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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夢佬

嚴曉星

十二、龍頭村、棕皮營

呈貢在昆明之南,龍泉鎮今屬盤龍區,在昆明北郊。我們從南到北,按導航到龍泉鎮棕皮營,已下午四點多鐘。

八十年前,龍泉鎮下轄龍頭村、棕皮營、司家營、瓦窯村等二十多個村莊,因為鎮公所在龍頭村,所以當地人多以龍頭村代指龍泉鎮。這給許多研究者造成了困擾,其實不過是因為龍頭村有廣、狹二義罷了。若說“龍頭村的棕皮營”,用的就是廣義,意思是“龍泉鎮的棕皮營”;住在棕皮營的人若說自己住在龍頭村,也還是廣義。

1940年11月12日查阜西一家遷居龍泉鎮,是因為10月下旬歐亞航空公司疏散到昆明北郊,總公司在棕皮營村頭的響應寺辦公。查阜西最初住在鎮上,對面就是鎮公所。鎮公所里,住著一對猶太老夫妻,先生立契森,是中德合資的歐亞航空公司原先的德方代表。上一年,因為德國承認南京偽國民政府,中國政府凍結了公司的德方股份,遣返絕大部分德籍工作人員。但德國在殺猶太人,立契森夫婦有家不能回,只好留在中國,艱難度日。次年1月,查家搬去了棕皮營,馮友蘭一家入住進來,但查阜西有時候還是會來看望立契森。

在歐亞航空公司之前,響應寺是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辦公場所和西文圖書室(研究部門分布在龍頭村、棕皮營村、瓦窯村、寶臺山上等地),北大文科研究所也遷到這里。響應寺背后,跨院即為新建的史語所食堂和招待所。棕皮營一帶窯業發達,尤以出產鍋碗瓢盆著稱。先前,棕皮營村村長趙崇義挑了一些陶制品去昆明城里出售,認識了史語所的石璋如,兩人攀談起來,因此相識。后來石璋如到龍泉鎮調查手工業情況,與趙崇義再次見面。各機構開始從昆明疏散出來時,石璋如便向傅斯年建議去龍泉鎮。為此,兩人特地先來考察了一番,這才搬遷過來,時在193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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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璋如拍的響應寺

當時,石璋如給響應寺拍過照片,后來收入他的《龍頭一年:抗戰期間昆明北郊的農村》一書。照片上的響應寺,在大樹之下、河灣之濱,寧靜極了,世外桃源一般。讓我想起了查克承的回憶:“棕皮營真是美……那個自然景色,堪稱人間少有。父親經常在金汁河堤岸上散步,往南看是四季常青的農田,往上仰視小山上的蒼松翠柏,他怎麼可能舍棄那大自然的美麗風光而去過城市生活呢?”

十三、響應寺今貌

停好車,跟著陳立言先生走。他已有好幾年不曾來這里,邊走邊感慨又變了不少,一邊回憶二十多年前剛剛來這里尋訪西南聯大教師故居的情景。了了呢,她小時候住在設于此處的云南人民廣播電臺一分臺里,這一片都曾是她玩耍游戲之地,哪里想過這里曾有這般輝煌的過去,時不時會驚呼起來。我們走過一個寬約四米、長約八九米的小橋,三三兩兩的村民坐在邊沿上閑聊。了了指著橋下:“這就是金汁河啊!我小時候經常在這里玩!”查克承先生告訴過我,金汁河河床高于盤龍江,農田需要灌溉時,才開閘放水,是龍頭村一帶的母親河。此時河中無水,河底盡是雜草,綠得生機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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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樓》,中華書局2021年5月版

橋的斜前方是熱鬧的菜市場,若再往前(南方),就是龍頭村。《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樓》第52頁用過一張龍泉鎮入口的歷史照片,是從對面的方向往這邊走。我們向左拐(東南方),才二十幾步,便身處一棵大樹之下。有人擺了一桌牌,鏖戰方酣,三五人圍觀,好不悠閑!陳老說:“西南聯大的老師們經常在這棵樹下喝茶、聊天、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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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的老師們經常在這棵樹下喝茶、聊天、聽琴!”

這句話,一下子就把我們帶入了歷史情境,不由得都放慢了腳步,仔細打量起來。樹是云南常見的滇樸,唯樹干粗大,滿身樹瘤,高十多米,枝葉繁茂,左河右路,盡掩蔭下。不知不覺就走過去,再回頭看看它,又聽背后陳老說:“這里就是響應寺了,史語所、北大文科研究所就設在這里。”身在歷史情境中,當真半點放松不得,趕緊轉身。但三米開外的路對面,分明是再普通也不過的城郊常見建筑,果然陳老補了一句:“現在是棕皮營的村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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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容納過史語所、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響應寺故址上,如今是棕皮營村委會

嗯,的確是個村委會的形象。大門約四米寬,鐵門敞開著,兩邊的柱子上貼著“誠信”“友善”“自由”“平等”等字,其他的字被各種海報、告示蓋住,上面斜插國旗各一面,更拉起紅色橫幅,兩行黃字是:“已接種第一針新冠疫苗滿21天的居民,本周六、周日不去接種第二針疫苗的,下周一不得進村,進小區。”門左是黑板報,貼著花花綠綠的防疫提示。里面院子約百平,停著一輛汽車。樓呈U字型,兩層,下層墻面貼淡黃色瓷磚,上層墻體好像用的是簡易材料。

進去看看嗎?陳老猶豫了一下,算了。我們都默然不語,緩緩走過這曾經的中國學術圣地。

十四、古梅書屋

沿著響應寺故址的外墻,向南走二三十米,小路分成三叉。向右(西方),是村委會的背墻;向左(東方),是居民區;向前,當然也是居民區,左邊這棟樓當著路口,是趙崇義之子趙林的家,右邊兩棟樓,左右之間的路上,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水井早就不用了,沒有井蓋,用一塊木板掩著,再用磚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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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口小小的水井,是確定傅斯年、查阜西故居的標志

陳老叫起來:“就是這口井!”手指右側,“這里就是傅斯年和查阜西的家的位置!”

棕皮營村很小,查阜西來時,也才三十六家農戶,租住的是響應寺后村長趙崇義的新宅、棕皮營36號——所謂新宅,是因為房子剛剛歸趙崇義所有,而原主人,就是史語所所長傅斯年。

響應寺后面的地,屬趙城順、趙崇義兄弟家。史語所食堂、招待所,占用了趙城順的地;食堂、招待所后面的傅斯年家,占用了趙崇義的地。食堂與響應寺、傅斯年家和食堂,都隔著過道。前一個過道,大約就是路口向右的小路;食堂差不多在右側靠外那棟樓的位置,傅斯年家的主屋差不多在右側靠內那棟樓的位置,只不過現在這兩棟樓間距僅一米,往日的過道萬不至如此窄小。

傅斯年家的設計者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兩排平房,有圍墻,有門出入。前一排(靠近吳姓人家的)高大些,四間平房,主人住,后一排矮小些,三間,是廚房、保姆房和雜物房,另附一間廁所。前后排之間有個院子,院內有古梅兩株,一前一后,相距約三米,都是下半部分虬干盤旋,上半部分矯矯其姿,高過屋檐。這里剛開始建時,到了豎柱上梁的階段,石璋如讓趙崇義站在柱前,拍了張照片。看角度,是從里往外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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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豎柱上梁的階段,石璋如讓趙崇義站在柱前,拍了張照片(趙林保存)

史語所疏散到這里,是權宜之計。地得借用老鄉的,房子得自己出資建,但一旦遷走,房子又沒法搬遷。在當時,他們用的方法是“借地蓋屋”,也就是老鄉把自己的地借給他們蓋房子,不收租金,一旦遷走,土地上所建的房子就歸土地所有人所有。1941年底,史語所遷往四川李莊。按照協議,傅斯年將房子轉交趙崇義。

后來,趙林給我看了一份家藏八十年的傅斯年親筆文書,寫在一張甲骨圖案的箋紙之上:

本人于去年夏借昆明縣棕皮營村趙崇義君祖業基地建房,大小七間,外廁所一間,前后門各一。當時言明,遷走時將所建房贈送地主。茲決他遷,特將上列各房贈與地主趙崇義永遠為業。

傅斯年(“傅斯年印”白文方印)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

查阜西租住的,就是這所一個月前傅斯年剛剛交付的房子。傅斯年還留了一些物品,可供新主人日常使用。

查阜西最愛梅花。那只住了半年、都來不及告別的蘇州新居,叫“后梅隱廬”,如今流徙西南,竟然又與兩株妙不可言的古梅朝夕相對。此間三公里開外的黑龍潭,以“唐梅宋柏明茶”而著稱,他去看過,覺得所謂唐梅也不過如此,自家的這兩株古梅不見得比它差。有一回鄭天挺在他家吃完午飯,去游黑龍潭,看過三絕,謂之“妄言耳”,大約是“英雄所見略同”。

他把自己的新家,喚作“古梅書屋”。

十五、古梅書屋來客

1941年1月搬到棕皮營,5月查阜西就從歐亞航空公司辭了職。在年底出任滇緬鐵路督辦公署專員(次年十月又任滇緬公路工程局材料副處長)之前,他過了大半年游覽與經商——也可說是失業——的日子。這大半年里,大姐查慶云在8月回了修水老家,兩個女兒都被送去路南縣的聯中讀書,只有查克承在龍頭村的鎮中心小學念書(五年級時又轉學去在崗頭村的南菁學校)。夫妻倆帶一個孩子,住四間主屋,實在有點浪費。查阜西就招來了認識不久的西南聯大副教授陳夢家夫婦住另一間。陳夫人趙蘿蕤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父親趙紫宸不僅是學者,也是音樂家,鋼琴是她從小熟習的。但這里沒有鋼琴,卻有古琴和大琴家。趙蘿蕤很自然地跟查阜西學起了古琴。

大琴家還有另一位,那就是與查阜西“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彭祉卿。最先,一位彈琴老友當了縣長,彭祉卿跟去做幕僚,可沒多久就來找查阜西,憤憤地說:“他是個貪官!”他狷介率性,看得上的人少,和查阜西相處十多年,倒還是那麼密切。

這年秋天,古梅書屋還迎來了另一位客人,查阜西“昆曲同門”羅常培的好友老舍。9月初到10月上旬,老舍在棕皮營后面的寶臺山上,一邊陪著羅常培養病,一邊寫劇本。中秋節(10月5日)前的一天,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徐炳昶建議,中秋夜能不能帶上樂器,泛舟滇池。這最終沒辦成,一個原因就是“找不到會玩樂器的朋友”,大概中秋節前老舍還不認識查阜西(徐炳昶認識),或者那天查阜西沒空。羅常培《老舍在云南》又說:“三月不知肉味的素菜,臣心如水的清湯,真怪難為他下咽的。幸而住在鄉下的幾家朋友輪流‘布施’他,像芝生,阜西,了一,蘿蕤,夢家,都曾經給這位‘游腳僧’設過齋……”五人名單里,古梅書屋就占了三席。他們相識,應也不出這些日子。

老舍的《滇行短記》寫到了古梅書屋:

在龍泉村,聽到了古琴。相當大的一個院子,平房五六間。順著墻,叢叢綠竹。竹前,老梅兩株,瘦硬的枝子伸到窗前。巨杏一株,陰遮半院。綠陰下,一案數椅,彭先生彈琴,查先生吹簫;然后,查先生獨奏大琴。(引注:這里的“大”字,顯是“古”字的誤識。“古”字略草,下不封口,極似“大”。另,并沒有“龍泉村”,只有龍泉鎮、龍頭村。)

在這里,大家幾乎忘了一切人世上的煩惱!

這小村多麼污濁呀,路多年沒有修過,馬糞也數月沒有掃除過,可是在這有琴音梅影的院子里,大家的心里卻發出了香味。

查阜西先生精于古樂。雖然他與我是新識,卻一見如故,他的音樂好,為人也好。他有時候也作點詩——即使不作詩,我也要稱他為詩人呵!

與他同院住的是陳夢家先生夫婦,夢家現在正研究甲骨文。他的夫人,會幾種外國語言,也長于音樂,正和查先生學習古琴。

他們一見如故。查阜西陪他去大觀樓看滇池,10月下旬到11月初陪他去大理游玩與講學的經過,俱詳見于《滇行短記》。11月10日,老舍飛回重慶。

也就是這次大理之行,查阜西在喜洲鎮認識了一位江西老鄉、華中大學國文系教授游國恩。1942年秋,游國恩來西南聯大執教。居所難覓,一再搬遷,第二次搬到了棕皮營,恰與查阜西為鄰。正好之前陳夢家、趙蘿蕤夫婦搬去了村內的李蔭村家,查阜西看到游國恩飽受房子漏雨之苦,遂招之入住,給他一大一小兩間房。游國恩寫有《移居龍頭村》《聽修水查阜西鼓琴贈之以詩》,從“有竹不受暑”,可知入住時是1943年夏天——不過昆明的夏天,不大像夏天。

龍泉鎮里,查阜西成了大家的朋友。來過古梅書屋的,至少有羅常培、鄭天挺、朱自清、浦江清、湯用彤這麼幾位。不過,查阜西引以為傲的那兩株古梅,在1960年左右被伐去。趙林帶我來到兩排房子之間的狹長空地,就是老舍筆下“相當大的一個院子”的位置,指著過道的兩邊說:“就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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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璋如在傅斯年家拍的一張照片,鏡頭中人有傅斯年夫婦、鄭天挺、吳晗等人,檢鄭氏日記,當是1939年10月21日

古梅留下的唯一影像,見于石璋如在傅斯年家拍的一張照片,鏡頭中人有傅斯年夫婦、鄭天挺、吳晗等人。檢鄭氏日記,當是1939年10月21日:“下山先至響應寺收拾行李畢,更至孟真家午飯,食包子、燙面餃,絕美。子水、元胎、辰伯亦自城內來,濟濟一堂。飯后攝影數幀。”清秋佳日,古梅是枝繁葉茂的樣子。

十六、雜記趙家

趙崇義1969年去世時,五十九歲。趙林1946年出生,往前,沒趕上傅斯年查阜西們,往后,解放了,運動多起來了,父親也不會說太多往事給這個少年聽。但隨著前來尋訪的人漸漸多起來,他也在不斷回顧和印證家庭的記憶。

陳老打趙林電話,正好在家,下樓開門。

之前,我聽查克承說起過他和他的父親。趙崇義在農村,屬于有知識的人,家里有許多舊小說。查克承小時候,在他家不僅借閱了《楊家將》《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還有《福爾摩斯探案》《義盜亞森羅平》這些外國小說。有次將近吃飯的時間,查阜西從外面回來,正好遇到趙崇義。云南的農民很淳樸,熱情好客,他們有個習慣,見了面喜歡問“你請過飯沒有”,就是吃了飯沒有。那天趙崇義就這麼問了他一句,查阜西說我這就回家吃。趙崇義說:“到我家請飯吧。”查阜西心血來潮,說:“好!”幾步跑回家,拿了一種用玉米釀制的云南燒酒“升酒”(好一點的叫“重升酒”,度數高一點,還可以泡一些中藥材),真的去趙家吃飯了。趙村長接待他,也很普通,并不是什麼好酒好菜。就是這樣一種自然而樸實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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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皮營村村長趙崇義,石璋如攝

查克承第一次回昆明訪舊,并沒找到趙家的后人。2002年趙林去福州出差,順便聯系拜訪。查克承送了他一本幾年前出版的《查阜西琴學文萃》,說:“你比任何人都應該得到這本書。”這句話讓他回味至今。查克承當然不是說,沒有趙家,父親就寫不出這些文章,而是感念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趙崇義給了他們一個美好的容身之所。這持續了兩代人,跨度七十年的情誼,即使在房東與房客之間,依然動人。

所以,在與趙林握手時,我大大方方地代表查家向他問好,并不顧慮自己不是查家人。重走查阜西之路,也是從前與查克承說過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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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趙林在查克承家。查克承說:“你比任何人都應該得到這本書。”這句話讓他回味至今。

陳老問,陳惠英還在嗎?趙林說在。我們都松了口氣,一起去找。從路口向東走五十米許就是她家,門大開著,村民謝文林(后來得知他是入緬作戰的中國遠征軍之后)上樓接了她下來。一看,好精神的老太太!

老太太1930年生,比查克承還大兩歲,是查克承小時候的玩伴。她母親先后為傅斯年、查阜西兩家挑水,有時候她鬧著玩,也挑水。水井就是剛才引發陳老驚呼的那個。陳老采訪從前老太太,得知了這一情況,告訴了趙林,趙林趕緊把早已廢棄不用、差點兒就填平的水井保護了起來,算是為歷史留下了一點痕跡。

在老太太家門口,趙林和老太太感慨:“棕皮營知道傅斯年查阜西他們的,就只有我們倆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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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英老太太與陳立言先生(劉濟源攝)

兩天后,馬君毅載我來接趙林去參加新書分享會,他給我看了從前在查克承家的照片。十年前,我在查克承家住過幾天,熟悉的場景勾起了許多回憶。他又拿出一張老照片,趙崇義站在妻子李惠英和大女兒趙巧珍之間,他說:“這是查阜西給他們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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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阜西為趙崇義一家拍的照片(趙林保存)

十七、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高德地圖上,棕皮營的名人故居只標出了一處,那便是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梁思成、林徽因在棕皮營住的時間并不長,但如今的村民們可以不知道傅斯年、查阜西,不會不知道他們。查阜西在文章中,寫過與梁、林的交往,但不多。梁、林離去時,房子給金岳霖住;金岳霖離去后,入住的是從查阜西家搬出來的陳夢家、趙蘿蕤夫婦,其時約在1943年初。房子的主人李蔭村,上世紀五十年代被劃為棕皮營唯一的地主,1960年去世。

順著陳惠英老太太門前的路,向前走個二三十米,右拐,是一片空地,停著許多汽車,小朋友們在這里打羽毛球。空地右邊,是一排不高的紅磚圍墻,了了、劉濟源、丁杰他們三位,已經趴在墻頭往里看,滿臉興奮。這便是梁、林故居了。院子的門鎖著,懸一牌,寫著“私人產業,謝絕參觀”,只好同登圍墻,伸頭探望——據說原來只是土墻,院門也不開在這里。院內是平房兩排,坐東向西(墻上《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簡介》寫“坐西向東”不確,當以正房所對方向為準)。其中正房三間,主人所居,南側并排有一間略矮的偏屋,就是金岳霖“逐林而居”之所了;后面是兩間附屬用房。土木結構,白色墻面,重新粉刷過,兩面坡屋頂,瓦都很新,說是青瓦,但灰褐相間,深淺不一,倒也清新可喜。圍墻之外的三面,環繞著三四層的居民新樓,小院子好像是“遺世獨立”的所在。那對少年的我產生巨大影響的梁、林、金故事,就發生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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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好像是“遺世獨立”的所在(來自網絡)

鑲嵌在墻上的介紹說,這是梁、林夫婦一生為自己建的唯一一處居所,但我想意義還不限于此。看過一張維修前的照片,房子雖然破舊,但能發現原貌未遭破壞。在這個不大的棕皮營村里,中國的頂尖文化人物散居各處,雖說村內格局基本未變——路還是路,住宅還是住宅,但幾乎全部經過了不止一次的拆除重建(查阜西故居在六十年代改建為紅磚房,十三年前加高重建為樓房),唯一基本保持初貌的,只有這梁、林故居了。六十年代前期,房子一度返還李家,“文革”開始后,這里曾作為寶云大隊的辦公室和合作醫療室使用了很長時間,直到后來落實政策才將產權返還李蔭村的女兒。只是當時李蔭村的女兒一家都在外面工作和生活,沒人留在棕皮營,這就解釋了門口“私人產業”的提示。2003年,這所房子被列為昆明市市級文保單位,從此處于政府的監管之下。目前,盤龍區文化局委托了一家文化公司保管這里的鑰匙,平時不對外開放。

八十年前,棕皮營和它的周邊地區,一下子來了許許多多穿西裝戴禮帽的怪人,做著奇奇怪怪的事情,沒幾年又全部消失了。這對當時生活在這里的老百姓來說,是很難理解的;如今隨著歲月流逝,除了梁、林故居,幾乎沒有留下痕跡。如果傅斯年、查阜西、李濟、董作賓、李方桂乃至附近的馮友蘭、顧頡剛、王力等人的舊居保存到現在,當然很好,善加利用,相信也能有益于居民們的生活,但這一定需要多方因素綜合起來,方可水到渠成。否則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有礙于地方的發展,不但不現實,也不會是這些文化精英所愿意見到的。所以,我在感慨“逝者不可追”的同時,已經滿足于保留下來的梁、林故居。從個人而言,他們在這里安身;從文化而言,他們在這里延續。梁思成、林徽因何嘗不能代表所有在這里生活過的學者們,留下一點痕跡,埋下有無限可能的火種。

十八、司家營

住在龍泉鎮的西南聯大教授們,都是步行去昆明市區,查阜西亦然。《龍頭一年》記載了這樣一條路線:“從龍頭村出發,經麥地村、司家營、羊腸大村、羊腸小村、三竹營、金刀營和白廟村,最后到昆明的北門,行程約一小時。”查克承回憶,城里到龍頭村其實是有馬車可坐,一是從城里經過崗頭村、黑龍潭再到龍頭村,一是從東邊的金殿上一個小山坡,拐彎到龍頭村,都繞道很遠,還是步行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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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手繪的龍泉鎮一帶地圖,標出了去昆明、金殿的路(來自《龍頭街的守望者》一書)

1943年3月,查阜西重歸航空業,出任新組建的中央航空公司副總經理。其間,因陳納德“飛虎隊”的戰績,制空權已掌握在盟軍方面,昆明城內的日軍轟炸基本不再有了,航空公司也搬回城里尚義街。但查阜西留戀農村的安靜生活,仍住在棕皮營,平時在城里上六天班,星期六傍晚步行回來,星期一一大早去上班。他的路線是從尚義街出發,走小路,路過金刀營、司家營,大約十多華里,用一小時許。有時候下雨,小路泥濘不堪,查阜西就買一雙草鞋穿上,將皮鞋換下來再走。

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在棕皮營西南約三華里的司家營,查阜西的朋友聞一多、朱自清、浦江清住在這里。查阜西路過司家營時,有時會稍作停留,看望友人,還帶著查克承去過聞一多家。朱自清日記里,提到查阜西的地方不少,浦江清則是查阜西的曲友。那麼司家營也是必須要去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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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故居改造前(來自《龍頭街的守望者》一書)

聞一多故居在聞一多公園內。從西側門進去,這是一個現代氣息很濃的公園,樹木草坪、路燈座椅等等一應俱全。橫穿公園,靠近東側,才看到兩個小院子,其中一個兩層土木結構,坐西向東,小門緊鎖,門口掛著“清華文科研究所舊址”的牌子,旁有一面墻,介紹“聞一多朱自清故居”。說實在的,當時已是黃昏,在滿目平山遠水的公園里,忽然出現這兩個略高的院子,顯得突兀而孤單,說不出的詭異。陳老介紹說,從前這里房子挨著房子,現在是除了這兩個院子,全部拆光,建成了公園。原來如此!這就徹底改變了原有的基本格局、日常氛圍、生存狀態,等于是把有生命氣息的建筑,做成了硬邦邦的標本了。在棕皮營,我能感覺到生活在那里的人,與傅斯年、查阜西、梁思成他們周邊的人們是血脈相連的,即使舊居拆除重建了也不要緊,但在這里卻感受不到。真是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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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故居今貌

失望也罷,激動也罷,一天的緊湊尋訪結束了。云貴高原的夏夜七點,天光未暗,我們在附近一家飯店坐下吃晚飯。出乎意料的是,大家豈止是精神一振而已,簡直可以用亢奮來形容。這一天的見聞,幾乎讓每個同行者都感受強烈,疲憊勞累,一掃而空。

十九、尚義街、正義路

與尋找查阜西住過的地方相比,尋找他的辦公地點,是完全失敗的。

7月16日上午,與馬君毅從大觀公園回到崇仁街之后,去了尚義街。尚義街3號,是歐亞航空公司剛到昆明的辦公地點。也許會有遺跡保存下來?哪怕找到一個紀念牌也好。

尚義街不長,在北京路到白塔路之間,大約一華里,步行七八分鐘也就走完了。八十多年前這里是怎麼編號的,倉促間無法知曉,但既然是三號,終歸靠近路口。如今街南一側都是新房子,街北一側靠近北京路的,是昆明著名的石房子,靠近白塔路的,是云南中醫藥大學門診部。石房子是民國時代的建筑,有著輝煌的過去,中醫藥大學門市部的房子雖然比較老,但也不敢斷定年代。

到這里已近午間,因為下午還要趕去西山拜謁彭祉卿墓,我和小馬只得匆匆離去。但我仍然不甘心,18日上午又拉著了了來這里重新走了一遍,沒有收獲,一如既然。不過,發現尚義街其實是穿過白塔路的,馬路對面還有二百米左右,又過去跑了一圈兒,當然還是廢然而返。

了了引我去她的道家師父廖道長那坐坐,就在尚義街、白塔路交界的白塔之旁,叫鹽隆祠。廖道長剛吃完午飯,看了了來了,一邊過來說話,一邊順手拿起花壇里的小鏟子松松土。他長我幾歲,面貌松弛自然,完全看不出曾經當過兵,而且,他是蒔花妙手。大缸里好幾棵怒放的荷花,飽滿而傲嬌,就是他的杰作。他招呼我們進去喝了幾杯茶,弟子們過來讓他試試簫,他連試了幾支,吹得頗不俗。了了說,他沒跟誰學過,自己摸著吹的,那就更難得了。才坐下幾分鐘,便似乎遠離了塵囂,但出得門去,又是滿目的都市繁華。

1943年中央航空公司組建,是在接收歐亞航空公司全部資產基礎之上的。1943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鄭天挺“偕莘田攜諸兒至才盛巷謁孟鄰師、云南實業銀行晤紹穀、滇惠醫院晤靜嫻、中央航空公司晤阜西,即約阜西、靜嫻至冠生園便飯。遇今甫亦在,并案而食。食后至正義路中央航空公司辦事處小坐。有磅秤,稱之,凡一百三十一磅,較十日前增三磅”。可見這時查阜西是在正義路辦公。正義路在崇仁街北約兩華里,在尚義街西北約五華里,是老昆明的市中心。但來不及去尋訪了。

查阜西的大部分時間,在公司里辦公,而不是在家。這次偏偏對他辦公地點的資料幾乎全無準備,可說是此行最大的遺憾。

二十、謁墓記(上)

在西山北入口,吃罷查克承喜愛的豌豆粉、朋友極力推薦的燒餌塊,與了了、小馬登上大巴,一站到華亭寺下。這也是我期盼多年的行程,拜謁彭祉卿墓。六十七年前,查阜西等人將彭祉卿葬于這里。

查阜西雖然少年習琴,但幾位老師水平都不高,他的琴藝,主要是在琴友間互相交流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積淀、消化、提煉而形成的。在他的青年時代,華陽顧氏與廬陵彭氏兩個琴學世家對他的影響最大,彭氏即彭祉卿。他的青年時代終日為國恨家仇而奔走,雖然與琴苑聯系緊密,終未參與太多。直到1930年左右事業穩定下來,才開始頻繁參與到琴苑事務中去。

1934年秋,張子謙登門拜訪查阜西,又因之而結識彭祉卿。三人一見如故,后來彭、查干脆都在張子謙的居所借住,終日鉆研琴學。三人之中,論年齡,彭最長,查小他四歲,張又小查四歲;論琴藝,查、張都推重彭;論資歷,彭出身官宦之家,有家學,江南華北均曾游歷,出道甚早,而張則系出廣陵派正傳;論性情,彭率性,查干練,張豁達。此后一兩年間,滬寧一帶琴友們漸以這三人各自擅長的曲目,稱他們為“彭漁歌”“查瀟湘”“張龍翔”,并稱“浦東三杰”。今虞琴社成立時,即是以彭、查主其事,張為輔助。航空公司內遷后,彭隨查輾轉西南,張則與沈草農、吳景略等琴友留在上海。

彭、查是彼此的良師益友,也是知己。彭祉卿脾氣大,常常一言不合,就給人臉色看,唯有查阜西知道他內心苦悶,一再包容。他又是至情至性之人,人已中年,仍為情所苦。查阜西住在棕皮營期間,后面的寶臺山上也一度住著一位為情所苦的中年人卞之琳,苦戀對象正是查阜西的好友張充和。夏濟安曾記卞之琳酒后牢騷云:“少年掉牙自己會長,中年脫牙沒法長全,少年失戀,容易補缺,中年失戀才真正悲傷。”大約也可以轉而形容彭祉卿。不同的是,卞之琳隱忍,寄情于小說《山山水水》,彭祉卿“自為戕賊”,喝酒喝死了。從此,世間再無“浦東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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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充和書昆曲譜《長生殿彈詞》

了了數年前與諸多師友拜謁過彭墓,跟著人走毫無負擔。這次成為引路人,又知道我膝關節不好,不宜走山路,多少有些壓力。果然是越怕什麼越來什麼,她從一開始就把我們帶上了一條歧路——從虛云紀念堂下去,經正覺寺進入深山,過玉蘭園,等發現確實走錯了,就得千方百計回到正軌上去,真是難為了她!我呢,不慌不忙,雖說已拿著枯枝當拐杖用了,還勸慰她:地方就這麼大,不要急,總會找到的。毫不費力地找到,就不好玩了。迷了路更好,說不定會意外遇到好玩的東西呢……

這句話說完十分鐘左右,在深山里的一塊平地上,果有奇遇!

那是一棵高高的樹下,豎著一個四尺半高、一尺半寬的青石碑,碑上鐫刻兩個楷書大字“詩冢”,下有小字十一行。我們興奮地圍過去,打開手機電筒,將光線側打在字跡上,這樣才能看得清楚一些,一邊將小字全部拍下來。歸來細細辨認,內容是:

《嗣音集》稿本,皆琮所書,既登梨棗,猶以前哲遺墨,不忍燼之。爰葬諸太華之山,而為銘曰:郁郁佳城,群巒作輔。窮達一邱,翰墨千古。士為國光,桑梓所望。兼三不朽,何假詞章。遇蹇才豐,實多往哲。短詠長謠,一腔心血。壽諸剞劂,遺草班班。卜云具吉,藏之名山。光輝莫遏,騰躍郊野。碧形似雞,金形似馬。其氣上升,結為彩云。傍植文梓,下生香蕓。于以封之,如山岌㠖。我為斯銘,配文泉子。

咸豐六年丙辰三月穀旦 昆明黃琮撰并書丹,僧人巖棲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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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偶遇“詩冢”碑

后來小馬檢得《嗣音集》即黃琮(文潔)所輯《滇詩嗣音集》,這是一百六十五年前黃琮將書稿埋葬于此而立的碑。所謂“碧形似雞,金形似馬”,是指西山形如碧雞,故又名碧雞山,與昆明之東的金馬山遙遙相對,市內東西走向的金碧路也是因此而得名。

歸來后,又發現此碑已載入由云龍《滇故瑣錄》。兩年前,我曾在上海圖書館一氣讀完由氏著作八種,《滇故瑣錄》也在其中,但對此已毫無印象。然而他的詩集中,有聽查阜西、彭祉卿彈琴之作,有挽彭祉卿之作,分明是記得的。最奇妙者,挽詩中還有這樣的句子“西山一坯〔壞〕土,千古□(引按:原脫一字)黃彭(葬西山,與黃文潔詩冢為鄰)”,將詩冢與彭墓并舉。當初讀到這里,哪里會想到有朝一日會在訪彭墓的迷途中偶遇此冢?“士為國光”“遇蹇才豐”,又何嘗不是彭祉卿的寫照?念及此節,不免作古今同慨了。

二十一、謁墓記(下)

我們大感振作,很快便走出迷途,到了公路邊,對面正是昆明有名的法國人柏西文先生之墓。但我們在對面的山上還是走了一段冤枉路,再原路折回,我在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紀念碑前小坐休息,了了和小馬去找人打聽。彭祉卿當然不會有人知道,他們打聽的是張天虛墓,好幾位熱心的司機都指著我們來的這條公路的北方說,就往前走,很近!

沿著我們坐大巴來時的公路,往返程方向(山下)走了一華里多點,便是一個九十度的左拐路口。路邊有一處通向山上的石階,以鐵門隔斷,掛一銅牌,有字曰“禁止通行,嚴禁煙火”。旁為不可移動文物安全直接責任人公示牌,注明這里是張天虛、楊杰、彭寂寬、廖新學、毛友桂、趙炳潤、陸鼎恒、鄭一齋八個人的墓。張天虛墓在這里,那就沒問題了。然而怎麼進去?畢竟是了了細心,她看了看,鐵門竟然沒鎖,伸手進去打開門栓,輕輕易易就打開了。我們齊聲歡呼,一擁而上。

上去后正面便是張天虛墓,占地較大,了了說:“就是這里!”一邊,飛快地帶我們向右側走去。右側有七八個墓,兩三個墓上還有大而鮮艷的假花,了了說那應該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的墓,墓上放花是當地的習俗。彭祉卿的墓在群墓之中,幾棵大樹之下,直徑兩米多,環以青石三疊,高約一米半,其上雜草叢生。墓碑面向東北方向(這是彭祉卿的故鄉江西的方向),陰刻: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

琴人彭祉卿先生之墓

楊立德 李廷松

龔自知 徐嘉瑞 公立

馬崇六 查阜西

與查阜西公立彭墓的五個人中,楊立德是陸軍中將、昆明行營及綏靖總署任副官長,兩年后,他因被蔣系人馬誣為李公樸、聞一多遇刺案的策劃人而刑訊逼供;李廷松是琵琶名家;龔自知是云南省教育廳長;徐嘉瑞是云南大學文史系主任;馬崇六是陸軍中將、全國工兵總指揮,差不多在安葬彭祉卿的同時,滇西大反攻開始,他參與指揮強渡怒江。他們想必都是彭祉卿的故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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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祉卿墓

墓碑之前的地上,鋪以片石,上陳花一枝,已枯萎。我們將帶來的一束菊花放在這里,退后一米,三人一排,鞠躬致意。這位在戰爭時期早早辭世的傳奇琴人,不但沒有湮沒的歷史的長河里,反而以他的杰出成就和濃烈個性,不斷吸引著一代代的琴人。彈《憶故人》這首名曲的人,不會忘了這是他公布的家傳秘譜;研究歷代古琴指法,他的《桐心閣指法析微》是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他是現代琴史上繞不過去的名字,也是查阜西一生最重要的友人。心系多年,終于來拜謁他了。

我們又環墓數周,動手清除上面的雜草,發現周邊插滿了褐色的線香,若以三支為一炷,至少有六十四炷。是一批人還是多人次所為,看不出,但求前輩保佑的懇切之心,卻是可想而知的。再看墓側樹下,有泡沫箱在焉,內有空酒瓶子四五個,想必是來拜謁的琴友們孝敬前輩后所遺。這六十四炷香、四五個空酒瓶,真是墓園奇景。

彭墓之旁,是抗日犧牲的空軍烈士毛友桂之墓,再外便是張天虛墓,以張墓面積最大,也最氣派。和他們相比,彭祉卿顯然沒有被視為名人,門口的牌子上列舉的八個名字里沒有他,足以說明問題。因為未曾享受太多名人墓的待遇,他的墓基本保持了原貌,與周邊普通人的墓沒有太大區別。我倒覺得這樣很好,完全符合他落拓不羈、斯人獨憔悴的風度。若是給他圈塊地,堂堂皇皇起來,豈非不倫不類。

最近這些年來,琴人們熱心呼吁,彭墓終于在三年前被列入西山區文保單位,兩年前區政府在墓旁立了大理石的文保碑,這樣也就夠了。如果說還能做點什麼,當然也有。據張充和所言,彭墓前曾有一副石聯“泠泠七弦上,棲棲一代中”,是查阜西集句,她書寫的。這若能恢復,不失為好事。推測高度不會超過墓碑,位置當在墓碑兩側,也不占地方。只是如今既然成了文保單位,已不是個人說恢復便能恢復的了。

下山后去琴友劉彥忠家做客。多年來劉君為保護彭墓奔走呼吁,聽說終于列入區文保了,十分高興。他燒菜絕妙,在這個菌子上市的時節發揮得淋漓盡致,讓我大飽口福。飯后鑒賞、按彈了他的明琴,又取出李瑞先生傳給他的《雙琴書屋琴譜》《養心堂琴譜》來給我欣賞。他說,書名不像李老師所題,不知道是誰寫的。我一看,查阜西的手跡!

二十二、今昔應和,不絕如縷

7月17日上午,小馬接我去游黑龍潭,見識了唐梅松柏明茶。午間再回棕皮營,接了趙林去參加下午在春曉書店舉辦的分享會。了了安排得精心,陳立言、趙林、范丹、劉彥忠這四位嘉賓又各有角度,發言精彩,活動辦得出乎意料的成功。連同18日下午在麥田書店舉辦的第二場分享會,昆明之行,近乎完美。

19日歸來后,有兩件事頗可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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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春曉書店舉辦的《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樓——查阜西與張充和》分享會現場

據宋辭、王晉凡二位見告,2009年挖出的見龍泉青石井欄,今置于三臺山上的冰心舊居默廬之側,有“丁丑仲夏月”的雙鉤“見龍泉”三字殘石、“邑人張銘題”的“□〔有〕龍則靈”三字殘石,還有一塊保存完好,大字題為“漱玉”,后有跋云:

泉距城里許,味甘而清冽,年久失修,民國丁丑春,屏山李公右侯來宰吾邑,慨捐鶴俸,倡修是泉。落成之日,遍征題詠,謀垂久遠。余不文,謹書成句,聊志鴻爪之意云爾。

邑人李又賢題

古□張一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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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龍泉井欄“漱玉”拓本(宋辭先生提供)

近日他們正在為這些井欄制拓,發現這些與《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樓》中的記載能夠對應,大為驚喜。由于昆明一帶泉水頗多,據說有人認為日常所謂“龍泉”,并非十二年前挖出的那一個,而如今參以查阜西《抱甕泉記》“呈貢西郊舊有地泉,縣令李君右侯醵金筑亭其上,就泉井砌石如泮,邑人皆稱為龍泉”,可以得到確證。李右侯修龍泉,是在丁丑(1937),查阜西說的“泉井砌石”,就是這些挖出的井欄呀!鄭穎孫、查阜西、張充和昔日之所見者,消失數十年后,又為今日之我得見,怎能不令人興奮!

還有,查阜西看到這個題為“漱玉”的井欄,一定會想起那張留在蘇州家中沒來得及帶走的明琴“漱玉”吧。彈琴大半生,他最喜歡的就是這張“漱玉”,可才彈了三年就失去了。在蘇州的弟子莊劍丞來信說,日本兵用刺刀將“漱玉”琴劈成了幾十片,金徽也被挖去,他只好回信讓莊劍丞將這些殘片好好保存起來。但在這里,他看到了另一個“漱玉”。雖說用這兩個字形容泉水不算新鮮,也足以讓他驚嘆巧合了。

此外就是梅松得知了我在呈貢文廟的見聞,不由分說將那冊汪孟舒舊藏的《南來堂詩集》上冊寄來相贈,并囑我要設法讓這部書“破鏡重圓”。我很感動于他的好意,又擔心辦不成,未免辜負,唯有盡力與隨緣而已。三年前,他聽說我從查阜西文中找到了汪孟舒引用《南來堂詩集》的例證,囑作一跋以記之。因不能書,我擬了幾句不像樣子的文字給他,沒想到他用娟秀的小楷錄在紙上,夾在書中,一并賜下了。重讀舊作,有兩句還是引起了感觸:

吾人不能忘情于歷史者,端賴此今昔應和,不絕如縷。淇園兄(梅松號淇園)深情于故紙,當知余言之不謬也。

井欄出土,印證往事是“今昔應和”;因汪孟舒舊藏的一本書,找到他使用此書的證據,也是“今昔應和”。在昆明追尋查阜西的遺跡不也是如此?我們一遍遍地追尋歷史遺跡,其實是在不斷強化記憶,提醒自己歷史并非虛妄,人生自有意義。這樣,過去的歲月和人物,才能給我們更多的溫暖、信心和勇氣。后之視今,大約也是如此吧。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張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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