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嬰一周歲八字生日對聯

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在《道教在近代中國的變遷》中這樣講解中國的信仰變局：

2017年泰山碧霞祠“慶賀泰山神東岳大帝圣誕祈福法會”

如果說一個人的名字就是他的生命密碼，母親卻是到了七十歲的生日這一天，才解鎖這個密碼。

母親1948年生于潮州，她的名字里有一個“岳”字，潮州話讀ngak，短促而響亮的入聲字。在潮州這樣強調女子溫良恭順的傳統社會里，一個女孩子是不會用“岳”這樣的硬氣大字來做名字的，母親所在家族的姐妹們，多用“春”、“麗”、“秀”來做名。母親自小住在潮州城中心西馬路的深巷子里，整條巷子都是同一個宗族的后代，平日里，大家都叫她“阿岳”，不知道的人以為這是在稱呼一個陽剛大漢呢，誰知應聲的卻是脆生生的女聲。

外公育有三女一男，母親排在老二，在她之前外公生了三個女孩（兩個在抗戰期間夭折了），男丁遲遲未能出現。母親一直認為，或許“岳”字蘊含著外公對于男丁的祈盼，因此她也從未問過外公給她取這麼一個硬氣的岳字，究竟有何真意。

心理學家說，名字形塑了一個人的自我心理期待。母親確實就是這樣的。比母親晚兩年出身的舅舅占盡了父母的疼愛，她認了這樣一種女子的“老二命”，于是也就一直以“岳”字的硬朗來期許自己——不與弟妹爭吃穿，初中一畢業就進廠當工人，年年工作先進，23歲就被選為共青團潮安縣常委，后來嫁了當兵的我爸，放棄了潮州工作，到湛江當了軍屬，1980年代復員回潮州，很不容易找到百貨公司的售貨員工作，沒幾年就遭遇下崗，之后在私人老板的小貨倉里打工，天天騎著大三輪車送貨，扛著百斤重的貨品上下樓梯。

印象中，母親從來不講究衣著打扮，小時候我經常羨慕把女兒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別人的媽媽”，不免抱怨幾句，總是惹得母親嚴厲地呵斥：“姿娘仔穿得‘花娘花艇’（潮州話），得不到別人的尊重！”成年之后，作為一名反省“性別塑造”的女性學者，我有時會追問自己對于“打扮”的罪惡感從何而來，這時候，母親名字里那個“岳”字就會成為根源之一。然而屢次探問母親這個字的含義，母親總是推以“當年你外公怎麼想的，我也不清楚”之類的理由。

去年四月底，父親母親到北京來小住一段時間，恰逢4月24日（三月廿八日）是母親農歷生日，還是七十大壽（潮州人一般以虛歲為壽年），于是我提議到泰山去過壽。4月24日那天上午，七十五歲的父親和七十歲的母親步伐矯健地登上泰山極頂，氣喘吁吁跟在后面的我還在感嘆，過生日的母親，元氣就是旺盛啊。經過碧霞祠之時，聽到鐘鼓聲震、贊韻裊裊，身穿大羅天袍的道士們魚貫而出，在東岳大帝神像面前頂禮膜拜，原來正在進行“慶賀泰山神東岳大帝圣誕祈福法會”。母親站在觀禮的人群里，神情莊嚴，突然間，她捏緊父親的手，喃喃地說：“原來我是這個岳！原來我是這個岳！”

三月廿八日，東岳大帝圣誕。在泰山碧霞祠的圣樂之中，母親仿佛穿越回到她出生的69年前那一個清晨，在省尾國腳的廣東潮州，一名女嬰呱呱落地，她的父親雖然失望于她的性別，然而一想到這是一個在東岳大帝降凡的神圣時刻出生的女孩，于是把“岳”字作為祝福放在她的名字里。

2017年泰山碧霞祠“慶賀泰山神東岳大帝圣誕祈福法會”

“原來父親是為了記念東岳大帝的圣德啊！”母親至此恍然大悟。走出碧霞祠，她立刻撥通大姨的電話，告訴她這個大發現。“父親飽讀詩書，他取的名字一定是有這麼深意的。”電話那頭，大姨又說，但是沒聽過潮州人拜東岳大帝的。“潮州城確實沒見過東岳大帝的神位…..”母親自己也困惑了。而且潮州距離泰山二千多公里，就算是現在，“五岳”“東岳”對于潮州人來說也是遙遠的存在。在母親的潮州朋友圈里，沒有幾位登過泰山的。

尋找潮州城的東岳大帝信仰痕跡，解鎖外公留下的名字密碼，于是變成我的一個研究課題。

東岳信仰最早源起于泰山崇拜，后來經過帝王封祀、道教介入、香社興起等不同途徑的傳播，發展成影響全國的信仰。北宋的宋真宗通過封禪泰山等一系列神道設教的國家行為，使得東岳信仰迅速推廣開來，各地廣建東岳廟或東岳行宮。明代正式將各地東岳廟列入官方祀典，萬歷四年，張居正為北京東岳廟撰寫《敕修東岳廟記》中記：“國朝正統中，益恢崇之，歲遣太常致祭，熯旱則禱焉。”有明一代，形成了 “東岳之廟，遍于天下”（明孝宗《重修東岳廟碑》）的信仰格局。潮州雖然地處“省尾國角”，卻是華南較早開發地區，隋朝開皇十二年（592年）置州府于潮州，此后歷經韓愈、陳堯佐等州官之儒家教化，宋代潮州已被稱為“海濱鄒魯”。從宋元時期地方州府的宮觀建置來考慮，潮州建有東岳廟，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筆者搜遍現存的6種明清潮州地方志，未能找到東岳廟的文字描述，所幸，在明代《永樂大典》現存卷五千三百四十三的潮州府城池圖上找到了。

《永樂大典》的潮州城池圖

這張地圖被認為是宋、元、明三代城池圖的重疊，圖上明確繪出廟宇計有：開元寺、玄妙觀、城隍廟、關王廟、三皇觀、二圣廟、東岳廟、凈慧寺、五王廟。由于潮州府治由宋代到近代從未變更過，對照現在地圖，明初潮州的東岳宮位于城西的西湖山上，于二圣宮之右。這張地圖無疑是潮州東岳廟存在的確鑿證明。明嘉靖《潮州府志·卷八·雜志·寺觀》記載的廟宇，只有開元寺、玄妙觀、城隍廟在《永樂大典》出現過，這大概反映了明代永樂年間到嘉靖年間，潮州的信仰格局曾經發生較大的變局，東岳廟、三皇觀、二圣宮等道教宮觀退出歷史舞臺。就算是宋元時期地方州府“標配官方道觀”的玄妙觀，到了嘉靖年間（1522年～1566年）也成了《潮州府志》所云“今廢”的狀態。在潮州府下轄的各縣，東岳廟被侵占或挪用，明隆慶六年（1572）潮陽知縣黃一龍在東山的東岳廟舊址營建韓祠，奉祀潮州刺史韓愈。揭陽的東岳廟建于明代洪武年間，兼祀唐代死節的忠臣張巡、許遠。本來在宋元的道教神靈體系之中，張巡、許遠是為東岳大帝執法的下屬，名為“東岳押案、陰司都統使”，然而明代以后張許的信仰在潮汕地區越趨興盛，二將被稱為“雙忠公”，揭陽的東岳廟后來屢次重建，改名“雙忠圣王廟”。

作為東岳信仰主體的東岳廟，目前在潮汕地區（古代潮州府管轄區域）僅存的只有揭陽、潮陽、饒平三處。考慮到外公生平未曾踏足這些地方，東岳信仰的線索，恐怕還是要集中在潮州府城內找。讓我略感意外的是，原來潮州的宗教中心、佛教名剎——開元寺，在清末民初也建有東岳殿，祭祀東岳大帝。光緒三十一年甲辰（1904年）五月，潮城巡警局占用開元寺之東廊、客堂后廳、神農殿、東岳殿、關帝殿及云水堂等處。（《潮州開元寺沿革史》，《潮州文史資料》第10輯）1915年東岳殿舊址改辦潮安縣乙種商業學校，新中國成立初被占為市場、電影院，1990年代歸還開元寺，現建為佛殿。不過，當代的開元寺恐怕對于這種“佛道雜糅”的寺史較為陌生，該寺的幾種介紹文字中，將東岳殿寫成“東獄殿”（達亮：《潮州開元寺》，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頁），顯然這是將繁體字“嶽”誤為“獄”字。

明代之后，各地城隍廟也會奉祀東岳大帝，因為在中國陰曹冥府體制之中，城隍爺的頂頭上司就是“掌管人間生死，主召人魂修短”的東岳大帝。清代袁枚的《新齊諧》就有記述城隍受賄被東岳大帝革職查辦的故事。明太祖洪武二年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規定天下縣級以上的行政機構所在地建立城隍廟。明代的潮州，一府管九縣（海陽、潮陽、揭陽、饒平、惠來、大埔、澄海、普寧、豐順），所以也有“一府十城隍”之盛況。海陽縣既為縣治也為州治之所在，州府城隍和縣城隍兩座并列，坐落在海陽（潮州）城的州學之后（今太平路百花臺側）。

與北京、杭州等地的東岳廟設置三十六司或者七十二司一樣，潮州城隍廟也配置了冥府各個官僚部門，比如主管快速降下現世報應的“速報司”，漸漸地，這個冥府“報應督辦處”由于更能響應信徒的祈禱，聲名甚至超越了城隍廟正主的城隍老爺和東岳大帝。清末文人林大川在其所著《韓江記》中說：“我潮神明最顯赫者，潮陽雙忠、揭陽城隍、澄海北帝、海陽速報司。”至今潮州有句俗諺“速報爺食多城隍公”指的就是海陽縣城隍廟的這一習俗。

1937年2月，潮州府城隍廟突然關進三千多尊神像，變成了“神像集中營”。前一月，李漢魂將軍率部進駐潮州，厲行“革除迷信”，當時新聞報道以《潮州菩薩大倒霉 軍政當局廢除神像》為題報道云：“粵人迷信之風，較任何一省為尤，而潮州一地，尤為全粵之冠……由特務營士兵用貨車將各神像木偶押運至城隍廟集中安置，如系土像者，則以鐵器搗毀”。李漢魂將此次行動形容為治潮功績：“我與地方負責人商定，除保留文、武兩廟、有正式僧尼主持的庵寺，以及當地特崇的青龍廟外，其余祠廟均廢，神像集中于城隍廟，廟堂移作公用。”（《李漢魂將軍文集》上集，中國社會出版社2014年版）1938年春，隨著李漢魂師部移防粵北，這三千多尊落難的神像立即被各廟迎回圣駕，潮州城又回到大廟小廟四時祭祀的日常節奏。

1937年2月22日，上海《福爾摩斯報》對“潮州菩薩大倒霉”的報道。

真正動到潮州信仰體系根基的，還是1949年之后的歷次革除迷信運動。老人們告訴我，曾經作為菩薩集中營的府、縣城隍廟于1957年被拆毀，城隍神像也不復存在。1966年潮州城也掀起過“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運動，城里所有的廟宇在這場運動中被拆毀，開元寺的四大金剛頭像被割下來，放在板車上，繞城游街批判。母親是1948年生人，她從記事起就生活在對于“迷信”噤若寒蟬的時代氛圍之中，可以想像，在她不斷對自己名字產生懷疑的少年時期，那個賦予她名字意義的“岳”字所代表的神靈“東岳大帝”，早就被掃進歷史垃圾堆里。

關鍵是，掌握著名字密鑰的外公，在1949年之后，“仿佛變了一個人”，變得“先進”了。外公出生在潮州城里一戶殷實人家，后來娶了帶著皮襖和許多金銀首飾來嫁的外婆，日子過得頗為滋潤。新婚不久，外公就染上賭博惡習，沉迷賭博十幾年，直至賭光了家產，1948年母親出生的時候，外公已經是一貧如洗的紙廠苦力。潮州城解放后，外公成為公私合營的印刷廠工人，1968年作為潮安縣“學習毛著積極分子”到廣州開會，回來之后又作為學習毛著宣講組的主力，在潮州各地巡回報告。據說，外公很有“肚才”，可以引經據典、深入淺出的宣講學習心得，因此在潮州頗有名氣。1970年代末，外公退休之后，又當了十幾年的潮安縣工會退休職工委員會主任，很是受人尊敬。直至1993年去世，外公42歲之后的下半生，稱得上“又紅又專”的革命人生。設想一下，他看到二女兒也在遵循他的紅專道路一路向前，難道這時候還會不合時宜地提醒女兒那個“岳”字的“牛鬼蛇神”來歷嗎？于是，解開母親名字密碼的鑰匙就這樣被外公有意無意地丟失了。

何曾想，2017年的三月廿八，母親無意中來到泰山這座本命之山，電石火光之間，自己解開了六十九年前外公留下的密碼。“原來我是這個岳！”已經走過革命意氣歲月的母親，顯得十分感恩與釋然。她說，幸虧外公沒有在她年輕的時候告知這個信仰密碼，那時年輕氣盛的她可能會因此怨恨這個名字。“現在我已經過了知天命的年齡，也會拜神祈禱，這個答案，來得正是時候。”

西湖山關帝廟的東岳大帝神像

去年從泰山回潮州之后，母親便開始尋找東岳信仰遺跡，咨詢了許多老輩人，最后終于找到兩處地方：一是潮州彩塘鎮華橋村的華橋古廟，供奉著東岳大帝。華橋村以黃姓為主，明代《封神榜》流行之后，有些地方的東岳大帝被說成是黃飛虎，我猜想這可能是華橋村把東岳大帝當作祖先神來崇拜的原因。華橋村的“勞熱”（神誕）是三月二十八，當天村小學會讓出操場作為祭拜的場所，供全村村民祭拜東岳大帝。二是風景勝地西湖山上的關帝廟，這個廟復建于1991年，主祀關公，配祀的13尊神靈分為4處神龕。其中一處“圣譽攝鎮”匾額的神龕中，東岳大帝和華佗仙師并排而坐，旁邊另一神龕中，擺著潮州府城隍公、海陽縣城隍公。兩處匾額的撰寫人和設立時間（1992年）均一樣，而且史載潮州府城隍廟的對聯——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也寫在這個新神龕的兩邊。由此可以推測，這就是1957年被拆毀的潮州府縣城隍廟在當代的復活，時隔六十年，城隍公仍然與東岳大帝“在一起”。或許1948年母親出生的那一天，外公就是在準備到府城隍廟去祭祀廟里的東岳大帝，為大帝慶生。

西湖山關帝廟的外墻，貼了一張紅紙“眾神圣駕飛升吉日”的告示，一一列明廟中所祀的十二位神靈之神誕日，以方便信女善男依時前來敬拜。可是母親一看之下，有些失望。紅紙上的“東岳大帝誕”，竟然寫著“八月廿三日”。我寬慰她說：這大概是1992年關帝廟在恢復香火的時候無意中抄錯的。因為東岳五行屬春，便選定春意最盛的三月二十八日祭祀泰山，這一祭祀日期也被定為岳神圣誕，《夢粱錄》《水滸傳》等記載確鑿可信，宋儒陳淳《北溪字義》即云：“世俗鄙俚，以三月二十八日為東岳圣帝生朝。”自宋迄今，這一圣誕日再無更易。民國時期，廣東人的通勝歷書（老黃歷）之中，東岳大帝從來也只有三月廿八這一天的圣誕。嶺南大學1938年有一篇學士學位畢業論文專門指出： “三月二十八日，東岳大帝誕，也算是一個很隆重的神誕”。（歐陽德修《廣州幾種陋俗的研究》收入《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 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卷》三編中卷，第5頁）全中國只有這一處東岳大帝誕寫作“八月廿三日”，那麼十有八九就是由于潮州新廟祝不識老神誕。

西湖山關帝廟的神誕日告示

在過去十年的教書生涯中，我經常引用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的一篇文章——《道教在近代中國的變遷》來講解中國的信仰變局：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道教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每個去過中國的人都不難發覺，在許多地方道觀與神廟已不復存在，道教慶典與儀式也難得一見。如果我們將這種狀況與一百年前的中國相比，其變化之大令人驚嘆。清末的北京城有六十多座道觀和五百多座大大小小的道教神廟，祈安大醮、超度齋會以及各類保護神的祭典游行和酬神演戲活動，是京城隨處可見的常景。這類情形在中國的其它城市與鄉村同樣普遍。今天，所有這一切都成了歷史的遺跡。這是世界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對它的重要性無論做何種評價都不算為過。

施舟人教授所描繪的信仰變遷史，并未冷冰冰的歷史，母親解鎖困擾她七十年的名字密碼的傳奇經歷，令我感受到了這一變遷對于普通人的真實意義。我相信，如母親這樣丟失了信仰密碼的中國人，不止她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