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卯日和甲辰日配嗎

王振忠

豐樂河源出黃山南麓，此后蜿蜒流淌，至歙縣城西與揚之水匯合后注入練江，成為新安江的上源之一。若從公元327年鮑南堨之興筑算起，豐樂河流域的歷史已長達一千七百多年。由于水利設施的發達，此處川原衍沃，促成了村落的發育與繁盛，這使得歙縣西鄉成了皖南低山丘陵地區較早且最為富庶的地區之一，素稱為徽州之“中原”。特別是明代中葉以后，隨著徽商之崛起，豐樂河流域的文化受到了極大
，在地文人與過訪墨客都留下了不少論著。迄至今日，反映該流域的族譜、村志和契約文書等尚有諸多遺存。尤其是在經濟史和藝術史研究領域，此處的影響具有全國性的典型意義。有鑒于此，無論是從歷史地理還是文化史的角度來看，豐樂河流域皆有聚焦特寫之必要。

明清時代，在平疇沃野的歙縣西鄉，新安江上源——豐樂河流淌，流域內村落星羅棋布，著名的徽商家族望衡對宇。此處系江南各地諸多鹽、典之桑梓故里，明清兩代，這里先后分別產生過高居中國財富排行榜之首的巨腹商賈，不僅是徽州最為富庶的地區，在中國經濟史上舉足輕重，而且流域內的各家族古玩鑒蔚然成風，詩賦丹青不絕于史，在明清藝術史、文化史上亦具有重要的地位。明代江南文人中流行的“黃白游”，其主要活動也就集中在此一流域。其中，董其昌與西溪南吳氏等徽商之應酬交往，典型地反映了晚明時期“吳人濫觴”、徽州人推波助瀾的鑒時尚之歷史變遷。

（一）徽州旅途中的巖鎮和西溪南

著名戲劇家湯顯祖有“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的詩句，狀摹的是晚明時期流行在士大夫圈子中的一種時尚，也就是“黃白游”（有時亦作“黃山游”）。簡單說來，該詩說的是世人皆熱衷于前往徽州境內的黃山、白岳（即齊云山）旅行，明的是旅行，實際上很多人是想前往皖南，去見識一下富得流油的徽州，讓那里的官府和富商巨賈款待自己，以便各類的饋贈與資助。有鑒于此，志趣高潔的湯顯祖認為，自己雖然也對徽州牽夢縈，但卻絕不會隨波逐流，跟著那批士大夫前往黃山白岳之間打秋風……

在當時，前往徽州打秋風的固然為數不少，但的確也有一些人對于黃山白岳之美景流連忘返。2022
年12月7日至2022
年3月10日，上海博物館推出“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并先行出版了《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特集》，皇皇冊，蔚為巨觀。其中，就收錄了明人馮夢禎的《行書致勉翁札》：

二月望后，作白岳、黃山二游。黃山游甚艱而奇，千峰如削，層疊如浪。其最勝處曰“海子”，山而海名，一奇；險絕，無琳宮梵宇，托宿草庵，風雨起時恐其飛去，二奇；從來士大夫無游者，仆獨得游，三奇；上山下山，住止俱在霧雨中，獨登陟時，隨上隨開，紫翠畢露，四奇……

圖1，[明]馮夢禎：《行書致勉翁札》，引自《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特集》第一冊，上海書畫出版社，2022
年版，頁172。

馮夢禎此行，由著名徽商潘之恒陪同，先后游覽了白岳和黃山，這在他的《快雪堂日記》卷六十二中有著頗為詳盡的描摹。而由此行書可見，對于黃山、白岳，馮夢禎的確有著真性情。

根據此前學者的研究，黃山原本在中國山岳體系中默默無聞，及至明代中葉以后，隨著徽商之崛起，在“新安詩派”領袖汪道昆和著名徽商潘之恒等人的推動下，黃山被一步步地推上了“海內第一山”的地位。而這一過程，前后歷時不過數十年的時間。

當年，前往黃山的旅途，系由歙縣西鄉之巖鎮往北，經呈坎附近的楊干，然后進山。正因為如此，不少前來徽州的士大夫，一般都要先行落腳于巖鎮一帶，而財大氣粗的好事者潘之恒，也就是歙縣巖鎮人，他曾接待過不少前來“黃山游”的文人士大夫。

圖2，巖

巖鎮今為黃山市徽州區巖，明代則屬于歙縣西鄉，此處屋宇鱗密，市聲喧雜，時人稱之為“萬家之市”。清乾隆時代所編的《新安名勝》一書，曾列舉歙縣境內的名勝古跡，其中就有“巖鎮松濤”一景：

橫橋斜影漾溪流，野徑虬枝響不休。

疊嶂遙臨連碧落，層臺高處出松楸。

春明柳浪遮紅袖，風暖花飛映紫騮。

萬壑千巖稱勝地，村村點染若丹丘。

該景詩注曰：“郡之西鎮，煙火十萬家，古跡形勝，指不勝屈。路當孔道，水合諸源，溪橋深邃，亭榭幽閑，概[蓋]新安第一鎮也。”“新安”是徽州之舊稱（但有時亦特指歙縣），此處的“新安名勝”即專指歙縣一域，其所述年代雖在盛清，但實際上卻反映了“巖鎮松濤”等名勝之逐漸發展、形成的過程。“路當孔道”，是指此處位于徽州一府六縣中最重要的兩個縣——歙縣至休寧的交通要沖，往北則可以前往黃山。個中提及的“村村點染若丹丘”，尤其耐人尋味。“丹丘”一詞典出《楚辭》，原意是指傳說所居之地，在此處則是形容巖鎮附近分布著不少富庶的聚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安名勝》中另有一景曰“豐南別業”：

爭道延陵氏，名園十二樓。

水中峙臺閣，窗外撫松楸。

選勝高蹤過，分題野客留。

春秋時檢點，一步一丹丘。

末句的“一步一丹丘”，與“巖鎮松濤”所吟詠者恰可比照而觀。“豐南”也就是西溪南，位于新安江上游的豐樂河沿岸，亦簡稱溪南，明人汪道昆稱之為“諸吳千室之聚”。“延陵”亦即吳氏之中古郡望，這里指的便是西溪南名族吳氏。該詩注曰：“延陵望族秀杰諸鄉，縹緲園林，綠溪卜筑，鑿池引水，壘石成山，追金谷之遺風，效秦山于仿，樓高十二，竹影千行，洵稱名園也！”詩中的“十二樓”俗稱葫蘆門，傳說園中有狐，故名。十二樓為挾貲百萬的巨富吳天行始建。據《豐南志》記載：“（吳天行）侍御姬百人，半為家樂，遠致奇石無數，取‘先歸十二樓’意，名其園曰‘十二樓’。”吳天行雖然身體羸弱，但其后房麗姝甚眾，當年有“百妾主人”之艷稱。其著名的小妾李宛君，系
秦淮河之名妓。據說，該樓后來成為晚明著名鹽商吳養春之別業，其間有仿倪云林疊獅子山式，由董其昌題字。

圖3，老屋閣：西溪南現存的明代老房子（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二）馮夢禎與西溪南吳氏

西溪南位于現在黃山高鐵北
附近，在明代是極為著名的村落，當年曾接待過不少前來徽州做“黃山游”的文人。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馮夢禎走訪黃山，就曾流連于此：

（三月十一）同登蔭山亭，小坐，周遭大松甚佳，可北望黃山。巖鎮萬家，見三之二……

十二，……又八里，至溪南，主江村家,園中諸吳三四輩迎于門，……汪仲嘉晚至。江村設夜酌，家中相款。吳飛鳴夜至，小酌園中。燕姬李一侑酒。連日亢熱，不能御單衣，得雨良快。雨徹夜，至明不止，寢甚甘。

十三，早尚雨，吳氏諸昆季來拜。日宣，字季常，府庠生；孝廉二，士誨、應鴻； 中翰二，養春、養都；廷羽，字左干，舊識。致丁南羽書。養都，余為司業時門生。江 村見其子芬。冒雨訪汪仲嘉，下午冒雨歸。溪流急而濁，夜雨徹明。

十四，雨，竟日不止。登樓望水，看趙松雪《千文》二卷，又唐人《火龍烹茶圖》、僧惠崇《山水小景》潤卿中。夜律詩二首。夜雨。

十六，早，雨止，尚寒。吳思古、吳元滿、吳元鳳來，江村設燕相款，覓戲子不得，以二伎代。汪仲嘉、象先、諸吳慎卿、蹇叔、民望、左干、季常、鄭翰卿在坐……

十七同……赴汪仲嘉之席，遂往象先中，其居新創，位置甚佳，出舊帖數種相示……

馮夢禎為浙江秀水人，此行系由杭州經陸路進入徽州。在他眼中，徽州“溪清山秀，是宜文物興焉，不但財賦之饒也”。當時，馮氏風塵仆仆，先到府城，繼至巖鎮。從上述的描述可見，巖鎮正當其人前往黃山之要沖。

在上揭《快雪堂日記》中出場的許多人，在晚明歷史上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譬如，汪仲嘉即汪道昆之從弟汪道會，而汪象先則是汪道昆之子。此外，文中提及的“諸吳三四輩”，皆為西溪南人。當年的文壇盟主王世貞曾指出：“歙俗貴姓，而吳最甲；吳譜以十數，溪南最甲。”他所說的“溪南”，亦即西溪南。在西溪南吳氏家族中，吳士奇著有《征信錄》，書中曾仿《史記•貨殖列傳》，概述了明代歙縣之富商大賈：

嘉、隆以來，淮海以南富于財者，賈則山西高氏、宋氏、韓氏，歙縣吳氏、汪氏。

吳士奇出身商賈世家，后中萬歷壬辰（1592年）進士，遂步入宦途，官至太常卿。他以在鄉官紳的身份，參與萬歷、天啟歙縣方志之編纂。《征信錄》中提及紀徽商西賈中的巨擘，其中的“吳氏”就是指西溪南吳氏。他們以賈代耕，起家肥盈，擁有的資產規模高達數百萬兩白銀，位居明代財富排行榜的最頂端。

在《征信錄》中，吳士奇還指出：“近國有大役，宗人有持三十萬緡佐工者，一日而五中書之爵下。”揆諸史籍，“五中書”一作“六中書”。當時，西溪南吳氏累世業鹽于淮揚，囊豐篋盈。萬歷年間，明朝決定派兵援朝，共同抗擊日本豐臣秀吉之侵略。當時，西溪南吳氏上疏，表示愿意捐輸白銀三十萬兩。為此，明廷詔賜其家，授予吳時俸、吳養京、吳養都、吳繼志、吳養春和吳希元六人為中書舍人。前揭《快雪堂日記》中出現的吳養都和吳養春，便是其時的六中書之二。文中稱為“中翰”，即內閣中書之別稱。因馮夢禎曾為國子監祭酒（俗稱司業），而吳養都是監生出身，故此處稱為其門生。至于吳養春，后于萬歷末年因析產分得黃山山場二千四百畝和淮揚、天津、杭州等處鹽務，是遠近聞名的大朝奉。其胞弟吳養澤因不甘心山場為其獨占，與之對簿公堂，但并未有結果。不久，吳養澤去世，其門仆吳榮侵吞家產，霸占小妾。吳養春將之告至縣衙，要求將吳榮置之重典。天啟六年（1626年），權閹魏忠賢當政，與養春有殺父之仇的族人吳孔嘉投靠魏忠賢，伺機報復。時值養澤家仆吳榮叛主，魏閹藉機興訟，將吳養春等人刑拘追贓，最后竟致后者死于獄中。這場驚天之變為禍甚廣，甚至延及淮揚、天津等地的徽商、縉紳，以致激起民變——此即晚明歷史上著名的“黃山大獄”。吳養春曾捐資興建崇文書院，培養桑梓士子。其人嗜書好學，喜書、刻書，家有著名的泊如刻坊，所刊刻者多著名版本，迄今所知如《泊如重修考古圖》十卷，原圖為李公麟繪，由丁云鵬、吳左干、汪耕等摹圖，為徽派版畫之代表作。

除了吳養都、吳養春兄弟之外，日記中出現的吳廷羽，顯然與馮夢禎也早就相識。此人字左干，是晚明著名畫家、制墨家，其制墨水平據說與墨商名家方于魯并駕齊驅，曾參與明代三大墨譜——《方氏墨譜》《程氏墨苑》和《墨海》之編纂，是諸書的主要繪圖人之一。吳廷羽從小師從丁云鵬學畫，“又自出，作山水花鳥，氣韻生動”。吳士奇曾作《豐南溪山記》，即由吳廷羽為之繪圖。

丁云鵬，亦即《快雪堂日記》中多次提及的“丁南羽”。此次上海博物館特展中就有丁云鵬之《云山圖軸》，畫面上流水浮云嵐光隱約，并有丁氏自題一段，敘述創作此圖系源自自己激賞的董其昌之《擬小米云山圖》。丁氏當時是有感而作，他希望此圖能媲美董作，并在日后能得到董其昌的評價。而在該段文字左側，就是董其昌于同年九月的題跋：“米氏父子畫自董藝出，南羽殆窮其淵源者，煙云縹緲，片片欲飛，顧謬稱何耶？因觀仲榦所，題此以志余愧。”字里行間，既贊賞了丁氏的畫作，又表達出謙遜之意。

圖4，[明]丁云鵬：《云山圖軸》

此外，《快雪堂日記》中提到的“諸吳”，還有著名學者吳元滿。此人生來就是獨眼龍，但家世豪富，在西溪南村中筑一小樓，書數千卷，潛心著述，是晚明著名的文字學者。其人精通書法，擅長篆刻，尤喜研習“六書”，編有《集古印選》。同時，他還是“徽派竹雕”的代表人物。其人的一些著作，也多由丁云鵬繪圖。

當時，無論是馮夢禎還是董其昌，都與歙縣西溪南吳氏有著密切的關系。沈德在《萬歷野獲編》卷二十六中提到馮夢禎，說他家《江干雪意圖卷》（即《雪霽圖》）。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董其昌將其定為王維真跡并題寫了五百余字長跋。馮夢禎死后，其長子伙同作偽者朱肖海臨摹了一幅，在前面了文征明隸書引首，并了董其昌、馮夢禎、朱之蕃三跋于后，以八百兩白銀賣給徽州富商吳新宇。

吳新宇即吳希元（1551—1606），此人為吳養春之連襟，與吳養春等五人一起被萬歷封為中書舍人。曾在揚州經商，家世富饒。史載吳希元喜蓄圖籍、古器，“鼎彝在棟，圖書在屋”，收頗豐。吳養春收的唐朝閻立本《步輦圖》，吳廷收的珍品王獻之《鴨頭丸帖》和顏真卿《祭侄稿》等，后來皆落入吳希元之手。

圖5，董其昌贈新宇（吳希元）山水圖扇頁

當然，在收過程中，吳希元等交過不少學費。例如，前述的《雪霽圖》即是一例。對此，同時代的博物學家、嘉興人李日華曾記述：“里中有朱肖海者，名殿，少從王羽士雅賓游，因得盤桓書畫間。蓋雅賓出文衡山先生門，于鑒古頗具眼，每得斷縑壞楮應移易補款者，輒令朱生為之。朱必閉室寂坐，揣摩成而后下筆，真令人有優孟之眩。頃遂自作贗物售人，歙賈之浮慕者，尤受其欺。”據說朱肖海技藝高超，連號稱“法眼”的董其昌，也時常被其所惑。文中的“浮慕”為仰慕之義，含有盲目崇拜的意思，這里提到的“歙賈之浮慕者”，指的應當就是吳希元等人。

（三）董其昌與西溪南吳氏

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馮夢禎的徽州之行，在西溪南接待他的是“江村”，亦即著名的收家吳廷。
吳廷，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著名藝術史家汪世清曾有《董其昌的交游》和《董其昌和余清》二文已多所涉及。而今，隨著“徽學”研究的進展，特別是更多文獻之發掘，相關研究可望進一步拓展和深入。

吳廷又名吳國廷，字用卿，號江村，余清主，收歷代法書名畫甚多。此人與潘之恒一樣，也是徽商中的好事者，曾接待過不少前來“黃山游”的文人士大夫。
這一點，《豐南志》卷三有吳廷傳：

吳國廷，一名廷，字用卿，豐南人。博古善書，晉、唐名跡甚富。董其昌、陳繼儒來游，嘗主其家。嘗以米南宮真跡與其昌，其昌作跋，所謂吳太學書畫船為之減色。然尚有右軍《官奴帖》真本者也。刻《余清帖》，楊明時為雙鉤上石，至今人珍襲之，謂不減于《快雪》、《郁岡》諸類帖。……皆刻于萬歷中。清大內所書畫，其尤佳者，半為廷舊，有其印識。

圖6，歙縣西干山“新安碑園”——《余清帖》《清鑒堂帖》之現

圖7，余清石刻目錄，見吳吉祜《古衣小記》抄本，私人收

《余清帖》自明萬歷二十四年至四十二年（1596—1614年），歷經鐫刻而成。原石存于西溪南村，后輾轉為巖鮑氏所。因長期不見原刻本，亦未見《歙事閑譚》《歙縣金石目》等的記載，以至于人們誤以為《余清帖》“皆為木刻，后毀于火”。直到1949年后鮑氏將原刻石獻出，世人才恍然大悟。《余清帖》現在收于歙縣西干山太白樓之“新安碑園”，尚存石刻三十六方，絕大部分仍較為完好。

《余清帖》為吳廷傾其所之晉、隋、唐、宋歷代書法墨跡，匯刻了王羲之、王獻之、、王珣、智永、虞世南、孫過庭、顏真卿、蘇軾和米芾等諸多名家名跡，并延請董其昌、陳繼儒評鑒，歙人楊明時以鐵筆雙鉤勒石。此帖一經刻本，即受到時人的大力推崇。例如，沈德就曾指出：“今日新安大賈江村名廷，刻《余清帖》，人極稱之。用其友楊不棄手筆，稍得古人遺意。”（《萬歷野獲編》卷二十六）楊不棄即楊明時，此人為歙縣邑城人，別號未孩子，其人“聰明妙悟，而于詩、于書、于畫，事事摩古，不肯少落時調，不無矜局，然至其合處，則亦今人所無。上路楊氏故富家，而如仲寬諸君，并多好事收，不棄晚出，猶及寓目，則已當其散佚之余矣，濡染賞鑒，為吳景伯、用卿兄弟所知，拉入都門。吳兄弟亦負博雅名，不棄雖孤狷，獨與交深，物物為其鑒定，一時名噪都下。尋歿于其寓中，吳氏歸櫬而恤其家”。上海博物館收有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楊明時所作的《滋蘭樹蕙圖軸》，由該圖題跋可知，當時楊明時客于吳廷余清中，而董其昌和陳繼儒也多次前來，為吳廷鑒定《余清法帖》所收歷代名人墨跡并作題跋。

圖8，[明]楊明時：《滋蘭樹蕙圖軸》

在吳廷《余清帖》的六十五篇評跋中，董其昌就作有十一篇。例如，現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的王羲之《行穰帖卷》，其上有董氏的四個題跋。其中作于萬歷甲辰（1604年）的三題曰：“宣和時收右軍真跡百四十有三，《行穰帖》其一也。”再過五年，他又有第四個題跋：“此卷在處，當有吉祥云覆之，但肉眼不見耳。己酉六月廿有六日再題，同觀者陳繼儒、吳廷，董其昌書。”“己酉”即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另外，《霜寒帖》后也有董其昌之跋：“吳用卿得此卷，余乍展三四行，即定為唐人臨右軍。既閱竟，中間于‘淵’字皆有缺筆，蓋高祖諱‘淵’，故虞、禇諸公不敢觸耳。小字難于寬展而有余，又以蕭散古淡為貴，顧世人知者絕少，能于此卷細參，當知吾言不謬也。戊戌至日董其昌書。”“戊戌”即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

圖9，王羲之《行穰帖卷》上的董其昌跋文

吳廷，現代著名詩人、歷史學家許承堯有《題余清主人像》詩：“石渠寶笈斑斑在，名印縱橫發古馨，神年書畫舫，曾經饞煞董華亭。”在《歙事閑譚》中，許氏還指出：“吾歙豐溪吳用卿太學廷，所書畫，入清后半歸內府，著錄于《石渠寶笈》甚多。其中最著者，貯養心殿上等天字一號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素版本，行書計二十四字。”《快雪時晴帖》自唐以后流傳有序，與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為乾隆皇帝所得，貯養心殿內，名其室為三希堂。

吳廷，迄今為止研究最為深入者為汪世清先生，他在《董其昌和余清》一文中指出，吳廷并非起家鹽業，而是以經營書畫業得以收書畫名跡，他與董其昌的交往始于萬歷（1590年）。

圖10，《歙縣金石目》中有關《余清帖》的記載（西溪南文書未刊稿本，私人收）

圖11，現存的《余清帖》

（四）果園和《清鑒堂帖》

明清時代，江南文人與徽州富商縉紳有著極為頻繁的過從。對此，許承堯在《歙事閑譚》卷十二中提及：

祝枝山游歙，主西山汪氏彌月，為書《黃庭》。沈石田游歙，主臨河程氏，為畫一虎；又主潭渡黃氏，亦留畫而去。董玄宰、陳眉公先后至歙，俱主溪南吳用卿余清。……又主莘墟吳周生清鑒堂。周生名楨。兩家帖皆董、陳為選跋上石。今清鑒堂原石在溪南吳氏，余清帖原石為鮑蔚文所得。吾歙摹刻叢帖，以此兩家為最著。

西山位于西溪南和莘墟以北，而臨河和潭渡則分別位于西溪南東南和東北，此數個村落皆位于歙縣西鄉的豐樂河流域，當年都是徽商巨賈的桑梓故里。祝允明也曾到過西溪南，作有《溪南八景詩》，其中之一為《祖祠喬木》：“煌煌清奠崇岡，靈樹擎天拔地強。報功惟社稷，云孫追遠許烝嘗。千尋古色武侯柏，十畝清陰召伯棠。今日孫枝正蕃秀，愿移材干獻明堂。”該詩尋流溯源，狀摹了西溪南吳氏之世族昭著子孫蕃昌。

圖12，《豐溪八景圖·祖祠喬木》

迄今，在西溪南一帶還留有董其昌等人的一些遺跡，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現在尚未受到當地重視的“果園”一景。對此，清人黃鉞在《與巴子（字慰祖）游豐樂溪吳氏園亭》中寫道：

豐溪富亭榭，有園名曰果。主人入門右，延客導之左。不辨桃李蹊，一例翠鬟亸。是時雨漲池，周堂深可舸。湖橋三尺寬，野竹亂飛笴。假山故招人，誰使跛御跛。有明吳周生（楨），此間富長者。奔走董其昌（與陳繼儒），小像為合寫。董時年八十，陳少三年也。周生微有須，四十年上下。小幅閑自題，蘇黃漫挦扯。……傳聞董少時，教授此村舍。名園十二樓，尚有畫一堵。已為俗手更，不蔽風雨灑。同時有二吳，（羽字左干，隆字仲道，皆家于此。）筆墨亦閑雅。合圖回廊中，蓋亦存者寡。剩有香光題，題屋瓦。即今墨尚鮮，想見筆初把。我來拂陳跡，水草幾沒踝【髁】。蹣跚到山亭，茶話可聊且。指點舊池臺，茲游難遽舍。高閣面清漪，溪山好無數……

圖13，西溪南果園舊跡，王振忠攝

數百年前的暮宴朝歡引觴醉月，而今早已繁華歇而滄桑易，殘存的迷人蹊徑假山喬木，令人不勝慨嘆欲語還休……

揆諸文獻，果園相傳是由唐伯虎、祝枝山所規劃，園內有徽商吳天行之妾瑣瑣娘墓。上揭詩題中的“巴子字慰祖”，即歙縣漁梁人巴慰祖，為清代著名的鹽商、篆刻家。當年進入果園時，仍然可見不少香光（董其昌）之題詞。詩中提到的吳周生（吳楨），是西溪南北面莘墟的著名收家。
此人，《豐南志》卷三有其小傳：

字周生，莘墟人。孝友樂善，昵古讀書，收法書名畫。與董其昌、陳繼儒為友，刻《清鑒堂帖》，皆經二人鑒定評跋，其目較《余清（帖）》為多，……其昌作《墨軒說》寄楨，歷敘所見古人名跡，跋者甚眾。楨亦以書名，石今豐南吳氏。

圖14，清鑒堂石刻目錄，吳吉祜《古衣小記》抄本

圖15，《歙縣金石目》中對《清鑒堂帖》的記載

《豐南志》還提及，董其昌寓居莘墟吳禎家最久，為作《墨軒說》，歷敘所見古人名跡，后有陳繼儒、吳士奇諸人跋。“半謂思翁隱以衣缽付周生，蓋周生亦以書名也”。吳楨與吳廷同時而略遲，于崇禎年間刻有《清鑒堂帖》。與吳廷相似，他也與董其昌、陳繼儒交好，過從甚密，所刻皆經二人的鑒定評跋。

（五）江南鑒賞時尚中的“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

圖16，[清]張琦、項謨：《尚友圖軸》，上海圖書館。（三排左為董其昌，右為陳繼儒，一排右為李日華）

從前揭的《豐南志》可以看出，歙縣西鄉的吳廷、吳禎等人曾接待過董其昌、陳繼儒等江南文人，而后者皆是江南一帶最負盛名的鑒家。對此，沈德在《萬歷野獲編》中指出：

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亦法眼歸之，篋笥之，為時所艷。……比來則徽人為政，以臨邛程、卓之貲，高談宣和博古圖書畫譜。鐘家兄弟之偽書，米海岳假帖，澠水燕談之唐琴，往往珍為異寶。吳門、新都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黃龍，如板橋三娘子之變驢，又如宜君縣夷民改換人面目。其稱貴公子大富人者，日飲，而甘之若飴矣。

吳廷便是沈德筆下的“好事家”。對此，現代著名畫家黃賓虹在《漸江事跡佚聞》之五“畫跡附目”中也說：

……玄宰與陳仲醇先后來黃山，于是相與交游之侶，如歙吳用卿廷、吳周生禎，皆出古法書、名畫共相摩挲。宣、歙舊族，收宋元明畫既精且富，而購置元四家之畫，價增倍蓰。王弇州《觚不觚錄》云：“三十年來元畫價昂，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正謂此也。歙之豐溪吳氏搜羅倪畫，當時最盛。

徽州地處萬山之中，但西溪南所在的歙縣西鄉，則是平疇沃野的山間盆地。此處鹽、典輩出，是徽州最為富庶的地區。清代乾隆時期佚名所著的《歙西竹枝詞》曾曰：“錢多無物足珍貴，不惜千金購鼎彝。漢玉哥瓷投所好，逢人夸說得便宜。”在歙縣西鄉的豐樂河流域，自明迄清，先后出現了《余清帖》《清鑒堂帖》、唐模鏡亭刻石以及歙縣棠樾鹽商鮑氏之《安素軒帖》等，這些碑帖之出現，都與明清兩代首屈一指的徽商巨子密切相關，反映了數百年間徽商在金石古玩鑒上的深厚積淀。

清代前期的吳其貞，在其鑒名著《書畫記》中指出：

余至溪南借觀吳氏玩物，十有二日，應接不暇，如走馬看花，抑何多也！據（汪）三益曰：吳氏物十散其六矣。憶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縣，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爭而收入。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尋而歸，因此所得甚多。其風始開于汪司馬兄弟，行于溪南吳氏，叢睦坊汪氏繼之，余鄉商山吳氏、休邑朱氏、居安黃氏、榆村程氏，所得皆為海內名器，至今日漸次散去。計其得失不滿百年，可見物有聚散，理所必然。

這段文字是說——明代中葉以來，富商大賈鑒之風盛行，其中的“汪司馬兄弟”，也就是汪道昆、汪道貫兄弟。而“溪南吳氏”，亦即西溪南吳氏。
后者，在萬歷《歙志》中亦有記載：“吳守淮字虎臣，溪南人，負絕異之資，父故饒，雖少，猶分鉅萬，即挾資豪游江淮吳越間，斥買重器，珍法書名畫，橐垂罄矣。……又斥買經子史集千余卷以歸，橐若洗矣。……尋知交于太函二仲以及豐干諸子，結有社矣。先所斥買者，業已散盡。……尋從廣陵還里，……竟以窮死。常自言曰：摩娑彝鼎，親見商周，咳唾珠璣，代宣綸綍，沉酣杯勺，夢入洪濛，雖有南面王，樂不以易此!”對此，汪世清先生也曾指出：“吾歙收書畫之風始于汪道昆，而實際上以收名家的是吳虎臣守淮，但因未留書目，收情況已不得而知。繼起者三家是吳新宇希元、吳康虞濬及其子士諤字蹇叔和吳江村廷（即余清主人），在西溪南多收家中是最富收的，可惜也都沒有留下書目，現在所知只是零星點滴了。”（見姚邦藻等主編《汪世清談徽州文化》，當代中國出版社，頁2004年版，頁150）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后期，我在徽州收集到西溪南最后一位族長吳吉祜（《豐南志》的編纂者）整理、收的一批文獻，其中就見有《吳虎臣詩集》的抄本。

圖17，《吳虎臣詩集》抄本，私人收

從前引《書畫記》后所注的“己卯四月十四日”來看，當時已到了崇禎十二年（1639年），距離西溪南吳氏全盛時期已過了一段時間，“吳氏物十散其六矣”。其中，吳廷之收因其檔次高，而有不少為大內所收。據目前所知，現故宮博物院和故宮博物院所收的“三希”帖——《快雪時晴帖》《中秋帖》《伯遠帖》和顏真卿《祭侄季明文稿》、米芾《蜀素帖》等，皆曾為吳廷之舊。

汪世清先生曾指出：“豐南吳氏豐富的書畫收，特別是余清殷實的法書寶庫，在董其昌成進士以后的藝術生涯中，長期而集中地向他提供珍貴的資料，使他不斷地拓開藝術眼界，擴大臨摹領域，豐富鉆研內容，提高創作意境，從而必然會對他的藝術實踐和思想的發展產生積極的作用。”此一論述，畫龍點睛地概述了徽商豐富的收對于江南文人藝術創作之影響。而在另一方面，董其昌等江南文人與徽商的交往，亦極大地提高了徽州人的鑒水準。這主要表現在——明代中葉以來，徽商在江南各地大規模地收集古玩、文物，曾引起整個鑒賞時尚的變遷。至遲到紀，在東南的文化市場上，新安商人儼然成了操執牛耳的盟主——“徽人為政，以臨邛程卓之資，高談宣和博古圖譜”。當時，由于徽州人席豐履厚，獨具慧眼，賞鑒精到，以至于整個的審美旨趣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王世貞就曾說過，迄至明代中葉，在鑒時尚的嬗變中，“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而董其昌與吳廷等徽商的交往，正是吳人濫觴、徽州人推波助瀾的一個典型例子，這一點，對于晚明的文化風尚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責任編輯：于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