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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獨家 | 明代中國為什麼不是西方定義下的“帝國”？

中新社北京6月11日電 題：明代中國為什麼不是西方定義下的“帝國”？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張旭鵬

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

張旭鵬。本人供圖

隨著“內亞史觀”的興起，關于中國歷史上的內亞性問題日益成為中外史學家關注的焦點。從上世紀90年代“新清史”研究受到熱捧，到近年來圍繞明代內亞性的研究明顯增多，一些西方學者開始強調古代中國的內亞性，并試圖以此論證中國曾是一個充滿擴張性的“帝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張旭鵬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指出，以“內亞史觀”解讀，將中國的清朝、明朝或其他朝代稱為“帝國”是不正確的。研究中國的內亞性，對于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是有幫助的，但不應夸大這種內亞性，甚至認為其重要性超過了“中國性”。

明朝宮廷畫“絲路山水地圖”局部：嘉峪關。中新社記者 張煒 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學界對于內亞性尚無統一標準定義，有學者認為，中國歷史上所有時期都存在內亞性，只是在不同時期和地域上不均勻分布。您怎樣定義內亞性？大眾應如何理解古代中國的內亞性？

張旭鵬：“內亞”既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文化或文明概念。盡管學術界對于如何框定內亞的地理范圍有著不同理解，但內亞基本可以看作是位于內陸亞洲的各游牧部落及其所創造的游牧文明。所謂內亞性可以理解為與內亞相關的特質、因素和屬性。中國歷史上的內亞性，就是指中國各王朝歷史中所包含的內亞特質、因素和屬性。如果從游牧部落或游牧文明對以農耕文明為主的中國產生影響的角度看，說中國歷史上所有時期都存在內亞性似乎也沒有問題。

不過，在理解中國歷史上的內亞性時應注意兩個問題。

首先，在談論內亞性時，應當將之放在與以漢族為主體的農耕文明或中原文明的互動中來理解。以前的中國史比較偏重于以漢族或中原的視角來敘述，游牧民族是作為中原的他者而出現的。強調中國歷史上的內亞性對于糾正這種觀念，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是有幫助的。但認為它的重要性超過了“中國性”，或者將之獨立于中國之外，強調它與中國的對立，就夸大了這種內亞性。

內亞視角有時被預設了一種與漢族中心相對立的意味，即為了挑戰漢族中心主義的歷史觀。羅友枝與何炳棣圍繞“漢化”的著名爭論，可以說是這種對立的一種表現。

種族或族裔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至少在前現代的各種文明中都是一個常見的現象，但這種以某個種族或族裔為中心的體系也不是完全封閉和絕對排他的，它逐漸超越了種族和血緣的界限，成為一個以文明為核心的價值體系。不論是古代希臘的“希臘人-蠻族人”的對立模式還是古代中國的“華夷秩序”，都體現了一種開放性。特別是后者，“華”和“夷”的身份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客觀而言，漢族或游牧民族都曾經在中國歷史的某個時段居于中心的位置。漢族處于中心位置的時間、產生的影響還要更長、更大一些。作為曾經的歷史事實，沒有必要刻意否認漢族或游牧民族的這種中心性或主導性。內亞視角的引入，是對傳統中原王朝史觀的補充和糾偏，但兩者不是對立的、非此即彼的關系。

第二，內亞性雖然是一個有用的歷史分析范疇，但不宜夸大它的作用和意義。如果從游牧文明對農耕文明產生影響的角度看，內亞性甚至不能算作多麼有原創意義的提法。

早在1983年，中國著名世界史學者吳于廑先生就令人信服地論證了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之間相互影響和彼此糾葛的復雜關系。吳先生的觀點，用現在時髦的說法就是：歐亞大陸在從公元前20世紀中葉到公元13世紀這3000多年的時間里，始終充滿了內亞性。不同的是，吳先生是從世界史的高度來談及這一問題的，特別強調了游牧世界或內亞性在打破各民族間的閉關自守，在歷史發展成為世界歷史的進程中所起到的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盡管有時是以暴力的方式完成的。

吳先生還發現，這場長達3000多年、橫跨歐亞大陸的兩個世界之間沖突與交流的結果是，農耕世界的日趨擴大和游牧世界的日趨收縮。從這一意義來說，內亞性固然重要，但是從一個國家長時段的歷史發展來看，內亞性最終還是有機地融合到這個國家更為主流的信仰和價值體系之中。這一點在西歐和中國相較于中亞可能表現得更為突出。

資料圖：希臘雅典衛城。

中新社記者：繼“新清史”之后，近年來歐美學界又出現了所謂“新明史”，即從內亞的視角研究明代歷史。美國學者魯大維指出，明朝并非一個以漢人為主的相對封閉的王朝，而是像元、清一樣，具有明顯的“歐亞性”或“世界性”。您如何看待和評價“新明史”？

張旭鵬：首先要說明的是，國際史學界尚未有“新明史”這一說法。顯然，這是對“新清史”這一術語的套用，借以表明“新明史”與“新清史”在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上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作為推翻元朝而建立的王朝，明朝歷史不可避免地會帶有一些內亞因素。

中國學者鐘焓認為清朝的三個主要內亞性，即清朝君主的多民族“共主”特性、以漢文和非漢文彼此對照的多語種文獻的出現、“以教促政”的靈活而富有彈性的宗教政策，均在明朝有相對應的反映。魯大維則通過研究明代宮廷的尚武活動，認為元、明、清三代的宮廷文化有著驚人的延續性，甚至認為，明廷尚武活動的目的，即展現軍事力量、顯示皇帝的實力等，與歐亞大陸其他國家宮廷的類似活動是一致的，且都受到了蒙古帝國的影響。

不過，“新明史”的指向與“新清史”截然相反。“新清史”通過強調清朝的內亞性，力圖證明清朝與“中國”之間的斷裂；而“新明史”則欲說明，明朝這個以漢人為主體的王朝并不封閉和單調，而是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內亞性。這樣看來，“新明史”對于駁斥“新清史”的解構主義修正史學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夸大明代的這種內亞性。

首先，明代的內亞性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對外的策略。明朝建立初期，始終面臨著嚴峻的邊疆問題，除了與元朝的殘余力量抗衡外，還要將元朝舊部納入到新的國家體系中。明朝的“共主”、靈活的宗教政策、尚武展示等，基本都是出于將舊元的蒙古、女真、高麗統合進新的正統王朝的需要。明代中期以后，隨著政治文化的變遷，越來越多的士大夫已開始排斥奢華鋪張的尚武展示。

其次，以皇室田獵為代表的尚武展示，表面上看是內亞性的一種表現，但其恢弘的場面、眾多的參與者以及耗資巨大的背后，靠的是一個穩定的農耕社會和農業經濟的支撐。內亞性只是表象，而決定明朝尚武展示活動的，恐怕還是更為深層的中原農耕經濟。

從景山俯瞰故宮。陳一年 攝 圖片來源：CTPphoto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以“內亞史觀”解讀明代中國會存在哪些問題？“新清史”、“新明史”研究的興起對西方人認知中國有哪些影響？

張旭鵬：從“內亞史觀”解讀明代歷史，肯定會帶來一些不同的經驗，至少有助于補充過去那種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單線歷史。杜贊奇曾主張用一種復線的歷史(bifurcated history)來重新解讀中國，“新明史”在提供多層次的敘述結構，展現更為豐富的視角上，有其意義和價值。然而，就明代而言，內亞性在整個國家范圍內顯然并不占主導地位。此外，過于強調明代歷史的共時性意義，將明王朝置于歐亞大陸的語境中，去尋找明代中國與歐亞大陸其他國家的共性，難免會以偏概全。

“新清史”“新明史”研究的興起，對于西方人認知中國大致有兩方面影響。一方面，可以讓西方人認識到歷史上的中國并不是一個封閉和停滯的國家，而是一個充滿活力和開放的國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史系副教授布琮任認為，清代中國并不像傳統認為的那樣是一個內陸的和內向型國家，而是陸地和海洋并重。尤其在1680—1799年這段時間里，國家在政治視野、軍事部署和行政實踐方面，都是在積極介入海洋事務。

另一方面，由于“新清史”“新明史”所關注的重點，如邊疆、帝國、種族、多重主權等問題，其理論和經驗多來自于西方國家，因而難免對中國的歷史造成曲解和誤讀。最典型的就是認為中國是一個充滿擴張性的帝國。

法國凡爾賽宮。中新社記者 李洋 攝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明代中國是否符合西方定義下的“帝國”？中西語境下“帝國”的概念有何異同？中國唐朝、明朝、清朝等封建王朝能否稱作“帝國”？

張旭鵬：西方學者對于帝國的定義和想象基本都來自羅馬帝國。在他們看來，帝國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不斷擴張的疆界、多民族或種族的構成、普世主義的理念。反觀中國，歷朝各代從未以“帝國”自稱，中國人對自身所在共同體的表述一般是“天下”或“我朝”。在中國古代的著述或詩文中，雖偶爾有“帝國”一詞，卻多指“皇帝之城”即都城之意。如唐代王勃《江寧吳少府宅餞宴序》中的名句：“遺墟舊壤，數萬里之皇城；虎踞龍盤，三百年之帝國。”這里的“帝國”顯然指的是江寧即今天的南京。換言之，在近代以前，漢文文獻中沒有西方或當代意義上“帝國”的表述。

將中國稱為“帝國”，主要出自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之口。據曹新宇、黃興濤的考證，在1615年首版的由金尼閣翻譯并整理的利瑪竇所著之《耶穌會之基督教對華遠征》，以及1642年出版的曾德昭所著之《中華大帝國志》等耶穌會傳教士的著作中，都明確將明代中國稱為“帝國”，主要是從疆域廣袤、人口眾多，治理多民族臣民的角度而言。清朝入主中原后，衛匡國的《韃靼戰紀》、阿塔納修斯·基歇爾的《中國圖說》等書都記錄了這一事件，同時延續了將中國王朝稱為帝國的傳統，這樣清朝也就被稱為帝國。歐立德認為，到此時，清帝國這一稱謂中已經有了征服、多民族政體等重要含義。

如果從國家疆域遼闊，統治多個民族這一層面來說，清朝似乎也符合所謂“帝國”的特征。不過，西方帝國的另外兩個基本特征，即殖民主義和教化使命，清朝并不具備。殖民主義往往意味著對殖民地政治地位和經濟權利的剝奪，意味著資源掠奪甚至種族屠殺。而教化使命，則要試圖改變殖民地居民的語言、宗教和文化習俗。阿根廷裔美國學者瓦爾特·米尼奧羅將西班牙人對美洲印第安人的殖民分為三個層次，即語言的殖民、記憶的殖民和空間的殖民。可見，西方帝國的殖民主義是全方位的，涉及領土、語言、文化、認同等，基本就是讓殖民地“亡國滅種”。就這一點而言，將中國的清朝、明朝或其他朝代稱為“帝國”是不正確的。

中新社記者：全球視野下，應如何審視當今世界東西方之間日益凸顯的文明分歧甚至沖突？

張旭鵬：東西方之間確實存在分歧甚至沖突，但我不認為這是一種文明沖突，毋寧說這是由不平等和不對等的國際關系體系、國際經濟體系所導致的結果。其實在當今世界，文明內部的沖突更值得人們關注。因為文明內部自古就包含著分歧乃至對立的因素，20世紀以來的移民問題似乎加重了這一內部分化。

最近幾十年來，文明內部的種族之間、族裔之間和教派之間沖突不斷，即使是西方社會也難以擺脫這一困境。許多看似文明之間的沖突，其實是文明內部沖突的外化。當然，解決這些沖突，唯一有效的辦法還是加強國與國之間的對話，建立起一個更加公平與合理的全球秩序。(完)

張旭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哥廷根大學客座教授，四川大學世界史專業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思想文化史、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出版著作包括《西方文明簡史》《文化理論研究》(與何平合著)、《當代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人物、流派、焦點》(與王晴佳合著)等，發表中英文論文數十篇。

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