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和萬歷這祖孫倆，可以稱得上是明朝歷史上的兩個奇葩皇帝。兩人在后世人眼中，都不能算是個功載千秋的明君。嘉靖皇帝在位44年，他的孫子萬歷皇帝在位48年，都是20多年不理朝政。雖然被人們稱之為昏君。然而祖孫兩者的人生軌跡迥異，對明代歷史產生的影響也完全不同。
嘉靖是庶出，如果不是正德無后，嘉靖這輩子頂多只是個兩湖地區的同姓而已。所以，他的即位是非常幸運的。嘉靖即位之初，出于對朝廷政局的不了解和懾于朝臣集團的強懾力，做出一副勤政親賢的樣子來。待時機成熟，形成了擁護自己的小集團后，便拿“大禮議”對不服管教的大臣開刀。從這件事，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嘉靖對皇權的渴望十分強烈，絕對的欲望十分明顯，手段也頗為。
中國歷史上的皇帝，不是少數，嘉靖追求長生不老丹，采用處女初潮，這對他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在那個時代，任何一個個體都是微不足道的，包括皇帝在內的所有人都沒有完整的，各種權益受到是正常現象，老百姓只希望，吃飽穿暖，也就知足了。
朱元璋和朱棣在位時期，基本形成了淘汰丞相，升格六部，由皇帝直接統領各個衙門，集、、副、和官于一身。然而，皇帝精力所限，權力集中了卻難以維系繁重的工作，所以讓一些重臣充當皇帝的機要秘書，這些秘書品級不高（正五品），但由于具備一定的理論和實踐才能，文字功底和經史底蘊深厚，所以得到重用，這些人稱為殿閣大學士，他們幫助皇帝應對各種奏札、題本，并擬定初步意見（票擬）供皇帝參考，使皇帝的批閱難度大大降低。這樣，這些大學士就逐漸了參政議。而這些大學士往往有一個頭目領銜，這個稱為“首輔”的領銜大學士，就具有最權威的議。夏言、嚴嵩、徐階等人，都擁有這樣的權勢。而他們與六部尚書的合作，以及部分尚書兼任大學士，使得、副的部分職能從皇帝手里轉移到大臣手中。因此，朱元璋和朱棣希望改變漢代以來皇帝垂拱，官僚集團總攬朝綱的局面，這種希望一廂情愿，脫離了規律，難以成功。因此，有這樣一套制度做保障，即便皇帝不理朝政，也不會因此而出現太大問題，機器照舊正常運轉，只不過運轉的效率會慢慢降低，各種弊病會越來越多。
縱觀中國歷史，有作為未必是好事。由于祖制帶來了龐大的既得利益，使所有王朝中葉的都會面臨強大的阻力，任何都會因為過于倉促和敵對壓力過大而大打折扣甚至失敗。在儒家理想的體系中，皇帝作為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君王，把議和執行權放手交給賢能和具有公心的大臣，是管理的有效手段。
嘉靖帶給明朝最大的幸運，是朝政所有的大事能由他一人說了算。當他頭腦清醒的時候，他就能做出幾件像樣的好事，比如平定，默許地方清丈土地等；當他頭腦不清醒的時候，就躲在宮里煉丹，讓能者多勞。嘉靖沒有過多的思想障礙，他的一生中也沒有什麼心理陰影，所以他的很多選擇，看似招人鄙夷，實際很明智。
嘉靖留給隆慶的，不是一個太好的遺產，但也不能算差。因此，盡管隆慶好酒色不理朝政，但比較務實的內閣大學士卻能做出一些成績，并通過漸進性的逐步增強明朝的國力（比如與和好，解除海禁，加強北部邊防，繼續清丈土地，治理黃河等）。
萬歷就要倒霉許多。剛剛出生的時候還是藩王，總是受嘉靖猜忌，日子過得不痛快。即位后十分放縱，給他帶了壞頭。他的即位風平浪靜，只是因為年歲小，被李太后和張居正管束。盡管張居正搞不遺余力，但他個人生活的不檢點，這與他教給小萬歷的賢之學和對萬歷的嚴格要求大相徑庭，真是寬于律己，嚴于待人。所以，當張居正死后，萬歷就采取對張居正后人打擊報復和怠工不上朝，來作為對朝臣集團的報復。而實力派大學士徐階、高拱，特別是張居正的下臺，使得官僚集團膽戰心驚——原來賢能的下場也是這樣！于是他們不敢放手有所作為，大量政務被耽誤，機器運轉效率直線下降。
而萬歷年間，明朝面臨了兩個大難題：財政危機和東北危機。張居正積累的財富很快被低效率的機器折騰殆盡，造血能力顯著下降；建州女真的興起成為明朝的勁敵。萬歷本人因少年生活的波折而帶來的心理，使他無法恰當的處理的關系，鄭貴妃干預太子問題而引發的明末三大案，便是他在此方面無能的表現。的混亂為宦官干政創造了條件。由于皇帝長期不理朝政，在太子問題上險些違反祖制，導致他與官僚集團的矛盾不可調和，一部分官僚索性組成不同的集團，為著類似這樣的事情的是非而爭論不休。混亂，宦官干政，官僚爭權，這為明朝的總崩潰埋下了禍根。
因此，盡管都是昏君，但嘉靖是幸運的，而萬歷是不幸的。歷史允許嘉靖怠政，但當萬歷也炮制之后，歷史便拋棄了明王朝。到最后爛攤子交到崇禎手上，縱使崇禎有心重振旗鼓，但卻是回天無力。
本文來自：解夢佬，原地址：https://www.jiemenglao.com/suanming/41533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