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彘的人最佳婚配屬相

（文/觀察者
專欄
嘯夜雨）

去年，一張世界各國消耗豬肉量的柱狀對比圖了國內
友：

紛紛表示：

如今中國的豬肉消費量確實可以“傲視全球”，但是您知道嗎，雖然我們的祖先從原始就開始把豬肉作為食物，但中國人并非自古以來就對豬肉情有獨鐘，羊肉曾經中國人餐桌肉食上千年。

“今天吃什麼？”這個終極之問背后是上滄海桑田的變遷；

在這場綿延千年的“餐桌之戰”中，豬豬花費了千年的時間才坐上了霸主的寶座，它究竟有什麼“制勝”呢？

早在先秦時代，中國就出現了“六畜”之說。所謂“六畜”，包括馬、牛、羊、豬、狗、雞。“六畜”除去產地基本不在中原并用來騎乘的馬之外，其余五種再加上魚，構成了古代中國食的主要部分。其中，牛、羊、豬又居于特別重要的地位。

周代的《禮記》將豬與牛、羊并稱為“大牢”，是只有國君及卿大夫才有資格享用的佳品，至于底層百姓，一如漢代的《鹽鐵論》所說，“非鄉飲酒、膢臘、無酒肉”，通常只能在逢年過節及慶典時將吃肉作為一種享受。那時候的豬肉估計和虎肉象肉在一個級別上的。

牛肉雖然貴為“大牢”之一，上古時期亦用于與食用。但自從春秋后期鐵犁、牛耕出現后，牛成為重要的勞動工具，歷朝歷代三令五申禁止宰殺耕牛，一如唐武宗所言，“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遂令牛肉逐漸淡出肉食行列。至于《》中大塊吃牛肉的描寫，實在是一種梁山好漢對秩序的挑戰。

牛肉之外，同在“大牢”之列的羊肉與豬肉一度曾在中國人的餐桌上平分秋色。漢代既有“澤中千足彘（250只豬），此其人皆與千戶候等”的記載，亦有許多人家擁有“千足羊（250只羊）”的說法，足見養豬與養羊難分伯仲。

然而在進入魏晉以后，豬的飼養規模開始，羊肉從此成為中國人主要肉食長達千年之久。南北朝時期的《洛陽藍記》已稱“羊者是陸產之最”。唐代文人筆下經常出現的是“羊羔美酒”，豬肉卻鮮有提及，這從《太平廣記》中有關唐代肉類的記述總共有105處，羊肉獨占47處，而豬肉只有12處便可見一斑。

羊肉飲食經過唐代的高速發展，在宋代已成時尚，所謂“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宋朝宮廷御廚一年開銷羊肉43萬斤，而豬肉只有4100斤，“御廚止用羊肉”甚至成了兩宋皇室的“祖宗家法”。

宋代士大夫宴飲的場景

到了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元代，羊肉更是獨占鰲頭，非但人以之為主食，食用羊肉同樣普遍，就連風行高麗的漢語口語教科書《老乞大》也說到“做漢兒飯”，有羊和雞。

然而，羊肉占優的局面到了明代以后為之一變，豬肉成功翻盤。

明代初期的年間留下的一份御膳菜單顯示食材包括羊肉5斤及豬肉6斤，羊肉漸落下風；到明代后期光祿留下的宮廷歲用數記錄則是18900口豬，10750頭羊，豬肉已是后來居上；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干脆寫道：“豬，天下畜之。”

清代的“豬強羊弱”勢頭更加明顯，每過春節，京城常常要殺豬近十萬頭。1784年的除夕大宴，乾隆皇帝一桌就用去豬肉65斤及野豬肉25斤，而羊肉只有20斤。等到初期的1952年，中國已擁有8976萬口豬，而羊僅有6177萬頭。

直至今日，豬肉的數量優勢已經不可動搖，其年產量竟達羊肉的十倍，經過兩千年與羊肉的PK之后，豬肉終于“逆襲”成功了。

在豬肉奠定地位的明朝，曾發生過一次頗值得玩味的小插曲。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因“豬”與明代皇帝朱姓同音，明武宗生肖又屬豬，于是這位歷史上荒唐的“正德皇帝”下了一道史上最嚴“禁豬令”——殺豬被定為大逆不道，違者及家小“發極邊永遠充軍”，且流犯死于流放地后，家口也不許還鄉。這就迫使農民把家里養的豬殺凈吃光，小豬也一起扔掉，生豬和豬肉一時間在市場上絕跡。

但根據《萬安縣志》等記載，即使在這一荒唐的豬禁時期，“陳氏穴地養之，始傳其種”。到了正德十五年的三月，禮部上奏說的正常祭典都要用牛豕羊三牲，豬肉絕跡，實在不成禮法。這迫使武宗自食其言，“內批仍用豕”。禁豬令發布僅三個月后便宣告失敗。可見即使古代君主的權威，也無法遏制養豬興起的趨勢。

豬肉在明清時代取羊肉而代之只是這一時期中國經濟變化的一個縮影。

長期以來，中國古代處于自然經濟形態，“這種個體的小農經濟，決定著農業與畜牧業總是天然地結合在一起”，而且養殖牲畜通常都是作為家庭副業來進行的。

但是到了明清時代，中國人口
穩了1億的臺階，并在引進的美洲農作物（紅薯、馬鈴薯、玉米）幫助下接連躍過了2億、3億、4億，并在太平天國戰爭前達到傳統農業的峰4.3億。

中國古代人口增長

隨著中國人口空前規模的繁衍，人均占有的土地日益減少，在“寸土無閑”的情況下，人們只能被迫犧牲美味的肉食，逐漸減少畜牧生產的比重，同時增加谷物生產——因為同樣面積的種植業可以養活的人口是畜牧業的十倍以上。

明清人炸導致的勞動力過剩，導致部分農戶甚至放棄了牛的養殖，改由人來犁地。人多地少，兩者殊途同歸，導致明清以后中國內地種植業一枝獨秀，牲畜養殖業顯著衰退。

但是，養豬情況卻有所不同。

一方面，豬對飼料的要求遠遠比其他牲畜要簡單得多，可以不愿意食用的一些下腳料，如所有的剩菜、糠麩等，臨時野放時也可以吃植物的地上部分，甚至可以吃地下部分。人們總會有殘羹剩菜，借助于人不能吃的剩余農副產品，一個家庭一年養 1-2 頭豬，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另一方面，可能比提供肉食更重要的是，養豬可以提供大田所需要的肥料。雖然豬不能像牛那樣為大田生產提供動力，但中國很早就廢除了土地的休耕制度，牲畜的作為肥料對于恢復土壤的肥力，起到重要作用。

清代蒲松齡在《養蠶經》中說道 ：“歲與一豬，使養之，賣后只取其本，一年積糞二十車，多者按車給價，少者使賣豬賠補。”即一口豬一年能夠積肥20車，能夠很好地促進糧食增產，“棚中豬多，囷中米多，養豬乃種田之要務”。這正適合明清時期農區發展畜牧業的需要，因此豬的養殖反而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也就是好豬糞都喂了白菜了。

豬與牛羊生性的區別這些養豬的優點偏偏是養羊的劣勢。誠然，養羊亦可以與養豬一樣提供農業種植所需要的肥料，還可以提供羊毛作為紡織原料。但養羊通常需要較為廣闊的牧場，人口稠密的農區卻已無荒閑之地可以用于放牧。

而自從漢代起，出于積肥的需要，出現了各種形式的豬圈，中國的養豬業便由放牧為主轉向舍飼為主。舍飼不需要多少土地，也不會在人口的鄉村導致鄰里糾紛。清代嘉慶時所安徽《合肥縣志》就特意提到養豬要設圈，“不得野放”，“免生鄰釁”。

漢代陶豬圈

明清時期，在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的長江三角洲太湖流域，從北方引進的山羊失去了像唐代或以前聽任“食、草”、有較大放牧場的環境，不得不也被圈養在家，進行世界罕見的舍飼或半舍飼。

但即使在同樣舍飼的情況下，養羊依舊不如養豬合算。

這是因為豬的食性更雜，對飼料無甚要求，水生植物類、發酵青飼料類、發芽飼料皆可，明代還有人用蝗蟲喂豬，結果“豬初重二十斤，旬日至五十余斤”。

而羊需以含有高度纖維素的植物為食料，明代的《沈氏農書》記載，在江南地區養山羊11只，一年需要飼料一萬五千斤，其中農戶自己提供的只有一千余斤桑葉（占7%），剩余的枯草、枯葉各七千斤都需要從別處購買，總共需要六兩銀子，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大的開支。

上世紀末，西歐之所以爆發瘋牛病就是因為牛羊只是食草性動物。人們他們吃動物飼料導致體內發生變化從而產生瘋牛病。而豬是雜食性動物。你就算喂它豬肉它也會毫不猶豫的吃下去的。

此外，豬是把碳水轉化為蛋白質和脂肪的效率的動物之一。

明朝浙江嘉興府早有“肉豬一年飼養兩槽，一頭肉豬飼養6個月可得白肉90斤”的記錄，而清代同治年間的《上海縣志》更記載：“豕，邑產皮厚而寬，有重至二百余斤者。”在提供肉食總量方面，根據《膳夫經手錄》所說，“羊之大者不過五六十斤”，與豬相差甚遠。更不用說豬的繁育能力遠勝于羊，明朝時已有“母豬一胎可育仔十四頭”的歷史記載了。

除了因禁忌不食豬肉的兄弟之外，在基本上以為主的中國人的生活中，從養豬中的豬肉，占據著中國人日常動物蛋白質的最大份額，成為壓倒性的主要肉食
，其重要性比其他所有陸地動物都大。

“它是富人的日常肉食，窮人的節慶膳食，油和工業產品的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它是如此常見，以至中國的飼養場擁有世界上絕大部分的豬”，直到今天。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豬肉生產國和消費國，占據世界豬肉總產量的近一半。

的紀錄片《超級中國》第一集《十三億人的力量》中就這樣描述道：“全在竭盡全力為中國服務。從阿根廷生產的大豆和在美國生產的豬肉源源不斷的運往中國。”

紀錄片《超級中國》截圖

既然豬肉這麼盛行，那麼它就和酒一樣都有自己的文化了。

在上古的時候，豬的文化意義根本就不含任何貶義，豬不僅在百獸中擁有很高的地位，而且尚可與“百獸之王”的虎相媲美，那時，獵手們對豬的敬畏也往往重于虎，大多認為豬是衡量勇敢的尺碼。

再者，古人的活動，也大多與豬有關的事為中心，如“事”甲骨文就像雙手舉長柄
捕捉豬或野豬之狀；古人的全面素質，也大多以豬事為坐標來衡量，如“敢”字，有徒手捉豬以示勇敢之意，那麼不能捉豬就是怯懦。

于是基于這一特點，豬便含有“勇往直前”之意。用“豬”給幼兒命名，并非為了好養活，而是欣賞豬的奮勇向前、有進無退的精神。

日本動畫《幽靈公主》中野豬作為守護森林的山神出現

但是，對于中國人來說，豬肉的文化，大概就是那一道道用豬肉做成的菜了吧。豬年到來，讓我們追尋前輩的足跡一起擼起袖子到廚房和家人一起試一試我們的廚藝如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