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經濟發展動力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持續投入以及要素效率的不斷提升，為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1978—2019年我國GDP年均增長高達9.4%，2010年起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并進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2019年經濟總量逼近100萬億元大關，穩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萬美元大關，與高收入國家差距進一步縮小。從經濟發展動力來看，總體呈現“要素動力主要依靠資本積累拉動，需求動力主要依靠消費投資推動，產業動力主要依靠二產三產帶動，制度動力主要依靠改革開放驅動”等特點。
（一）從要素動力來看，主要依靠資本積累拉動經濟增長
2010—201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7%，其中資本積累貢獻率為71.4%，勞動力數量增長的貢獻率為1.6%，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為27.1%，即資本積累、勞動力數量擴張和全要素生產率分別拉動經濟增長5.5個、0.1個和2.1個百分點，表明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要素動力主要源于資本快速積累，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對經濟增長亦至關重要，勞動力數量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小，且2018年首次出現負增長。分年度來看，GDP增速在2011年進入個位數增長，2016年進入7%以下區間，經濟增長出現較為明顯的要素動力轉換。從三大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要素動力正由資本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2年的80.6%一路降至2018年的65.6%，2019年小幅回升至67.0%；勞動力數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4年的2.6%一路降至2018年的-0.6%，2019年降幅收窄至-0.5%；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2年的16.9%一路升至2018年的35.0%，2019年小幅降至33.5%。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十四五”及中長期全要素生產率將成為推動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素動力。
（二）從需求動力來看，呈現出消費和投資推動型增長模式
2010—2019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8.7%，資本形成總額貢獻率為43.2%，貨物和服務凈出口貢獻率為-1.9%，即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架馬車分別拉動經濟增長4.5個、3.3個和-0.2個百分點，表明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主要源于消費和投資，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負。分年度來看，GDP增速換擋明顯，同時亦表現出較為明顯的需求動力轉換特征。需求動力正由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變，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總體呈現上升趨勢，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總體呈現穩中趨降態勢，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總體呈現下降趨勢，表明經濟增長越來越依靠內需，尤其是消費的拉動作用進一步增強。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十四五”及中長期培育和壯大國內潛力巨大的消費市場將成為推動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永恒需求動力。
（三）從產業動力來看，二產和三產是帶動經濟增長的主力
2010—2019年，第一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2%，第二產業貢獻率為44.7%，第三產業貢獻率為51.1%，即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三大產業分別拉動經濟增長0.3個、3.4個和3.9個百分點，表明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產業動力主要源于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第一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定在4%左右。分年度來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產業動力轉換較為明顯，產業動力正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變，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39.0%一路升至2018年的61.5%，累計提高22.5個百分點，2019年小幅回落至59.4%；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57.4%一路降至2018年的34.4%，累計降低23.0個百分點，2019年回升至36.8%；第一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波動較小，表明第三產業業已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新引擎。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十四五”及中長期推動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轉型升級將成為推動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型產業動力。
（四）從制度動力來看，全面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雙輪驅動
2010年以來，我國繼續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之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擴大高水平開放，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不竭制度動力。“十三五”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步推進，實體經濟活力不斷釋放。各地區各部門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發展主線，堅持“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全力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三去一降一補”成效顯著，“放管服”改革深入推進，微觀主體活力持續增強，市場供求關系顯著改善，經濟運行質量效益不斷好轉。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升，對外經貿逆勢增長。面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我國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推進自由貿易區建設，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不斷優化。2019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達31.6萬億元，連續兩年超過30萬億元；一般貿易進出口占貨物進出口總額比重從2012年的52.0%提升至2019年的59.0%，服務貿易成為新的增長點，2019年服務出口總額在服務進出口總額中的比重高達36.1%。
二、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動力變革面臨的突出問題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需要在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同時，實現經濟發展動力變革。當前，我國科技投入強度偏低、收入差距依然較大、產業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等問題突出，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
（一）要素驅動模式轉換受科技投入強度偏低等因素制約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在邁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亟須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增強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和貢獻率，然而要素驅動模式轉換依然面臨科技投入強度偏低、科技創新人才短缺、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等因素制約。一是科技投入強度與美、日相比尚顯不足。雖然近年來我國創新發展不斷加強，研發投入持續擴大，2019年R&D經費投入總量突破2萬億元，達到22143.6億元，連續4年實現兩位數增長，但R&D經費投入強度依然偏低，僅為2.23%，距離“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2020年末2.5%的目標還有較大距離，也與美國（2.83%）、日本（3.26%）等科技強國差距較大。二是高端創新型人才不足。雖然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穩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科研行業與金融業等在盈利能力及收入水平上差距較大，更多高端人才選擇到金融、互聯網、創投行業就業。同時，受學校人才培養與企業實際需求脫節等因素影響，重點領域的領軍人才、一流工程師、優秀技術工人等高端創新型人才短缺嚴重。三是科技成果轉化率偏低。受高校和科研院所過分注重理論研究和學術論文發表、對科技成果的經濟社會效益不夠重視、所產生的科技成果與企業需求脫節等因素影響，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不足30%，距離先進國家60%—70%的平均水平相差較遠，科技成果轉化率低依然是制約科技創新良性循環的主要瓶頸。
（二）需求結構改善受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較低等因素制約
從三大需求動力來看，我國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依然較大，消費需求特別是內需有較大提升空間，亟須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積極擴大有效投資，全面激活消費潛力，然而，需求結構改善面臨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民間投資活力不足、對外貿易不確定性大等因素制約。一是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導致居民消費能力不強和消費意愿不足。2016—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年均增長6.47%，低于GDP年均增速約0.15個百分點。同時，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從基尼系數來看，我國基尼系數長期在0.4以上，超過國際警戒線，且近年來逐年提升，從2015年的0.462提升至2018年的0.468。在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保障力度不夠等因素影響下，居民消費缺乏經濟基礎和信心，不能消費和不敢消費現象較為突出。二是民間投資面臨不想投、不敢投、不愿投、無處投等問題，活力不足現象較為嚴重。盡管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顯著，但政府投資依然占主導地位，民間投資增長動力較弱。受市場準入門檻高、融資難融資貴、抗風險能力較低、要素成本高等因素影響，民間投資相對不足，2019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4.7%，低于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增速0.7個百分點，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前三季度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低于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增速2.3個百分點，差距進一步擴大。三是受全球經濟復蘇動力不足、逆全球化思潮泛濫、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因素影響，我國對外貿易面臨較大不確定性。
（三）產業轉型升級受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等因素制約
產業轉型升級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點，當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動力轉換面臨制造業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服務業整體競爭力不強、生產要素成本持續上升等因素制約。一是制造業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當前，我國制造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凸顯，一方面我國是世界上具有最完整產業體系、最完善產業配套的制造業大國，另一方面與美國、日本等制造業強國相比，我國制造業總體處于全球產業鏈的前端、價值鏈的中低端，高新技術產業、高端裝備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相對較慢，產業層次水平較低和產品技術含量不高制約轉型升級。二是服務業整體競爭力不強。國際經驗表明，在經濟發展進入高收入階段后，經濟增長將主要依靠工業化向服務業化轉型。雖然我國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業已超過制造業，但2019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僅為53.9%，遠低于發達經濟體60%—70%的水平。盡管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發展迅速，但社會服務業、金融保險業和教育科研等現代服務業的潛力尚未充分發揮，2019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4628億美元，而服務貿易逆差2614億美元，進一步表明我國服務業整體競爭力不強。三是生產要素成本持續上升抑制產業競爭力提升。隨著我國勞動力、土地、資源、原材料等生產要素成本的上升，環境承載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企業生產要素成本持續上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產業投資動力。
（四）制度紅利釋放受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等因素制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力保障，當前我國新的制度紅利與發展潛力進一步釋放面臨市場體系不完善、市場規則不統一、市場競爭不充分、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艱巨復雜等因素制約。一是民營經濟面臨市場準入門檻高等問題，市場競爭不充分。經過40年的改革，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空間得到了極大拓展，在國家政策層面上已經實現了“非禁即入”。但在市場環境方面，民營經濟與其他經濟成分在政策待遇方面仍然存在著不公平。盡管國家允許民營企業投資經營一些壟斷領域，但由于存在各種顯性和隱形壁壘，“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現象十分普遍，民營資本往往難以進入。這種行業壟斷或地區壟斷使得民營企業不能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極大地制約了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二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破壞創新驅動制度。當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社會信用體系尚不完善，缺乏創新文化氛圍及培育創新人才、創新精神的制度環境，在民事、商事、刑事、行政、執行等各個領域均存在產權保護不力的情況，社會信用及創新環境有待進一步完善和改進。三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艱巨復雜，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任重道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持續推進，基本建立了與我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收入分配制度，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項十分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目前城鄉收入差距、區域間收入差距、行業間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不利于擴大內需、釋放消費潛力。
三、進一步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動力變革的政策建議
動力變革是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和基礎，核心是加快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此，需要從強化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促進三大需求協調拉動、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等方面著手，切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動力變革。
（一）強化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增強經濟發展新后勁
從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來看，通常會經歷要素數量投入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再到技術創新驅動的發展階段。增強我國經濟發展新后勁，必須大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一是持續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力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進一步加大科技創新的財政保障力度，穩步提高GDP中用于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的經費比重，力爭2035年R&D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6%以上，2050年R&D經費投入強度達到3.0%以上；繼續完善企業科技創新激勵機制和獎補政策，支持科技創新領軍企業牽頭承擔或與科研院所聯合承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國家重大科技專項、技術創新引導專項（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等科研項目。二是加強科技創新人才隊伍建設。堅持高端引領，大力培養和造就一批高層次創新型尖端人才、重點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領軍人才、優秀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大力開發和引進一批經濟社會發展重點領域急需緊缺人才，增強科技創新人才隊伍活力；進一步優化科技人才工作環境，解除科研經費使用的各種約束，充分釋放科技人才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凝聚科技創新人才隊伍精力；加大對青年科技人才的傾斜支持力度，破除論資排輩、求全責備的觀念，敢于讓青年人才主持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中青年人才作為國家級科研項目課題負責人的比例不得低于30%，夯實科技創新人才隊伍后勁。三是加快科技創新服務平臺建設。建立國家、省市、區縣三維一體的科技創新服務平臺，整合各級各部門的重點企業研發條件、檢驗檢測、儀器設備、研發合作、人才需求、技術需求等信息查詢平臺，落實專門機構和人員實時更新需求信息，通過大數據技術手段將企業需求與創新供給進行精準匹配，實現創新要素的自由流通和網絡化服務。
（二）促進三大需求協調拉動，釋放經濟發展新潛力
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大需求協調拉動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面對深刻變化的國內外環境，亟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實現更高層次的供需動態平衡，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是著力推動有效投資，充分發揮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壓艙石和頂梁柱作用。突出重大工程、重大項目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載體作用，組織實施一批具有全局帶動性和目標導向性的重大工程以及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科技創新、社會民生、生態環保等重大項目投資。同時，創新投融資方式，加強政府有關部門與金融機構、企業之間的對接，開展多種形式的銀政、銀企合作，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通過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和短期融資券等方式融資。充分利用資本市場，抓好上市融資、再融資，擴大直接融資規模。加強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穩步擴大社會投資。二是著力培育消費，積極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和第一驅動力作用。落實職工帶薪休假制度，鼓勵錯峰休假和彈性作息，實施促消費行動，挖掘需求潛力，優化消費環境，發展信息消費、服務消費、品牌消費等新興消費，促進消費升級。同時，進一步提高消費品供給質量，以滿足人們消費結構升級為核心，從供給側推動消費產品朝著品種多樣、品質提升、品牌認可的方向發展，實現與消費者的多樣化、個性化、品牌化等新需求精準對接，有效激發人們的潛在需求。三是著力提高特色優勢產品的科技含量，增強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和全產業鏈優勢，在高端數控機床、重點產業生產裝備等領域組織實施一批重大技術裝備攻關項目，帶動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取得突破，持續增強高鐵、電力裝備、新能源、通信設備等優勢領域產品出口。
（三）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厚植經濟發展新動能
產業是強國之基、興國之本，是決定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根本所在，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戰場，是支撐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十四五”及中長期我國亟須牢牢把握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帶來的重大機遇，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為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厚植新動能。一是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基礎支撐動力。以優化和升級兩條主線為核心，推動傳統產業向著智能化、高端化、品牌化、服務化、集約化、綠色化方向邁進。以鄉村振興戰略、中國制造2025、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為總抓手，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大力推進傳統產業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深入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生產力布局，加快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與農業、制造業、服務業之間的深度融合，切實提高產品質量和產業水平，使總供給與總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動態平衡。二是推動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引擎動力。按照技術有前景、產品有市場、產業有基礎的原則，推動新興產業朝著未來經濟發展的先導產業和支柱產業方向邁進。立足產業現有基礎和潛在優勢，培育壯大高端智能裝備、新能源與節能環保、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文化旅游、現代物流、特色農業、生物醫藥、食品與消費品制造等質量效益好、技術領先、產業支撐帶動強、資源消耗低的產業，形成各地現代新興產業體系的主骨架。三是推動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核心驅動力。以創新驅動為引領，打造服務業創新發展載體，推動現代服務業本著新技術支撐、新產業帶動、新業態引領、新模式應用的方向邁進。加快發展與產業密切相關的信息服務、工業設計、現代物流、現代供應鏈、電子商務等新型服務業態，提高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水平，引導和支持制造業企業從主要提供產品向提供產品和服務轉變，以服務增效益。
（四）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激活經濟發展新源頭
改革開放是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全面深化改革與擴大對外開放“兩翼并舉”，以深化改革激發經濟發展新活力，以高水平對外開放培育經濟發展新優勢。一方面持續推進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活力。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打造良好營商環境，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促進非公經濟加快發展。統籌推進產權保護制度、社會信用體系、社會保障等各方面改革，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嚴格落實各項減稅降費政策，縮短固定資產折舊年限，提高折舊率，加速企業投資資金回收；大幅提高企業廣告費、業務宣傳費等支出據實扣除的比例標準；繼續提高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研究虧損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辦法，提高委托研發費用用加計扣除的基數。突出政策普惠性、針對性和差別化，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另一方面堅定不移實施全面開放戰略，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激發新動力。積極開展多邊經濟合作，擴大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朋友圈”。強化多邊合作有效制衡單邊主義，與更多國家商簽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推動世界貿易組織改革，增強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努力維護全球產業鏈開放穩定安全。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深化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合作。持續推動亞太經濟一體化，加快推進中日韓等自貿區談判，依托青島、大連等環渤海重點城市自貿區，推進中日韓在技術創新、外資外貿、第三方市場合作等方面務實合作，為人才、技術、資金流動提供便利，加快建立中日韓經濟“小循環”，帶動國際經濟“大循環”。大力拓寬進口渠道，保障穩定供應，促進高端制造產品進口市場多元化。
（作者：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 肖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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