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部彩門八字標語

岱峻

1946年2月20日（丙戌年正月十九），值華西壩五大學春季開學第一周。華西協合大學（以下簡稱華大）醫牙學院院長、附屬醫院總院長啟真道( Leslic Gifford Kilbron)疾步壩上，寒冷的天氣突然感覺到暖意：元宵剛過的校園，又張燈結彩，松柏枝丫搭起彩門，新貼標語。事務所前掛起一幅紫羅蘭色幕布，上綴七只米老鼠，兩旁懸掛醫科學會撰寫的對聯：

憶夫子久假不歸 兩載違教 落月時節頻望新洲 夢魂為勞

賴諸公守成有道 三徑未荒 弦歌聲里重履舊邦 欣喜奚似

華西協合大學醫院

新一期《醫科生活》雜志出了專輯，介紹啟真道的道德學問，還配發一幅黃國俊繪制的油畫。當日下午的歡迎會盛況空前，由醫學科學會主席溫光楠任總指揮，各醫院、畢業同學會、各年級同學等紛紛登臺獻藝。華大校刊登載的一篇通訊《醫學院歡迎會記》，描寫的場面氣氛熱烈感人：

三點多鐘，事務所前車水馬龍。醫學院及敬慕啟院長的人都到了，濟濟一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恐怕是醫學院前所未有的盛會吧？開會儀式簡而文。溫君致開幕詞，筆者又談了幾句歡迎的話，謝錫㻌院長交代一番，校長本來健談，又開話匣子了，從過去現在一直說到將來。原來醫院最初創辦人之一有啟院長的父親，他是一個嚴謹而有學問及道德修養好的人，以他的毅力，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才有今天。所以他對啟家是非常的敬佩。現在醫學院的家當得如何？校長自然不會不知，他最近在醫科圖書館，看見有200份左右不同的世界各國醫學雜志而驚異。他希望現在的學生舉啟院長的學問道德及其偉大的精神以發揚醫學。

那200份左右最新的醫學雜志是啟真道帶回的隨手禮。張凌高校長的登臺致辭，道出與會者共同心聲：“啟院長生在四川樂山，長在成都，在中國服務多年。他說中國是他的第二祖國，他是中國人。不但滿口流利漢語，就是他那翩翩風致，雍容態度，溫和性情，也酷似純樸而有修養的華人。他早已中國化了……”

1944年9月，啟真道因夫人啟靜卿身體出現狀況，告假回加拿大療養，醫學院院務委托教授謝錫瑹、韓培林代理。本擬一年返校，因二戰未了，旅途不靖，加國政府“不愿學者犯險重洋而楚材晉用”；且因妻子病情愈發嚴重，啟真道也難以邃離。延至1945年底才不得不吻別病榻上的愛妻獨自上路，與之同行的是華大牙科主持人林則。他們還帶回若干箱在美洲募捐采購的圖書儀器。船駛離加拿大，進入大西洋，發動機突現故障，只得折返港口搶修。旅途遇險，牽動華大“醫學院同人，甚至張凌高校長”，人們“望眼欲穿，夢魂顛倒，延屐為勞”，最后在啟真道的妹妹、四圣祠仁濟醫院護士啟智明處，才得到準信。那艘重新起航的遠洋輪，一帆風順抵達印度加爾各答，他們立即心急火燎地乘飛機抵重慶，雨雪載途，復轉成都。

一位洋教授返校，壩上何以一片歡騰？當天張貼在事務所紅柱上的那副大紅對聯是最好詮釋。聯語曰：“長承啟氏舊日衣缽；永固華西他年根基。”

華西現代醫學的奠基人啟爾德

啟爾德（1867-1920），本名奧馬·萊斯利·基爾伯恩（O.L.Kilborn），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個鐵匠家庭，他14歲時便父母雙亡，從此開始獨立生活。他做過鐵路電話夜間接線生，曾把加拿大水牛販運到英國……他哥哥羅蘭（Roland）是一位內科醫生，靠著兄長資助和自己做工，啟爾德修完高中大學。22歲那年，獲得英國金斯頓王后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后，報名參加加拿大基督教衛斯理會組織的青年運動海外使命團(the Methodist Young People’s Forward Movement for Mis—sions)。這是基督教國際福音運動的一部分。起初，由美國學生立志布道團發起，后來成為北美基督教學生志愿者運動。在1886至1919年之間，招募了8140名志愿者，其中2524名被送往中國，多數志愿者畢業于多倫多大學。1891年，啟爾德偕新婚妻子詹妮·福勒與教友斯迪文森(Stevenson)、何忠義(Geo E．Hartwell)等一行九人，在來華多年的傳教士赫斐秋帶領下，乘船離開加拿大。11月初抵達上海，居停三月，強化學習漢語。翌年2月16日，他們乘船溯長江岷江而上，于5月21日到達成都。

最初，他們住在棉花街一家大旅館內，同時在附近租房設布道所。不久，他們在四圣祠北街租用范姓家苑作久居之所。繼后，他們又以永租形式購得業主李維荃、駱成疆、徐子明、曾尚志等名下13院宅地，占地5000多平方米。經過維修改建，計有房屋近三百間，相繼辦起基督堂和福音堂。此時，成都霍亂流行，啟爾德的妻子詹妮·福勒于1893年7月感染霍亂，三日后病逝。他們安葬好逝者，出城到幾十公里以外的山上暫避瘟疫，兩個月后才回成都。啟爾德曾描述他們當時處境：“我們遭到鄙視……他們設想，我們必定是在我們自己的國內犯了什麼罪，因此我們試圖逃避其后果，才逃到他們國家的遙遠的內陸省來的。”

11月3日，他們的小診所在成都四圣祠北街12號開業，這是他們在成都興建的第一家西醫診所（即今成都二醫院前身），是西方現代醫學傳入西蜀之肇始。良辰吉日，第一天一開業就來了18位患者。這一天恰好是他們到達中國一周年的日子。

華西現代醫學奠基者啟爾德

1894年，啟爾德被派往上海，迎接新一批醫學傳教士來華。溯江而上，水流湍險，行船撞上礁石，船只頃刻間傾斜下沉，眾人盡力從沉船上搶救物資，接下來的四天，他們邊等待救援，邊用煤火將衣物、書籍和床上用品烤干。患難中，27歲的啟爾德與一位名叫麗塔（Retta Gifford）的女子相愛了，她畢業于多倫多大學女子醫學院。經過5個月行程，他們到達成都，結為夫妻。麗塔取漢名啟希賢( Retta Gifford Kilbom)。他們被教會派到嘉州（樂山）開辦仁濟醫院。

1895年，啟爾德長子啟真道在樂山出生。這年4月，他們一家回到成都四圣祠北街。5月8日，發生“成都教案”，起因據《華陽縣志》載：“……聞諸故老則省中以舊俗，兒童五月五日撒李子于東較場中，而流氓乘時因已撲毀教堂也。”據傳，不明就里的啟爾德從教堂出來，手持洋槍，企圖鳴槍驅散人群，結果無異于烈火烹油。于是舉家出逃，到上海避難。直到翌年4月事件平息，才又回成都。被毀的教堂、醫院、學校和住宅始陸續重建。

作為醫學博士，啟爾德對中國缺醫少藥的局面洞若觀火。他在1901年4月發表的《中國醫藥差會的事工》中說，中國不合格醫生多如牛毛，且全是各科“通才”，其唯一手段是勸說患者接受處方；如果誤診，他們會千方百計地為自己開脫，理由是指責病人吃了某種犯克食物。1905年，啟爾德爭取加拿大基督教會獲得部分捐贈，又得到四川官府資助的1500多兩黃金，在四圣祠街修建了一座有120張病床的四層西醫大樓，兩年后竣工，取名“四川省紅十字會福音醫院”，后定名為“仁濟醫院”，因僅收男患者，又稱“仁濟男醫院”。

1913年四川紅十字會福音醫院正式開診

啟爾德擔任醫院院長，兼醫生、藥師、護士長，還要到樂山、自流井、榮縣等地醫院巡診。他在報告中寫道：“這里有高山、深谷，有平原、溪流。河水或急流而下，或蜿蜒緩行。無不壯美。但最吸引我視線的，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男女老少。他們人數眾多，無處不在。神秘又平凡，靈巧又無知，勤勞又貧窮。”此時，他開始質疑單純布道的有效性，“醫務傳教士應花更多的時間在醫治病人身上，而不是光用嘴巴布道和說教”。每逢病人愈后向他表示感謝，他說，我哪有什麼功勞，是神的眷顧，感謝上帝吧，上帝才是“最高明的醫生”。

加拿大醫生余安(R.B.Ewen)、赫爾(H.M.Hare)、王春雨(W.E.Smith)等，陸續加盟啟爾德的隊伍。為播撒更多愛的種子，除了寄望更多海外后繼者，更希望“復制”一批傳教士中國醫生。于是，他們開始在醫院辦學，招收中國青年，培訓醫護人員。

啟爾德與妻子啟希賢和中文教師的合影

1905年，英美加三國五差會創辦華西協合大學，啟爾德與美人畢啟、英人陶維新為主要籌創者。啟爾德寫道：“大學將建立在擁擠的成都城墻之外，那里有大量的空閑土地用于發展。它的課程將發展科學研究和實業教育、醫學教育，甚至牙科和公共衛生學等等。”1910年大學建成，畢啟為首任校長，啟爾德曾任大學評議會首任主席。其時，他在《中國博醫會報》（China Medical Journal，后改名《中華醫學雜志》英文版）著文，要在成都組建一所聯合醫學院，一項主要目是儲備和訓練中國醫學傳道士。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11月27日，大漢四川軍政府在成都成立。省城爆發巷戰，啟爾德以紅十字會名義，率醫療隊奔赴火線，設立臨時醫療點救治傷員。啟爾德本著人道主義精神，不管傷者是清軍還是革命軍，他都全力救護。一位美國傳教士寫道：“隨軍數月，他常常穿著草鞋在戰地奔走，分發食物，以至于在軍中無人不知。啟爾德還是一位偉大的醫生，他開放醫院，為普通士兵診治。以至于當時的中國人認為他肯定是一個圣人，因為他們此前從未見過如此仁愛之人。”

1914年，啟爾德在仁濟醫院開辦男護士學校，招收中國學生30余人。同時，華大醫科已開始招收醫學生，學制六年。他親授生理學、皮膚科學等課程。他回顧初創情形：“適逢第一次歐戰開始，蜀中屢患兵災，交通不便，外籍教授于言語上的隔膜，社會背景的不同及種種困難，學校幾乎無法繼續開辦，幸終克服一切難關，第一屆畢業生畢業于1920年。嗣后漸獲社會人士之信仰，華大醫學院得以逐漸擴大。”他還驕傲地寫道，“在擁有1億人口的華西地區，它是惟一一所大學級別的醫學院”。

在川積久，啟爾德諳熟民瘼風俗，能用流利成都話與人交談，能用漢語讀寫，風格幾近成都話，比如“巴適”、“跟到”、“諳到”、“可惜咯”、“那們多”、“儉省到”等。為培訓來華傳教士盡快掌握漢語，1912年加拿大教會在成都辦了一所華言學校，啟爾德曾任先期領導，他還編過一本入門教科書《華西第一年學生用中文教材》，初版于1917年發行，第二版發行于1921年。三年前，這本書被重新發現，包裝再版。一時間，消失的老成都，失傳的方音方言，久違的巴蜀風情，又一一浮現。

啟爾德編的中文教材

夫人啟希賢，樂為賢妻良母，也與丈夫比翼齊飛。她主持一所由加拿大英美會女布道會創辦的女子診所，設在惜字宮南街，定名“仁濟婦孺醫院”，是四川最早的婦女兒童醫院。1915年，醫院附設一所女護士學校。至民國初期，醫院已有病床52張，開展平產接生及一般婦、產、兒科疾病診治工作。啟希賢還投身移風易俗的社會事業，據《成都通覽》載：

“天腳會”創于光緒二十年，英人立德樂之妻及啟爾德之妻，大開演說于玉龍街龔氏蘧園。贊助臨會者：胡雨嵐太史之太夫人，龔向農孝廉之大夫人及其夫人，肖捷三大令之夫人及其女公子，朱曾三大令之如夫人，成述廣直刺之太夫人及其妹并其女公子，蘇星肪大令之女公子，劉福田大令之女公子，陸繹芝舍人之夫人及內子雷氏笠。當時攝影紀念，予又刊布《勿纏腳歌》，印送十余萬張。岑制軍又刊發勸放腳之白話示諭，成都之風氣，從此開矣。近兩年中不纏腳之女子，約有十之三四矣。

1919年，啟爾德夫婦回加拿大休假。次年啟爾德因肺炎感染不治，英年早逝，享年53歲。啟希賢繼承遺志，仍舊在華西協合大學醫學院任教，并在婦女兒童醫院做臨床醫生，直到1933年退休回國。1942年啟希賢在加拿大逝世。

啟氏夫婦，育有四個子女，除長子啟真道外，其余都生長在華西壩。

子承父業的啟真道

啟真道1895年生于樂山，在成都度過少年時光，回加拿大完成學業，在多倫多大學獲文學碩士、醫學哲學博士。父親啟爾德逝世那年（1920年），啟真道攜新婚妻子來到成都。其時，民國初立，軍閥割據，內戰連年。啟真道一來成都，即遇“成都巷戰”。啟真道上戰場救護傷員，忽被一顆子彈射中左肩，經手術“痊愈之后，在左肩留下了永久性的殘疾”。

啟真道在醫牙學院任教，教授生理學和生化學，他講四川話近乎母語，曾與同人將外文生理學教科書譯成中文，出版《哈氏生理學》《實驗生理學》等教材。

啟爾德啟希賢夫婦及兒女

1936年，啟真道擔任華大醫牙學院總院長，并兼任醫學系系主任職。他執業謹慎，不曾有絲毫疏忽。他告誡醫務人員及醫學生，“藥放在血管里或皮肉里，就拿不出來了!”給病人用藥，“凡是口服藥物能得到同等藥效的就不能用注射法。”啟真道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華大醫學院師生及醫院醫護人員，甚至他的話語也被不斷征引。比如他在醫科周會上說：“學醫學是最清高的事，也是自殺的工作，莫有偉大的精神，不能學醫。比如說病人最臟的排泄物，他的親人們都不愿意料理；醫生還要拿去再一再二檢查得津津有味。學醫也不是為找錢，因為找錢的路很多，何必來苦七年呢？并且醫學已趨預防而不限于治療。因之醫學越昌明，醫生也越無辦法找錢。但大家仍繼續研究如何預防疾病，這不是一種自殺嗎？”他在醫學院教職員聯系會上說：“我愿意我頭上剩下的好幾根頭發也為我們學校脫落。”對于這位在成都行醫與教學長達30年的西儒，有人評價：“他從沒有失去過人格中最寶貴的兩點品質：一是尊重事實，二是承擔了常人難以承擔的負擔，并仍能保持一如既往的幽默感。”

1944年，25歲的實習醫生沈懷信娶了華大附屬醫院的實習護士陳翠霞，他們沒有新房，也沒有度蜜月的時間，啟真道邀請他們來家中聚會。陳翠霞說：“那是棟白色的小洋房，門口有一個草坪，我們星期天休息的時候就會在里面聊天、玩耍，當時啟院長的夫人說過一句話，我印象很深刻，她說我們倆不像夫妻，更像一對情人。”沈懷信曾向筆者講述：

1945年，我在醫學院博士畢業后，先當住院總醫生，24小時吃住都在住院部。其后，啟真道院長讓我住在他家的兩間房子，一間樓上一間樓下。那時他們住在現在法醫學院那個位置。啟真道是醫學院院長，還是醫牙學院總院長，他教藥理學，夫人是搞麻醉的。兩口子會說一口流利的四川話。他從不談政治，是個正直的人。（沈懷信口述，岱峻專訪，2007年3月29日，成都市小學路六號院二樓16號。）

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沈懷信講述或有失憶之處，啟真道并不掩飾自己的政治觀點。1937年啟真道與華大博物館館長鄭德坤聯名撰文批評政府的邊疆政策：“因為幾個世紀皇帝的征服政策，使這些民族幾乎更堅決的堅持他們自身的特性。他們撤進山區要塞，頑強地保護他們特殊的文化和制度。然而，中國現代化政府更多的文明政策已經消除了這些種族和漢人之間的許多障礙。到處存在著非常明確地使邊疆地區人民與他們的鄰居和解的跡象。相較數個世紀征服的嘗試，一種和平的華化政策可能迅速地取得更大的成果。”

戰時華西壩，時常回蕩著救亡歌曲《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旋律；隨時躍動著為前方將士捐募寒衣的學子身影；操場上高唱從軍歌“放下書本背上槍炮”“消滅敵人再回學校”……這些學生，被啟真道院長稱為“War Baby”（戰爭寶貝），他曾說過：“生活在把握自由、愛好和平的反侵略戰爭中，被作為‘新中國圣地的華西壩’，決不能讓它失掉見證真理和奉獻祖國的機會。”1946年2月20日，啟真道在華大醫科學會組織的那次歡迎會上，針對國共和談破裂，內戰硝煙彌漫的局面，“以中國人的姿態上臺，以流利的中國話作答”，他說：

當初回國時，美洲人士對我國印象極好，完全因為抗戰的關系。以后逐漸的冷漠下來，原因是不團結。他們覺得作戰的國家不團結，埋伏了很大的危機，也難說是強國。

這是一番真正的“家常話”。

愛心護理病員

啟真道的婚姻竟在重復父親軌跡。1920年他來川時，與新婚妻子珍妮特偕行。她是齊魯大學醫學院麥克萊博士的女兒，與啟真道同學，也是多倫多大學醫學博士。來到成都，取中文名啟靜卿( Janet McClure Kilborn)，在陜西街眼耳鼻喉專科醫院工作，在華大醫科兼授兒科學和醫學英語。1944年，啟靜卿回到加拿大，三年后因腦血栓突發病故。為紀念這位令人尊敬的白衣天使，華大醫學圖書館以“啟靜卿圖書館”命名。

這之后，啟真道身邊又來了一位女性吉恩·米勒(JcallE Millar Kilbom)，她比啟真道小11歲，是加拿大安大略大學醫學博士，在華大醫學院從事兒科醫療與教學工作。她留在檔案中的名字為“啟真道夫人”。

啟真道還有一個妹妹科拉，在多倫多中心醫院接受過培訓，從1928年到1950年，也在華西壩從事護理學工作，中文名啟智明C.Kilborn，成都人昵稱她“啟幺姑兒”。

啟真道與啟靜卿的長女啟瑪麗從多倫多大學完成了護理學課程后，1949年10月也來到華西壩，參加大學醫院護理工作，是這個家族在成都的第三代醫療志愿者，是啟氏一家結緣成都的第六位成員。

啟真道與啟靜卿有個兒子叫Robert Kilborn，于1923年出生在峨眉山附近，在成都生活18年。他回憶兒時，“我們是伴隨著煤油燈長大的，但當時在整個地區電力業務已經開始發展了。在學校附近建立了廣播電臺。道路狀況有了很好的改善，但轎車和公交車并不多。我們喜歡在鄉間沿著一條條小溪散步。這些可是很重要的灌溉系統。我們也喜歡看農夫用水牛犁田、插秧和收割水稻。我們還喜歡趕場天和坐茶館。夏天，我們就去比較涼快的山區，一般來往成都都是坐船。在途中，我們很有興趣地看著船長是如何一邊掌舵，一邊向拉船的纖夫發號施令……”

1946年2月28日《華大校刊》上那篇歡迎啟真道院長歸來的長通訊，文末對不能與會的醫科畢業同學有一段告白：

你們知道啟院長去，也望他來。現在他來了，帶有圖書儀器，尤其可貴的是他健康的身體。船上無事食好，在美所做的新衣服已覺狹小，比離校時胖多了，愿你長為他祝福！華西醫學的發揚將出你們的意料之外，我曾說請他領導了過去的你們，現在的我們，還要求他領導愿作自殺工作而尚未完成的他們。啟院長將永在華西，你放心了吧。

轉瞬間兩個甲子過去。歷歷往事，并沒有逝水飛煙。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啟氏家族的后代與華西醫學再續前緣。先是啟爾德醫生嫡孫羅伯特·基爾伯恩醫生設立“啟爾德家族基金”，支助加拿大醫生來華西講學或臨床醫療交流；也支助華西醫學專家學者對西安大略大學醫學院及口腔醫學院交流訪問。

2014年，史丹利·克勞福德來到太祖父啟爾德醫生工作過成都，在四川大學華西臨床醫學院進行為期3年的醫用外語教學； 2019年11月18日，啟爾德、啟希賢夫婦的外孫女Marion和曾外孫女再次來到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站在大型群體主雕《百年大愛》面前，120多年前啟爾德、啟希賢在川行醫的場景歷歷在目。Marion不禁感嘆:“我來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已經好幾次了。2013年6月7日第一次來，看到這些精美的雕塑，就非常激動和感慨。我一下就認出了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他們都心懷仁愛為中國人治病。感謝這里的人們并沒有忘記他們，并傳承弘揚著那段精神。”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