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水多土多

文/胡新民

《毛澤東年譜》第五卷記載：1964年2 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同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談話兩小時，就農業、地質、核武器等問題進行廣泛的交談。談到錢學森搞導彈運載工具時，毛澤東說：你們搞了一個一千公里的，將來再搞個兩千公里的，也就差不多了。總要搞防御，挖山洞，鉆進去，在地下就不怕它了。錢學森說：我們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組織一個小型的科學技術人員小組，準備研究一下防彈道式導彈的方法、技術途徑。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由于技術條件不夠還不能開展設計工作。毛澤東說：有矛必有盾。搞少數人，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總要搞出來的。（見該書第312頁）

錢學森、李四光和竺可楨都是各自領域的領軍人物，都在海外名校取得過博士學位并開始奠定在所研究學科的地位。李四光和竺可楨還是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的主要成員，他們兩位是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組織條例的主要起草者。在舊中國，他們兩位親眼目睹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朽沒落，同時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眾望所歸。新中國成立前夕，竺可楨婉拒了蔣介石父子請他赴臺的要求，和絕大多數中研院的成員一起留在大陸迎接解放。李四光于1949年12月擺脫國民黨的海外機構監控，從英國轉移到意大利秘密啟程回國，直到1950年5月6日，才輾轉到達北京。錢學森則歷經5年艱苦努力，在中國政府的營救下，于1955年9月回到祖國。錢學森是“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唯一獲得者；周恩來稱李四光為科學界的一面旗幟；而竺可楨在科學界德高望重，被同仁們視為“本世紀在中國科學家中最值得敬仰的大師”。

◆毛澤東與錢學森在一起。

1949年9月27日，中國科學院成立。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命郭沫若為第一任中科院院長，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為第一任中科院副院長。錢學森回國后，鑒于錢學森的專長、特別是對未來科技發展的重要作用，中央請他在中科院籌建力學研究所并隨后于1956年擔任了第一任所長。他還有另外一個對外保密的職務，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即導彈研究院的院長。

1958年對于他們三位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李四光和錢學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竺可楨提出了入黨要求。

李四光回國后，在工作中深切地感到了黨的領導的極端重要性。1957年，他針對科技人員中有極少數人散布的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工作的謬論，向新華社發表了《黨能領導科學工作》的談話。他指出，“解放幾年來科學研究工作的巨大成就、科學隊伍的空前壯大”都歸功于黨的領導。1958年10月18日，他在填寫入黨志愿書時寫道：“……希望徹底改造自己，爭取踏踏實實地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對殘余乃至潛伏的資產階級思想作堅決斗爭。”12月29日，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委員會正式批準接收李四光為中共預備黨員。錢學森則在1958年9月24日填寫入黨申請書，10月16日支部大會通過。由于錢學森身份特殊，中科院黨組還專門向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元帥和中共中央寫了請示報告。竺可楨在1958年2月18日的日記中，回顧了1898年至1958年的經歷，感嘆：“最后使我們國家能富強，民族能振拔，是共產黨和毛主席之英明領導。”1962年入黨時稱：“終于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新中國為廣大科技工作者大展身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大舞臺。毛澤東關注他們三位，并不只是因為他們是黨內的同志，而是他們研究的領域也是毛澤東最關心的領域。“沒有國防就無從去談發展”，錢學森是毛澤東最看重的一位科學家。1960年11月，錢學森領銜研制的我國第一顆導彈發射成功，主管國防科技工作的聶榮臻激動地說：“這是我國軍事裝備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1963年12月，毛澤東注意到“反飛彈”時代到來的問題，指示加緊研究反導武器。而錢學森正是在這方面有無可替代的作用。石油被稱為工業的血液，弄清國土的石油資源情況是建國后的急迫任務。1953年，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把李四光請到中南海征詢看法。李四光根據地質力學理論和對中國地質條件的認識，堅決不相信中國“貧油論”，終于和石油部一齊努力，先后發現和開發了大慶油田等大型油田，到1963年底，中國石油基本達到了自給。1964年元旦，毛澤東請李四光到中南海看豫劇《朝陽溝》。開演前，毛澤東和李四光進行了談話，說：“你們兩部（地質部和石油部）都有很大功勞。”農業增產問題是毛澤東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竺可楨依據他對中國天文地理研究的深厚知識積累，在各地實地考察的基礎上，發表了數篇關于農田水利、防治沙漠等影響全國乃至世界的文章。1963年8月，他撰寫的題為《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系》的論文，詳細分析了中國氣溫、降雨量和太陽輻射3個氣象要素的特點，指出了增加糧食生產的有利條件和可能性，并提出了發展農業生產的具體建議。這篇文章很快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因此，毛澤東在這個時間點約他們三位談話，意義非同尋常。

◆1969年，毛澤東接見科技界群眾代表時，與李四光交談。

毛澤東約他們三位的談話內容，由于李四光和竺可楨分別于1971年4月和1974年2月因病去世，沒有留下回憶資料。但是，竺可楨去世后公開的日記，有這方面的內容，例如∶“……我坐下正要問好，他就先說見到我關于《中國氣候的幾個特點》一文，并說農業八字憲法‘水、土、肥、密、種、保、工、管’外，還要加‘光與氣’。他對于太陽光如何把水和碳氧二（二氧化碳）合成為碳水化合物有興趣。”李四光的女兒在回憶其父的文章中，提到了這次談話，說李四光曾告訴她：“主席知識淵博，通曉古今中外許多科學的情況，對冰川、氣候等科學問題，了解得透徹入微。在他的臥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擺滿了許多經典著作和科學書籍，談到哪兒就隨手翻到哪兒。”2009年10月去世的錢學森，生前根據回憶，整理了與毛澤東的一段重要對話。《年譜》中毛澤東和錢學森的談話內容，其依據就是出自這里。

從這篇與錢學森的談話中可以看出，在研制成功中近程導彈之后，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從哲學的角度預見到反導的重要性。而錢學森作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從科技的角度，把毛澤東的哲學思想體現在具體設計上。一個是哲學眼光，一個是科技眼光，均可堪稱遠見卓識。

李四光對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情有獨鐘。1952年，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重新正式發表，李四光如饑似渴地學以致用，他熱情洋溢地寫出《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我們的工作》《學習毛澤東思想發展自然科學建設祖國》等文章。他是1971年4月29日因病去世的。這個月他先是主持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開幕式，又接著忙于“四五”規劃匯報和渤海油田進展工作，直至4月24日住進北京醫院。就在這個月，他還擠時間撰寫《學習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指導地質工作的一點體會》。

菊香書屋談話后，當年12月20日，李四光參加三屆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毛澤東又特地找李四光談話，表揚了他用地質力學理論找石油的科學方法。李四光十分感動。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起來的大慶油田，是根據我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1966年后，他在繼找鈾礦、找油田后，還開始了對地震的研究。1967年冬，他冒著嚴寒到野外鉆機旁作試驗。1968年春，他在參加國務院關于北京發生地震可能性的會議，力主不發預報，周恩來采納了他的意見，事后證明李四光的判斷是正確的。1969年5月，毛澤東在與李四光談話時，請李四光整理一些他研究范圍內的資料，供中央領導人閱讀。不到一年，李四光終于完成了資料的編寫，分別呈送給毛澤東、周恩來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完成這項任務后，他1965年確診并采取保守療法的動脈瘤開始惡化，多次住院。他在最后一次住院時，表示要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工作到最后一刻。

◆竺可楨工作中。

據1990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楨傳》記載，1964年2月，毛澤東曾詳細詢問了竺可楨關于氣候變化概況和未來趨勢。此后幾年，竺可楨決意深入研究我國歷史氣候變遷問題。“有過去相關科學積累為基礎，有世界對此問題的普遍關注，又有毛澤東在這方面的鼓勵，竺可楨在這個領域里準備深化研究當然也順理成章了。”（見該書第204頁）1972年初，竺可楨完成了論文《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發表在當年第一期的《考古學報》上。后來擔任過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中國科學院院長的科學家路甬祥指出：“（竺可楨）在古稀之年，完成了《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這篇著名論文，攀登上世界科學的新高程。”

“文革”中，錢學森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特殊保護，成為“兩彈一星”和核潛艇的實際負責人。其中，1970年他果斷拍板在新建的南京長江大橋上進行核潛艇彈體落水實驗，為國家節約了數億元的資金。“文革”結束后，1980年5月，我國第一枚洲際導彈試射成功；1981年4月，我國第一艘導彈核潛艇下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政治部組織撰寫的《錢學森傳》指出：“從陸上發射到水下發射，從固定陣地發射到機動隱蔽發射，中國導彈家族的擴展、中國導彈事業的發展，在艱難的歷程中，筑造了一座又一座豐碑。而這些豐碑上面，都大大地寫著一個人的名字——錢學森。”（見該書第581頁）

1955年錢學森回國后先后六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在菊香書屋談話后的那一年12月26日，錢學森受邀參加毛澤東的生日宴會，被安排和毛澤東同一張桌就座。這是他繼1956年后又一次與毛澤東同桌吃飯。毛澤東的每次接見，都給了錢學森極大的鼓舞和激勵。正如錢學森后來回憶的那樣：“每一次都給我指明了繼續前進的方向，每一次都給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產黨給的。”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侵權必究

維權支持：河北冀能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