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八字箴言

引言

現在，田建文有個綽號叫“二五蛋”，指他2020年在臨汾、運城二市五縣主持發掘過10個考古工地。而此前參與和主持過的考古項目就更多了。同時，歷年也有100多篇50多萬字論文發表，對棗園文化和晉國晚期都城的論證，更有非常重大和重要的學術成果。這麼多成績，得益于他38年來扎根基層深入一線勤奮的工作，也來自于中國考古人薪火相傳的治學精神。

“讓材料牽著鼻子走”

9月17日，跟著田建文，山西晚報記者一行來到聞喜縣上郭—邱家莊遺址。這是一處晉國晚期的文化遺存。路上，田建文隨手指點，在遍布田壟和公路的原野上，勾勒出一座兩千多前的雄偉城池。他說，這兒是古曲沃，曾是晉國第一大城。春秋早期晉國小宗篡奪大宗的曲沃代翼故事就從這兒開始。然而記者一行只看見青色的莊稼蔓延至天邊，無法如田建文一樣，眼中是一幕幕恢弘的歷史大戲。

遺址已經經過發掘，發現的陶片、瓦片裝了成百袋，一袋一袋擺放在工地操作間的架子上，還有一些就鋪在塑料布上，這是洗過要晾曬的陶片。探方也開得整整齊齊，往下挖了兩米深，其中有些圓圓的坑。

田建文說，這是一個晉國晚期的大壕溝，是當時人們填埋垃圾的地方。但這個大壕溝連古人也不知道，下面還有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晚期人類生活的遺跡。“這兒是一家人居住的地方，這兒是勞作的地方。”他給山西晚報記者說著，和剛才一樣，在記者眼里，這里還是平平無奇的土坑土堆，在他眼里，卻已經浮現出四五千年前一戶普通人家生活的景象。

發現的這些陶片、瓦片，得一片片清洗、拼對，也許能拼對出來個什麼陶陶罐罐，也許本身就是孤立零散的，但沒拼對以前，誰也不知道。這是個枯燥單調的活兒，且需要分外細致以及對這些陶片的熟稔。38年來，田建文早喜歡上了干這個活兒，毫不起眼的陶片，他會說花紋造型是多麼得美。

這也是考古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環，是許多重大考古發現的基礎。田建文，北京大學上本科、吉林大學上研究生，對他個人事業最有影響的就是學到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張忠培曾告訴過他“讓材料牽著鼻子走”，以物論史，透物見人，代死人說話，達到把死人說活的目的。事實上，這也是張忠培的老師、新中國考古事業開創者之一蘇秉琦堅持的觀點。三代考古工作者薪火相傳，夯實著中國考古學的根基，為中國考古事業劃定了正確的路徑。

田建文素來要求自己“讓材料牽著鼻子走”，他的收獲和遺憾都來自于此。2010年，他在《北方文物》上發表過以此為題的文章，回顧了自己在侯馬晉國遺址20多年的研究中，“有三個問題犯了沒有吃透考古材料，就‘亂戴帽子’的毛病。”比如因名取義，將侯馬東臺神村西北、汾河岸邊三座大型夯土臺基認作是祭祀汾河河神臺駘的場所，事實上那是早已經消失在史籍中的晉虒祁宮遺址。

堅持這種學風，田建文有些時候甚至會反對自己老師的觀點。考古大家鄒衡是帶著田建文實習的老師，他摸陶片的功夫尤其令田建文佩服和敬仰。1992年，曲沃縣天馬—曲村遺址發現，鄒衡先生斷為晉國的始封地“唐”，但田建文發表《晉國早期都邑探索》一文否定了這種觀點，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遺址沒有發現殷墟時期的文化遺存。后來的考古發掘證實了田建文的觀點，這讓他感慨：“‘讓材料牽著鼻子走’，大音聲希！”田建文聽說，鄒衡先生非但沒生氣，反而非常贊賞。

鄒衡先生的誤會，緣于接受古代文獻的誤導。田建文由此思考考古工作和文獻資料的關系。他后來說，“對于考古研究來說，只能把一條文獻當做一件器物或一處遺跡來看待，最終目的是達到與歷史學殊途同歸。”這即是說，不說文獻或有真偽，哪怕就是真實的，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也只能是互相印證，而不是用考古發現去證明文獻資料。考古不是為了證明什麼東西，考古工作者要以考古學的手段、材料和方法去書寫歷史，即蘇秉琦徐先生說的“考古學的目的是修國史”。

正因如此，雖然說考古工作者需要具備文學、文字、文獻、藝術等多方面的素養，但最重要的還是通過自己的實踐，建立自己的一套認知系統，才有可能達到或者走進人類的真實歷史，這片土地上的真實歷史。

“畢生考古功力的體現”

作為華夏文明的發祥地，山西很早就有人類蕃息繁衍。一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文化遺址有幾百處，但多年來沒有找到一處距今一萬年到七千年的新石器文化遺址。田建文的研究方向是“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考古”，找到這樣的文化遺址，可以說是他的使命。

田建文他們也在尋找，在晉南大地上“游蕩”，聽說翼城棗園村曾發現過紅陶片，就跑到了那里，經過幾天對周圍地區調查之后，好戲在最后。同事楊林中后來回憶：

1991年5月11日一大早，我們來到了小河口水庫東北的棗園村，一路上我笨鳥先飛拿著鐵鍬在前面披荊斬棘，薛新明唱著呂梁山民間小調，田建文跳著過河掉進齊腰深的淤泥里，快樂地來到棗園村。先是在村外調查但收獲不大，抱著一絲幻想我們進村了，在一條通往村中的小路邊垃圾堆旁邊，我們夢寐以求的事情發生了。垃圾堆旁邊的洋槐樹上拴著一頭牛犢，調皮的田建文用手鏟挑逗著牛犢，牛犢惱怒之下刨動著身下的垃圾，結果竟露出紅陶片，田建文激動地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經過清理發掘，發現這是古代房屋遺址，房內出土很多破碎紅陶片，復原出二十多件陶器，其中泥質陶壺、缽、盆，陶質細膩，呈鮮艷的紅色，獨樹一格。開始命名為棗園H1遺存，不久便改稱為“棗園文化”。1999年又發掘了棗園遺址，在兩米的地層內，發現了延展了600年的三期遺存，總共出土、復原了陶器100多件，并發掘出大批石器和骨器，研究確定大約距今6400—7000年。這是山西最早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田建文和同事薛新民、楊林中提出，盛極一時的廟底溝文化就是由棗園文化發展而來的，由此掀起了新一輪的對廟底溝文化譜系、淵源重新研究的浪潮。

田建文的諸多成果都是如此，用確鑿無疑、真實無誤的考古材料，促使、推動人們對歷史重新思考和認識。

夏縣西陰遺址，在這個中國考古學開始的地方，田建文和同事又一次發掘，得出結論，西陰文化完全可以替代沿用已久的廟底溝文化，并確定了它在仰韶文化中的定位。

侯馬晉國遺址，他提出宮城保護晉公、六卿占據“卿城”等的“新田模式”，得出“晉都新田為中國城市發展史的里程碑，它開創了戰國一代城市形制的先河”；

絳縣橫水墓地，田建文在清理出土的銅鼎、銅卣等器物上發現銘文，后來證明是文獻中沒有記載的“倗”國遺物，一個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的西周諸侯國由此重新為世人所知；

他分析不同地方不同時代不同遺址、墓葬中出土的陶鬲，得出結論，西周早期，晉文化是周文化的一部分，而在后期，周文化已成為晉文化一部分，對梳理晉文化源流、脈絡和發展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另外，他的研究從遠古時期開始一直延伸，春秋戰國、秦漢乃至宋元遼金。他通過對稷山縣馬村金元時期段氏家族墓葬的考察，總結出“善孝養家，善食養生，善戲養神”的三善文化，提出“弘揚和繼承這一優秀的文化遺產，讓它在今天獲得新生，注入新的活力，并影響明天乃至永久”。

38年來，田建文成就驚人，他自己也頗為驕傲，以至于阻止兒子“子承父業”報考考古專業的理由竟然是“干考古，你再干也干不過我；因為你不如我幸運，沒有那麼多名師的指導。”38年后的今天，問起他最為得意的項目或者發現，他說是2018年在隰縣調查時發現了一個接近底部有鉆孔的罐子。他據此判斷，匈奴人來過這里。那個鉆孔是匈奴人做奶酪留下的，漢族沒有這樣的習慣。他說，別人看到也可能分辨不出來，那是他“畢生考古功力的體現”。并且，那個發現印證了他們關于蒲縣曹家莊墓地結論的正確性。

蒲縣曹家莊墓地是2016年初開始發掘的，清理出墓葬42座，時間從戰國晚期延續到王莽時期。在曹家莊墓地一些洞室墓里，他發現了底部有大方形戳記的陶器。綜合墓室規制和葬俗的研究，他由此斷定是漢武帝時期投降過來的匈奴人的墓葬。這一發現彌補了黃河以東的廣大范圍內未見匈奴文化的空白。

讓田建文最為感喟的是，曹家莊墓地整個發掘、研究過程，都是在他導師張忠培先生遠程指導下進行的，是師生深厚情誼的另一種體現。

盡管當時田建文已經是卓有建樹的考古學家了，在張忠培先生的眼里，他還是那個20出頭剛入門下的年輕人。張忠培對弟子們要求非常嚴格，也隨時關注弟子們的工作。如果有錯，還會像求學時那樣不留情面地批評。田建文說，老師時常批評他的論文，這麼多年，也就有兩篇文章得到過表揚。

曹家莊墓地發掘時，張忠培已重病在身，時日無多，但非常關注田建文的工作，說“你現在只達到我百分之八十的期望。我走，最不放心的是你。”知道田建文的考古項目后，張忠培叮囑：“你要珍惜這次發掘機會，彌補你田野工作的不足，專心致志地搞。一個人要發掘好一個大工地，認真寫上一篇發掘報告，才能算作一位真正的考古工作者”，還要求田建文隨時報告進展，“下次打電話，我就要聽聽你發掘的情況了。”

隨著項目的進展，張忠培時而提出建議，時而指出不足，知道他的重要發現后說“兔崽子，你可逮著了”；聽到他的判斷后難得表揚他“不錯，你認出來了，這要靠平時的積累，有的人是認不出來的”“看陶器要看到骨子里，這次你做得不錯”。

田建文本來想請張忠培先生為發掘報告作序，可他卻遽然離世，成為田建文最后的遺憾。但是，張忠培說過的話，是田建文一生的遵循：

我要教會你我這一套考古學研究方法，你再教給你的學生，我這一套考古學研究方法就能一代一代繼承下去了。

山西晚報記者 李遇

(責編：褚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