回應道: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這里主要有三個問題。一個主權問題;再一個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國采取什麼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是中英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
接下來,鄧小平逐一解答三個問題。針對第一個問題,他強調指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的余地。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否則,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不遲于一、二年時間,中國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這個決策。
針對第二個問題,鄧小平提出,中英兩國應該合作,共同處理好香港問題。保持香港的繁榮,我們希望取得英國的合作,但這不是說,香港繼續保持繁榮必須在英國的管轄之下才能實現。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于中國收回香港后,在中國管轄下,實行適合于香港的政策。
對于第三個問題,在撒切爾夫人提出有人說一旦中國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有可能發生波動后,鄧小平指出:我的看法是小波動不可避免,如果中英兩國抱著合作的態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就能避免大的波動。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
鄧小平關于“另做考慮”的回應,態度堅決,斬釘截鐵,有理有利有節,代表了黨和政府應對過渡期內可能發生較大變故的嚴正態度。最后,鄧小平向撒切爾夫人建議:“達成這樣一個協議,即雙方同意通過外交途徑開始進行香港問題的磋商。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在這個基礎上磋商解決今后十五年怎樣過渡得好以及十五年后香港怎麼辦的問題。”對此,撒切爾夫人表示接受。
會談后,撒切爾夫人發表聲明:“今天,兩國領導人在友好的氣氛中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雙方領導人就此問題闡述了各自的立場。雙方本著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這次訪問后通過外交途徑進行商談”。中國新華社在報道上述聲明時,補充了一句: “至于中國政府關于收回整個香港地區主權的立場是明確的、 眾所周知的”。
鄧小平同撒切爾夫人的談話,鮮明地表達了黨和政府按時收回香港的堅定決心,充分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意志。通過這次會談,中國掌握了收回香港的主動權。解決香港回歸祖國問題的基調,就這樣按照中國人民的意志定了下來。
談判桌上的斗爭
1982年10月,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談判正式開始。從 1982年10月到1983年2月,中英雙方先后舉行了第一階段的五輪會談。在這幾輪會談中,雙方需要首先就談判的基本原則達成協議,英方認為應以香港的繁榮穩定為共同目標,中方則強調必須以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為前提。
1983年7月1日,中英兩國同時宣布:“中英關于香港未來的第二階段會談,將于1983年7月12日在北京舉行。”在這一階段的談判中,英方試圖以主權換治權,即香港的主權歸還給中國,但是英國繼續保持對香港的治權。對于中國而言,主權和治權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只是得到主權而沒有實際管轄治理的權力,這對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因此,中方在談判中堅持的立場就是主權和治權是不可分的,治權就是主權。
帶著這種分歧,中英雙方開始了膠著的談判。這次關于香港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共進行了22輪,歷時長達14個月。在前四輪談判中,英方仍然堅持以主權換治權。在這種情況下,1983年9月10日,鄧小平會見英國前相希思。鄧小平在談到香港問題時說:“英國想用主權來換治權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權問題上糾纏,不要搞成中國單方面發表聲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聯合發表聲明。在香港問題上,希望撒切爾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態度,不要把路走絕了。中國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會受任何干擾,不會有任何改變,否則我們就交不了賬。”
第五至六輪談判,英方不再堅持香港治權,也不謀求任何形式的共管。談判的主要障礙清除之后,從第七輪開始,談判進入了正常的軌道。
從1984年4月的第十二輪談判開始,中英雙方轉入討論過渡時期香港的安排和有關政權移交的問題。關于在香港設立聯合機構的問題,是這一時期談判中較為困難的問題之一。中方建議在香港設立常設性的中英聯合小組。對此,英方堅決反對,強調1997年前不應建立任何常設機構,以免造成中英“共管”的印象。1984年4月,鄧小平會見英國外交大臣杰費里·豪訪華。鄧小平對他說:必須看到在過渡時期內有很多事情要做,沒有一個機構怎麼行?可以考慮這個機構設在香港,輪流在香港、北京、倫敦開會。最后中英雙方商定,設立聯合聯絡小組,小組于1988年7月1日進駐香港,2000年1月1日撤銷。此外,在香港進駐軍隊的問題也是談判中遇到的復雜、敏感問題。經過雙方反復交涉之后,英國不再反對中國在香港回歸之后在香港駐軍。
通過艱苦的外交談判,中國終于克服重重阻力,解決一個個棘手的難題,使這場外交斗爭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圓滿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1984年9月,中英雙方在中方政策基礎上達成協議。12月,中英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1984年10月,鄧小平回顧這場談判時, 感慨地說: “香港問題為什麼能夠談成呢?并不是我們參加談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領,主要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當然 , 香港問題能夠解決好,還是由于‘一國兩制’的根本方針或者說戰略搞對了,也是中英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王小寧 整理)
往期回顧>>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4437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