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國標準年齡段劃分，中國年齡階段劃分標準

2022年中國標準年齡段劃分

郭凱明 余靖雯 龔六堂

中庭普遍具有隔代撫養文化，即年老人幫助家庭撫養孫輩。圖為2022 年8月22日，吉林省延邊州延吉市一公園，一位老人帶著兩個兒童在玩耍。視覺 資料圖

隨著中國長期低生育率和高預期壽命，老齡化程度將不斷加深，這給經濟增長帶來了深刻的結構性變化。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2.6億人，占總人口比重已達到18.7%，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13.5%。而根據的劃分標準，當一個或地區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即進入老齡化，65歲及以上老年人達到總人口的14%即進入深度老齡化，2022年中國將進入深度老齡化。

與此同時，生育率顯著下降。根據數據，2022 年我國新出生人口約為1200萬人。據此推算的總和生育率（一個或地區15至49歲的育齡婦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數量）是1.3，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即低于1.5）。上通常認為，總和生育率一旦降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老齡化的不斷加深與生育率的持續走低帶來了勞動力供給短缺的問題。數據表明，中國16至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數量分別在2010年和2013年達到峰值，之后轉為下降，2022 年中國勞動力供給出現50年來首次下降（見圖1）。貨幣基金2022 年估計，未來30年中國的勞動力將減少1.7億左右。

圖1. 中國勞動力人口數

勞動力供給短缺將給依賴人口數量紅利的中國經濟帶來不可忽視的巨大影響，經濟未富先老問題已經引起和學界的廣泛 。

一、延遲退休、勞動力供給與經濟增長

在當前背景下，延遲退休年齡成為一個必然的選項。

人力和保障部數據顯示，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已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40歲左右提高到了2022 年的77.3歲，城鎮居民人均壽命超過80歲。但新中國成立初期確定的男性60歲、部55歲、女職工50歲的法定退休年齡，低于2022年經濟合作與發展（OECD）法定退休年齡平均水平（男64.6歲、女63.9歲），造成了人力的浪費。諸如丹麥（男女74歲）、意大利（男女71.3歲）、英國（男女68歲）、德國（男女67歲）、美國（男女67歲）等發達，早就邁出了逐步推后退休年齡的步伐。

在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低，工作人口越來越少、退休人口越來越多的背景下，老年撫養比負擔不斷加重，延遲退休年齡成為趨勢下的必然選擇。最新發布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按照“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等原則，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

結合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的例子來看，延遲退休有諸多積極影響，如：促進勞動力供給的增多，減輕老年撫養比負擔，均衡代際之間的養老負擔和養老金的收支平衡，穩定經濟增長，提高經濟活力。但是，基于中國的國情，延遲退休年齡是否能夠緩解勞動力供給下降趨勢，從而穩定經濟增長呢？

二、隔代撫養與人口質量紅利

需要注意到，結合中國具體的國情，中國經濟層面的兩個特點與這一問題密切 。

之一個特點是中庭普遍具有隔代撫養文化，即年老人幫助家庭撫養孫輩。受中國儒家文化中“家長制”思想的影響，祖孫三代直系家庭成員之間常常具有較為密切的 和經濟往來，當家庭面對撫育幼兒與就業的雙重壓力時，已經退休的祖輩往往會給予父輩一定的幫助，提供非正式的兒童看護，這可以降低年輕人養育子女的時間成本，在某種意義上等同于他們重返勞動力市場。

根據大學中庭追蹤調查（CFPS）2022年數據，小孩白天主要由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照料的家庭比例為27.9%，晚上為23.5%。考慮到這一統計數據只是調查了小孩的主要照料者，在現實生活中即使父母是小孩的主要照料者，老年會幫忙參與照料小孩，因此實際上家庭隔代撫養的比例會更高。而延遲退休年齡可能會擠出這部分勞動，致使年輕人不得不脫離祖輩的幫助，自行撫育幼兒，在育兒和就業的雙重壓力下艱難平衡。這勢必會影響到年輕人生育率和勞動供給時間，即從勞動力供給數量角度影響了經濟增長。

第二個特點是中國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仍然較低，但增長較快。人力資本是指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資本，包括勞動者的知識技能、文化水平和健康狀況等。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通常通過學歷背景、受教育年限等指標加以衡量。根據和西南財經大學中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數據，當前中國勞動力人力資本整體質量雖然在快速提升，16至64歲勞動年齡人擁有高中以上學歷比重從2013年的37.8%增加到2022 年的44.5%，16至34歲青年人中該比例從2013年的56.0%上升到64.8%，最近幾年每年都有700萬以上大學生進入勞動力市場，勞動力人力資本整體質量具有顯著的進步。但具有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仍不到三分之一，與發達具有較大差距。

同時，根據發達的經驗，在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減少和總撫養比上升的情況下，通過人力資本投資加快培育人口質量紅利（人口整體素質與人力資本水平改善進而引發的生產率提高）是現實目標。

這意味著，評估中國勞動力供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宜只 數量變化，也應 質量變化。而在孩子數量和質量替代關系的影響下，人力資本的質量顯著受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延遲退休年齡在影響家庭生育決策的同時，也將影響小孩的人力資本形成，即從勞動力供給質量角度影響經濟增長。

三、退休年齡與經濟增長率的倒U型關系

這里需要先介紹三個經濟學中的基本概念。先來看孩子數量和質量之間的替代關系。

美國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1930—2022）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曾提出孩子數量與質量的替代關系，用以解釋人們隨著收入增加生育率反而下降的現象。這一關系表明：隨著收入的增加，父母不再僅僅追求孩子的數量，而更偏好孩子的質量。生育率下降反映了父母的意愿：寧愿少要孩子，而提高對孩子質量（知識技能、文化水平、身體素質等人力資本）的投資。

近年來一些中國學者的研究也表明，中國同樣存在著孩子數量與質量的替代關系，即隨著家庭中孩子數量的增多，孩子接受的教育程度與條件就越差。與之相對應的，家庭中孩子數量越少，孩子的教育與條件就越優越。

本研究采用的統一增長理論，其顯著特征就是通過引入生育的數量和質量的替代關系，將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時內生化，使這一理論在解釋長期人口和經濟增長轉變方面擁有明顯優勢。

其次是“干中學效應”。

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1921—2022 ）在其上世紀六十年代發表的經典論文《“干中學”的經濟含義》（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中提出了“干中學效應”（learning by doing）這一概念，即：在實踐中的知識、技術、經驗等無形的要素投入同樣促進了人力資本的積累。勞動供給時間減少意味著實踐的機會減少，在“干中學效應”的影響下，人力資本的積累會受到一定的影響而減少。

最后是邊際效應。

邊際效應是在一定時間內，其他投入固定不變時，連續地增加某一要素的投入，所新增的產出或收益。常見的例子是，當一個人非常饑餓時，吃一個饅頭對緩解饑餓感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此時邊際效用更大，但隨著不斷吃饅頭，當這個人已經七八分飽，此時再吃一個饅頭對緩解饑餓感的作用就沒有那麼顯著，此時邊際效用很小。所以在消費饅頭這一物品時，連續增加每一單位，從中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這一規律可以利用在工業生產、投入等方方面面。

本研究將前沿的統一增長理論與的家庭隔代撫養文化相結合，基于模型計算發現：延遲退休年齡將擠出年老人的隔代撫養時間，進而對人力資本產生兩個方向相反的影響。一方面，延遲退休會提高年輕人生育機會成本。在數量和質量替代關系的作用下，年輕人降低生育率，減少孩子的數量，提高子女教育投入，提升孩子的質量，這將有利于促進下一代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積累。另一方面，延遲退休將減少隔代撫養的時間，導致父母用于撫養子女的時間增加，勞動供給時間相應下降。在“干中學效應”的作用下，勞動供給時間減少將導致年輕人更慢地積累工作經驗和工作技能，從而阻礙人力資本積累。

在這兩種渠道作用下，延遲退休年齡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將呈現倒U型關系（見圖2）。

圖2. 退休年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人力資本代際增長率用個人產出衡量，經濟增長率用總產出衡量。

模擬發現，退休年齡延遲1年，將導致年老人隔代撫養時間下降0.90年，年輕人勞動供給時間下降0.66年，人口生育率下降0.05。在退休年齡60歲時延遲退休年齡1年，經濟增長因子將提高0.2%；但隨著退休年齡提高，經濟增長因子的變化由正轉負，拐點在退休年齡為64—65歲之間。

換言之，退休年齡較低時，延遲退休年齡將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增加人口和經濟增長率。原因在于，此時隔代撫養程度較高，生育率也就較高，孩子數量高、質量低，此時教育投入就相對較低，于是教育投入對人力資本積累的邊際效應影響就很大，此時延遲退休年齡促進下一代人力資本的正向影響就會起到主導作用，從而有利于經濟增長。

但在退休年齡較高時，延遲退休年齡將阻礙人力資本積累，降低人口和經濟增長率。原因在于，隨著退休年齡的延遲，生育率下降，孩子數量少、質量高，此時教育投入顯著上升，于是教育投入對人力資本積累的邊際效應影響逐漸減少，此時抑制年輕勞動力積累人力資本的負向影響就會起到主導作用，從而不利于經濟增長。此外，本研究還發現，隨著人口預期壽命提高，延遲退休年齡更可能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

總結來說，延遲退休年齡并不利于勞動力供給數量的長期增長，但是在人口預期壽命較高和退休年齡較低的環境下適當延遲退休年齡，會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

四、延遲退休還需統籌兼顧

為應對中國的老齡化問題，延遲退休年齡是必然的選擇。結合前文結論，以下兩個視角有助于更全面地評估中國延遲退休年齡的影響。

一方面，中國當前退休年齡相對較低，且人口預期壽命不斷，此時延遲退休年齡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更加顯著。此時延遲退休年齡，不但可以直接提高年老人的勞動供給時間，而且可以間接促進勞動力質量和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長，有利于緩解老齡化加深對保障資衡和經濟穩定增長造成的負向影響。

另一方面，延遲退休年齡的負面影響也應當得到重視，在這一推行的同時需統籌兼顧，調整其他相關。延遲退休年齡通過擠出年老人的隔代撫養時間，可以提高年輕人的生育成本，降低年輕人的勞動供給時間和生育率，這不但將部分抵消年老人勞動供給時間對勞動力數量的正向影響，而且本身也不利于年輕人積累工作經驗和提高工作技能，將對勞動力質量提高產生負向影響。

因此，在延遲退休年齡的同時，應當從提高人口數量與質量兩方面入手，推行相關激勵。

在人口質量方面，我國人口受教育程度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人力資本水平仍需進一步提高。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9.9年，雖相比于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9.1年）有顯著提升，但世界發達這一指標普遍為10至12年。

對此，應加大教育發展力度，縮小區域和城鄉間的教育差異。《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報告（2022 ）》顯示，、天津、上海等東南沿海地區地每十萬人口高等學校在校生數超過了3000人，而、、青海、等西部省區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數最少，甚至不足2000人。區域教育發展不平衡的矛盾長期未得到緩解，直接制約了全國教育生態的良性運行，影響下一代人口質量的發展。

在人口數量方面，延遲退休年齡這一勢必會帶來隔代撫養時間的擠出，將間接導致年輕人育兒機會成本和時間成本加大，面臨育兒與就業的失衡。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要求，優化生育，增強生育的包容性。“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也明確提出，要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的成本，釋育的潛力。基于此，應進一步放開人口生育限制，健全保障生育配套，推行男女產假時間、提高生育補貼、降低“三育”成本等相關激勵，發展業，治理完善 托育機構，構建生育友好的環境，以緩解延遲退休這一對人口生育率和人力資本積累的負向影響。

最后，還應當采用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的方式，謹慎 退休年齡對經濟長期增長的負向影響。如果隨著退休年齡延遲，這一負向影響逐漸增大并起到主導作用，那麼就應當退休年齡穩定。

（本文 郭凱明是大學嶺南學院副教授，余靖雯是外國語大學商學院教授，龔六堂是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原題“退休年齡、隔代撫養與經濟增長”，原載《經濟學（季刊）》2022 年第2期。有大篇幅刪改，具體技術細節請參考 。）

責任編輯：李旭

校對：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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