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姓八字喜火土

顧宏義（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所教授）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華誕。一千年來，圍繞王安石的爭議似乎從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偉人”還是招致“靖康之禍”的禍首？他給后世留下了怎樣的政治遺產，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宋代以后中國歷史的進程？為了厘清上述問題，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別推出“千年王安石”專題，邀請多位宋史學者從政治、文學、哲學等層面多維度展示王荊公的面貌，以饗讀者。

兩宋之際，有一篇署名蘇洵所撰的《辨奸論》頗流傳于士大夫之間。《辨奸論》中有云：“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顯然此文針對主持熙豐變法的王安石而作，指責王安石“不近人情”，為“大奸”。因此，此文面世之始，即頗存爭議。葉夢得質疑“荊公（王安石）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

（《避暑錄話》卷上）

朱弁云王安石“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故“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偽云”。（《曲洧舊聞》卷十）甚至對王安石變法持堅決否定態度的朱熹也說“《辨奸》以此等為奸，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荊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朱子語類》卷一三〇）即認為蘇洵因私憤“切齒”王安石，故撰《辨奸論》咒罵王安石為“奸”。

至清初，李紱作《書辨奸論后》、蔡上翔撰《王荊公年譜考略》，更直指此文乃兩宋之際邵伯溫托名蘇洵的偽作，并認為載錄《辨奸論》的張方平所撰《文安先生墓表》、蘇軾致謝張方平撰寫《文安先生墓表》的《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二文也是邵伯溫所托名之偽作。李、蔡之說，幾成定說。清末梁啟超撰《王荊公》，又據李、蔡之說立論，影響至大。民國初，胡適也嘗撰短文《蘇洵的辨奸》，申明《辨奸論》為偽作。直至上世紀80年代初，章培恒先生撰寫了5萬余字長文《<辨奸論>非邵伯溫偽作——兼論〈王荊公年譜考略〉中的有關問題》，從版本材料、史事記載、文章義理等方面，進行頗為嚴密的辨析考證，欲從根本上否定李、蔡二人所持的《辨奸論》等三文乃邵伯溫偽作之說。此后，鄧廣銘先生、王水照先生等多位學者就此文真偽問題先后發表論著，展開數輪頗為激烈而有益的探討，新見時出，但仍然眾說紛紜，迄今難以定論。下文即就李紱、蔡上翔之說以及章培恒先生以下諸位學者之質疑、辨析的主要內容分別作一簡要的述說。

《辨奸論》題名蘇洵所撰，一般都會收載蘇洵文集中，確實今傳的南宋刊本《嘉祐集》內收入此文。但蹊蹺的是，兩宋之際諸學者稱蘇洵撰《辨奸論》時，都是根據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立說的，雖然蘇洵文集在北宋時已傳世，但這些人都未能在蘇洵文集中閱讀此文，而只能通過《文安先生墓表》轉引，也就是說，北宋時傳世的蘇洵文集內未收入《辨奸論》一文。因此，李紱、蔡上翔再通過辨析《墓表》、《辨奸論》中眾多文字、史實訛誤，指出《辨奸論》等三文皆為偽作，是最早提及《辨奸論》的邵伯溫托名偽作，并載入《邵氏聞見錄》，用以詆毀王安石以及其主持的“新法”。

對此，有學者指出《邵氏聞見錄》成書于南宋初紹興二年（1132），而在此之前即北宋末欽宗時成書的方勺《泊宅編》三卷本中已述及蘇洵《辯奸論》，故《辨奸論》不可能是邵伯溫之偽作。但有學者對此說提出質疑，認為邵氏編輯《邵氏聞見錄》雖紹興二年，然其開始寫作則應在宣和七年（1125）以前，即在方勺《泊宅編》成書行世之前，因宋人所撰文章往往先單篇傳世，其后再收入其文集，而當時邵伯溫偽作《辨奸論》后，“為求擴大其影響而廣為散布、宣揚”，故方勺所見《辨奸論》即為邵氏之偽作。此一說法，因全出推測，顯屬勉強。從現見史料及宋人撰寫筆記的一般情況來看，大抵可認定方勺《泊宅編》三卷本成書在《邵氏聞見錄》之前，故稱邵伯溫偽作《辨奸論》的理由不充分。

因兩宋之際引述《辨奸論》者多據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但此《墓表》內容卻存在不少嚴重的舛誤，其中爭議最大的當為以下這段文字：“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言語，至以為幾于圣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之，先生獨不往，作《辨奸論》一篇”云云。

其一，《墓表》說《辨奸論》撰于嘉祐八年王安石之母死后不久。但蘇洵本因王安石“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等“不近人情”的行為而指責其為“奸”，然現在卻在王安石母死居喪期間，“不僅不往吊，反作《辨奸》一文惡攻之”，在重視禮教的宋代社會，顯然也屬“事之不近人情者”。應有鑒于此，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便將《辨奸論》的撰作時間提前至嘉祐初年。對于蘇詢嘉祐初年撰作《辨奸論》的動機，方勺《泊宅編》、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與張方平《墓表》同，稱蘇洵甫見王安石就視其為“奸”。而葉夢得《避暑錄話》認為蘇洵“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而王安石“方談經術，獨不嘉之，屢詆于眾，以故明允惡荊公甚于仇讎”。龔頤正《芥隱筆記》則認為王安石、蘇洵二人乃因宴會上分韻賦詩爭勝而致隙。但據今人考證，嘉祐元年王安石、蘇洵同時參與的聚會酬唱活動至少有三次，其中有一次在嘉祐元年末。可證蘇洵嘉祐初因與王安石交惡而撰作《辨奸論》的說法，實無依據。

其二，《墓表》所敘王安石嘉祐初“黨友傾一時”之說與事實相違背。雖然在嘉祐初，王安石交游頗廣，但宋代“黨友”并非僅指朋友、交游，而與“黨與”等詞同，皆含“朋黨”之意。而據諸史籍記載，在嘉祐初年的政壇上，“根本不存在王安石及其黨友們組成的政治力量”。

其三，《墓表》“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更是明顯有悖于史實，因為王安石于熙寧三年（1070）拜宰相，其拜相制詞乃翰林學士王珪所撰，制文今存，其中根本沒有“生民以來，數人而已”八字。而且蘇洵卒于治平三年（1066），王安石拜相在此后數年，非蘇洵“所及聞也”。又，張方平也嘗任翰林學士，熟稔相關制度，“安得錯繆至此”。對此問題，章培恒先生解釋道：據張方平《謝蘇子瞻寄樂全集序》自言《樂全集》乃由兩個略通文墨的小吏抄寫而成，抄完后，張氏并未覆閱，因此此四字“顯有魯魚之訛”，原文“其命相制曰”當作“其黨相諛曰”之類語句。鄧廣銘先生指出《樂全集》其余篇章均未出現如此關系重大的抄寫錯誤，因此章氏之猜測不能成立。更有學者指出“‘命’與‘黨’、‘制’與‘諛’，字形、字音均無相近之處”，而“在以理校改字時，無疑應該符合事理、情理和文理，而不能根據‘事出有因，而非向壁虛造’”就將“其命相制曰”改作“其黨相諛曰”；而且《墓表》“蓄意辨奸”，若此處文字真作“其黨相諛曰”，則是王安石與其黨友在“相互吹捧”，而“又與下文‘生民以來，數人而已’相抵牾”，于是其文意“更加經不起推敲”。又有學者更指出“熟知麻制的起草規范”的張方平“又豈敢造作語言，偽用制詞中根本沒有的八字攻擊王安石而授人以柄”。

《墓表》中存在的上述問題，確實為持《辨奸論》非偽作之說者頗難予以合理解釋，故有學者別開思路，認為《墓表》上述那段文字，自“嘉祐初”至“黨友傾一時”是講王安石在嘉祐初的影響；自“其命相制曰”至“至以為幾于圣人”是講王安石在熙寧初的影響，故“黨友傾一時”處“不應用逗號而應用句號，‘嘉祐初’三字只是前句的時間限制詞，并不包括后句（自‘其命相’至‘幾于圣人’）”；自“歐陽修”至“一篇”是講蘇、王之關系：自“歐陽修”至“天下患”是講嘉祐初的蘇、王之關系；自“安石之母死”至“一篇”是講嘉祐八年的蘇、王之關系，故這段文字“完全文從字順，意思清楚”，不存在“魯魚之訛”。但通過細辨原文，就可見此一解釋過于纏繞勉強了。

此外，持《辨奸論》偽作者還從其文之風格不似蘇洵，“支離不成文理”，文中稱謂不合宋人習俗，用典有誤，以及蘇洵卒，蘇家已請歐陽修“志其墓”，曾鞏“為之《哀辭》”，故“不應復有《墓表》”等方面進行論證。但有學者認為《辨奸論》行文風格與蘇洵并無明顯區別，并例舉史籍記載來辨說此文中稱謂、于《哀辭》之外又撰作《墓表》等與宋代文人習俗也不相違，至于用典有誤，乃是蘇文染習縱橫家之文風而偶然誤用典故而已，即使《辨奸論》確實不是“好文章”，也不能由此便認定其為偽作。

此類辯駁，莫衷一是，但《墓表》內容上存在的問題又無從予以合理的解釋，于是持《辨奸論》著者為蘇詢之說者，遂漸將論辯的關注點轉向收載或述及《辨奸論》的蘇洵《嘉祐集》與蘇軾《東坡集》。

1983年，有學者刊文指出，可利用殘本《類編增廣老蘇先生大全文集》，辨析《辨奸論》的最早出處，為《辨奸論》著者的真偽問題提供了新材料。此后，王水照先生也指出此北京圖書館所藏的殘本四卷乃宋麻沙刻孤本，其第三卷即收有《辨奸論》，其中“桓”字不諱，應定為宋欽宗以前麻沙刊本。然鄧廣銘先生指出此麻沙殘本的版式、字體等特征，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全同，知兩書刊刻時間應“相去不遠，以定在宋孝宗在位期間較合事理”。雖然對此麻沙孤本究竟刻于何時，迄今尚存爭議，但此本即使真是北宋末刻本，可用于證明《辨奸論》的傳世要早于邵伯溫《邵氏聞見錄》的成書，卻似不能用來證明《辨奸論》非偽作。

收載于《東坡集》的蘇軾《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中有“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奸》一篇”云云，此《東坡集》今存南宋殘本避諱至“慎”字，當刻于宋孝宗時，從刻工姓名等考察，當與杭本屬同一版本系統；又明成化本乃據南宋蜀本覆刻，有學者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載，認為蜀本（少《應詔集》）與蘇軾自編的杭本相同，而蘇軾《謝書》出自《東坡七集》之《東坡集》卷二九，故此文應仍杭本之舊而非偽作，因而此文中提及的《辨奸論》一文當也非偽作。但有學者對此蜀本于杭本“一無增減”，“杭本在東坡無恙時已行于世，則此《謝書》必系東坡的珍品”的說法提出質疑，云此說只是出于推斷，并無實據；并認為南宋孤本《東坡集》即使確屬杭本系統，但也“不能把它與‘東坡手自編’的北宋時已經版行的杭本《東坡集》等同起來”，此南宋本仍存在后人羼入《謝書》的可能。

顯然，討論至此，《東坡集》的早期版本問題實成為了證明蘇洵《辨奸論》不是偽作的關鍵所在。即就持偽作說的學者而言，其有關傳世《東坡集》與蘇軾手定文集、杭本等關系問題的相關論述，雖具一定合理性，但多屬推理而來。而認為蘇洵確實撰作此文的學者，其論述南宋刻本與北宋杭本、“東坡手自編”本之關系，也因《東坡集》北宋本已佚、且史料缺少直接的記載，故其辨析也限于據一般情況之推斷。

因此，題名為蘇洵、張方平、蘇軾的三篇文章，其相互間關系十分緊密，就被質疑者如蔡上翔所言：“原作偽者之意，以為非有安道《墓表》，不足以實明允之果有是辭，非有子瞻《謝書》，不足以實安道之果有是《表》。”雖然蘇洵文集、蘇軾《東坡集》早期版本源流的論定上尚存有異議，但由于此三文的內容中存在著甚為嚴重的訛誤以及有違史實之處，而持肯定之說者似未能予以充分而合理的解說，則此三文的著者為誰確實存有重大疑問。如若其確系偽作，則其作偽者為誰？因此人需將此三篇文章置于蘇洵《嘉祐集》、張方平《樂全集》與蘇軾《東坡集》，而不引起世人的質疑，所以我傾向認為其應當是蘇門子弟或后學。因為，《嘉祐集》、《東坡集》且不論，其《樂全集》，據蘇軾《樂全先生文集敘》，乃蘇軾代為編纂于元祐二年（1087），并收藏于蘇家，即所謂“手校而家藏之”，故蘇門子弟或后學實具備了此一條件。當然，偽作《辨奸論》等三文的目的，主要就是為了通過攻擊王安石的道德人品，進而達到攻擊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目的。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