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一天,一間寬敞的會議室里圍坐了一圈人,看樣子正在召開會議,其中坐在首位的正是蔣介石。一時之間,除了發言人嚴肅的聲音,只能聽到清晰的“沙沙”聲——筆尖快速劃過紙面,留下了工整的印記。
下面的人都在屏氣凝神聽著,突然蔣介石停止了講話,揮手向所有速記員示意“下面的話不要記”。話音剛落,全場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中的筆安靜聽著,一個短頭發的女人神情尤其認真。她知道,這是要講絕密問題了。
會議中場休息時,這個短頭發的女人走進廁所,偷偷地拿出紙筆,僅憑記憶就把會議中不得記錄的內容默寫下來。
沈安娜
就在這一年,全面內戰爆發,形勢危急之下,國民黨的軍事會議更加頻繁。而這正是國民黨一次高級軍官會議中真實發生的事,這個機智勇敢的女速記員叫做沈安娜,是我黨最杰出的情報員,她還有著“按住蔣介石脈搏的女人”之稱。
沈安娜原名叫做沈婉,是一個書香門第的小姐應該有的名字。她于1915年出生在江蘇泰興,在那個年代,書香門第也就代表著封建禮制和思想觀念,自幼年時她就像其他的小姐少爺一樣被社會禁錮著,如果沒有后來的反抗,她可能最后也會變成一個舊社會婦女應有的樣子。
她的父親是前清的一名秀才,伯父還做過翰林學士,雖然她從小接觸的都是傳統的經典思想教育,但自小就十分倔強、有自己的想法的沈婉發現新時代的進步思想卻更受她的青睞。她七歲時,伯母說到了年紀,要求她纏足,安生待在家里不能去讀書,但她十分反感這些行為,便通過無數次反抗終于與伯母達成協議——同意她不纏足,還各退一步,讓她進自家的私塾里讀書,這在當時可以說是獨一份了。
另外,沈婉的父親據說思想很開通,在她很小的時候便開始教她讀書習字,這使得聰慧機敏的她十三四歲就可以熟練地寫楷書、行書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沈婉看著愛國救亡運動中的青年們奮力抗爭,內心受到很大的觸動,她決心和姐姐沈伊娜一起離家出走,前往上海生活,擺脫包辦婚姻的束縛。
“九·一八”事變
后來她進入了江蘇省泰興中學,并于1932年畢業,本該繼續學業的她卻不想家里遭遇了變故,父親和伯父不幸相繼去世,失去了頂梁柱之后家道漸漸中落。她靠著恩師劉博厚的幫助來到上海,也就是在這個地方,看到富人們過著光鮮亮麗、紙醉金迷的生活,而窮人窮困潦倒、朝不保夕景象的她十分痛心,立志要改變這個充滿剝削和壓迫的社會。
1932年秋天,她進入上海南洋商業高級中學讀書,并且還受到了導師毛嘯岑的喜愛。導師一家都十分欣賞這個性格好又有學識的小才女,對她大加贊揚,還時常邀請她到家里做客。在這里,她結識了舒曰信,華明之和王學文三人。此時的沈婉并不知道,這三個人早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目前在上海秘密從事情報收集工作。在場的所有人都沒有料想到,在這之后幾個人會產生解不開的緊密關系。
三個人其中的王學文尤其身份隱秘,作為中共特科領導和沈婉的朋友,他對后者走上諜報戰線這條道路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
【機緣巧合,走上革命道路】1934年7月,沈婉的人生出現了一個轉折。由于家道中落已久,甚至拿不出錢來繳納學費,但她實在不想放棄學業,只好選擇了入讀上海邴勛中文速記學校。這所學校學費很低且學期短,可以說是她當時的最后選擇,但也正是這個選擇,從此開啟了她作為傳奇女特工的一生。可以看出,沈婉進入這個學校純屬被迫,只是為了生計,那麼在今后她又將表現如何呢?
天生聰穎的沈婉學習這個自然不在話下。在學校學習的期間,她學的“邴勛速記”給她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以至于日后她又在“邴勛速記”的基礎上,自創了一種特殊的速聯符號,這些只有自己可以看懂,而在旁人看來是“天書”、“密碼”的符號是陪伴她許久的武器。
“邴勛速記入門”
11月,國民黨浙江省政府派人來到沈婉所在的學校,目的是招收速記員,校長推薦了三名已學速記三個多月的學員去實習應考,沈婉便在其中。但是她并不愿意到這個腐敗的政府去工作,華明之知道這個情況后便立即向王學文做了報告。王學文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錯過了十分可惜。他希望沈婉進入浙江省政府工作,但這是沈婉個人的選擇,只好讓華明之以及沈婉的姐姐姐夫對她進行談話。
一天晚上,昏暗的房間里燭光忽明忽滅,似乎沒有起到一點照明作用,只能看見兩個影影綽綽的身影。王學文手里攥著一張報紙,伸手遞給了對面的人,那人接下后便對著燭光細細看了起來。這個人就是沈婉,她看著報紙上扎眼的文字,眉頭緊鎖成八字——報紙上刊登著國民黨大肆逮捕、殺害共產黨人的消息。看了這個的沈婉氣憤極了,但她不明白,王學文給自己看這個做什麼?
只聽王學文鄭重地說∶“我是一名共產黨人,工作就是在白色恐怖下搜集國民黨情報,”頓了一下,他接著說,“這次機會實在難得,如果成功的話你將成為我黨刺向國民黨內部的一把尖刀,一把利刃……”沈婉聽了這些話,深深地被打動,她決定為共產黨的事業做出一份貢獻。王學文看出來沈婉的決心,問道“利用速記為黨收集情報,你敢不敢?”沈安娜堅定地回答“我要革命,我不怕死!”
沈安娜
據說她的名字也是有緣由的,父親給她起名叫“婉”,是希望她像一塊美玉一樣溫婉賢淑,但事與愿違,沈婉從小就十分具有反抗精神。后來為了表示革命決心,沈婉請姐夫出主意,給她們姐妹兩個起了新的名字,寓意人生開始新的起點。就像蘇聯姑娘的名字一樣,她們一個叫“安娜”,一個叫“伊娜”,這個名字從此在親人和同志之間使用,但對外她們仍稱原來的名字。
沈婉初到浙江省政府時便成了最招人喜愛的人,這不僅是因為二十幾歲的她長相漂亮,性格和善,更是因為她替大家干了最不想干的一件事——速記。
她就職于秘書處議事科,主要負責會議記錄,這個工作拿到現在來說,也是一件十分考驗技術的事,更別說在那個任何輔助工具的年代了。沒有電腦,沒有錄音筆,雖然打字機已經被發明出來了,但這種稀罕玩意自然輪不到她們用,所以一旦錯過了信息,都有可能釀成大錯。
速記員這份工作幾乎是所有機關事業單位里辦公室行政人員的噩夢,他們一致認為這個工作吃力不討好——工作要求非常高,職位卻十分普通,薪資也不高。不僅需要高度的注意力,還要求速記員專業素養過硬,能夠靈活變通。速記員需要學會應對不同的語速、個人的語言習慣和專有名詞,甚至有時還會遇到搞不懂的方言。他們必須準確記錄發言者的語言,做到快速高效,一場會議下來,速記員往往會滿頭大汗——既是勞累也是緊張。另外,耗時良久的會議,對體力也有著不低的要求。
因此,很多人剛上手時還可以堅持,但時間一長就受不了了,紛紛辭職或上報調崗。浙江省政府急需速記方面的人才,沈婉的出現仿佛雪中送炭,立即解決了這個難題。這個看起來柔柔弱弱的小姑娘,卻在這個崗位上做出了一番事業,擔下了別人擔不起的重擔。
沈安娜謹記著黨組織的囑托和肩上的重任,獨自一人去了杭州。她不滿足于在學校學到的速記技巧,選擇在這個已經勝人一籌的基礎上,繼續刻苦學習。一個月后,她以優異的成績在浙江省政府機關脫穎而出,被正式錄用成為議事科里唯一的女速記員。1935年1月,沈安娜成為我黨隱蔽戰線“中央特科”的一員
她在工作中表現得天賦異稟,記錄速度可以達到每分鐘200字,要知道,有時說話都達不到這個速度!她的記錄準確,字跡工整漂亮,最重要的是她踏實穩重,不參與黨派紛爭,使得秘書處對她紛紛贊揚。
國民黨浙江省主席朱家驊
1935年12月,接到了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主席調令的朱家驊就任主席,而當時作為省政府最出色速記員的沈安娜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每次開會時,她都坐在朱家驊的身后負責會議速記。
【聰慧機敏,智取國民黨情報】1935年初,沈安娜接到了姐姐的密信后,趕忙挑選了一些尚未銷毀的機密文件和高層會議記錄,坐火車去往上海。當時,紅軍的主力部隊已經開始長征,蔣介石指示浙江省政府圍剿還未撤離的紅軍和游擊隊。接到情報的王學文迅速查看,發現了這個重要情報,便立即向組織上報。特科領導看到情報后,認為很有價值,對沈安娜贊口不絕。
1937年,沈安娜由于全國抗戰被迫隨浙江省政府西撤,不幸與上海黨組織失去了聯系。直到1938年春,她才在武漢意外遇見了另一位共產黨人,并且在他的引薦下見到了董必武。董必武告訴她,朱家驊現在已經成為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秘書長,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如果沈安娜可以利用老部下的關系去找他,并且順利進入中央黨部的話,一定可以發揮更大作用!周恩來總理也叮囑她,“在國民黨核心收集情報,務必要注意隱蔽,學會機警靈敏,大膽的同時又要謹慎。”于是,沈安娜在23歲這一年成了周恩來親自派遣,并且成功打入國民黨核心的情報員。
沈安娜
沒過多久,沈安娜就身穿旗袍,提著小皮包站在了朱家驊面前,她誠懇地說∶“我聽說主席在武漢高就,就想著來投奔主席,想請主席栽培,好為黨國效力!”一時聽到熟悉的稱呼,再加上朱家驊曾經十分看重沈安娜,便立即爽快地答應了這個請求。可他很快眉頭一皺,提出了一個疑問,“你是國民黨黨員嗎?要想到中央黨部工作必須得是黨員呀!”
這個“黨員”可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雖然沈安娜并不想加入他們,但為了革命事業還是機敏地回答,“在浙江時跟著您工作時,我由于還年輕就沒有入黨,現在我請求加入可以嗎?”朱家驊二話不說讓身邊的人去辦這件事了。需要一提的是,沈安娜在以朱家驊為首的三名國民黨中央委員聯名介紹下,辦理了特別入黨。而這個身份也在后來成為了她獲取情報時極其重要的保護色,使她不受人懷疑,因為“特別黨員”往往代表著后臺很大或者大有來頭。
之后的沈安娜便如魚得水了。有了朱家驊的推薦,她很快就參加了一些重要會議,擔任速記員,這其中甚至包括了蔣介石參加的會議,為了安全起見,沈安娜利用自創的速聯符號,將一些重要情報記錄下來,然后秘密傳遞出去。她還強迫自己練就了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的本領,以便于獲取更多的情報。
1939年1月,履歷光鮮,表現優秀的沈安娜再次迎來了間諜生涯的一大轉折點。她作為速記員參加了國民黨第五屆五中全會,還擔負保管會議文件的工作。大會上,蔣介石排兵布陣,侃侃而談,他做夢也不會想到,就在距離他不過3、4米之處,正坐著一個中共的情報員,詳細記錄下了他說的每一個字。而正是這些在幾天后出現在了中共領導人的桌子上的情報,使國民黨功虧一簣,同時也讓中共避免了很多的損失。
國民黨第五屆五中全會
國民黨的會議信息一直在泄露,但他們懷疑來懷疑去都沒有想到沈安娜頭上。不僅如此,還十分信任她。我黨鑒于沈安娜的特殊貢獻,于1939年秋批準她正式加入黨組織。
1941年11月,國民黨召開第五屆九中全會,會議主要內容是策劃反共部署,此時的沈安娜身懷六甲即將分娩,但她仍不顧危險堅持擔任速記員。在這次會議中,沈安娜獲取并向組織傳遞了情報,其中包括何應欽與徐恩曾的匯報稿和其他重要文件。
沈安娜就這樣在白色恐怖中潛伏于敵方,秘密獲取情報。她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隨時都有可能暴露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因此,她無時無刻不做好了思想準備,不畏懼如影隨形的危險。
【上級被捕,沈安娜機智擺脫嫌疑】然而,危險總是悄然而至。1942年,沈安娜的上級徐仲航不幸暴露身份,被國民黨逮捕了起來,組織經過調查發現是叛徒出賣,但叛徒到底告訴了敵人多少卻沒有人知道。此時的沈安娜對這件事一無所知。
連續很久都沒有接到徐仲航的聯絡,她不由得在心中隱隱有了一個猜測。由于他們一直是單線聯系,所以沈安娜手握重要情報卻無法傳遞出去,情急之下她想到了一個辦法來試探情況——寫一封信送到正中書局,也就是當時徐仲航隱藏身份的工作單位。信中寫道,“孩子生病,借你的錢,一個月再還!”不出所料,這封信很快就落入國民黨特務手中。
沒過多久,特務就找過來了,準備從有嫌疑的沈安娜身上下手。沈安娜聽著急促的敲門聲和叫喊,不緊不慢走過去開門,兩個特務一下子順著她開門的力度沖了進來,催命般的敲門聲這才停了下來。她面上裝作疑惑又驚恐,仿佛被這兩個強闖進門的惡徒嚇得不輕。暗暗地打量了一番,她發現這兩個特務還算年輕,而且級別不高,估計沒什麼經驗,隨即機智地判斷自己并沒有暴露。
于是沈安娜問∶“你們是什麼人?闖進我家里來做什麼?!”特務們回答說,“我們這里有一份證據指向你,懷疑你是徐仲航的共犯!”特務拿出信跟她對證,她大方承認信確實是自己寫的,但共產黨什麼的自己一點都不知道,并且嚴肅地回敬說“我們只是小職員,孩子生病錢都不夠用,找人借一點錢又有什麼問題了?信的內容你們都看到了,有事便向朱秘書長報告好了!”
然而,這兩名特務并不甘心線索就中斷在她這里,便回去開始著手調查沈安娜的情況。不查不用緊,這一查就嚇了他們一跳——沈安娜加入國民黨的時候,竟然是“特別入黨”!
這麼看來,沈安娜身后大有背景,他們便不敢再直接上門質問了。但事情并沒有這麼簡單地結束,這兩名特務還是不想放棄唯一的線索,打算死咬著不放。于是國民黨方面一面繼續派人來試探沈安娜,一面又派人暗中監視她,調查她的一舉一動,以此來尋求突破口。
徐仲航
有一天,一個新來的“職員”假裝不經意走過她桌子旁,突然停下來大聲說“徐仲航被槍斃了!”連著重復了兩遍。沈安娜在瞬息之間就意識到,這人是派來的特務,是來試探自己的。她把手里拿著的鑰匙往桌子上一拍,氣憤地回道,“你什麼意思,這事兒與我有何相干!”沒探出東西來,特務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另一邊,徐仲航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后受到了嚴刑拷打,但他咬緊了牙關,沒有向敵人透露半個字。在此之前,沈安娜曾找過朱家驊的副官幫忙,聯系了三位中央委員給徐仲航辦理“特別入黨”。這一點在此后也給國民黨特務留作了把柄。
國民黨中央很快就找派人沈安娜談話了,這個人就是徐仲航原單位中正書局的董事長,同時還兼任國民黨中央黨部財務處長。沈安娜面對對方的質問,沒有絲毫露怯,流利地回答,“徐仲航身上有他們東北人的豪爽義氣,是個值得結交的人。我聽說他在你們書局當處長,又想特別入黨,我就想著要是答應幫他也算是一件好事。再說,他在你手下做事,你還不了解他嘛!”面對這個毫無差錯的回答,他一時語塞。再加上沈安娜又是朱家驊的老部下,他只好嘆了口氣,無奈地說,“你們這些年輕人啊,實在是太幼稚!”,沈安娜一聽,感覺事情可以翻篇了,連忙認錯說∶“不過好在這事兒沒有辦成!我一定長記性,下不為例!”隨后徐仲航也在其他同志的營救斡旋下被保釋出獄,一場危機就這樣化解了。
宋美齡
1943年5月,沈安娜借著一個偶然的機會前往“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擔任速記的工作。在那里,她經常為宋美齡的講話做速記。機敏的沈安娜想到,身為蔣介石夫人的宋美齡或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她每次都穿上自己最好看的旗袍,以便獲得宋美齡的好感。幸運的是,她本就十分出色,宋美齡很快被她超常的速記能力和漂亮的小楷字吸引,經常點名讓她參加會議。不僅如此,細心的沈安娜在每次速記完畢都會把記錄裝訂成冊,并在封面上寫上漂亮的美術字標題。宋美齡看了非常滿意,而沈安娜從此又多了一個情報來源。
【聯絡中斷,甘當無名英雄】1942年秋至1945年可以說是沈安娜最痛苦的一段歲月了。在那將近三年的時間里,她和組織的聯系被迫中斷了——她的情報傳遞員徐仲航不幸被國民黨捕殺。她深知時間就是金錢,而情報關系著每一個同志的生命。面對著意義重大卻無法傳遞出去的情報,她心情十分壓抑,無時無刻不在盼望著組織派人來。她等著房門被敲響,卻不成想一下等了三年。即便如此,在沒有人聯絡她的日子里,她依舊一如既往地收集整理情報,并一次又一次銷毀過期情報。
沈安娜與丈夫華明之
就連國民政府要給她升職、換房子,她都找借口拒絕了。因為對她來說,傳遞情報就是第一位。她知道,速記是她重要的情報來源,一旦升職就再也接觸不到機要情報了;而她和黨組織一直以來都是在這個蝸居秘密接頭,她怕搬遷后與組織永遠失去聯系。
終于,在三年后的一天,抗戰勝利了,沈安娜的房門聲也被人敲響。此后,吳克堅成了她的新聯系人,負責傳遞情報,接到消息的沈安娜一時之間喜極而泣。1946年3月,蔣介石連續兩次召開最高軍事會議,部署進攻八路軍的具體事宜,沈安娜同樣作為速記員參與會議。她秘密地將軍事部署和分配安排連夜整理出來,悄悄送往延安。看到情報的周恩來總理張口便說了四個字——“迅速、準確!”毛澤東也滿意地說,“這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的”。
恢復身份的沈安娜
1949年,國民黨政府徹底倒臺,各個黨政機關紛紛南逃至廣州。聯絡人吳克堅讓沈安娜保護好自身安全,尋找機會便撤回上海。她的丈夫華明之先行到達了上海,而沈安娜以回上海看孩子為由,在南京解放前夕安全撤離。臨走前她還為渡江指揮部搞到了南京地區的軍事布防圖等絕密文件,至此,沈安娜14年的潛伏生涯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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