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帶劍化了就好嗎

作者｜沈從文

摘編｜張進

《花花朵朵 壇壇罐罐：沈從文談藝術與文物》，作者：沈從文，版本：后浪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1年6月

《紅旗》十七期上，有篇王力先生作的《邏輯和語言》文章，分量相當重。我不懂邏輯和語言學，這方面得失少發言權。惟在末尾有一段涉及胡子歷史及古人對胡子的美學觀問題，和我們搞文物所有常識不盡符合。特提出些不同意見商討一下，說得對時，或可供作者重寫引例時參考，若說錯了，也請王先生不吝指教，得到彼此切磋之益。

那段文章主要計三點，照引如下：

1.漢族男子在古代是留胡子的，并不是誰喜歡胡子才留胡子，而是身為男子必須留胡子。

2.古樂府《陌上桑》說：“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可見當時每一個擔著擔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

3.胡子長得好算是美男子的特點之一，所以《漢書》稱漢高祖“美須髯”。

王先生說的“古代”界限不明白，不知究竟指夏、商、周……哪一朝代，男子必須留胡子？有沒有可靠文獻和其他材料足證？

其次，只因為樂府詩那兩句形容，即以為古代每一個擔著擔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這種推理是不是能夠成立？還是另外尚有可靠證據，才說得那麼肯定？

其三，即對于“美須髯”三字的解釋，照一般習慣，似乎只能作“長得好一部胡子”的贊美，和漢魏時“美男子”特點聯系并不多。是否另外還有文獻和別的可作證明？文中以下還說：“到了后代，中年以后才留胡子。”照文氣說，后代自然應當是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了，是不是真的這樣？還是有文獻或實物可作證明？

私意第一點概括提法實無根據，第二點推想更少說服力，第三點對于文字解說也不大妥當。行文不夠謹嚴，則易滋誤會，引例不合邏輯，則似是而非，和事實更大有出入，實值商討。

關于古人胡子問題，類書講到不少，本文不擬作較多稱引，因為單純引書并不能解決具體問題。如今只想試從文物方面來注意，介紹些有關材料，或許可以說明下述四事：一、古代男子并不一定必須留胡子。二、胡子在某一歷史時期，由于社會風氣或美學觀影響，的確逐漸被重視起來了，大體是什麼式樣？又有什麼不同發展？文獻不足證處，我們還可以從別的方面取得些知識。中古某一時期又忽然不重視，也有社會原因。三、美須髯在某些時期多和英武有關，是可以肯定的，可并不一定算美男子。有較長時期且恰恰相反，某些人胡子多身份地位反而比較低下。可是挑擔子的卻又決不是每人都留胡子。四、晉唐以來胡子式樣有了新的變化，不過中年人或老年人，即或是名臣大官，也并不一定留它。這風氣直繼續到晚清。

首先可從商代遺留下的一些文物加以分析。故宮有幾件雕玉人頭，湖南新出土一個銅鼎上有幾個人頭，另外傳世還有幾件銅刀、銅戈、銅鉞上均有人的頭形反映，又有幾個陶制奴隸俑，在河南安陽被發掘出來，就告訴我們殷商時期關于胡子情況，似乎還無什麼一定必須規矩。

春秋早期 玉人頭

同是統治者，有下巴光光的，也有嘴邊留下大把胡子的。而且還可以用兩個材料證明胡子和個人身份地位關系不大，因為安陽出土一個白石雕刻著花衣戴花帽的貴族，和另外一個手戴桎梏的陶制奴隸，同樣下巴都是光光的（如果材料時代無可懷疑，我們倒可用作一種假說，這時期人留胡子倒還不甚多）。

春秋戰國形象材料新出土更多了些。較重要的有：一、山西侯馬發現兩個人形泥范，就衣著看，顯明是有一定身份的男子，還并不見留胡子的痕跡。二、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出土一個彩繪漆瑟，上面繪有些樂舞、狩獵和貴族人物形象，也不見有胡須模樣。三、近二十年湖南長沙大量出土戰國楚墓彩繪木俑，男性中不論文武打扮，卻多數都留有一點兒胡須，上邊作兩撇小小“仁丹胡子”式，或者說“威廉”式，尖端微微上翹，下巴有的則留一小撮，有的卻沒保留什麼。同一形象不下百十種，可知和當時某一地區社會愛好流行風氣，必有一定關系，并不是偶然事情（如藝術家用來作屈原塑像參考，就不會犯歷史性錯誤）。但其中也有好些年紀大但并不留胡子的。另外故宮又還有個傳世補充材料足資參考，即根據《列女傳》而作的《列女仁智圖》卷，上有一系列春秋時歷史著名人物形象，其中好幾位都留著同樣仁丹式八字胡須，亦有年逾不惑并不留胡子的。這畫卷傳為東晉顧愷之稿。若從胡子式樣聯系衣冠制度分析，原稿或可早到西漢，即根據當時的四堵屏風畫稿本而來（也許還更早些，因為胡子式樣不盡同漢代）。另外又還有一個河南洛陽新出西漢壁畫，繪的也是春秋故事，作二桃殺三士場面，這應當算是目下出土最古的壁畫。由此得知當時表現歷史人物形象的一點規律，如繪古代武士田開疆、古冶子時，多作須髯怒張形象，用以表示英武。武梁祠石刻也沿此例。此外，反映到漢末紹興神像鏡上的英雄伍子胥和山東沂南漢墓石刻上的勇士孟賁，以及較后人作的《七十二賢圖》中的子路，情形大都相同。如作其他文臣名士，則一般只留兩撇小胡子，或分張，或下垂，總之是有保留有選擇的留那麼一點兒。其余不問是反映到長沙車馬人物漆奩上，還是遼寧遼陽營城子漢墓壁畫上和朝鮮出土那個彩繪漆竹筐邊緣孝子傳故事上，都相差不大遠。同時也依舊有絲毫不留的。即此可知，關于古代由商到漢，胡子去留實大有伸縮余地，有些自覺自愿意味，并不受法律或一定社會習慣限制。實在看不出王先生所說男子必須留胡子情形。

南宋 佚名 孔門弟子像圖卷（局部）

至于漢魏之際時代風氣，則有更豐富的石刻、壁畫、漆畫、泥塑及小銅鑄像可供參考。很具體反映出許多勞動人民形象，如打獵、捕魚、耕地、熬鹽、舂碓、取水、奏樂以及好些在廚房執行切魚燒肉的大師傅，極少見有留胡子的。除非挑擔子的是另一種特定人物，很難說當時每個挑擔子的卻人人必留胡子！那時的確也有些留胡子的，例如：守門的衛士、侍仆以及荷戈前驅的伍伯，即多的是一大把胡子，而統治者上中層本人，倒少有這種現象。即有也較多作樂府詩另外兩句有名敘述：“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須”，不多不少那麼一撮兒樣子。可證王先生的第三點也不能成立，因為根據這些材料，即從常識判斷，也可知當時封建統治者絕不會自己甘居中下游，反而讓他的看門人和馬前卒上風獨占作美男子！

其實還有個社會風氣形成的相反趨勢繼續發展頗值得注意，即魏晉以來有一段長長時期，胡子殊不受重視。原因多端，詳細分析引申不是本文目的。大致可說的是它和年輕皇族貴戚及宦官得寵專權必有一定關系。文獻中如《后漢書·宦者傳》、《漢書·佞幸傳》、《外戚傳》和干寶《晉紀·總論》、《晉書·五行志》、《抱樸子》、《世說新語》、《顏氏家訓·勉學篇》，以及樂府詩歌，都為我們記載下好些重要可靠說明材料。到這時期美須髯不僅不能成為上層社會美的對象，而且相反已經成為歌舞喜劇中的笑料了。《文康舞》的主要角色，就是一個醉意朦朧大胡子。此外還有個弄獅子的醉拂菻，并且還是個大胡子洋人！我們能說這是美男子特征嗎？不能說的。

其實即在漢初，張良的貌如婦人和陳平的美如冠玉，在史傳記載中，雖并不見得特別稱贊，也就看不出有何譏諷。到三國時，諸葛亮為緩和關羽不平，曾有意說過某某“不如髯之超群絕倫”。然而《典略》卻說，黑山黃巾諸帥，自相號字，繞須者則自稱“羝根”。史傳記載曹操見匈奴使者，自愧形質平凡，不足以服遠人，特請崔琰代充，本人即在一旁捉刀侍衛。當時用意固然以為是崔琰長得魁偉，且有一部好胡子，具有氣派，必可博得匈奴使者尊敬。但是結果卻并不成功。因為即使臉頰本來多毛的匈奴使者被曹操派人探問進見印象時，便依舊是稱贊身旁捉刀人為英挺不凡，并不承認崔琰品貌如何出眾！魏晉以來胡子有人特別愛重是有記錄的，如《晉書》稱張華多姿，制好帛繩纏須；又《南史》說崔文伸嘗獻齊高帝纏須繩一枚給；都可證明當時對于胡子有種種保護措施，但和美男子關系還是不多。事實正相反，魏晉之際社會日趨病態，所以“何郎敷粉，荀令熏香”，以男子而具婦女柔媚姿態竟為一美的標準。史傳敘述到這一點時，盡管具有深刻譏諷，可是這種對于男性的病態審美觀，在社會中卻繼續發生顯明影響，直到南北朝末期。這從《世說》記載潘安上街，婦女擲果滿車，左思入市，群嫗大擲石頭故事及其他敘述可知。總之，這個時代實在不大利于胡子多的人！

南朝詩人謝靈運，生前有一部好胡子，死后捐施于南海祗洹寺，裝到維摩詰塑像上，和尚雖加以愛護，到唐代卻為安樂公主斗百草剪去作玩物，還可說是人已死去，只好廢物利用，不算招難。然而五胡十六國方面，北方諸胡族矛盾斗爭激烈時，歷史上不是明明記載過某一時期，見鼻梁高胡子多的人，即不問情由，咔嚓一刀！

到北魏拓跋氏統一北方后，照理胡子應受特別重視了，然而不然。試看看反映到大量石刻、泥塑和壁畫上的人物形象，就大多數嘴邊總是光光的，可知身屬北方胡族，即到中年，也居多并不曾留胡子。傳世《北齊校書圖》作魏收等人畫像，也有好幾位沒有胡子，畫中胡子最多還是那位馬夫。

至于上髭由分張翹舉而順勢下垂，奠定了后來三五綹須基礎，同時也還有到老不留胡子的，文獻不足征處，文物還是可以幫忙，有材料可印證。除漢洛陽畫像磚部分反映，新出土有用重要材料應數近年河南鄧縣南朝齊梁時畫像磚墓墓門那兩位手擁儀劍，身著兩當鎧，外罩大袍的高級武官形象。其次即敦煌220窟唐貞觀時壁畫維摩變下部那個聽法群眾帝王行從圖一群大臣形象。這個壁畫十分寫實，有可能還是根據閻立本兄弟手筆所繪太宗與宏文館十八學士等形象而來，最重要即其中有幾位大臣，人已早過中年，卻并不留胡子。有幾位即或相貌英挺，胡子卻也老老實實向下而垂。總之，除太宗天生虬髯為既定事實，畫尉遲敬德作毛胡子以示英武外，始終還看不出胡子多是美男子特點之一的情形。一般毛胡子倒多依舊表現到身份較低的人物身上，如韓干《雙馬圖》那個馬夫、《蕭翼賺蘭亭圖》那個烹茶火頭工，陜西咸陽底張灣壁畫那個手執拍板的司樂長，同樣在臉上都長得是好一片郁郁青青！

韓干《牧馬圖卷》

那麼是不是到中唐以后，社會真有了些變遷，如王先生所說人到中年必留胡子？事實上還是不盡然。手邊很有些歷代名臣畫像，因為時代可能較晚，不甚可靠，不擬引用。宋人繪的《香山九老圖》，卻有好些七八十歲的名賢，下巴還光光的。此外，《洛陽耆英會圖》和《西園雅集圖》，都是以當時人繪當時事，應當相當可靠了，還是可見有好些過四十不留胡子的，正和后來人為顧亭林、黃梨洲、蒲留仙寫真差不多。

就這個小小問題，從實際出發，試作些常識性探索，個人覺得也很有意義。至少就可以給我們得到以下幾點認識：

一、胡子問題雖平常小事，無當大道，難稱學術，但是學術的專家通人，行文偶爾涉及它的歷史時，若不作點切實的調查研究，就不可能有個比較全面具體的認識。如只從想當然出發，引申時就難于中肯，而且易致錯誤。

二、從文物研究古代的梳妝打扮、起居服用、生產勞作和車馬舟輿的制度衍進，及其應用種種，實在可以幫助我們啟發新知，校訂古籍，得到許多有益有用的東西，值得當前有心學人給予一點應有的注意。古代事情文獻不足征處太多，如能把這個綜合文物和文獻的研究工作方法，提到應有認識程度，來鼓勵一些學習文史、有一定文獻知識的年輕少壯，打破慣例，面對近十年出土文物和傳世文物，分別問題，大膽認真摸個十年八年，中國文化史研究方面有許多空白點或不大銜接處，一定會可望得到許多新發現和充實。希望新的學術研究有新的進展，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必須有點進展，且有人肯不怕困難，克服困難，來做做闖將先鋒！

三、從小見大，由于中國歷史太長，任何一個問題，孤立用文獻求證，有很多地方都不易明白透徹。有些問題或者還完全是空白點，有些又或經后來注疏家曲解附會，造成一種似是而非印象，有待糾正澄清，特別是事事物物的發展性，我們想弄清楚它求個水落石出，勢必需把視野放開擴些，擱在一個比較扎實廣博的物質基礎上，結合文物和文獻來進行，才會有比較可靠的新的結論，要談它，要畫它，要形容說明它，才可望符合歷史本來面目！

至于這種用文物和文獻互相結合印證的研究方法，是不是走得通？利中是否還有弊？我想從結果或可知道。以個人言，思想水平既低，古書讀得極少，文物問題也只不過是懂得一點皮毛，搞研究工作，成就自然有限。即談談胡子問題，總還是不免會錯，有待改正。但是如國內文史專家學人，肯來破除傳統研究文史方法，注意注意這以百萬計文物，我個人總深深相信，一定會把中國文化研究帶到一個嶄新方向上去，得到不易設想的新的豐收！

附記

兩月前見南方報上消息，有很多藝術專家，曾熱烈討論到作歷史畫是需要較多歷史背景知識，這些知識是否重要，例如具體明白服飾家伙等等制度。可惜不曾得見全部記錄。我對藝術是個外行，因此不大懂得，如果一個藝術家，不用個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學學歷史題材中的應有知識，如何可以完成任務的情形。我只照搞文物的一般想法，如果鑒定一幅重要故事畫，不論是壁畫還是傳世卷冊，不從穿的、戴的、坐的、吃的、用的、打仗時手中拿的、出門時騎的、乘的……全面具體去比較求索，即不可能知道它的內容和相對年代。鑒定工作求比較全面，還得要這些知識。至于新時代作歷史畫塑去教育人民，如只憑一點感性來動手，如何能掌握得住應有歷史氣氛？看慣了京戲，和飽受明清版刻和近代連環畫熏陶的觀眾，雖極容易感到滿意，藝術家本人，是不是也即因此同樣感到滿意？我個人總是那麼想，搞歷史題材的畫塑，以至于搞歷史戲的道具設計同志，如把工作提高到應有的嚴肅，最好是先能從現實主義出發，比較深刻明白題材中必須明白的事事物物，在這個基礎上再來點浪漫主義，加入些個人興會想象，兩結合恰到好處，成績一定會更加出色些。到目前為止，我們一般歷史畫塑實在還并未過關，這和藝術家對于這個工作基本態度有關，也和我們搞文物工作的摸問題不夠細致深入，提參考資料不夠全面有關。因為照條件，本來可以比《七十二賢圖》、《五百名賢圖》、《水滸葉子》、《晚笑堂畫傳》等大大躍進一步，事實上還不易突破。于是畫曹操還不知不覺會受郝壽臣扮相影響，作項羽卻戴曲翅幞頭著宋元衣甲如王靈官，不免落后于時代要求。今后讓我們共同更好些協力合作，來過這一關吧！

1961 年 9 月 15 日寫于北京

作者｜沈從文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