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年丙辰月戊寅日命斷

杜樹海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人類學博士。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提名獎者，重點
中青年。

摘要: 本文主要利用廣西靖西縣幾個村莊的墓碑、石刻資料,揭示清代邊疆地區階層的變動與文化面貌的轉變。清初，歸順州（今廣西靖西縣）實行“改土歸流”，帝國統一的文教制度——科舉制度——隨之推行，基層權勢階層逐漸實現由土司頭目向功名人士的遞嬗。新興功名人士階層不僅參與興建等公共事務，還在家族內部創造出書寫祖先譜系的新傳統；發展壯大后的他們進而還重構了地方歷史。地方的階層變動與文化建構促進了傳統中國的邊疆建構與整合。

關鍵詞：邊疆地區 功名人士 祖先譜系 地方歷史 整合

一、概念定義與研究背景

階層(class)的定義可謂種類繁多，總結性的概括可參考英國學者克朗普頓的三層意義說。本文視階層為一種、經濟地位，是具有相似文化能力與品位，同時具有內部
絡的群體。“階層變動”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本文中是指中原有的階層瓦解潰散，新的階層生長成型。本文用此概念來概括清初南方邊疆地區在“改土歸流”運動后，基層權勢階層由土司頭目向功名人士的遞嬗以及功名人士群體的成長壯大過程。本文不打算使用習見的“士紳”一詞，一方面是因為士紳概念本身具有爭議，例如著名學者何炳棣認為生員并不應當算入士紳，而另外一位學者張仲禮則將他們處理為低層士紳；另一方面是因為本文的研究區域是邊疆少數地區，而以往士紳研究通常集中于江南等歷史上經濟較為富庶、較為中心的地區，這個概念可能因刻板印象而帶來誤導。因此，本文直接用“功名人士”一詞來指代那些在科舉考試中各種功名的人群，這個標準是確定的，不具有主觀性。

研究“改土歸流”后邊疆的發展與變動，這在學術界不是新題目。到目前為止，針對不同區域和的研究成果均有涌現，但這些成果集中于對、經濟、文化、風俗等方面進行歸納和論述，能具體落實到階層變動及其引發的文化面貌轉變上的成果還比較少，因此，溫春來針對貴州西北部地區改土歸流后地方權力結構演變與文化變遷的研究具有一定開創性。究其原因，乃是緣于邊疆地區的文教在晚近才得以發展，留下的相關歷史資料極為稀少。在這種情況下，想要進一步研究小地理尺度里鄉野基層階層的變動則更屬不易，因為這需要前后連續的、可供對歷史資料。在歐洲一般可利用地方教堂檔案進行細部的歷史、、人口等問題研究，在中國則需借助譜系完整、內容詳實的墓碑、家譜等家族資料。本文即主要利用廣西靖西縣數個村莊中幾十塊時間延續近三百年的家族墓碑以及石刻材料等進行研究，以達到較為細致、系統地一窺基層實態的目的。在此基礎上，本文還將著重考察這種階層變動對地域文化的重大影響。

廣西靖西縣位于中國南部的中越邊境區域，當地壯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99%以上，是最為典型的壯族聚居縣。靖西縣在明清時期屬歸順州，據明嘉靖《廣西通志》記載，歸順州是在弘治九年(1496年)“由峒升州”，由岑姓酋領建立土司進行。史籍中
此地在明弘治以前的記載甚少。

雍正八年(1730年)，歸順土司因參與“”案件而被革職查辦，歸順土州因此改土歸流。當然，歸順州改土歸流不過是清初鄂爾泰整治西土運動中細小的一環。雍正四年(1726年)，頗具雄才偉略的鄂爾泰就任云貴總督，兩年后又兼轄廣西，他在西南地區推行了聲勢浩大且影響深遠的改土歸流運動，即廢除少數首領世襲治理權，建立內地的府、州、縣制，改由委派具有一定任期的流官進行治理。

歸順州改土歸流后文教措施次第展開。
學校性質的文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落成，位于州治之東，成之時所立的《創建文碑記》詳細記載了文的形制：“先崇祠、大成殿，次兩廡、大成門，名宦鄉賢翼輔左右，又次泮池、欞星門及禮門、義路，循序并建，復于宮右構明倫堂、學署、講，規模備具矣。”另據《大清會典則例》的記載，歸順州的學額為，“(乾隆三年)又覆準廣西泗城、鎮安二府學均設廩增各四名，歸順州學設廩增各二名”；“(乾隆五年)又覆準廣西泗城、鎮安二府及歸順州學新設廩生，竢十年后府學三年一貢，州學四年一貢”，即歸順州學廩生、增生各兩名，乾隆十五年以后每四年選一貢生。

官建民辦性質的學校道南書院則創建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道光年間書院開始由山長，以書院名義設立的膏火田在嘉慶初年共有18畝，歲收米2000斤，之后遞年又有官民樂捐，田產不斷增加。

心懷變“僻壤遐陬”為“聲名文物之邦”理想的外來也注意培植當地文風，例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擔任歸順州知州的黃叔顯便“勤學愛士，暇日以文課諸生，手自點定，循循善誘，如老儒塾師”。同時擔任歸順州學正的王星燭也“日與諸生賞奇析疑，孜孜不倦”。

盡管有學校的建立、經費的支持以及的培植，事實上，有清一代歸順州的文教事業發展仍相對落后，這也是由它自身所處的邊緣位置決定的。從光緒《歸順州直隸州志》的“表”可以看出，取得高過生員功名的多是一些貢生。當地人取得的功名只有舉人，自改流以迄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歸順州生十位舉人，其中有兩位是乾隆初年外省入籍考試的，還有恩賜舉人、武舉各一位。這說明當地產生的絕大多數都是低階功名人士，他們的影響主要在本地。

在布迪厄(Bourdieu，1996)看來，教育是階層不同“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資本、號資本等)轉化以及傳遞的重要場域，跟階層的再生產息息相關。本文的研究表明，科舉教育在當地促成了一個新階層的誕生，那麼，在當地中土司時代的權勢階層與科舉教育的新階層是如何遞嬗的？這種遞嬗以及新階層的發展壯大對地域文化產生了什麼影響，對當地又具有何種意義？這是本文將要回答的問題。

二、從頭目階層到功名人士：祖先譜系的編撰

改土歸流前歸順州的階層結構與權力結構如何？我們大概可以通過改流之后最初一段時間的情形進行回溯觀察。改土歸流后，遠道而來又言語不通的王朝流官顯然需要依靠與借重土司時代的階層結構與權力架構。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1767-1770年)，著名學者趙翼曾任知府于歸順州所屬的鎮安府，其筆記中寫到：

(地方)各有頭目，其次有甲目，如內地保長之類，小民視之已如官府。有事先述甲目，皆跪而質訊，甲目不能決，始控頭目，頭目再不能決，始控于官，則已為健訟者矣。余初作守方，欲以聽斷自見，及至則無所事。前后在任幾兩年，僅兩坐訟堂。

趙翼擔任鎮安府知府期間曾經隨征，故實際坐鎮鎮安府的時間“幾兩年”，而在這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里僅兩坐訟堂，其原因就在于基層原本有個“頭目—甲目”權勢階層的存在。與頭目(甲目)階層相對的則是土民階層，土民之間的糾紛先控訴于甲目，甲目不能決再訴至頭目，最后步驟才是控訴于官。當然，“訴于官”已是非常罕見的現象。不僅是前引資料反映的“”權力關系，從土地占有、勞役攤派以及風俗習慣等方面也可以印證這種階層差別。

靖西縣舊州街是歸順土州時期的州治，其東偏北兩公里處有個叫上安馬的村屯。這個屯幾乎全為許姓，從許姓的墓碑上剛好能看出一個頭目家族在清朝初年即改土歸流前后的經歷——改流前父子兩代均擔任土司頭目，改流之初仍受流官重用，繼續發揮影響，但是到了乾隆時期整個家族卻走向平庸。許姓墓碑碑文如下：

(1)清故顯考許公、妣黃氏老大、安人之墓

考□□號承福，生癸酉年，享陽七十四，緣因夷攻破，繩武僭充，為地方苦楚，蒙給受祿、廣小頭目二分，又喃總皈令，復上峒頭目，實任沾連世。不幸丙戌年十月申日辭世。

(略)

(2)歸順州頭目許公老大人之墓

祖名玘黃，字泰積，系曾祖承福之次子，高祖許寧之孫也，素性溫良，持家勤儉，蒙土官給賜甲祿，為順城同民之目也。

擇得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未時□碑，大吉兆也。孝男肇遠，孫男士榮、媳黃氏，曾孫□

艮山坤向之原

(3)皇清待贈顯考諱肇云許公、妣許門鐘氏梅老大、安人之墓

考諱肇云，系祖泰瑾之子，曾祖承福之孫也，賦性靈敏，持身和平，事君以忠，有信。蒙土官念及喬門，委授元老，佐理州政。民心胥服，于雍正八年世土參革，流官蒞政，矢心效力，不避險阻，委東路總目，上勤理事，下無累民，因年邁七旬，告組歸田。齒德流芳，永享福祿也。原命生丙寅年壬辰月壬辰日丙午時，享陽八十一歲，忌于丙戌年辛卯月丁卯日癸卯時正寢。

(略)

(4)皇清壽化顯考許君、妣鄧氏老大、安人之墓

考諱士奇，系祖肇云之子，曾祖泰瑾之孫，高祖承福之玄孫也。賦性靈敏，持身勤儉，蒙州主考驗忠誠，征收國餉。知進知退，稟稱歸農，任意清閑也。原命生于癸卯年壬戌月甲辰日甲戌時，享陽七十四歲，大限于丙辰年己未月癸未日己卯時正寢。

(略)

以上共四則碑文，計四代人。碑文(1)文句頗難理解，但大意仍可判斷。此墓主為四代人中的第一代，名玘□，號承福，據推算當生于崇禎六年(癸酉年，1633年)，死于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年，1706年)。明末清初王朝的割據高平莫氏曾入侵歸順州，并扶持傀儡土官唐繩武地方，故據碑文，承福經歷了高平莫氏入侵及唐繩武僭充的時期，并被給授小頭目；碑文“喃總皈令，復上峒頭目”中的“喃總”似指
的，整句話意義不甚明確，只知承福又擔任了上峒的頭目。

墓碑(2)的主人為第二代，即承福的次子玘黃。玘黃，字泰積，生卒日期不詳，葬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據此，其人生活年代大致在康乾之間。據碑文載，玘黃“素性溫良，持家勤儉”，土官給賜甲祿，為歸順州頭目，這是改土歸流前的情形。

墓碑(3)的主人名肇云，生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年，1686年)，死于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年，1766年)，是承福之子泰瑾的兒子，可惜筆者沒有找到泰瑾墓碑。肇云生當變革之世，碑文載其“賦性靈敏，持身和平，事君以忠，有信”，在末代土官時期，因其“喬門世家”，而委授元老，佐理州政。改流后仍受到流官的倚重，被委東路總目，其也“上勤理事，下無累民”。

在上安馬屯旁一山邊有一摩崖石刻，上書“修路橋碑 信士頭目許紹云誠心捐資修整 己亥年正月二十二日卯時架記 乾來水巽向”，即在康熙五(己亥年，1719年)作為頭目的許肇云曾修整路橋。據當地人講，在未修好舊州至縣城二級路之前，經上安馬的這條路一直是舊州連通縣城的大道，由此亦可一窺頭目在村落、區域事務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墓碑(4)的主人為，名士奇，是肇云的第三子。士奇出生于雍正元年(癸卯年，1723年)，死于嘉慶元年(丙辰年，1796年)，其生活年代已主要在改流之后。士過流官州主考驗，被征收國餉，可見這個頭目家族仍是流官依靠的對象。介紹士奇生平的碑文還言“知進知退，稟稱歸農，任意清閑”，似乎暗示著某種轉變。在許氏中，士奇一輩以下的墓碑上，再無有關墓主生平事跡的記載，而且形制和石材都無以上四代人那麼壯觀與精良。可以推測，這些墓的主人應該已經歸于平庸。從其他姓氏的情況來看，到乾隆后期也沒有了這種墓主被稱為“頭目”的墳墓。這顯示出頭目這一階層的沒落與蛻變，原有的“頭目—甲目”階層結構與權力架構似已崩解。

改土歸流后，另一個階層成長起來，即通過王朝科舉考試而取得一定經濟地位，同時又形成了某種文化品位的功名人士。那麼，這個群體最初是以什麼樣的形象出現的？他們有什麼樣的行動與實踐，給當地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呢？首先，讓我們
乾隆時期一位貢生的形象與活動。

在靖西縣城西郊一座石山的山腰處有一巖洞，當地人稱之為太極洞，由于里面供著，又稱。有摩崖石刻：“太極洞，乾隆甲子洞主彭紹英立，同治甲子曾孫舒重鐫。”這位洞主彭紹英便是歸順州歷史上的第二位貢生，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歲貢，而他修整這個洞并立下洞名則是在乾隆九年(甲子年，1744年)。據光緒《歸順直隸州志》載，

(彭紹英)為人溫文博雅，旁通醫卜。城西有巖洞，邱壑玲瓏，顏之曰太極，嘗讀易其中。生平好行善事，恤患救貧。往鎮郡療太守病，早行遇虎，輿中作詩驅之，虎遁去。

由引文可知，彭紹英曾經在太極洞里讀，會治病救人，更神奇的是他能作詩把老虎趕跑。雖然有“溫文博雅，旁通醫卜”等詞匯的遮掩，但我們仍能感受到這位早期貢生兼具的巫、道、醫等身份。善施的地方儀式專家轉變為掌握科舉知識的功名人士，開始憑借著王朝授予的功名品級身份和地位。同治三年(甲子年，1864年)，彭紹英曾孫彭舒重鐫“太極洞”三字，還將一尊放進山洞，據光緒《歸順直隸州志》載：“乞簽禱方，甚顯靈應。

不管怎樣，彭在當時儼然已經成為一些公共事務的主導者，并與和地方領袖建立交往與
。乾隆三十年(1765年)，彭紹英等人興建縣城附近的天后，并在落成之日寫下碑記，敘述建過程。

鼎建西門外

天后碑記

世盛年豐，同享升平泰運，人安物阜，全憑川岳鐘靈。亙古如茲，于今為烈，若山水有所缺略，必須人力補培，是以樓建而永保榮華，塔起而連綿科第。徵諸□海內外，耳聞目見，在在皆然，指不勝屈。吾州邇年以來，宰官德政，無墜，四境墠壇，道路橋梁，皆也次第興修，洵稱盡美。惟西門外美中微有不足，城臨泉水浩瀚，自□繞來，剛至城門，旋折西南而□去，雪心賦所謂水未入懷而□跳，此其是矣。乾隆乙酉，紹英隨首事曾玉碧、陳顯明、梁群英□創擬培，而須建神壇□□，到處安□，隨時降福，宇內□□，永垂勿替，兆邦俎豆，尚屬□□。如鼎建天后，誠一舉而兩善也。是役興工于孟冬之吉日，□眾捐金，得信士曾玉廷□等七十有三人□□□□，于是刻日工完砌石墩，上建一座三間，□貌煥然，祀典章程咸備。至次年季春之吉，始告竣工。從茲宮殿巍峨，繪出太平景象，顯赫，□□全盛規模。地以人靈，人由地杰，榮華鵲起，科甲珠聯，世居受景福于無涯，樂善垂嘉名于不朽。于是乎記。歸順州貢生彭紹英熏沐敬撰，彭紹英印。

宰官

(略)

據彭所記，當時由于宰官德政，四境墠壇、道路等都得到修繕，唯有西門外的風水需要補培，于是彭便與三位首事倡議興建天后神。乾隆三十年(乙酉年，1765年)西門外天后開始建設，第二年落成。修建的愿景在于補培風水，實現“榮華鵲起，科甲珠聯”，即文教與科舉事業的興盛。從捐助金資題名可見，歸順州文武及商人均有參與。

新興的功名人士不但公共事務，與仕宦交往，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在基層的家族內部創造出新的傳統，即追溯祖先世系，講述祖先來歷，并把這些刻在墓碑上面。覃恩祚是歸順州歷史上的第九個貢生，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恩貢。覃是舊州人，覃氏的在舊州西北約兩公里處的上甲屯，那里有一處明萬歷年間及兩處清乾隆年間的墳墓，其墓碑碑文如下：

(1)明故顯考覃印峰公之墓

萬歷壬辰年十二月初六日卯時下葬

親妣林氏琶正之墓

命生于己亥年十一月十一日寅時，壽陽七十一歲，歿于萬歷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申時在家壽化。

萬歷三十九年閏十一月十九日卯時下葬吉。

繼妣黃氏舍正之墓

陽世孝男覃珍福、覃珍美、覃文高立石

(2)皇清候誥贈孺人諱黃氏覃太母之墓

(略)

(3)皇清候誥贈考公諱廣榮覃之墓

公乃文元祖之長子，明善祖之嫡孫也。粵稽始祖，印峰肇自廣東南海， 歸馬平樂，后移歸順州樂業，生珍福、珍美、文高三房，傳及二世，珍 福生世瓄，珍美生良玉，文高生良貴、良軒。支派流長，然年代久遠，不 盡屢述。且錄良玉一枝，玉生明善，生文巨、文彬、文元，而文元生公焉。公生康熙乙酉歲十二月廿五日辰時，享年六十六歲，卒于乾隆庚寅歲十二 月初一日亥時，爰是卜葬于茲，丁癸山向之原。

(略)

歸順州候選儒學修職佐郎廩生孫恩祚敬識。

乾隆四歲次癸卯仲春谷旦，奉祀男福仁，侄福享，孫男恩祚、恩普、恩濟、恩瑢同立。

墓碑(1)對應的墳墓為覃家遠祖覃印峰及其兩位妻子的合葬墓，印峰生于嘉靖(己亥年，1539年)，死于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為他們立碑的是三個兒子珍福、珍美、文高。這塊明代墓碑較為特別的是，刻寫“明故顯考覃印峰公之墓”“親妣林氏琶正之墓”“繼妣黃氏舍正之墓”處呈凸出的圓頂長條狀，形制極像三尊祖宗牌位。

墓碑(2)的主人為覃恩祚的祖母覃黃氏。覃黃氏生于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年，1708年)，死于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年，1782年)，立碑于當年。碑文中言，恩祚秋闈沒有中試，但“即日赍文咨部，選修職佐郎”，即是指其于乾隆四十六年被舉恩貢之事。

墓碑(3)的主人為覃廣榮，覃恩祚之祖父，生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年，1705年)，死于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年，1770年)，墓碑為其死后十多年的乾隆四所立。碑文的撰寫者正是已成為“候選儒學修職佐郎”的覃恩祚，其在碑文中列舉了從印峰到廣榮的世系，即印峰—珍美—良玉—明善—文元—廣榮，更重要的是，他還敘述了祖先的來歷，“始祖印峰肇自廣東南海，歸馬平樂，后移歸順州樂業”，即始祖印峰
廣東南海，先至廣西平樂，后移歸順，而這在明代墓碑，即印峰本人墓碑上并無絲毫相關記載。至今，靖西縣絕大多數姓氏皆聲稱祖先
廣東南海。

功名人士對祖先世系及來歷的
，大概源于科舉考試對應試之人身家來歷的重視——參加考試需要填寫自身籍貫以及祖上三代的履歷。筆者在靖西縣城西北約三公里處的個麻屯調查時，聽聞當地人說村里有座榜眼墓，一時驚喜異常。報導人林開星老人帶著我來到村頭一處荒地，指給我說這就是了。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仔細查看一番，才找到兩塊孤零零的石碑，上面分別刻著：

封文林郎梁氏祖塋 乾山巽向

本支共十穴，旁支共十八穴

梁氏歷代祖塋

耳孫浙江知縣卓漢及弟庠生擎漢，子國柱、楨 國材、干、模同立。大清道光七年三月初一日立。

林先生隨后告訴筆者故事的原委：這個姓梁的榜眼，母親本是縣城人，走親戚到這里，被一個逃竄的乞丐了，后來生下他，他考中了榜眼。于是朝廷要追查他的身世，只有找到祖墳才算正規，否則就是歪門。乞丐也是剛好死在這里的，所以就說祖墳在這里，
也認可了，所以才有這個封碑。

立“梁氏歷代祖塋碑”的梁卓漢，光緒《歸順直隸州志》有載：“梁卓漢，字立夫，州城人。篤志好學，熟宋五，嘉慶己卯以第一人舉于鄉。”即梁在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年，1819年)考中了鄉試的第一名(解元)。梁還曾在道光五年(1825年)擔任浙江淳安縣知縣，后又出任青田縣知縣。由此可知，村民的“榜眼”其實就是這位解元。通過“榜眼祖墓”的故事，可見世系、來歷以至祖墓對于功名人士的重要性，如果出身來歷不清楚，就必須“創造”出世系、祖墓來。正如“梁氏歷代祖塋碑”上刻寫的“本支共十穴，旁支共十八穴”——雖然該處連一個也找不見，但是仍要像模像樣地寫出“梁氏歷代祖塋”的字樣。

隨著清初“改土歸流”的實行，歸順州的地方治理方式發生巨大變革，原有權力階層——土司及頭目——失去昔日光環，逐漸瓦解潰散。新興的功名人士掌握了更為熟練的書寫能力，接受了儒家的宗族與觀念，同時受到王朝制度環境的規訓，因此創制出撰述祖先譜系的傳統。當然，他們的祖源傳說與故事很多都是借用和模仿，在這種情形下，祖源地毫無疑問地會指向王朝的腹地。

三、功名人士的崛起與地方歷史的再造

上一節重點考察了新興功名人士的文化實踐，下面將要考察的則是功名人士群體發展壯大后對地方文化的經營。

歸順州功名人士群體的壯大可以用墨海屯李氏的案例來說明。舊州東面約兩公里的墨海屯李氏經歷了由頭目階層向功名人士蛻變的過程。前文已述，舊州曾是歸順土州的治地，清初在其東北的上安馬屯生活著頭目許氏家族。東南的墨海屯，從舊州出發，過鵝泉河，再繞過一座山即到。這里生產的糯米號稱貢米，農業生產條件較為優越，改土歸流前是岑氏土司的核心區域。

墨海屯李氏的墳地在村子東頭，緊接村落。現將從該墳地收集的數則墓碑碑文抄錄如下：

(1)歸順州頭目李公老大、安人之墓

考諱國安，乃祖茂堂之子，曾祖天喬之孫。高祖李平之曾孫，始祖李世玄孫也。賦性純良，平生公道，蒙土官以世家喬門，為順城之目也。原命生于戊辰年，享陽五十三歲，忌于庚申年十月初四日未時善終。

(略)

乾隆五年十一月甲申日未時安葬大吉

(2)皇清待贈顯考李公、妣許氏、繼黃氏老大人、安人墓

考諱正泰，乃祖國安之長子也，賦性英靈，生平厚重，教子有方，幸如泮林，幼習書算，道義頗明，蒙州主委理總庫，數任辦公，毫無錯誤也。原命生于乙未年正月十六日辰時，壽陽四十四歲，不幸歿于戊寅年四月二十四日寅時，終于正寢。

妣命氏盧，系肇云許公之三女也，……

(略)

(3)皇清恩授郡庠顯考諱如蕓李公老大人、妣盧氏、陸氏母孺人墓

考乃天喬玄孫，茂堂曾孫，祖國安長孫，正泰公之長子也，生逢盛世，雅化作人，苦文，例入膠庠，于于宗師準給衣頂，原命生于乾隆丙辰年乙未月丙寅日甲午，時享年六十九，不祿于嘉慶九年十月初六日申時。

(略)

(4)皇清恩授郡庠顯考諱如蓮李公老大人墓

考天喬玄孫，茂堂曾孫，祖國安之孫，正耀公之長子，平生忠厚，言行不茍，苦文，于于宗師取膠庠，原命生于辛巳年丙申月乙巳日丙申時，享陽四十四歲，不祿于甲子年五月初六日申時，不 肖恭承祖命，于是年五月十四辰時附葬于史馱祖塋，辛山乙向兼辛卯辛酉分金。

(略)

(5)皇清恩授郡庠顯考諱如芝李府君、妣黃氏孺人之墓

考乃曾祖國安之孫，祖正奇公之長子，生平謙和，苦文，于于宗師準給衣頂，原命賦于乾隆庚申年庚辰月□未日庚子時，享陽五十一歲，不祿乾隆庚戌年十月十六日戌時正寢，至十一月初六日寅時安葬……(不清)

(略)

(6)皇清待贈顯考諱文運李公老大人之墓志

考乃如熏公之長子，正泰祖之長孫也。一生篤志，欲樹家風，文武兼習，屢往試應，奈何命中無緣，竟作棄器耳。原命生于乾隆壬辰年戊申月辛酉日庚寅時，享陽六十六歲，于道光十七年正月初一日申時終于正寢，卜葬于祖塋，辛山乙向正針之原。

(略)

(7)皇清恩授庠生顯考諱文秀李老府君之墓

考曾祖正泰之孫，祖如熏次子也，生平忠厚，務習膠庠，蒙于張宗師取入州學第一名，原命賦于乾隆己亥年丁卯月甲辰日癸酉時，享陽四十四歲，不祿于壬午年八月初九日己時正寢。

(略)

(8)皇清恩授庠士顯考諱文偉李老府君之墓

考乃曾祖正奇之孫，祖如芝之長子也，少失□□，欲肖祖父之志，承四祖督責，勤習武經，蒙朱宗師謬入膠庠。原命生于乾隆庚戌年丙戌月丙午日辛卯時，受陽五十八歲，不幸于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辰時正寢，附葬于祖墳。

(略)

根據上述碑文透露
以及立于的“李氏宗圖碑”所載宗圖譜系，可以將上述所有碑文對應的墓主之間的世系關系繪示如圖 1(其中，括號內數字為碑文序號，方框內人名的墓碑未見)。

圖 1 李氏墓主世系關系圖

為方便討論，筆者將圖中國安視為第一代，以此類推。據前列碑文(1)可知，國安生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年，1688年)，死于乾隆五年(庚申年，1740年)，其以“世家喬門”而被土官委授歸順州頭目。據碑文(2)，國安長子正泰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年，1715年)，死于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年，1758年)，正當變革之世，碑文中言其“幸入泮林”，但他的墓碑上卻未書“郡庠”之類的功名，可見他的身份不是十分明確。不過，正泰還是因“初習書算”而被流官知州委為“總庫”，“數任辦公，毫無錯誤”。正泰元配許氏乃上安馬頭目許肇云之三女，可見相鄰地域的權勢家族之間著相互通婚的關系。從第三代的碑文(3、4、5)中可以看出，正泰長子如蕓(生于乾隆元年，即丙辰年，死于嘉慶九年，1736-1804年)、正耀長子如蓮(生于乾隆二十六年，即辛巳年，死于嘉慶九年，即甲子年，1761-1804年)、正奇的長子如芝(生于乾隆五年，即庚申年，死于乾隆五十五年，即庚戌年，1740-1790年)均被提督學政(俗稱宗師)取進膠庠，了庠生的功名。第三代中的如熏(正泰之子)，有二子，長子文運(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即戊辰年，死于道光十七年，1772-1837年)、次子文秀(生于乾隆四十四年，即己亥年，死于道光二年，即壬午年，1779-1822年)。文運(碑文6)汲汲于科舉考試，卻屢試不中，“竟作棄器”；文秀(碑文7)則以第一名的成績被取入州學。中的文偉(碑文8，生于乾隆五十五年，即庚戌年，死于道光二十七年，1790-1847年)剛一出生，如芝就去世了，在祖父輩的督導之下，他仍然取得了庠生的功名。事實上，道光年間，墨海李氏家族取得功名的還不止上述數人。道光三年(1823年)，李氏家族在里立李氏宗圖碑，從背面的《李氏宗支譜序》落款處可發現，族中庠士達18人之多。從雍正至道光年間，墨海李氏家族成員從頭目階層到功名群體的蛻變，說明原有權勢家族仍能在新規則、新秩序中迅速占據一定優勢。原有階層崩解潰散，作為個體的家族(個人)面臨新的歷史境遇，傳統優勢階層傳遞下來的經濟、資本仍能發揮較大作用。

改流以來李氏家族庠士人數的增長反映了地方功名人士群體的擴大，而崛起的基層功名人士已不再滿足于編撰自身家族的譜系和來歷，他們還對地方歷史進行了重新想象和塑造。同治四年(1865年)，在墨海李氏文字輩李文萃(其詳細世系關系如圖 1所示)以及本村盧姓生員盧恒玉、盧恒恕的下，本地原有的“”里樹起宋人宗的塑像，后來此亦改稱張峒，一直沿用至今。盧恒玉為此寫下碑記，而李文萃則是領頭緣首，盧恒恕與李文萃同是捐錢最多的資助者。此碑現放置于峒門口，其文如下：

塑像起樓

何以謂之，也。宋□德祐元年元兵寇亂，文天祥興兵征剿，廣豐縣龍虎山人宗率兵□□□□□。天宗攜流散人竄入本洞辟土開疆，都那簽，號為順安洞主，在印三十四年。生張淵，淵生瑯旺，瑯旺好劍術，善騎射，蒼崖，受異人傳，在印三十一年，得道登。現古詩篆刻蒼崖山巖，有今日沂風列九之句。故□□祠，以春祀秋嘗，謂之。惜土方為岑氏所有，五代令主世襲之事與人俱泯，至岑氏為夷所滅，改□□漢百二余年，草創之勛勞無處考驗。然盛德能使人越，漢官蔣主□政，尊張黜岑，偕廣福大王立祠于金山，而我洞主顯顯靈，咸豐九年在金山降敘前囑后，此時人方知其所自。□至同治二年于本指示祖墳，□時人愈明其所從來。然未見土志，不識履歷，故碑文不敢妄填一筆。幸同治四年，四境處亂若治，老幼咸感德，擬塑像起樓，陰則求廣福大王畫其影，陽則請天幕黃師□塑其形。六月而□塑像，神樓告成，玉剛訪尋得土志，由是以先代所遺之書參之，神乩所降之文，片語無虛誕，故□敢略記，以來者。

沐恩生員盧恒玉謹為序。緣首李文萃、梁中柱、李時智。李文萃、盧恒恕，每名捐錢二千二百文。

(下尚有盧、李、梁等姓捐款姓名、數目)

同治四年七月初二日起碑

據碑文所述，開創舊州的人名為宗，是江西廣豐縣龍虎山人，宋朝末年曾隨文天祥起兵抗元，失敗后流散至此，“辟土開疆”，都那簽，號稱順安洞(峒)主。天宗之孫瑯旺好劍術，善騎射，在蒼崖山，得道登，故此地有。張氏歷經數代后，岑氏占領此地，天宗開辟之功便被湮沒。后來，岑氏土司亦被夷人破滅，改土歸流后張氏“草創之勛勞”仍然“無處考驗”。至咸豐年間，流官蔣姓知州主政，“尊張黜岑”，建立廣福王于金山。咸豐九年(1859年)，洞(峒)主在金山降下乩文，講述了開創的歷史，于是“時人方知其所自”。

靖西縣博物館有咸豐年間降乩的殘片，文字如下：

易人與每夜出，四巡常望他去處，或見沙石煙火起，或聞水浪兵馬聲，回來一身汗，或見有血痕，不知干的何事情。吁嗟乎，原來恩展神武，補地脈開水源，鑠瘴母塞淵，斬蛟，捉精，建立億萬載，永賴惠福無疆的功程。日夜如是，約數春。我等始得片布遮身，一粒下咽，便舉欣欣。嗣后，我子孫不似水怪山精，可與外人同群。

復數春，熱氣已退，轉微冷，我等忽染時癥，常寒不斷，根骨如柴瘦，氣厭厭俱決，尸骸拋荒林。幸蒙恩人來調治，且論其病根，皆源爾等七情不正，積食生冷，兼未曾得奉祖先，遙祭墳塋。因此染輕輕的瘧癥，教我等□誠來酬敬，儀用五色飯，以草汁染成，以免無名山來爭吞，各遵其儀行，果然俱康寧。

復約周數春，幸人口漸增，復又牛病，忙得我等無方治，甚憂死盡再難尋。又蒙恩人來儆醒，罵我等不該宰老牛分烹，物傷其類俱飛。況牛耕田至苦辛，統身大力都用盡，上又日蒸下水浸，后畏主打前難行。外常汗流涎沫吐，內常氣喘膽心驚，因此積來故病。教我等趁此費牛力，得把秧插定，虔意祭田神。各毀前錯行禱祝，代收牛的。牛方不病，遵訓行，牛果復存。互相永戒不宰牛，率由舊章更滋生。

自是寒暑遞更，田園漸寬，山水氣正，人物阜寧。……

降乩活動在歸順州的傳播源流實難考證，而在靖西縣西龍臨鎮發現的一塊立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鼎建文武閣序碑”上有如下文句：

文昌宮為天六府，在北斗魁前，其三星曰貴相，象理文緒；其六星曰司祿，象賞功進德。武帝生當漢季，值運中衰，而□乃心天室，義氣凜凜，名重千古，迄今馨香俎豆，合萬方而如一。二帝所著有丹桂籍、降鸞詩，其現身指點，尤為生民所利賴，則人孰不當尸而祝之，尊而祀之哉。

碑文首先敘述了文昌、武帝(關羽)的來歷與事跡，接著寫到二帝著有“丹桂籍”“降鸞詩”，這即是降乩的產物，而且還明確提到“其現身指點，尤為生民所利賴”，這些都說明在當時當地人已經了解扶乩這回事，而龍臨的文武閣正是當地張姓在科舉考試中取得成功后出資興建的。《鼎建文武閣序》載，乾隆時人張振拔“首入武庠，嗣后繼游泮者有人，食廩餼者有人。即應文武童試者亦歲不乏人……則閣之宜早建也，可知”。扶乩作為中國中一種占卜、神諭的形式，源起于唐朝，由于它要求執行者具有一定的詩文創作與文字書寫能力，故多流行于宋、明、清、各個時代的士大夫、文人階層。文昌、關帝以及扶乩活動在歸順州的出現大概都與科舉考試在當地深入推行后識字階層的擴大有關。

上述乩文以一位乩首“易人”的口吻撰就：恩人宗“補地脈開水源，鑠瘴母塞淵”，開辟并開化此地，“嗣后，我子孫不似水怪山精，可與外人同群”；此后，人們又忽染時癥，尸骸遍地，恩人來調治，指出“七情不正，積食生冷”以及未奉祖先，人們用五色飯酬敬祖宗，康寧；再后來，又遇牛病癥，恩人則指出人們牛只，于是“各毀前錯行禱祝，代收牛的”，并立下戒約永不宰牛，牛只于是得以存活。可以看出，這篇乩文具有濃厚的“勸善”色彩。范純武認為，自道光庚子年(1840年)始，中國有一個“清末鸞堂運動期”，這一時期由鸞堂扶鸞(乩)產生的善書普遍具有“救劫論”的主題，即創造世界—世人淪落—拯救，而這篇乩文正與此暗合。改土歸流以來，王朝深入推進，文化得到整合，邊緣地區與全國的變奏開始同步。當然，它也將本地的一些習俗、傳統融合在里面，比如五色飯、祭牛。
祭牛，乾隆《鎮安府志》記載：“六月初旬，染五色飯，宰豚分烹祭牛欄，用雞鴨饋親姻，以酬勞牧童。男女用小雞、五色飯詣田野牛寮內，團坐而食，曰收牛。”

盧恒玉的碑記還提到同治二年(1863年)洞(峒)主在本地降乩，指示了祖墳，結果同治三年，墨海與舊州人便在兩地之間的一處山腳興建墓園，樹立天宗及其妻、子的墓碑，并對張氏父子的開辟之功進行了熱烈頌揚。其碑文如下：

(1)大宋上大夫合省兵權開辟峒主諱天宗張公墓志

大清同治甲子三年三月三日吉時起碑

事跡已湮偉烈豐功八代之經綸可溯

英靈猶在臨盤降乩千秋之訓誨流芳

沐恩眾經生敬酹

(2)大宋開辟洞主元、次配李、蔡氏張母一品夫人墓

大清同治甲子三年三月三日吉時起碑

和集鄉鳳凰來儀貴同福同善復同堪步英皇內助

賢妃偕嬪國雎麟獻瑞衾合穴合賢慧尤合恰比壬姒徽音

舊州上、下甲公局同立

(3)大宋順安峒主諱神寶張公墓

大清同治甲子三年三月三日吉時起碑

跨□年來九百秋青冢尚存足徵

明德獨遠

陰隲常昭

乩運萬千卷赤子若保尤驗

沐恩盧恒恕號學顯，偕男長亨、貞，孫中秋

(4)大宋順安洞主諱神佑張公墓

大清同治甲子三年三月三日吉時起碑

初襲官階喜繼善述□開自宋及清岳牧之政教， 厚培地脈成都成邑永受從今累世黍稷之馨香。

咘胲沐恩李，號學□，名文萃，偕男□鳳、名、時、球，孫男……

其中，宗墓碑落款為“眾經生”。在當地，經生是指結成“壇”的形式，時常在一起的識字男性，這樣的一個壇通常有一個扶乩的團體。“壇”應該就是其他地方所說的鸞堂。

宗兩個兒子張神寶、張神佑墓碑的落款則分別為
墨海屯的生員盧恒恕與李文萃及其子孫。

宗夫人李氏、蔡氏墓碑落款為“舊州上、下甲公局”。公局是團練的機構，進入道光朝后，廣西左右江地區不斷涌現堂匪、會匪，歸順州的功名人士紛紛團練，與之對抗。前文提到的解元梁卓漢致仕回鄉后就曾督辦團練。舊州武生喬楚也曾過團練，“當賊匪擾亂城鄉各處，喬楚家素豐裕，傾資養練，不取本峒分文”。

總結前文，自雍正“改土歸流”至道、同年間，歸順州的功名人士在數量上大幅增長，有的甚至取得了更為高階的功名。同治年間，天宗塑像的落成、天宗墓園的興建再造了本地在明代土司制度之前的早期歷史，即本地實為宋末義士宗所開創，這些都是成長壯大起來的功名人士群體辛勤經營的結果。宗的故事依靠扶乩活動深入人心，而扶乩作為一種文化實踐得以在當地流行依靠的正是文教推廣與識字階層的擴大。

盧恒玉的碑記最后還提到有人訪得“土志”，證明神降乩文的真實性。那麼，這背后還有什麼樣的故事？宗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這些問題將在下節中討論。

四、人神之間：宗故事的構建過程

宗開辟歸順州(靖西)的故事，隨著同治年間峒神像的塑造、峒主墓園的興建而逐漸在當地深入人心。光緒《歸順直隸州志》卷一“沿革表附土司世系表”部分就是從宋末宗講起，時期靖西中學的校歌也如此唱：“邊疆幅員千萬里曾經誰開辟？昔年宗；云山鵝泉峰巒地期待誰整理？今日我靖中。”甚至在2000年新修《靖西縣志》的“大事記”中，第一章第二節“沿革”部分亦有宗的一席之地。

對此，白耀天從如下幾個方面論述了宗開辟故事的虛假性：宋朝沒有“廣豐縣”這樣的政區建制，龍虎山也并不位于清初才設置的廣豐縣；宋、元時期，舊州地方不是真空地帶；宋時今靖西縣新靖鎮南舊州地方名為“貢峒”，有張姓土著首領等。

其實，就在墨海屯旁蒼崖山的崖壁之上有一名為《貢峒清神景記》的南宋石刻，其內容透露了當時此地的大致情形。

嘗聞山川之秀麗則生英賢，家世之慶善則降禔祥。夫貢陽之奇裔，乃武衛之割宗，可謂山川之秀麗者也；張提干可謂家世之慶善者也。是以提干隆興甲申之歲出于蛇城，舍資輪，復至婪江而遇橫州區文達，字升之，傳紫姑之，請三島之，日綴詞章，夜聯詩曲。矧以積功浩大，期之潛高，更佳景神清，湟湟池繞，樓閣亭臺，思緣，不亦宜乎。命樵客為記，仍立碑撰，傳萬代之不朽，喻子孫之祖宗。一方肅靜，萬物煦和，功行圓成，同登道岸，可不羨諸。太歲乾道戊子正月朔旦記。

權發遣貢洞公事黃充書。

權知貢洞事充提舉隘柵沿邊管界巡檢撰。

前權知貢洞事兼提舉沿邊伍隘道路巡檢充提干招馬官張元武立。

純陽呂記。

《貢峒清神景記》落款時間為乾道戊子年，即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由引文可知，在此時段前后，以墨海屯、舊州為中心存在一個溪峒——貢峒，其峒官為張姓，乾道四年時任“權知峒事”的是，其父張元武乃前任。張元武是位崇信者，并有學“紫姑之”、請“三島之”等實踐。張還擔任過“招馬官”。宋代南移后，從北方買入戰馬已無可能，因而只能從西南的大理、自杞等國以及化外諸邦買入。由于廣西左右江溪峒地當要沖，溪峒首領對“蠻情”又較為熟悉，所以他們便擔負起“買馬中間人”的角色。

《貢峒清神景記》末尾刻有托名純陽呂所作的詩和序。在此詩中有“昔聞駕鶴游三島，今日沂風謁九”一句。白耀天認為，盧恒玉《塑像起樓碑記》(見前節所引)中的“現古詩篆刻蒼崖山巖，有今日沂風列九之句”，點出了他們塑造宗為“張”的根據，說明肇事者曾經查看過宋人張元武所立的《貢峒清神景記》，并根據此“張”構想了彼“張”。

那麼，貢峒張姓峒官這段真實歷史會遭遇怎樣的“歷史”命運？宗開辟故事最早從何而來呢？

明初，岑姓土酋在廣西左右江地區經歷了擴張的過程，各個溪峒面臨權力的重新洗牌，結果
鎮安府的岑氏在弘治九年(1496年)了舊州及周邊地區的控制權，建立歸順州并得到王朝的認可。據《明史·廣西土司傳》載：“歸順州，舊為峒，隸鎮安府。間，鎮安知府岑志綱分其第二子岑永綱領峒事，傳子瑛，屢率兵報效。弘治九年，總督鄧廷瓚言：‘……今其峒主岑瑛每效勞于官，乞設州治，授以土官知州。……’詔從之。”

明成化年間，刻有《貢峒清神景記》的蒼崖山開始具有神性，張姓峒官已經轉變為“張”。成化六年(1470年)歸順州土官岑遠繼在州南山崖所作的摩崖石刻有載：“夫所居之城東一山，昔有張至此題詩于石，遺龕于巖，今號東山古跡。”此可為一證。

在乾隆《鎮安府志》中我們看到的仍是“”：“蒼崖山在舊州城東十里，一山卓起，高數百丈，相傳游其上，足跡宛然。”

道光二(1848年)歸順州舉人何福祥續增州志，其在“序言”中提到《歸順州志》首創于乾隆時舊州恩貢覃恩祚，而且“覃稿僅志張、岑二姓土職”。這說明張似乎已經由“”重回“人間”，但由于這部“覃稿”現在已經看不到，所以難下斷言。何福祥增《歸順州志》卷二“沿革”部分，完整地講述了宗開辟疆土的故事以及自宋末至明天順年間舊州(又稱順安峒)與周邊諸峒的歷史，從中可以看出，土著張姓峒官如何徹底變成義士宗。

歸順，古，今粵西邊徼之區也。宋以前草昧未開，以宋恭宗德祐元年元兵寇亂，江西提刑文天祥奉詔勤王，宗廣信府廣豐縣人，聚義民從軍。丙子德祐二年，以天祥北去，天宗遁入粵西，次潯州，元兵破靜江，天宗攜眷率眾奔。越山迷道，竄抵本洞，擬辟疆土。

丁丑二年二月草創廬舍，溯河源得源所于鵝泉。遣黨人糴谷于外，五月播種，號其地為順安，名聚處為那簽。焚藪決澤，導鵝水東流而西，初開洞中一帶田陌……

五年筑河堤，建那簽屋舍。六年正月眾立宗為洞官。九年作亭田，五月立牛節。十年冬設雞骨占。十一年開頻洞，命黨人許元為洞官。十二年開計洞，命黨人許遂為洞官。十三年伐洞北蛟，開上手一帶田陌，名本洞各山。十四年開祿峒，命侄浚為洞官。十五年開誠洞，命張受為洞官。十六年開化洞，命侄滸為洞官，冬筑那簽寨，命黨人種竹。

……

三十九年十二月洞官宗卒。四十年二月眾奉祀故官為社神，三月眾奉官男淵為洞官，四月計洞官許遂卒，官男清掌理洞事。四十一年頻洞官許元卒，官男濟世襲。四十二年眾上洞官張淵冠帶，仍循宋制。五十年立鄉塾，五十七年眾奉計洞官為社神。六十年洞官張淵卒，官男瑯旺號，承掌洞事。六十九年熊開路。

七十二年始知元改朔，元至正九年己丑洞官始定田賦，分甲兵，計洞、頻洞、誠洞、化洞、祿洞各以兵從。十九年己亥張入山學道，命官男彪攝理洞事。二十七年丁未眾立彪為洞官。

明洪武十三年庚申洞官彪卒，官男龍承襲。十七年洞官龍筑那簽衙宇。七年東州官男岑永福移居順安洞地，八年在古弄起衙署。九年東州官岑志剛請官男次子永福為順安洞官。十年岑永福殺張龍于那簽，盡有順安土地。宣德五年永福建那簽廨署。九年永福卒，官男祖德自立為洞官，攻擊祿洞、化洞。正統元年開下甲、蓮塘。天順元年攻殺頻洞官許明。四年殺計洞官許賢，二洞地復為所有。

引文中，“張”已經變為宗之孫張瑯旺，“巧合”的是，張瑯旺亦有入山學道的經歷。宗自宋德祐二年(1276年)起兵失敗，遁入今舊州地方開辟疆土，歷至明十年(1412年)被岑氏所滅，共傳子孫四代，計有張淵、張瑯旺、張彪、張龍，時長一百三十多年。宗及其子孫帶來谷種，建設水利、田陌，創立牛節、雞骨占等節俗，開辟頻、計、祿、誠、化諸峒，并“分封”各處峒官，還置各處余田贊助歲時養老、社稷祀典、婚姻嫁娶、孤殘死傷等各項公共事業。年間，東州官岑永福移居順安峒地，刺殺張龍，接管順安峒。永福子祖德進而消滅各處峒官，吞并所有土地。此處
明初時期的敘述部分地反映了真實的歷史，只是岑氏三代人的名字(志剛、永福、祖德)與前引《明史》所載(志綱、永綱、瑛)稍有出入。

咸豐七年(1857年)，墨海盧恒玉所作“塑像起樓碑”中提到的那位“尊張黜岑”的蔣姓知州蔣槐午蒞政，在縣城東門外金山之下建起一座廣福王，內立有宗神座。蔣與本地舉人何福祥交往頗深，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了咸豐九年(1859年)的金山峒主降乩，“敘前囑后”。碑記中“尊張黜岑”四字含義頗深，這說明王朝與本地功名人士在某種程度上是合謀的，企圖借抬高南宋義士張氏的地位而消減之前世襲土司岑氏的影響。盧恒玉碑記中還提到“訪得土志”，此“土志”即何福祥所志。

可以看出，南宋張姓峒官的后繼者、岑氏土司有意無意地在忽視這段真實的歷史，他們更愿意將張姓峒官放入神的范疇，借以削弱其世俗影響力；而清代的功名人士則重新把神還原為人，不過此人已非彼人，土著峒官變身為更加合功名人士理想模型的南宋義士。同一段歷史在此后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命運境遇，不同歷史主體對它的重新闡釋和改寫蘊各個歷史場域的合法性與正統性競爭。清朝中后期，歸順州一地的意識形態就是消除土司的遺留影響，建立王朝的正統性。

五、結語：“整合”的方式

清雍正改土歸流前，歸順州的土司、頭目在當地就是土皇帝，王朝只是籠絡、控馭土司與頭目，并不直接治理民眾，土司、土民均被視為未脫的蠻夷。改土歸流后，適用于整個的科舉考試制度隨之推行，科舉產生的功名人士在基層不斷成長，而土司時期的頭目階層則逐漸退場。乾隆時期，新興的功名人士不僅投入地方公共事務的經營，還開始
自身的家族譜系與來歷；到了道光、同治年間，成長壯大的他們進而重構了當地的地方歷史。在這個過程中，高階與低階功名人士所扮演的角色略有差別，如恩貢覃恩祚、舉人何福祥用的是方志撰述的方式，而墨海的李姓與盧姓生員們似乎更熱衷“降乩勸善”的方式。

廣東南海的祖籍傳說、天宗開辟靖西的故事，不僅將本地蠻夷之氣盡洗，還將本地與帝國之內更大的地域(廣東、江西)
起來。宗故事的建構尤其具有象征意義。歸順州一地地處邊陲，且自身的早期歷史較為模糊，宗的故事既彌補了早期歷史的空缺，又將邊陲區域與王朝
在一起——“開辟恩人”原來是王朝的“忠義之士”。盡管這種觀念發端于功名人士，但它無疑會傳遞并影響到普羅大眾，因為功名人士正是以“鄉民”為己任的。地方志的編撰，、墓園的興建，石刻墓碑的刻寫，再加上神乩降筆，可謂層層推進、步步深入。到最后，基層鄉野口耳相傳，進而邊陲之民都相信與認同自己的前輩乃王朝的忠義之士，那麼，大家會背棄自己的前輩和這個嗎？這其實就是邊陲之家認同的形成過程，而這種觀念與心態層面的變化毫無疑問地助推了傳統中國邊疆的建構與鞏固。

針對邊疆、族群議題的研究，劉志偉曾提出“視角轉換”的問題：“我們如果嘗試這一(指漢化——筆者注)的框框，提出另一視角，就不妨把帝國視為一個文化的觀念、的過程，不是通過自上而下強令推行的，而是本地人自下而上利用秩序的語言，在地方中運用，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如果建造的過程是
著本地人如何用自己的辦法去將自己同中心
起來，我們與其將‘邊疆’視為一個承受制度擴張的空間，不如更多地
地方上的人們如何運用他們的創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受此啟發，本文在此嘗試重新思考“整合”的方式。“整合”，即不同地域整合進一個的過程，它理應包括政制建立、軍事部署、經濟融合等方面，但也應包括地方族群有關文化、地緣、血緣一統性想象的建立以及認同、愛國情感的增強，當然這些必須建立于“大一統”文化元素傳播的基礎之上。

最后，本文還要指出的是，地域文化的演化是一個極其復雜的互動、融合過程。有清一代象征王朝“大一統”的、文化元素不斷深入歸順州，但這并不意味著當地文化的完全“標準化”、同質化。時至今日，我們仍能在當地發現看似“異端”的底層土著傳統，如高雅寧研究的“婆”(女巫)傳統。只是，在地方文化權力體系中那些“大一統”的文化傳統總是處于優勢地位，這也是中國文化“多層一統”的玄妙之處，對此筆者將另撰專文論述。

【注】
原載于《》2022
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