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生辰八字命理批語

解夢佬 2023年12月03日 03:40

按：本文系作者2018年5月28日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聯合舉辦的講座上的發言。

康有為

當三聯書店的編輯告訴我，這次推廣會放在北大時，我心中怦然一動。我離開北大剛好十年。當年在北大時，對北大的景物關注度不夠。有一年，我在東京，早稻田大學的一位女教授對我說，很懷念北大二院（歷史系）的紫藤，我聽了很詫異，回來后才看到二院的紫藤花盛開。

今年是戊戌年，戊戌變法兩個甲子，北京大學是變法的產物，也就是北大的一百二十周年。再過兩個星期，6月11日，正是“百日維新”的起始日。離開北大后回北大講戊戌，感覺上是有點奇特，當然也只是巧合而已。

《茅海建戊戌變法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6月出版，395.00元。

問題的發生

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是我最近講的比較多的題目，是近幾年最為關注者。我寫了幾篇非常學術性的論文，字數加起來大約有三十萬字，十分繁瑣。我在這里盡可能講得不那麼學術，盡可能簡要明白一些。

大約在五年前（2013），我準備寫一篇關于康有為戊戌時期政治思想與政策設計的論文。這項研究的起因是，既然臺北的史語所研究員黃彰健院士已經證明康有為《戊戌奏稿》作偽，既然中國人民大學孔祥吉教授等人已經發現《杰士上書匯錄》和許多康有為的原始奏折（其中一部分是代他人所擬的），稱戊戌變法是“君主立憲式的改良主義運動”，失去了基本史料根據；那麼，戊戌變法的性質究竟是什麼？我想以可靠的檔案與文獻為基礎，重新梳理一遍，得出新的結論來。為此，我制定了一個計劃，申請了一個項目，準備用一年半的時間，寫一篇五到十萬字長篇論文。我得到了一筆小的資金支持。

黃彰健編：《康有為戊戌真奏議》，“中研院”史語所，1974年3月出版。

孔祥吉編著：《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

可是，研究進行沒多久，就卡殼了。我遇到了兩個難題。

一、1898年（戊戌）之前，康有為完成了兩部重要的著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這兩部書的內容大約是：儒家的《六經》皆存世，即“今文經”，秦始皇并未焚盡；所謂“古文經”，皆是偽經，是西漢時領校“中秘書”（皇家藏書）的官員劉歆所偽造，目的是為王莽的“新朝”服務。此即“新學偽經說”。中國的早期歷史“茫昧無稽”，堯、舜、文王等“文教之盛”，皆是孔子“托古”的創造，其目的是以民間“素王”身份來“改制立教”。不僅《春秋》為孔子所創，《詩》《書》《禮》（《儀禮》）《樂》《易》，也都是孔子自我創造出來的。此即“孔子改制說”。

“新學偽經說”“孔子改制說”雖然非常大膽，也非常極端——按照康有為的說法，古文經是劉歆偽造的，服務于“新朝”，今文經是孔子創造的，以能“改制”，中國的傳統經典皆是孔子和劉歆兩人偽造出來的，中國的早期歷史也是由他們兩人偽造出來的——但若從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來看，兩說皆是思考與探索的過程，而非為最終的結論。用今天的說法，屬于“中期研究成果”。如果僅僅用“新學偽經說”“孔子改制說”去解釋當時的康有為，那麼，他只是一個比廖平更極端的學者，不會那麼熱衷于政治活動：不會去自辦萬木草堂，不會去自辦各類報刊，如《強學報》《時務報》《知新報》，不會到廣西去講學，也沒有必要去辦強學會、圣學會、保國會之類的政治性組織，更沒有必要再三再四地給光緒帝上書。他當時的政治思想與政治目標究竟是什麼？

《新學偽經考》

《孔子改制考》

二、從康有為在戊戌時期所上奏折來看，向光緒帝提出的政策設計大體上是西方式的，或用西方的歷史來說事；但從康有為的著述來看，如前面提到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從康有為的講學內容來看，如《長興學記》《桂學問答》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現的萬木草堂門生筆記，卻很少有西方思想與制度的內容，基本上是中國傳統的思想，相當多的部分屬經學。他的著述中最接近西方的，是《實法公理全書》，談的是人的權利與民主制度，然其根據也不是西方思想與制度，而是西方數學中的“幾何公理”。1891年，康有為與廣東大儒朱一新有一場論爭，康在信中說：

……緣學者不知西學，則愚暗而不達時變；稍知西學，則尊奉太過，而化為西人。故仆以為必有宋學義理之體，而講西學政藝之用，然后收其用也。故仆課門人，以身心義理為先，待其將成學，然后許其讀西書也。然此為當時也，非仆今學也。

“必有宋學義理之體，而講西學政藝之用”，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中體西用”的說法，不僅早于孫家鼐（見其奏折，1897），更早于張之洞（《勸學篇》，1898）。

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主要推動者，戊戌變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化的，但這個推動者卻不太懂得西方的思想與制度。他不懂任何一門外國語，也沒有去過外國，他能得到的外部資料主要是江南制造局等機構、西方傳教士等人翻譯的西書，其中以聲光化電、機器制造為主，關于西方思想、制度、經濟與社會學說的書籍相當有限。他可能也看過一些日本譯書，從目前的研究來看，若真讀書，數量也是相當有限的，且有自我的理解。

《長興學記》《桂學問答》《萬木草堂口說》

如果從更寬泛的角度來看，上面說的兩個問題，實際是一個問題：康有為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學知識（“新學偽經”“孔子改制”）與有限的西學知識來推動中國的改革？如果再深入一步，又可提出這樣的問題：即康有為作為一名晚近的進士，其官位僅是工部候補主事，在京城地面中盡管大聲說話，也無人聽得見。他能進入政治舞臺的中心，純屬偶然，不是由他來決定的。如果不能進入政治舞臺的話，他的政治抱負又是什麼呢？

我由此被卡住了，研究進入了瓶頸。2015年7月，我到京都住了一個月，試圖開一點思路，結果毫無效果。歷史學是以史料為基礎的，沒有史料的突破，思路又有什麼意義呢？歷史學是不那麼浪漫的。

恰在這個時候，我發現了梁啟超《變法通議》的進呈本（現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便轉過頭來研究梁啟超的著述。正是在梁的著述中，我看到了光明——康有為在戊戌時期的“大同三世說”。

《大同書》的寫作時間：康有為與梁啟超的說法

康有為無疑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最偉大的中國人之一，最重要的政治功績是1898年的戊戌變法，但他也給歷史學家留下不小的麻煩。他指責劉歆造假，贊揚孔子創造，他自己的文獻也有作偽之處。前面提到的《戊戌奏稿》，就是典型的一例。

康有為的另一大作偽是在《大同書》寫作時期上“倒填日期”。1919年，康寫《大同書題辭》中稱：

吾年二十七，當光緒甲申，清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銀塘鄉之七檜園澹如樓，感國難，哀民生，著《大同書》……

《大同書》，長興書局，1919年版。

《大同書題辭》

“甲申”，1884年，是年有中法戰爭。康在《大同書》緒言中，也有相同的說法：“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對此，上海歷史所的湯志鈞教授已證明其偽，說明該書是康有為在南洋檳榔嶼、印度大吉嶺時寫的，以后屢有修改。由于湯志鈞教授的這一貢獻，學術界大多不再將“大同”作為康有為戊戌時期的政治思想。

比較有意思的是康有為頭號門生梁啟超的說法。1901年，梁啟超《清議報》第一百冊發表《南海康先生傳》，稱言：

先生之治春秋也，首發明改制之義……次則論三世之義。春秋之例，分十二公為三世，有據亂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據亂升平，亦謂之小康，太平亦謂之大同，其義與《禮運》所傳相表里焉。小康為國別主義，大同為世界主義；小康為督制主義，大同為平等主義。凡世界非經過小康之級，則不能進至大同，而既經過小康之級，又不可以不進至大同。孔子立小康義以治現在之世界，立大同義以治將來之世界，所謂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也。小康之義，門弟子皆受之。……大同之學，門弟子受之者蓋寡。……先生乃著《春秋三世義》《大同學說》等書，以發明孔子之真意。

按照這個說法，康有為已著《春秋三世義》《大同學說》等書，并將之傳授給梁啟超等少數門生。1911年，梁啟超出版由其親筆抄寫的《南海康先生詩集》，在《大同書成題詞》后作了一個注：

啟超謹案：先生演《禮運》大同之義，始終其條理，折衷群圣，立為教說，以拯濁世。二十年前，略授口說于門弟子。辛丑（1901）、壬寅間（1902）間避居印度，乃著為成書。啟超屢乞付印，先生以為方今為國競之世，未許也。

這個說法與前說有了不同。“二十年前”為1891年，梁啟超剛剛入門，只是“略授口說”；“著為成書”的時間是1901-1902年。這也是湯志鈞教授推翻1884年說的主要證據。1921年，梁啟超出版《清代學術概論》，稱言：

……有為以《春秋》“三世”之義說《禮運》，謂“升平世”為“小康”，“太平世”為“大同”。……有為雖著此書，然秘不以示人，亦從不以此義教學者，謂今方為“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于洪水猛獸。其弟子最初得讀此書者，惟陳千秋、梁啟超，讀則大樂，銳意欲宣傳其一部分。有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為，后此萬木草堂學徒多言大同矣。而有為始終謂當以小康之義救今世，對于政治問題、對于社會道德問題，皆以維持舊狀為職志……啟超屢請印布其《大同書》，久不許，卒乃印諸《不忍雜志》中，僅三之一，雜志停版，竟不繼印。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商務印書館，1921年2月出版。

梁啟超又稱其在萬木草堂已經讀到了康“秘不示人”的著書。三個時間，三個說法，如果相信梁啟超的說法是真的，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一、康有為已將“大同學說”的部分內容傳授給梁啟超；二、康在戊戌時已有著書，如梁先前所說的《春秋三世義》《大同學說》，但絕不是后來我們看到的《大同書》。

“大同三世說”的主要內容

湯志鈞教授證明了《大同書》是康有為在檳榔嶼、大吉嶺時所寫的，但他同時認為戊戌時康已經形成了“大同三世說”，主要證據是《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和《禮運注》。《禮運注》的成書年代也有點問題，現有的證據說明，該書也是康在大吉嶺時完成的。

湯志鈞：《康有為與戊戌變法》，中華書局，1984年10月出版。

湯志鈞：《康有為的大同思想與〈大同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由此再來檢視《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康有為確實提到了“大同三世說”，但十分簡略。我這里舉兩個例子。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為稱：

堯、舜為民主，為太平世，為人道之至，儒者舉以為極者也……孔子撥亂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借仇家之口以明事實，可知“六經”中之堯、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春秋》始于文王，終于堯、舜。蓋撥亂之治為文王，太平之治為堯、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義，《公羊》所傳微言之第一義也。

在萬木草堂講學時，康有為稱“堯、舜如今之滇、黔土司頭人也”；又稱：“堯、舜皆孔子創議。”（黎祖健：《萬木草堂口說》）此處說“堯、舜為民主，為太平世”，即孔子創造出堯、舜，圣意在于“太平之治”；孔子又創造出文王，是為“撥亂之治”，“以行君主之仁政”。以“孔子改制”講“大同三世”，這里面的意思，若不加解釋，不易察覺。我仔細查看《孔子改制考》，與“大同三世說”相關的內容，僅僅找到六條。在《春秋董氏學》中，康有為稱：

三世為孔子非常大義，托之《春秋》以明之。所傳聞世為據亂，所聞世托升平，所見世托太平。亂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漸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遠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備也。大義多屬小康，微言多屬太平。

康的這一說法，是對《公羊》派“三科九旨”的擴展，加上《禮運篇》中“小康”“大同”的內容。我仔細查看《春秋董氏學》，與“大同三世說”相關的內容，僅僅找到五條。《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講的是“孔子改制”的內容，“大同三世說”不是兩書的主題。若不是特別的挑選，這十一條內容，稍不注意就可能放過去了，且僅看此十一條內容亦難窺全豹。

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是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一種普世性解說。按照康的說法，這一學說是由孔子創造，口傳其弟子，藏于儒家諸經典和相關史傳之中，主要是《春秋》及《公羊傳》《禮記》（尤其是《禮運篇》《中庸篇》和《大學篇》）《易》《孟子》《論語》等文獻，以留待“后圣”之發現。泰西各國對此學說亦有所體會，亦有所施行。

從1900年夏天起，康有為先后旅居南洋檳榔嶼、印度大吉嶺，至1903年春夏之交時才離開。在此兩年多中，他遍注群經——《〈禮運〉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論語〉注》《〈大學〉注》等，由此完成其“大同三世說”的著述。

《〈禮運〉注》《〈孟子〉微》《〈中庸〉注》

如果用最為簡約的方式來說明“大同三世說”的基本概念，可謂：一、據亂世，多君世，尚無文明；二、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禮運，削臣權；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運，削君權。“大同”雖是孔子創造出來的理想世界，但其時不可行，只能以“小康”來治世，只能待之于后人來實現。對此，康在《〈禮運〉注》中稱言：

孔子以大同之道不行，乃至夏、殷、周三代之道皆無徵而可傷。小康亦不可得，生民不被其澤，久積于心乃觸緒大發，而生哀也。孔子于民主之治，祖述堯、舜，君主之治，憲章文、武……其志雖在大同，而其事祇在小康也。

需要注意的是，康有為在檳榔嶼、大吉嶺精心著述時，閱歷與見識已經有了較大的變化。1898年9月他離開北京南下，在上海由英國軍艦接往香港，然后去了日本、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新加坡。從思想史的角度來分析，戊戌前后康的“大同三世說”思想可以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但從政治史的角度來看，若不加以嚴格的區別，會有致命的缺陷——我的目的原本是要證明戊戌變法的性質，由此來證明戊戌時康有為的政治思想；若以康在檳榔嶼、大吉嶺時期（即戊戌之后）的著述，來說明戊戌時康有為思想，是不可能精確、不可能具有說服力的。也就是說，除了《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中十一條內容外，我找不到更多的1898年9月之前的材料，來說明戊戌時康的“大同三世說”。

我就在這個關鍵點上被卡住了。

康有為在芝加哥

康有為及家人朋友在蘇格蘭阿伯丁女子學校的合影

由梁渡康

前面提到，梁啟超在1901、1911、1921年三次著述中談到康有為的“大同學說”，說法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康在萬木草堂向梁傳授過“大同學”。從梁入學時間來看，應是1891-1896年，即光緒十七年到二十二年，梁為十八到二十三周歲。康的思想有沒有影響到梁呢？

前面提到，我因發現梁啟超《變法通議》進呈本，開始集中閱讀梁啟超的著述，其中大部分是再次閱讀。由于閱讀時的立場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從梁的許多著述中都看到了“大同三世說”，尤其是《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和《湖南時務學堂初集》。

梁啟超

1896年11月，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古議院考》，說明中國古代就有議院的思想，甚至有相當于議院的制度，結果受到了嚴復來信的嚴厲批評。梁給嚴回了一信，用“大同三世說”的思想來自我辯護，并提出了反批評。年輕的梁啟超（二十四周歲），意氣風發，僅僅回信尚覺不滿足，又在1897年10月在《時務報》第四十一冊上發表《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將與嚴復的討論公開化。該文起首便直接、明確地闡述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

博矣哉！《春秋》張三世之義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為政之世，二曰一君為政之世，三曰民為政之世。多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酋長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別亦有二：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曰無總統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別者，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閼之。

這是“大同三世說”在報刊上第一次完整的表述，梁啟超將之分為“三世六別”。在批判了多君世的罪惡后，梁稱從多君世轉為一君世是孔子的貢獻：

孔子作《春秋》，將以救民也，故立為“大一統”“譏世卿”二義。此二者，所以變多君而為一君也。變多君而為一君，謂之“小康”。

梁啟超繼續指出，“三世”是各國必經之路，中西之間并無區別，并不以其是否有議院的“胚胎”而致道路之不同（即嚴復來信中的觀點）：

……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間必經一君之政，乃始克達。所異者，西人則多君之運長，一君之運短；中國則多君之運短，一君之運長（此專就三千年內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歸民政，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此猶佛法之有頓有漸，而同一法門。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來殺機寡于西國者，則小康之功德無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一君之政即為“小康”，中國的前途與“西人”一樣，是“同歸民政”（民主）。在該文的最后，梁啟超談到了世界的前途：

問今日之美國、法國，可為太平矣乎，曰惡，惡可！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國言之，則可謂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國而言，則可謂為一君之世；然合全局而言，則仍為多君之世而已。各私其國，各私其種，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財。度支之額，半充養兵，舉國之民，悉隸行伍。耽耽相視，龁龁相仇，龍蛇起陸，殺機方長，螳雀互尋，冤親誰問？嗚呼！五洲萬國，直一大酋長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見群龍無首，吉。”其殆為千百年以后之天下言之哉？

梁啟超對僅僅只有美國、法國實行總統制（民政世）是不滿足的，若從世界的眼光來看，仍是“多君之世”，“直一大酋長之世界焉耳”。他那指責現實的筆法——“各私其國”“耽耽相視”——暗地里卻描繪著那個無總統、無國家、無戰爭、無私產的“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的未來畫面，真正的“大同”是世界性、全球性的。“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一句，典出于《春秋公羊傳》最后一句：“……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意以俟后圣，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康也很愛引用，見后）梁暗暗自詡他們這個以康為導師的小群體是能真正解讀《春秋》微言中所含“大同之意”的“后圣”。“見群龍無首”一句，典出于《易·乾卦》：“用九，見群龍無首，吉。”梁將之解釋為“大同三世說”中最高階段——民政世（太平）之“無總統之世。”

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后不久，梁啟超去了長沙，擔任湖南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康門弟子韓文舉、葉湘南、歐榘甲擔任分教習。

時務學堂教習：左起葉湘南、譚嗣同、王史、歐榘甲、熊希齡、韓文舉、唐才常、李維格。

康門弟子掌握的湖南時務學堂，所授內容不是一般的“時務”，而是“康學”。梁啟超為此制定了《學約》，并寫了指導性的《讀〈孟子〉界說》《讀〈春秋〉界說》。時務學堂學生每天要讀規定書目，主要是《孟子》和《春秋公羊傳》，若有問題提出，由教習予以答復，若有心得寫下來，即“札記”，由教習加以批語。時務學堂內部材料雖不能全見，但在1898年春，已將梁啟超的《學約》、《界說》、學生與教習的問答（部分）、學生的札記與教習的批語（部分）合刊了一部書，共四卷，名為《湖南時務學堂初集》，今存世不多。當我讀到《湖南時務學堂初集》，非常興奮。梁啟超在時務學堂中大力宣傳“新學偽經說”“孔子改制說”和“大同三世說”。

《湖南時務學堂初集》中涉及到“大同三世說”的地方非常多，我這里因時間關系只能舉一個例子。湖南時務學堂學生李炳寰以《孟子》中“仁義”一義作札記，推及世界“大同”，梁啟超作批語稱：

說得極好。利梁一國而天下不收其利六語，非通乎《孟子》者不能通。故吾常言，以小康之道治一國，以大同之道治天下也。故我輩今日立志，當兩義并舉。目前則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國，他日則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救全球者，仁之極也。救全球而必先從中國起點者，義也。“仁者人也，義者我也。”大同近于仁，小康近于義。然言大同者固不能不言義，言小康者固不能不言仁。韓先生因汝問大同條理，而以“本諸身，征諸庶民”答者，正明以義輔仁之旨。由身以推諸民，由中國以推諸地球，一也。故今日亦先從強中國下手而已。至所謂大同之道與大同之法，五百年以內，必遍行于地球。南海先生窮思極慮，淵淵入微以思之，其條理極詳，至纖至悉，大約西人今日所行者十之一二，未行者十之八九。鄙人等侍先生數年，尚未能悉聞其說，非故秘之不告也。先生以為學者之于學也，必須窮思力索，觸類旁通，自修自證，然后其所得始真。故事事皆略發其端，而令鄙人等熟思以對也。今鄙人與諸君言，亦如是而已，將以發心靈、濬腦氣，使事事皆從心得而來耳。不然，亦何必吞吐其辭乎？諸君幸勿誤會此意。若欲有所憑藉，以為思索之基，先讀西人富國學之書及《佐治芻言》等，以略增見地，再將《禮運》“大道之行也”一節熟讀精思，一字不放過，亦可略得其概。至所云起點之處，西人之息兵會等，亦其一端也。（《湖南時務學堂初集》，第二冊，《札記》卷一）

師生所言的內容，皆是“大同三世說”。梁啟超仍是從“仁、義”出發，談到了大同、小康。他沒有直接回答問題，只是宣稱康有為對“救全球”的大同道、法，已經窮思極慮，條理極詳，西方各國目前對康有為所思之條理，已實行者一二，未實行者八九，要求李炳寰通過自修來自證。“富國學之書”，大約是指《富國策》，與《佐治芻言》皆是西方政治經濟學著作。梁讓李炳寰以此為基礎，再“熟讀精思”《禮運篇》中“大同”一段：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一段話，正是“大同三世說”的核心內容。李炳寰若“一字不放過”的“窮思力索，觸類旁通”，所得出的結論只能是——西方學術為“大同三世說”提供了佐證——這正是梁啟超希望得到的教學效果。

由梁渡康，恰好合璧。

梁啟超

康門其它弟子的言說和梁鼎芬的評論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還談到：“其弟子最初得讀此書者，惟陳千秋、梁啟超，讀則大樂，銳意欲宣傳其一部分。有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為，后此萬木草堂學徒多言大同矣。”除了已經去世的陳千秋和梁啟超外，康有為的其它弟子對“大同三世說”也有所了解，“多言大同”。

康門弟子的著述，大多尚未整理編集，但康門弟子在《知新報》和《時務報》上發表了許多政論文章。為了驗證梁啟超的說法，我將《知新報》《時務報》重讀一遍：康門弟子九人（不包括梁）在《知新報》發表了五十八篇政論文，康門弟子三人（不包括梁）又在《時務報》發表了九篇政論文；有些是類似梁啟超《變法通議》那樣的大文章，多期連載。也就在這些文章中，我又看到了忽隱忽現的“大同三世說”的痕跡。

《時務報》

我這里舉兩個例子。

其一是康有為的大弟子徐勤，其在康門的地位，僅次于陳千秋、梁啟超。他在《知新報》上發表《地球大勢公論》，稱言：

……故天下之勢，始于散而終于合，始于塞而終于通，始于爭而終于讓，始于愚而終于智，始于異而終于同。古今遠矣，中外廣矣，要而論之，其變有三：

洪水以前，鳥獸相迫，昆侖地頂，人類自出。黃帝之子孫，散居于中土；亞當之種族，漫衍于歐東。創文字，作衣冠，立君臣，重世爵。由大鳥大獸之世，而變為土司之世。其變一。

周秦之世，地運頓變，動力大作。爭奪相殺，而民賊之徒徧于時；兼弱攻昧，而強有力者尊于上。贏政無道，驅黔首以為囚；羅馬暴興，合歐西而一統。由土司之世，而變為君主之世。其變二。

百余年間，智學競開，萬國雜沓。盛華頓（華盛頓）出，而民主之義定；拿破侖興，而君主之運衰；巴力門立，而小民之權重。由君主之世，而變為民主之世。其變三。

故結地球之舊俗者，亞洲也；開地球之新化者，歐洲也；成地球之美法者，美洲也。（《地球大勢公論·總序》，《知新報》第二冊）

“大同三世說”反映的是世界的變局，徐勤的著眼點也是世界的。他沒有用“據亂”“升平”“大同”之詞匯，而代以“酋長”“君主”“民主”之三變。“洪水”“地頂”“地運”“動力”也是康有為講學時使用過的概念。

其二是康有為的弟子劉楨麟。他在康門中的地位不高，但在《知新報》的金主、澳門賭商何連旺家中授館課其子。康門弟子中，他在《知新報》發表的文章最多。其文《地運趨于亞東說》連載于《知新報》，第七、八冊，多處涉及到“大同三世說”。在該文結尾，他呼喚著“大同世界”的到來：

嗚呼！嘗聞之南海先生之言矣：世界之公理，由力而趨于智，由智而趨于仁。上古千年，力之世也；中古千年，智之世也；后古千年，仁之世也。力之世，治據亂；智之世，治太平；仁之世，治大同。今其智之萌芽乎，夫大地萬國，寐覺已開，中土蚩氓，蒙翳漸辟，遠識之士，競馳新學之途，杞憂之儒，群倡開化之術。吸吁所接，或有動于當途；闔辟所關，即不朽之巨業。匪一隅之偏局，實萬國之同風。乘朕兆已萌之后，為有開必先之舉。將豈徒一國、一洲蒙靡穹之利賴歟，其將以是期之百千年后，凡我圓顱方趾之倫——黃人、白人、紅人、黑人、棕色人、半黃半白淡黑人、不可思議之諸色人——咸被此靡穹之利賴焉，而為智、為仁之世界，均于是起點也，而又何東、西之有耶，而又何趨、變之有耶？

劉楨麟清楚說明了前、中、后三世，分別崇尚力量、智慧和仁愛。他將“小康”誤說為“太平”。他認為，當今“智”已“萌芽”，其后的發展趨勢將不可抵擋；當此“朕兆已萌”，“百千年后”，人類（即“圓顱方趾之倫”）將不分國家、不分洲別、不分膚色，共同經由“為智”而進入“為仁”的世界。到了那個時候，東、西可不必分，趨、變可不必論。這是康有為及其黨人所認定的“世界之公理”“不朽之巨業”。

《知新報》

康門其它弟子，關于“大同三世說”的言論還有許多；但若從總體來看，所言“大同三世說”只占其全部著述的較小篇幅，其深度遠遠比不上梁啟超。既然公開刊刻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中都有“大同三世說”的內容，康有為也沒有必要在萬木草堂保密不說，只是所說的內容與深度，要遠遠少于對陳千秋、梁啟超之傳授。

康有為的同鄉、昔日好友梁鼎芬，時任張之洞的大幕僚，戊戌變法期間與康決裂。在康逃亡日本后，他以“中國士民公啟”之名，作《康有為事實》，由張之洞交給來訪的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以能讓日本驅逐康。其第三條稱：

康有為之教，尤有邪淫奇謬、不可思議者，其宗旨以“大同”二字為主（其徒所設之局、所立之學，皆以“大同”為名），創為化三界之說：一化各國之界。謂世間并無君臣之義，此國人民與彼國人民一樣，古人所謂忠臣、義士，皆是多事。一化貧富之界。富人之財皆當貧人公用，此乃襲外國均貧富黨之謬說、小說戲劇中強盜打富濟貧之鄙語。一化男女之界。謂世界不必立夫婦之名，室家男婦皆可通用。將來康教大行后，擬將天下婦女聚在各處公所，任人前往淫亂。生有子女，即籌公款養之，長成以后，更不知父子兄弟為何事。數十年后，五倫全然廢絕，是之謂“大同”（少年無行子弟，喜從康教者，大率皆為此為秘密法所誤也）。其昏狂黷亂，至于此極，乃白蓮教所不忍言，哥老會所不屑為。總之，化三界之說，一則誨叛，一則誨盜，一則誨淫。以此為教，不特為神人所怒，且將為魔鬼所笑矣。或疑此條所談太無人理，康教何至于此？不知此乃康學秘傳，語語有據，試問之康徒便知。若有一言虛誣，天地鬼神，實照鑒之。（見《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一卷，第一冊，有校正）

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2014年3月初版。

梁鼎芬又從何處得知康有為此類“秘傳”的“大同”思想？他賭咒發誓稱“語語有據”，很可能得自于“康徒”。就“化三界”而言，對照此期梁啟超及康門弟子在《時務報》《知新報》和時務學堂中的言說，“一化各國之界”可以成立；對照康有為先前和后來所著的《實法公理全書》《〈禮運〉注》《大同書》及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的《南海康先生傳》，“一化貧富之界”可以成立；對照康后來所著的《〈禮運〉注》《大同書》，“一化男女之界”也有部分內容可以成立，只是稱康門弟子“為秘密法所誤”，當屬梁鼎芬并無根據的誣詞。

從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等書中的簡說，到梁啟超的多種著述，再到康門其他弟子的言說以及康政敵的評論——除了梁鼎芬的評論外，所有的材料都是1898年6月（即“百日維新”起始時）之前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康在戊戌時確有“大同三世說”的思想。

當我將相關的論文寫完，時間已過了五年。我才完成了證明的過程。

創制立教

對康有為來說，從“新學偽經說”到“孔子改制說”，是一個思考的過程，其最終的結論，應當是“大同三世說”。從“大同三世說”再到《大同書》，是康有為思想發展的又一個階段。兩者之間的聯接性是比較明顯的，而兩者之間的最大差別在于：康不再宣稱該學說由孔子原創，藏于經、傳、史等典籍之中，是他通過“微言”而發現的“大義”；而是自由奔放地直接說明他對未來社會的設計，那種歷史命定論的色彩也有所淡化。

錢定安校本《大同書》，1935年出版。

“新學偽經說”“孔子改制說”“大同三世說”皆是學理，不太可能直接運用于政治。康有為雖然有參與高層政治的企圖，但他唯一的辦法是上書。通過上書而獲得皇帝青睞的機率是很低的；而“新學偽經說”“孔子改制說”“大同三世說”這類學理在高層政治是不可能通過的，尤其是“大同三世說”，其目標是改皇帝為民主，最終要消亡國家，實現世界大同。清朝的皇帝又怎麼可能對此認同呢？

康有為創造這些學理，目的是“創制立教”。在萬木草堂，他對其門徒直白地說：

孔子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可得見乎？書者，六經也；言者，口說也；意者，圣人所未著之經，未傳諸口說者也。然則，圣人之意一層，猶待今日學者推補之。（黎祖健：《萬木草堂口說》）

康多次說明，孔子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和《易》。《春秋》記事，其主旨不在事而在于義，其義理由孔子口說而由弟子相傳，《公羊》是最主要的一支；但《春秋》中的許多義理，《公羊》未能明，甚至董仲舒、何休都未有解。至于《易》，全是義理。此即“猶待今日學者推補之”。康此處所稱“今日學者”，即是康本人。這種不見于經、傳，甚至不見于董說何注的孔子思想，可以說是康的自我理解、自我體會，也可以說是康的自我發揮。康可以將其思想附托孔子的名下，“托孔改制”。他又對其門徒說：

地球數千年來，凡二大變，一為春秋時，一為今時，皆人才蔚起，創制立教。（張伯楨：《康南海先生講學記》）

此處的“春秋時”主要是指孔子，而“今時”又可見康的自期，他要仿效孔子“創制立教”。康常引用《中庸》“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公羊傳》“制春秋之義以俟后圣”，頗有自許之意（見《〈中庸〉注》《〈孟子〉微》）。康還在《孔子改制考》的序言中稱：

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煥炳瑩晶。予小子夢執禮器而西行，乃睹此廣樂鈞天，復見宗廟百官之美富……

他這些話講得很明白，他是受命于天的。

當時的文士章太炎，對康有為創教的設想有所揭示。1897年，他寫信給老師譚獻的信中稱：“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為教皇，又目為南海圣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他在《自訂年譜》稱：1897年“春時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而馮自由后來記錄章太炎對梁鼎芬的談話稱：“只聞康欲作教主，未聞欲作皇帝。實則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異；惟欲作教主，則未免想入非非。”（《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而梁鼎芬在前面談到的《康有為事實》中又稱：

康有為羨慕泰西羅馬教王之尊貴，意欲自為教王，因創立一教，謂合孔教、佛教、耶蘇、希臘教四教而為一，自命為創教之圣人，其徒皆以圣人稱之。其徒黨有能推衍其說者，則許為通天人之故，聞者齒冷。康所著書內有《孔子為改制之王考》一卷（上海有刻本），稱孔子為教王，諷其徒謂康學直接孔子，康即今之教王也。

梁鼎芬的說法也是相當肯定。即便從康有為這方面的材料來看，也是相當清楚的。他在《孔子改制考》一書起首便稱：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艱，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為神明，為圣王，為萬世作師，為民作保，為大地教主。生于亂世，乃據亂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國，而立三界之義，而注意于大地遠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統。

其中“黑帝乃降精”，見《春秋演孔圖》，屬緯書，稱孔子的母親在夢中與黑帝相交而生孔子。康引緯書言“黑帝降精”，否認孔子的人間生父，有意模仿基督教的“圣誕說”。康辦《強學報》，用的是孔子紀年；又命梁啟超在《時務報》上也用孔子紀年，梁因阻力太大而未能辦到。這也是模仿基督教的。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上奏光緒帝，要求建立孔教會。

光緒、康有為、梁啟超合成圖。

根據《孔子改制考》，孔子“創制立教”的工作主要是兩項：一是創制經典，二是傳教于門徒。《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再加上“大同三世說”，“小康”“大同”之制，經典的創制已初步完成。康主持的萬木草堂，已有相當的規模，其門徒張伯楨稱：“同學凡百余人。”（《康南海先生講學記》）康又到廣西去講學，梁啟超等人去湖南主辦時務學堂，亦可視之為“傳教”。

根據《孔子改制考》，從春秋到漢武帝獨尊儒術，即孔子創制立教至改制成功，經歷了數百年的時間，并規范了“百世之后”的政教禮儀。基督以十二使徒傳教于天下，孔門有十哲七十二賢人，都不是一代人的事業。康此時若真心有意于“創制立教”，也不會太注重于當下。大約在1897年春，梁啟超在上海寫信給康有為：

……尚有一法于此，我輩以教為主，國之存亡，于教無與。或一切不問，專以講學、授徒為事。俟吾黨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傳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學未足，大有入山數年之志，但一切已辦之事，又未能拋撇耳。近學算、讀史，又讀內典（讀小乘經得舊教甚多，又讀律、論），所見似視疇昔有進，歸依佛法，甚至竊見吾教太平大同之學，皆婆羅門舊教所有、佛吐棄不屑道者，覺平生所學失所憑依，奈何。（《覺迷要錄》，錄四）

梁此中談到的“教”，是超越國家的，即“國之存亡，于教無與”，說的就是“大同三世說”。梁讓康“專以講學、授徒”，當萬木草堂學生學成后，出而傳“大同三世說”之教。梁對其掌握的“教”義仍不滿足，想通過“入山數年”以補足。梁又通過數學、歷史和佛教經典的學習，自覺“歸依佛法”，甚至對“吾教太平大同之學”一度產生懷疑，覺得“所學失所憑依”。梁的這一封信，是戊戌政變后從康有為家中抄出來的。內容大體相近的梁信，還有一封。

康有為“創制立教”，是想當教主；當然，如果有可能，也想當帝師。今天的人們看到了歷史的結局，他沒有當成教主，也沒有當成帝師，而是在戊戌變法的高潮期當了光緒帝的重要謀士。由此再來看看他自己的說法。1898年冬，康在日本寫《我史》，這是他第一部人生總結，也正處在人生的低谷期。康稱，百日維新的關鍵時刻，其弟康廣仁勸其“不如歸去”，回鄉授學，用康廣仁的話來言其志：

伯兄生平言教，以救地球，區區中國，殺身無益。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5月初版。

根據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的批語：“目前則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國，他日則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康的志向不僅僅是“救中國”，而在于“地球”。康又稱，戊戌政變前他從北京到天津、煙臺至上海，一路上多次逢救。大難不死，必有其因：

……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無所濟。而曲線巧奇，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來茲。中國不亡，而大道未絕耶？“聚散成毀，皆客感客形”，深閱死生，順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此四十年乎，當地球文明之運、中外相通之時，諸教并出，新理大發之日，吾以一身備中原師友之傳，當中國政變之事，為四千年未有之會，而窮理創義，立事變法，吾皆遭逢其會，而自為之。學道愛人，足為一世，生本無涯，道終未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