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統庚午年是哪一年

清末民初的學林，沒有羅振玉，自然也就沒有王國維，這是舉世公認的。但身后聲名，羅振玉卻遠不及王國維。

原因之一，是王國維有文采，治詞曲時日雖短，在該領域卻有突破性貢獻。而文學較易動世俗之觀聽，不比羅氏所從事的文獻輯存、器物考釋、文字訓詁均為枯淡事業，故其影響面較羅為廣。這個道理就像錢鐘書若只寫《管錐編》《談藝錄》而沒有《圍城》等散文，其名聲就絕不會有現在這麼大一樣。

原因之二，是王國維嘗究心于西洋哲學，此在近世喜歡談中西文化之時代中，自然特受重視。相較之下，羅振玉就只有傳統小學、金石學、文獻學集大成的意義。雖然他面對了很多新材料，如卷子、流沙墜簡、甲骨刻辭，但方法與觀點只是略有由小學金石學過渡到現代器物學的意味，與現古學仍不一樣。此類人物，在現代，正好是要被埋翳或遺忘的。

以上為大背景，以下兩個原因則是直接的個人因素。

一是羅王晚年交惡，恰好王國維又投水自盡。死者備受矜憐，活著的人便要受到猜疑，因此才有羅逼債害死王國維之說。連王氏卒后羅氏替他經理喪事，出錢出力，還向溥儀請封謚號等舉動，也都遭人疑其別有用心。牽連所及，乃竟有羅長期利用王國維，著作皆王作而購署已名等說法，由否定人格，進而否定其學術。

二是羅振玉嗣后又隨溥儀入東北，供職于偽滿，所謂大節有虧，其人與其學遂乏人稱道矣。

王國維投水，非羅振玉逼債之故；羅氏《殷墟書契考釋》亦非王國維作而署羅名，皆歷經學界考讞無疑，今日已可不必再議。唯羅氏一節，則尚不能無說。

羅振玉之忠君，世無異辭，且都以為他太執著于君臣之義，遂忘了大義，也就是夷夏之辨。因此在滿漢問題上，他固執地效忠于滿清朝廷而不能認同「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在中國與日本的關系上，他企圖假力于日本，以謀滿清之，竟不免用夷變夏，徒令偽滿成為日本之傀儡和工具。前者尚可恕，當時遺老多如此，后者則大為失計，不免為之罪人。

但談羅之忠君，即不能不知羅也是愛國的。這個「國」，一方面固然指，即；一方面也指超越的實體，例如相對于日本而說中國、中華時，這個中國，雖已
他不認同之，可是仍是他所認知的中國。而這個之榮枯，亦正是他所關心、他所愛的。

光緒廿四年戊戍他致其父函曾謂：「前上海四明公所事，寧人，兒目睹西人欺凌華人，官紳不能保民，因建創辦商團民團之議，意欲四民皆兵，以救孱弱。已作一說帖，遍呈當道」。他早年辦農學會、研究教育問題，都跟這一函所表現的心情一樣，是感到西人欺凌華人，華人不能自保，而想方設讓中國富強的。愛國之情，十分明顯。

繼而，他的努力方向漸漸轉移到收輯、保存古物文獻上，可是動機仍與此一心理有關。

宣統元年己酉，他有信給汪康年，謂：「茲有一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石室所唐及五代人寫本刻本古書是也。此書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運回法國，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弟與同人醵資料印八種、傳鈔一種；并擬與商，盡照其已攜歸巴黎者，此可喜也。聞石室所，尚有存者，擬與當道言之。……前車已失，后來不知戒，此可悲也」。伯希和到收購卷子，其情況一如到國內收購古董圖籍，當時賓主皆不以為盜。故伯希和由到，還了展覽。當時國人既不知這批東西的價值，對于古物如此大量流入外邦也沒感覺，羅振玉卻是第一個有此認識與感覺的人，可恨可喜可悲云云，痛乎言之。

他首先想到的，仍跟前舉致其父那一函一樣，都是先「與當道言之」，希望藉由行政體系的力量來盡力補救。但這一部分，終其一生，都是無效的。于此，酣默迂緩，迄乏行動。以致他不得不靠自己私人的努力，設法挽回于萬一。

例如以私人關系，說動了伯希和，把帶去法國的品全部照像寄給他；他再影印出版，以饗國人，令已出國門之文物仍能仿存留于故土。此即《鳴沙石室佚書》。后來印德國人所得西陲古壁畫，為《高昌壁畫菁華》；印斯坦因所得漢晉古簡，并與王國維合作考釋，為《流沙墜簡》，皆如此。花自己的氣力與金錢，替保存文物，此非愛國而何？

他與王國維函札中，亦屢述此意。如六年丁巳七月初三，讀王氏〈卜辭所見殷先王先公考〉后，函譽王氏「今年撰述成績甚佳」，然后說：「昨有青島日本三原洋行主人持湖南博士介紹書來，并挾簠所十鐘至。則此物已歸東瀛矣！惟彼亦倉促不得受主，其意望弟之俞揚，可笑也。尚賴彼邦富人無學識，否則我邦古器盡矣！」

為什麼在談甲骨文字考釋工作時忽然這一大段呢？

湖南博士即內藤湖南，為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之代表人。曾九次來我國訪問，收羅我國文獻極多，他自題書處〈恭仁山莊四寶詩〉便有：「購將宋刊兼唐寫，高揭楣匾漢學居」之句。他介紹來找羅振玉的三原洋行主人，顯然也是日本在華蒐購古物的掮客，希望能得羅之美言，以便將古器物脫手。羅振玉對此的反應是：「可笑也」。為什麼？因羅雖頗與日本漢學家來往，與之關系極為密切，但心境逈別。此等心境在旁人面前不會來，尤其是面對時，唯能對王國維說之。

因羅振玉此時與王國維有一個共同的心愿，要搶救文物。能買者買回，不能買者抄錄影印回來。九年庚申六月廿九與王氏函謂：「近日寫定古器之海外者，為《海外吉金錄》，得二百四器，大抵海東為多」，即指此等事。對于古器流入手裡，方心痛之不暇，豈有閑情再為彼俞揚飾售？此所以云可笑也。

對內藤湖南介紹來的商人如此不幫忙，豈不有損他與湖南的交誼？這又要知他跟日本學界交往周旋的實況了。他雖居日本甚久，但對日本并不認同，不但覺得「彼邦富人無學識」，就是學界，他也不以為然。

如七年丁巳十二月十二日與王國維函，勸王趕快著手寫清朝學術史，因為：「使今日我輩不為之，異日恐將如日本之作我國文學史者，無一道著語矣。…．若行篋書卷不足，即稍簡亦無妨。此不朽，亦我輩不能辭之職分也。」

這樣的信，表明了兩種意涵，一是對日本學界之所謂中國學，評價不高。他雖極善于與日本漢學家應酬，但心底是不看重的，故同年七月廿三日與王氏函又謂：「長井曾寄書來，以其詩稿至。以艱深文淺陋，其誕妄當與東京說古文者一輩人，故始終未作答」。二是雖然自己瞧不起日本學界，但人家收輯文獻、整理研究都比我們勤快，我們倘若自己不趕緊動手，那就只好聽人家的。與王國維函，勸其作學術史即是此意。

事實上，他一直自覺地在跟做學術競爭。如甲骨，早期他只覺得「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洩其秘，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所以只刊印《鐵云龜》而未做考論。后來因見日人林泰輔《清國河南湯陰縣發現之龜甲獸骨》一文，才引發他別撰《殷商貞卜文字考》，開始考文證史。他鼓勵王國維作清朝學術史，也是要與競爭的，有勿令他人著我先鞭之意。王國維既逝之后，他只好自己動手，于十九年庚午著《本朝學術源流概略》一卷，可見此念耿耿，并不是隨口跟王國維說說而已。

不斷從我國搜羅古籍器物以去，他也就不斷甄錄回來。《海外吉金錄》《海外貞珉錄》之外，尚編有《海東古籍叢殘》六種。此外，《永豐鄉人雜著續編》中收有《王子安集佚文》及校記，是據內藤湖南所贈上野氏神田氏古寫殘卷影本等輯校的；《日本古寫本史記夏殷秦本紀校記》亦依內藤湖南本等校成（此稿今佚）。足證羅氏于此用力甚勤，而內藤則為其關系十分密切之友人。

但羅對內藤并不欽服，也不推心置腹。他覺得內藤有軍方之背景，治中國學，內情并不單純；其本人對中國之態度，他也不能茍同。故六年丁巳九月初七日與王國維函云：「湖南昨夕啟行，得意之至。然弟逆料，此行不過多見我邦耆宿數人，得古書數卷而歸，調查，必無結果。然我耆宿果能為之開導，令彼漸覺悟平日所懷之背謬，亦大佳」。九月廿日與王國維函又云：「內藤湖南想已到滬，聞至濰縣陳氏看銅器。此君古雅如此，恐此行結果，不出弟所料。但望我諸老能灌輸以新知識，變易其思想，未始無益。因彼邦元老及當道頗信其言論也。」八年己未五月十五日則更在與王氏信中大批湖南：「湖南有文刊報紙上，斥中國已。不知中國之亡，亡于辛之無君，不在今日之排也。繼中國而亡者為誰？此輩亦可謂不能自見其睫者矣。」此信口吻，殊不經見，想是湖南說中國已亡一語刺傷了他。

湖南來中國調查或訪書的紀錄，我曾見過的有一九一○年《京都大學教授赴清國考察報告》、一九一二年《奉天訪書談》《奉天訪書日記》、一九○三年《寧波杭州訪書》、一九○五年《奉天宮殿調查》等。一九○三年和一九一○年那兩次都是因「見著我的中國老朋友羅振玉」，聽他說起經卷和江南書狀況，才決定到中國來調查的。其調查背后則常「得到關東都督府、南滿洲鐵道會社的強力援助」。像在奉天，即由軍方出面，強行價購了黃所明代寫本金字蒙文經，并在故宮內了滿文老檔。

羅振玉未必深知這些所謂“調查”的實況，但他能覺察到內藤湖南的中國之行并不單純，對其方面之成果也不看好。這兩位「老朋友」之間當面輸心背面笑、虛與委蛇的狀況，最能顯示出當時中日兩國微妙的關系，以及在其中文化人的處境。

羅在函札中把對內藤湖南、對日本學界的種種心情與想法，毫不保留地向王國維表襮，除了因他們那時交誼最密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這種復雜曲折的心情。這種文化境遇感，乃是他們兩人得以扭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兩人在《殷墟書契考釋》《流沙墜簡》各方面的合作，皆與此一心境有直接關系。

這種心境，當然也體現了他們的態度。六年五月十九日，羅與王氏書云：「觀連日報紙，……乃聞有託東鄰作調人之說，引虎自衛，以后事事受人干涉，甚或南北從此遂成兩截。之禍，不成于袁世凱時代，而顧成于今日，豈不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乎！乙老諸人，依賴已成根性。往者以弟為偏，乃以不狂為狂，弟逆料其必致今日之事也。天乎人乎！」這是指張勛的事。

時，遺老中本有一派是主張借日本之力的。所以前三天，羅聞軍興，以為大事已成時曾有信給王國維說：「此次我邦成功，不借東力。彼邦人士，凡所以謗議，無所不至。然則借彼力而成功，為彼所至快可知。易地以思，利害可想。乙老等以前執迷不悟，今柄政矣，恐方針益惑。」對于終能不借力日本而表示欣慰，然而又深憂沉子培等朝中大老仍有倚賴日本的想法。

不數日，段期瑞通電反對張勛，果然朝中便有「託東鄰作調人之說」了。羅振玉于是又寫了這封信，表達他對「引虎自衛」這種辦法的反對。

又過了幾天，到五月廿二日，知張勛將敗，羅寄信給王國維說：「日來消息日惡。調停之說，其效果入泥犂不止，可哀也。黃樓末著，不知究如何。私意早定入蒙之策，異日猶可為也。黃樓去后，必至群梟相食，大局不至瓦解冰裂不已，公等恐亦不遑暇處矣」。黃樓即指張勛。

此信一方面擔心張勛敗后局面糜爛不可收拾，一方面仍反對日本介入。再則希望透過王國維發揮影響力，鼓吹溥儀轉進，以為周旋之地。入而不走回東北老家，正因東北乃日本范圍，羅振玉自始是反對仰仗力量「復國」的。

不止反對靠力量，他對所有想依靠的想法都反對。故同年十一月六日，與王國維信言：「今日閱報，知北方向東鄰借兵費二百萬元，實行南伐，聞報商某已磋商債事。報又記前段之馬場軍費，系借三菱百萬元，乃得舉兵。然則大樹外交，仍段不改，而此邦宗旨，亦仍舊不移，雙方皆可謂天下之至愚矣。東鄰之買怨無窮期，將來之結果，可以想見，而日日言善鄰，可謂掩耳自欺。然我土我民，將糜爛不堪，奈何奈何！」

看這信，就知羅的頭腦十分清楚，在遺老一輩人中實為異數。比如沉子培，羅對他也十分尊重，覺得是真讀書種子，可是彼此對時局的看法就不一致。因此羅在遺老圈中頗感孤孓，此類看法，只能對王國維傾訴。

而若細究羅與沉乙庵等人想法不同之故，便可發現這不僅是的策略問題，更是對的態度使然。而欲借兵于日本，跟反而借餉于日本三菱財團其實是一樣的。考慮的，一是為達目的，不計手段；二是那個目的，又只關系于自己的或利益。

因此就前者說，根本無暇去思考手段是否合乎正義，借兵借糧于日本以后，會有什麼結果；日本又何以樂于借兵借糧給你去打天下？如此打來的天下，將來還會不會是你的……等問題。就后者說，亦未考慮到個人或我方這個團體的利益之外，還有整體利益需要維護。

正是把利益放在個別集團利益之上，羅振玉才會不斷反對引虎自衛，擔心中國會因此，或竟會遭日本吞并。

這就是我說的，羅振玉的愛國觀有兩個不同層次的「國」，一指滿清，一是指中國這個。他雖效忠清廷，但內心仍很清楚不等于。這種現代的觀，當時遺老固多欠缺，軍閥也頗懵然（就是現在，大部分人還是一樣搞不清楚，常把愛國和愛當今混為一談)，故日本可于其中上下左右之。

羅振玉對日本的作為，自然也極不滿，七年五月廿七日與王國維信云：「昨日藤田先生忽來，言其外務省令渠至粵辦一日報。……劍公言，彼此報以中日實際親善為目的。其實不過為彼機關報。弟將彼國之失中國人心之處，如去年五月我已成之局，及彼國之對我種種侵削欺侮，山東兵事之不法，明告以我國感情至劣。以個人私交言尚無他，若以感情論，弟與同志，皆排日黨也。又歷陳彼國外交，至今皆教人主意，于我為助亂，于彼為自屠，并非能損人利己。劍公唯唯。若彼到滬，必訪公，公亦如弟言語之可也。此君甚得彼外務省信用也」。這段話，對日本對華之批評，可謂深著明切；以王國維為同志，也極為明顯。

羅氏向藤田所提之勸告，正準備窮兵黷武的日本當然不可能聽得進去，因此六月十二日羅振玉就知道日本將要出兵了，給王國維信說：「日來此間出兵之計已決。報紙，僅七千人，然實際或十倍或十馀倍于此。……彼國種禍，唯恐不深，哀哉！弟謂此次之戰，將來結束，德即敗矣，之敗亦與德等，或害且過之。因美國別有目的，非愛者也。至海東，若與美爭東俄利益，則美將移征歐之軍與日競烈，日不支矣（弟意德勝禍尚遠，聯軍與美軍勝則禍近，日與美此后不兩立也。故海東近來舉動，愈走入絕地，所略勝于我者，尚有內田、小村一二輩尚知痛癢耳。然何濟于事？古人有言：興也勃焉、亡也忽焉，將于海東見之矣！）

這是世界大戰的事。三年德國就向俄法宣戰，英國也向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了，可是到六年美國才參戰，日本也隨即參戰。這個戰爭，一般都認為是協約國與同盟國的對抗，羅振玉卻不然，他看得更深。知道日本出兵，只是為了掠奪德俄在華利益，而且戰后必將形成美國與日本競爭的局面，最終會導致日本滅亡。

這個論斷，直指后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形勢。且恰如其所分析，日本果然一步步走向絕路。這不能不說他對世局有清楚的判斷、對日本有深入的了解，故能洞燭機先。

試比較一下當日，便知此類見解殆如麟角星鳳。幾乎所有人都要到巴黎和會把山東的權益給日本后，才驚覺日本的野心，才有之爆發。

換言之，基于羅振玉的觀，他不贊成引虎自衛，借的力量；基于他對世局的分析、對日本情況的了解，他又覺得日本必敗。因此后來日本扶持溥儀成立偽滿，依理，他是斷然不會參加也不贊成的。

在這方面，他與鄭孝胥截然不同。鄭本在上海肥遁，參與溥儀朝事甚晚。十二年七月中，羅才知道鄭北上，與王函曰：「康成來都，殆海耶？此頗突兀。其過津不留，尤可異。此老所見，與吾輩頗殊，良可注意也！」他已地察覺到鄭氏北來對溥儀朝局會有大影響了。

鄭孝胥是溥儀生涯后期作用最大的人，與羅本舊交。今存羅氏家書，宣統三年羅在天津，還有一信給弟弟羅振常說：「海驟患胃痛，幸得救治，聞之甚念，見時為我致意」，可見交誼匪淺。

唯此等交誼，大抵與他跟日本學者交往相似，只是人情世道上的來往，心境思想上走不到一塊去，故與王國維書提醒王注意此公行止，因鄭之見解與「吾輩」頗異。這種話，不跟自己弟弟講而跟王國維講，正可見兩人真是思想、心理、立場上的同道。

鄭孝胥到溥儀處后，果然就提議讓溥儀出洋游歷，此舉一在打開困處天津之局面，二欲邀結外國同情之，三亦可令溥儀開拓視野。鄭自以為得計，羅則甚不以為然，九月廿五日與王國維信曰：「海近又將周游舊說重提，且有合同志報效游資之說。雖未必盡做到，然此等徒亂人意，匪徒無益之事，出之鼎鼎盛名者，終恐害事，不知是何心肝，真可浩嘆！」

鄭是縱橫家。他在清末，官并不大，名聲亦不甚顯，但辛亥以后，杜門養望，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大名士。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于十年來華訪問時，到上海只拜訪了兩位文化人，一是的章太炎，一就是遺老鄭孝胥，對鄭的「隱居」生活，芥川且深致企慕。可見鄭善于經營自己之一斑。

芥川《中國游記》并記載鄭當時即表示：中國只要仍用政體，就仍不可避免混亂。但要恢復，亂局，只能等英雄出現。這樣的英雄少之又少，「他必須同時處在具有錯綜復雜利害的環境中」（二○○六，十月文藝出版社，上海游記．十三）。

芥川乃文人，沒聽懂他的話，以為鄭是說英雄既如此難找，則等待英雄出現無異于等待奇跡。殊不知此語正是自道懷抱，意思是說我就是這個英雄，足堪揮戈返日。而英雄的本領是什麼呢？即是善于利用錯綜復雜的環境，縱橫捭闔，以取僥幸。此即鄭之素志也。故一旦入都，即以溥儀出國周游為說。

然而，讓溥儀出洋，自以為可藉情勢縱橫取利，實不過把一塊肉放到虎狼堆里去罷了，能成甚事？此所以羅振玉斥其無肺肝也。

王國維也不贊成鄭孝胥。十三年甲子，三月廿七日羅與王書載：「連日聞小女言：自鄭入，公每夜失眠。以告素相，素相掀髯曰：靜安能如此，我亦與有榮焉」。素相指升允，皆與羅王不滿于鄭者，他們都希望鄭做不下去。羅女嫁王國維子，故知王每為此煩惱，羅則于稍前正月廿五日有函給王，說：「海聞近無動作，紹欲辭職，海留之，此事聞之日磾。或海尚待新命，然后放手耶？若就此知難，則大善矣。」日磾為金梁。依信，可見鄭的想法在朝中頗有阻力，羅王也都希望他能知難而退。

到四月十九，羅又有信予王，謂：「太邱之文，詒仲本欲託公上達，弟告詒仲以公受嫉已深，故由渠入都託太真。此次外間再三進言者，似乎蛇足，然于此，知關休戚者，正不乏人，倚鄭之念，自然稍解，非無補也。……南海妄人，亦有書致莊，請代奏萬不可出洋，其言頗切。鄭之荒唐，更遠在對山之上」。南海妄人、對山都指康有為。羅素輕視康，此次康也反對溥儀出洋，乃破例引為同道，且認為朝廷外部人士之建言對王國維他們在朝廷內部斗爭有利。因王國維顯然已因反對鄭孝胥而「受嫉已深」，不太方便講話了。

這次政爭的結果，看來是羅王這一方勝了，鄭離開了。羅有信給王說：「大約就此下場，鄭亦恐從此不振。掀然，如此結果，亦不幸之幸也！」

可是，羅振玉沒想到，他們慶幸得太早了。鄭雖離開了，卻并未南返，仍留在，徐圖后舉。后來也果然奉廢帝入東北，就日本傀儡之局，成立了偽，任，縱橫捭闔以自喜。

相對于鄭孝胥之積極，羅王卻都不是熱衷于的人。在上次政爭后，羅王都沒有趁此更在政界施展手腳的企圖，反而有爭斗過后的疲憊感。羅在六月初八給王的信上就表明了：「弟現甚不欲多事，向義之心，日益淡薄，行且作自了漢矣！」六月廿九日又有信說：「弟無入都之事。森玉及袁君以柬來，請初二午飲，息侯勸即來都。然甚不愿為此行，因以水災謝之。……日來于世事消極……乙庵尚書以前謂渠家先世無年過七十者，弟家亦然，之期，想必非遠，飾巾待盡，不自今日始矣！」不但不肯乘機入都，更有厭世之意，足徵心緒至劣。

誰知不旋踵，羅竟因陳寶琛之薦，被溥儀任命為懋勤殿行走。命既下，羅豈能辭？乃因此入都，進入政局（見八月一日與王函）。這是命運使然。

而羅在朝中也不快樂，因為政爭依然，政事日非。即使溥儀被逐，避居天津，小圈子里依然斗成一團。他常感到：「小人之為惡，真無所不至。弟至此，真可退，不欲更與聞一事矣」（十四年二月廿八），常想退出政局，專心從事學業：「弟今年六十，各事須結束。現擬專力此事，以前滿腔熱望，至此不得不冰銷，公當笑為鈍根也」（十四年七月廿九）。也就是說他雖早年不無之想，所謂向義之心，滿腔熱望，但在實際參與后卻越來越絕望，也越來越沒興趣了。

這期間，他唯一可以剖釋心事者，只有王國維一人；因他對朝中其他人都是不滿的。十五年陽曆二月有信給王說：「別后維著作日益，至念。外間風潮日惡，不知胡底，此間乃沉沉如熟睡，可嘆也」。三個月后，即向溥儀請假，準備南行散心。估計他正打算離開這烏七八糟的政局，仍如從前一樣，與王國維一齊析疑論學，優游卒歲。

誰知又不旋踵，兩人竟在這時為了女兒喪夫前后家事的處理而大起爭執，王國維隨后又自沉于昆明湖。羅喪失了退而可論學之友，經歷王的喪事又感到頗荷皇恩，一時間自然也更不能離開，遂在那個沉沉如熟睡的朝局中繼續浮沉下去。

據董作賓〈羅雪堂先生傳略〉云：「廿二年，偽滿僭號，先生隨入偽都，拜參議底參議。上疏辭之。溥儀允其請，而留先生于左右，以備。未幾被任為臨時賑務督辦。丁丑，先生以年屆七十有二，請淮辭官。……庚辰五月十四日，先生以積勞成疾、瘁然不起，溥儀聞之震悼，特諡恭敬，并賞銀治喪」，似乎羅氏晚年特膺溥儀知遇，其實恰好相反。

羅對溥儀是有感情的，那是他心目中「故國」的象徵，也是他忠君信念憑托之對象，故徘徊瞻止，不忍遽去。可是對于憑恃力量而建立的偽，正如前文所分析，他從理智上是不可能認同的。「忠君」與「愛國」，平時講起來好像是可以連在一起的，但在道德實踐中，這兩種道德卻是常會起矛盾、相沖突的。他隨入偽都，但任命他做參議卻又請辭，即表現了他這時矛盾的心情。后來終于辭官，大約也仍出于此一心理。何況此時偽滿之政，操于鄭孝胥，羅又與鄭不合，事實上也無事可做。

溥儀對羅卻不如董先生說得那麼有情義。在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第四章中談到羅，口氣甚為不屑，不但說他是書估之子，還說王國維「最初的幾部著作，就以羅振玉的名字付梓問世」。

羅氏書香世家，本非書商；王氏早年著作亦未以羅氏名義梓行，這是現在大家都知道的事，但溥儀為何會有此印象？

早在王國維自沉時，羅振玉曾代作了一通王國維遺摺上奏，希望能邀眷，有益于王的封謚，那時溥儀就已看出來遺摺是假的了。那時明知是假，而仍裝著配合演戲，心中對羅自然不會有太多好感。當年朝中斗爭傾軋既如此厲害，亦必有人以此謠言中傷羅氏，溥儀才會如此相信王果然是羅逼死的、王早年的著作也都被羅冒名了。

造這些謠的人，未必就是鄭孝胥，但鄭對羅的態度必然影響著溥儀。因此縱使溥儀早年可能還不討厭羅，晚年寫自傳時至少是已看不起羅了。

但是溥儀可能一直不能體會鄭孝胥才是把他害慘了的人。羅振玉在南書房行走時并沒有太多機會向溥儀細陳他反對引虎自衛的主張，否則溥儀若早具此識見，末路也不會如此凄黯了。

其實，借日本之力復國，鄭本人又何嘗不知它是錯的呢：？他有詩云：「子房雖助漢，其志專報秦」，但「滅秦復破楚，韓后終難安」。可見請兵東鄰，本非善舉，鄭固知之矣。無奈欲成功名，終鑄大錯，其心與其跡，實與羅不同。

綜合以上所述，首應知道羅振玉是愛國的。早歲致力農學及教育問題，議創民團商團，都本于愛國圖強之心。中年以后，以保存、搶救、傳布文物為職志，也均本于愛國，且在這方面做了曠古所無的貢獻。

其次應注意羅氏在文化學術上與外國人存在著競爭關系，而尤其是和日本學界有著若友實敵的狀態。對中土文物流入日本、中國歷史須由來解釋，他均心存痛心。

再則，我們可發現：羅氏在學術文化上的這種態度也表現在上。對日本之侵侮我國，深表不滿；對某些人意圖假借之力量來護衛自己的利益，亦不予贊同。對日本之逐漸走上窮兵黷武的路子，則斷言其必敗。

以上這些愛國的心情及表現，王國維都與之同調，二是長期為此合作共事的同道。不僅在傳古方面，兩人合作無間；在上兩是并肩奮斗的。在遺老中，他們最親近的，是沉子培乙庵，可是一役，羅王便與乙庵等主張借東鄰以為調停者異趨。失敗之后，鄭孝胥入都，主張溥儀放洋，二君也反對。繼而王國維淡出，進入清華教書；溥儀遭逐，寄居天津；羅亦以日陷于斗爭中為無聊，準備退出。不幸王遽自沉，羅則依違浮泛于溥儀左右，進則與世俗不諧，退又已無老友可以助學，終于流靡無所歸，形成了人生的一頁悲劇。愛國的人，竟陷于引虎自衛，自己所不能認同的境地中，這也可說是時世弄人吧！

我常想：當時王國維若不死，二君縱不能再聯手使溥儀不入日方牢籠，亦當退老林泉，析疑論難如曩昔。這樣的假設，自然無從驗證，但從羅振玉給王國維的函札中，我們不難發現二人在這深沉幽微的心境上實有鍼芥之契，王之猝死，對羅氏心理上打擊之大，實是難以估量的。像他那樣忠君的人，立刻就假造了遺摺，想藉王國維之口去諍勸溥儀，并請溥儀賜謚，這般甘于「欺君」，正顯示了在他心目中王國維更要重于皇帝。陳寅恪解釋王之死是文化讬命，也才能立刻了他的認同。因為寄望于王國維好好做學問，以昌明中國學術為己任，乃是他本來就屢屢向王說過的。

本文不是翻案
，大家說羅振玉是，我就偏說他愛國。而是由愛國的這個角度和線索來看羅振玉，乃至羅王關系。討論他們的觀念與作為，也觀察那個時代像他們那樣的文化人的心境問題。

這是過去談羅振玉所忽略的角度。他不像王國維，學界論王，多在王的心聲隱曲、生命形態上做
；論羅，則基本上是僅述其「跡」而不能探其「心」的。因此談來談去，輒覺不真切、亦不深刻。本文的分析，希望能對
近代者有些幫助。

龔鵬程，1956年生于，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辦有大學、出版社、社、書院等，并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于世界各地，現為世界漢學中心主任、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中心主任。擅詩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