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建師
四川眉山市彭山區古稱武陽，“彭山人”至少在舊石器時代的末期，就已經生活在武陽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古蜀開明王朝即成為其中心地域，自秦時置縣。它全程親歷了大四川的移民史，是四川歷史的見證人。它有美麗的彭祖傳說、神秘的漢崖墓、壯闊的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等眾多歷史遺跡，是千古“陳情”第一人李密的故里，也是有文字記載的世界最早的茶市所在地，歷史悠久厚重。
一、遠古的“彭山人”印記
彭山，古稱武陽。武陽開阜置縣已有2300余年（公元前316年），而據考古發現，“彭山人”至少在舊石器時代的末期，就已經生活在武陽這片古老的土地上。
1953年，在彭山江口鎮遠景村關刀山嘴紅石廠在開山采石時，發現了9枚石球（僅收回2枚，余被石工遺棄江中），經研究鑒定，這種石球是人工打制的一種圓形彈丸，是古人類狩獵的工具，距今約10000年。
1973年，在江口鎮梅花村建糧倉取土時，于豆芽坊溝南側，挖出了一批石器，有刀、斧、錛、尖形器等（多數被丟棄），而收存下來的肩斧和剝皮刀，經鑒定屬舊石器晚期遺物，距今約8000年。
1982年底，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和縣文管所人員，在江口寨子山發現了一柄石斧的下半段和一個石箭鏃；1984年，在彭山城北的蔡家山，一磚廠在取土時又采得一柄有肩斧，這兩處石器的形制與年代均為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石器，距今約5000年①。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至少在1000年前舊石器末期的古武陽土地上，便已經有了“彭山人”在此居住生活，并延續不斷。
到新石器時代，四川文化最為重要的距今約4500-3700年的成都平原新石器末葉文化，就是由三星堆一期文化和寶墩文化②構成，而寶墩文化遺址就在秦屬武陽-直到北周（公元557年）才分出去的新津區。那些住在新津古城的“彭山人”一定會走出古城，在武陽的河流、森林和土地上捕魚、狩獵、采果，甚至開始期待自己播下的稻谷抽穗結實③。
當華夏中原文明進入商朝時期（公元前17世紀-前11世紀），巴蜀大地則歷經蠶叢、柏灌（通“獾”）早期蜀族來到魚鳧時代。魚鳧，古蜀“三王二帝”的第三王，這個以漁獵為主的部落，在岷江及其支流之上逐水生息，他的活動中心是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武陽的地域之上自然也留下了這個時期“彭山人”的印記——《南中八郡志》載：“犍為（今彭山）有魚鳧津數百步，一名彭女津也。”《太平寰宇記》載：“魚鳧津，在（彭山）縣東北二里，一名彭女津。”《讀史方輿紀要》載：“魚鳧山在（彭山）縣東北二里，或曰魚鳧津也。”
而傳說，最有名的“彭山人”——彭祖，也在商朝末期來到了武陽（彭山）。據史載，彭祖應為黃帝八世孫，即“陸終氏之第三子，篯鏗之后，后為大彭，亦稱彭祖。”④彭祖自堯時被舉用，歷夏、商封于大彭（今徐州銅山區大彭鎮）。商王武丁之時，大約存在了800年的大彭國被滅。之后，篯氏族人流落四方。其中的一支南遷到了成都平原，可能在現在的彭山區一帶建立了彭國，成為蜀地古國之一。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紂，與商紂王決戰于牧野。據《尚書·牧誓》和《史記》記載，參加伐紂的有來自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國家和部落的軍隊。其中的彭國，可能就是來自四川的武陽（今彭山）或今彭州市。
從秦滅蜀之戰中，也可以看出開明氏蜀王可能是武陽彭國后裔，彭州市和彭山區應都是彭國老巢。所以，當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人率兵從金牛道伐蜀時，蜀王在葭萌（今四川昭化一帶）與秦軍決戰失敗后，逃到武陽（今彭山），為秦軍所殺。他的太子率領殘部又退守逢鄉白鹿山（今彭州市西北）。如果彭山、彭州不是開明氏的老巢，從常理推，蜀王、蜀太子最后是不大會往這兩地退守的。
到了周初，望帝杜宇部族興起，自云南入蜀，取代魚鳧。古蜀國由魚鳧前的神權政治進入官僚政治，禮樂文明開始取代神權文明。杜宇定都在今成都郫都區，并在今雙流區牧馬山一帶建立了陪都。其王國疆域“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后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牧畜，南中為園苑”⑤，“褒斜”位于今陜西省秦嶺漢中山區。熊耳即熊耳山，在今青神縣境⑥。靈關在雅安蘆山一帶。古南中是杜宇王朝的附庸地，包括四川涼山州、宜賓和云南、貴州⑦。這時的彭山成為杜宇氏蜀王國的南疆。
到了戰國時期，蜀國叢帝開明氏鄨靈因治水有功，杜宇讓位。鄨靈于公元前666年前后稱帝，建立開明王朝，成為新的蜀王，“號曰開明”。開明王朝治蜀300余年，先后以今天的樂山、郫都區、雙流中興鎮等地為都城，最后遷到成都⑧。彭山成為開明王朝的中心地域，這在出土文物中可以得到印證。
1985年，在彭山城區的蔡家山墓出土了一件蜀式劍，時代為戰國晚期；1987年，洪雅縣金釜鄉向陽村墓又出土了蜀式銅戈和銅鏡各1件，時代不晚于戰國中期。這些都表明，在開明蜀國時期，在今眉山境內的岷江、青衣江邊，分布著古代武陽（彭山）人的聚邑⑨。
同時，由于四川盆地與云貴高原之間的古商道已在商周之時打通，而且春秋戰國之時已開始使用木板造船。20世紀80年代在彭山區江瀆鄉茯苓村發現了戰國時期的船棺墓，說明當時已開始造木船，因此，一批批產于蜀地的蜀布、蜀枸醬、邛竹杖等，除經陸路外銷外，也由武陽（今彭山區）循水道經眉山運至僰道（今宜賓），再輾轉經昆明、大理遠銷印緬，而西南地區的部落奴隸和西亞地區的象牙、犀角、香料、珊瑚、珍珠等，則又源源不斷地運回蜀國甚至運銷中原地區⑩。
1942年，“中央研究院”吳金鼎先生在今彭山區江口鎮一帶發掘古墓，所得墓葬以戰國時代者為最古，遺物之中有銅鏡一方，其花紋與安徽壽縣出土楚器之裝飾，毫無二致，是楚國出品，應無可疑。“當時淮水流域因長江水道之便，而西通巴蜀，亦可想見矣。”⑪可以推知，當時武陽（彭山）境內的岷江之上，當是舟楫往來，商運繁忙。
也許正是地當水陸要沖，可能在開明之時，武陽境內出現了第一個城鎮——武陽⑫。“武陽，戰國蜀邑，后屬秦。”⑬《讀史方輿紀要》也說“武陽城，彭山縣東十里，相傳蜀國故城也。”周慎靚王五年秋（公元前316年），“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敗績。王遯（遁）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開明氏遂亡。冬十月，蜀平。”⑭秦在蜀王敗亡地（今彭山武陽鎮）置武陽縣，是眉山市轄區縣中建立地方政府最早的縣。
【注】
①《彭山縣志》（巴蜀書社，1991年）第559頁。
②寶墩文化：指以新津寶墩古城址為代表，包括都江堰芒城古城址、溫江魚鳧村古城址、郫縣古城村古城址、崇州雙河古城址和紫竹村古城址、大邑鹽店古城址和高山古城址等數座古城遺址構成的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遺址。
③科學工作者曾在距今4500-4300年前的都江堰芒城遺址中發現有水稻硅酸體存在，認為那時成都平原已出現了稻作農業。（段渝《四川通史（重修）》卷一，第195頁）。
④《史記三家注·五帝本紀第一》、《史記三家注·楚世家》。
⑤《華陽國志·蜀志》卷三。
⑥《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一。
⑦《四川通史（重修）》卷一，第152-153頁。
⑧沈慶生《千年回首話四川》（巴蜀書社，2000年）第8-9頁。
⑨唐長壽《川南蜀人墓葬和蜀國南疆》（《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
⑩任乃強《中西陸上古商道——蜀布之路》（《文史雜志》1987年第1、2期）。
⑪鄭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第114頁。
⑫關于武陽縣的得名，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武陽縣以位于武水之陽為名”。所謂武水，就是赤水（黃龍溪），即今府河。但古以水北為陽，武陽城在府河之西而不在府河之北，故此說難以取信。第二種說法是著名民族史學家任乃強先生的觀點。他說，“武陽本作武揚。周、秦、漢間，揚、陽字通。錄地名者，喜用陽字。然此縣既無武山在北，亦無武水在南，不合‘山南曰陽’與‘水北曰陽’之例，故知本武揚之義也。王莽改其名曰戢成，亦是因‘戢成’乃‘偃武修文’與‘載戢干戈’之義也。”置縣名武揚，既合“定功戢兵，止戈為武”之意，又因縣城位于牧馬山南麓而合“山南為陽”之慣例。
⑬《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卷》（上海辭書出版社）。
⑭《華陽國志·蜀志》卷三。開明王朝在滅亡后，余部退入川西、川南地區，進行了長期反秦斗爭，蜀王子安陽王率所部兵將3萬輾轉經云南、廣西進入交趾（今越南地區），建立王國，稱雄達100余年，大約到公元前180年才被秦將趙佗（越南王）所滅。（沈慶生《千年回首話四川》（巴蜀書社，2000年）第9-10頁。）
二、近古的彭山人印跡
四川是個移民大省，四川的歷史就是一部移民史。歷史上的大規模移民入蜀，其實不只有我們熟悉的“湖廣填四川”，從戰國時期秦滅蜀后大規模秦移民入蜀開始，到清朝初年開始的湖廣填四川，發生了多次對四川人口、經濟和文化有重大影響的大規模移民。
因為彭山人的印跡是和整個巴蜀同一節奏、命運共系，也因有關彭山的史料少而零散，筆者只能將其放在大四川的移民和人口變遷的歷史背景下才能看得更清晰些。
自公元前316年秦滅蜀開始，秦、西漢、東漢各代政府都因政治、軍事、經濟等原因，陸續移民巴蜀，使得巴蜀人口由秦滅蜀前的約100萬上下（前360年），增長到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351.4萬多人。這期間，一方面是秦滅蜀時的戰爭死亡和原土著大量逃亡，一方面是移民大量進入，秦漢有史可稽的就有“秦惠王……以張若為蜀國守，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約5萬人）實之”①。這是見于文獻的第一次有組織的大規模移民。到秦始皇時，還組織過多次大規模移民，例如《蜀志》說：“臨邛縣…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實之。”
秦除了移民，還有徙徒。秦自惠王始就有罪犯發蜀政策，據《漢書·高帝紀》注引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于蜀漢。”如嫪毐之亂平，“及其（嫪毐）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余家”②，呂不韋一族也是發配蜀地③。
第三是遷虜。《華陽國志•蜀志》有載：“然秦惠王、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俠于蜀。”如秦滅趙，趙王遷被放于房陵④，藺相如的子孫也是趙滅后遷蜀⑤，秦滅楚，楚宗室亦被遷蜀⑥，“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的卓氏，指的就是漢代著名的臨邛富豪卓文君家族，而“富埒卓氏”的“程鄭”也是“山東（六國）遷虜也”⑦。楊雄《蜀都賦》亦云“秦漢之徙，原以山東”。直到漢代，外地移蜀仍在繼續，如，西漢初，全國大饑饉，“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⑧。
這些移民主要集中在蜀郡——成都平原，當有不少成為新武陽人。他們與原土著民一起，經過300多年蜀地無大戰亂的繁衍生息和經營發展，到漢元始二年（2年），四川五郡（蜀郡、巴郡、廣漢郡、犍為郡、越嶲郡）有76.5萬戶，人口超過351.4萬。而武陽所在的蜀郡就超過26.83萬戶，人口在124.6萬以上⑨。
武陽時歸蜀郡所轄，屬成都平原中心地帶，人口自當不少，經濟必然繁盛，一般富人的生活水平早已超過僅滿足于基本飲食的生存水平，不然何來當時應屬高消費享樂層面的武陽茶市？這才可能出現西漢王褒《僮約》中“膾魚炮鱉，烹茶盡具”、“牽犬販鵝，武陽買茶”的約契。從而留下了武陽（彭山）在我國，也是全世界最早的關于飲茶、買茶、茶具和茶市的記載。
漢時的武陽城已不斷擴大，蔚成繁華城鎮。這一點除了“武陽茶市”的佐證，還有漢高祖六年（前201年）對武陽城進行擴建和太初四年（前101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只緣武陽漬化已深，人物漸盛，為之營筑，擬劃歸蜀郡耳。”的文獻記載為證⑩。 經任安改建后的武陽有多大呢？《后漢書•郡國志》云：“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周圍千三百丈。”漢代的一尺大約為23厘米，千三百丈約為3000米。古代城池多沿周制為正方形，那麼，有3000米城墻的城池，面積約在0.56平方千米，已是足以容納萬人以上的大城鎮了。
西漢末，王莽“新”朝時，武陽更名為戢成。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戢成縣改回武陽縣。
因王莽亂政、大肆征伐，導致天下大亂，導江卒正⑪公孫述趁機割據四川稱帝，武陽人費貽、趙松，忠于漢室、退身隱居，不與合作⑫。另有一位雖非彭山人，但在彭山影響甚大的東漢將軍岑彭。傳說由于岑彭將軍在討伐公孫述時戰亡于武陽，因此其戰亡地被稱為“彭亡山”，使得武陽最終定名為彭山。此說雖存爭議，但影響甚廣，岑彭將軍可以算是“彭山”的一位榮譽市民吧。
由于兩漢之交，災亂頻生，到東漢初，全國戶口只有西漢末的20%-30%⑬。但四川此間雖經歷了公孫述“陳家”割據政權的小動蕩但無大戰亂，因而《華陽國志》所說的“國富民殷、戶百余萬”雖有夸張成分——因為距漢元始二年的76.5萬戶僅20多年，無大移民的情況下不可能增長那麼快，但人口在增長是無疑的。到東漢永和五年（140年），四川五郡戶數達到117.55萬、人口超過469.9萬。
武陽（彭山）得益于川內受兩漢之交災亂影響較小和東漢初全國進入穩定發展的大環境，文化、經濟達到一個歷史小高峰，這從現存的江口漢崖墓宏大的規模和豐富的形制可以印證⑭，《華陽國志•蜀志》也說到：“武陽縣……特多大姓，有七楊、五李，諸姓十二也。”武陽豪俊之士大量涌現：剛直為民的張皓、張綱父子，政聲遠播的楊渙、楊淮祖孫，相夫善教不讓須眉的陽姬，忠正不媚的趙敦，恭謙有節的楊莽，學禮深厚的杜撫等武陽豪俊群星閃耀，數量為武陽人物史載之冠⑮。
【說明】以上人口數據據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核考。
【注】
①《華陽國志•蜀志》卷三。
②《史記•秦始皇本紀》：“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馀家，家房陵。”不過，后來又讓他們復歸：“十一年…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
③《史記•呂不韋傳》：“君（呂不韋）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④《淮南子•泰族》。
⑤《蜀典》卷十二。
⑥《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七。
⑦《史記•貨殖列傳》。
⑧《漢書•食貨志》。
⑨據《四川人口史》李世平考證，此期四川漏口數高于全國平均數，戶口比為1:4.6，按全國平均1:4.9算，人口數當在131.4萬以上。
⑩《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4頁。
⑪王莽改蜀郡為導江，改郡守為卒正。
⑫《后漢書•獨行列傳》：“（費貽）漆身為厲，陽（佯）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余年。（公孫）述破后，仕至合浦太守”。《華陽國志•蜀志》：“（趙松）數資問費貽，及知其避世，密與周旋，終不露之也。（公孫）述平，舉茂才，為上黨太守。”
⑬李世平《四川人口史》第49頁。
⑭江口崖墓，以江口梅花村為中心，輻射面積達30.4平方公里，現存崖墓5003座，時代上限為西漢末期，下限不晚于三國時期，以東漢崖墓為大宗。有6種形制，即船型室墓、豎井橫式墓、巖室與磚室結合墓、天井墓、異型墓和單雙室多室墓。墓室建造“視死如生”、高大寬敞，雕刻精美、文物眾多，生動再現了漢代生活。
⑮張皓、張綱事跡詳見《后漢書•張晧傳》《后漢書•張綱傳》和《華陽國志•蜀志》，楊渙、楊淮、陽姬、楊莽、趙敦事跡詳見《華陽國志•蜀志》，杜撫事跡詳見《后漢書•杜撫傳》。
東漢末、三國時期四川和全國一樣，因戰亂頻仍，人口巨減。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四川地區人口約351.4萬，至東漢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四川地區人口達469.9萬。東漢末年到東晉時期，群雄割據，中原戰亂，大量人口或死于亂戰，或四處流散，全國各地的流民與官僚紛紛避亂入蜀。
劉璋為益州牧時，“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①，被益州牧劉焉收編為“東川兵”，成為劉焉割據四川的基本兵力。但因戰亂頻仍，人口損失嚴重，原住人口所剩無多。至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璋投降劉備時，巴蜀地區人口也只有80余萬。
到劉備、諸葛亮領兵入蜀，荊楚移民入蜀達十余萬人。后還有過一些小規模移民活動，如建興六年（228年），“亮撥將西縣千余家及維（姜維）等還。”② 延熙十年（247年），“涼州胡王白文虎、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姜維逆安撫，居之繁縣。”和延熙十七年（254年），“維（姜維）拔狄道、河關、 臨洮三縣民入蜀，居于綿竹及繁。”③
魏景元4年（公元263年），蜀漢滅亡時，四川地區人口有28萬戶，約108.4萬人④。為防止巴蜀地區發生動亂，先是將后主劉禪東遷，到曹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又將原蜀漢大臣宗預、廖化、諸葛顯等3萬余家內遷到河東及關中⑤，又“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⑥，加之蜀漢滅亡后戰亂不停，其結果導致巴蜀人口再次減少。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巴蜀地區人口僅余21.39萬戶，約83.4萬人⑦。
但三國時期卻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即便是在相對于魏、吳人才偏少的蜀漢，僅武陽就誕生了張翼、楊洪、楊戲等名將名臣青史留名⑧。
【說明】以上人口數字均據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剔除了漢中郡（后屬陜西）、牂牁郡（后屬貴州）、益州郡（后屬云南）后核校。
【注】
①《三國志·蜀書·劉二牧傳》裴注引《英雄記》。
② （《三國志·姜維傳》）。
③（《華陽國志·劉后主志》）。
④《三國志▪蜀后主傳》裴松之注。另據王育民先生考析，三國時期漏口現象嚴重，世家豪族蔭附戶口、屯田生產者、“家兵”“吏家”家屬、轄區少數民族等多不在統計之內，重新推估三國末期全國人口數為3798.6萬，比晉統一時，太康元年（280年）統計的1616.38萬多了一倍不止，葛劍雄先生贊同三國末期全國人口下限為3000萬。（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版。第149-152頁）照此推估，蜀漢滅亡時人口可能在200-300萬之間。
⑤《華陽國志•大同志》卷八。
⑥《三國志•魏書▪陳留王記》卷四。
⑦戶數據《晉書•地理志》（剔除今屬陜西的漢中郡和今屬貴州的牂牁郡），人口參劉禪《士民簿》戶口比1:3.9折算。
⑧張翼、楊洪、楊戲事跡詳見晉陳壽《三國志》。
到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的一個混亂昏暗時代，四川被禍尤甚，主要體現在造成四川人口數量、質量和經濟、文化全面大倒退的兩次不當移民上。
西晉末年，天災人禍橫行，秦、雍二州連年大旱疾疫，晉惠帝元康八年（298年），秦雍二州的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陰平等六郡數萬家羌氐 “流民”，共10多萬人經漢中、劍閣入蜀“就食”①。這些“流民”主要散布在益州的廣漢（治今廣漢）、蜀（治今成都）、犍為（治今彭山）等三郡②。
301年，氐族領袖李特率流民起事，四處攻略，“專為劫盜，蜀民患之”③，蜀地土著（秦漢的中原人）紛紛外逃至云南、湖北、湖南，其中逃到湖北荊州的就有10萬余戶④。外逃的主要是蜀郡、犍為郡人，梁州的梓潼、巴西、廣漢（治今射洪）、新都（治今廣漢）次之，據《晉書•地理志》記載，上述六郡總戶數在李特起事前為11.18萬戶，未逃亡的蜀人大約只剩1萬戶⑤。以致“城邑皆空，野無煙火”⑥，“生民殲盡，近為荒裔，桑梓之域，曠為長野”⑦。306年，其子李雄在成都建立大成王朝。
蜀地原住民逃亡殆盡后，剩下的主要是秦雍六郡氐羌流民，因“郊甸未實，都邑空虛”⑧，五胡十六國時，成漢王朝在李壽、李勢時期從牂牁（今貴州東南及云南一部）等地遷大批僚人⑨入蜀。據統計，成漢時入蜀的僚人有10余萬戶，50多萬人。
西晉時所設置的15郡除新都一郡外，其余14郡均有僚人⑩。這些僚人，史書記作“獠人”，生性剽悍，不習稼穡，“保據巖壑，依林旅險，若履平地，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難以道義招懷也”，文明程度極低，“所到之地，郡縣皆廢。”⑪
蜀地先是遭遇六郡氐羌流民的掠奪，后又被僚人移民占領，歷60年，蜀地的原住人口或死或逃、十不余一。加之連年饑饉，境內一片蕭條。其時，而益州郡、和武陽所在的犍為郡是僚人的主要分布區，以致南齊建武二年（495年），犍為郡治由武陽（今彭山）遷到了僰道（今宜賓）。
為鞏固和加強對僚人的控制，建武三年（496年），南齊政權就將今東坡區從武陽縣劃出另置齊通左郡。政局的長期動蕩導致武陽建制沿革的連續動蕩，到南朝梁武帝天監四年（505年），分武陽縣地設置靈石縣（約今彭山區、新津區）。南朝梁武帝大同十年（544年），改靈石縣為犍為縣（一說為江陽縣）。到西魏廢帝元欽二年（553年），撤犍為縣設置隆山縣，縣治地由岷江東岸遷到岷江西岸（今彭山區鳳鳴街道）⑫。
離亂不掩忠孝義，武陽在晉時有忠義節烈的楊邠、楊稷和廣漢太守張徵較為著名，但最著名還是在西晉初，產生了武陽歷史上最著名的文人孝子李密，一篇《陳情表》情動千古，使得武陽（彭山）成為天下第一孝的故里，成就了彭山孝鄉的美名⑬。
【注】
①③《華陽國志》卷8《大同志》。
②李敬洵《四川通史（重修）》（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卷三，第3頁。
④郭允蹈《蜀鑒》卷四。
⑤李敬洵《四川通史（重修）》（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卷三，第15頁。
⑥《資治通鑒·晉紀七》卷八十五。
⑦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十二，《序志》。
⑧梁朝李膺《益州記》:“壽既篡位，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乃徙旁郡戶三千以實成都;又從牂牁引僚入蜀境”。
⑨僚（lǎo），史書作“獠”，“蓋南蠻之別種”（《北史》卷九十五《列傳第八十三•獠傳》），是中國古代廣泛分布在貴州、云南地區的大族，史稱“諸獠”、“群獠”。
⑩常璩（qú）《華陽國志》“（李壽）從牂牁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今小相嶺）以北盡為獠居。蜀土無獠，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為（彭山）、梓潼，布在山谷，十余萬家。僚遂挨山傍谷，與土人參居。”
⑪《北史•獠傳》。
⑫梁武帝大同十年（544），將荒廢的犍為郡改置戎州（治今宜賓）。創設于公元前135年的犍為郡至此被撤銷，創設于公元前316年的武陽縣，也應在這時被正式撤銷。于此同時，又在今彭山區武陽鎮設立江州，領江陽、懷仁、席三郡，并改靈石縣為犍為縣（非今樂山之犍為縣），屬江陽郡。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在今樂山市犍為縣大鹿山設立了新的武陽縣，但此武陽縣乃今樂山犍為縣的前身，與原來的武陽縣和今天的彭山區毫無關系。
⑬楊邠、楊稷、張徵、李密事跡詳見《華陽國志》卷十一《后賢志》，李密事跡另見《晉書•李密傳》。
到隋朝全國再次統一直至盛唐，中國進入一個安定繁榮高峰期，四川地區由梁天監元年的28萬戶，增加到隋大業五年（609年）的49.28萬戶，約245.7萬人。到唐天寶十三年（754年）增至491.8萬人①。
彭山（唐玄宗先天元年，因避玄宗李隆基的諱，隆山改名彭山，此后再無更名），也進入一段安居穩定的階段，雖無史料直接記述，但從彭山此時期存留的文人游覽題詩和文物遺跡中可以顯現，如唐•薛能有《平蓋觀》、《象耳山》存詩②；象耳山有李白讀書臺遺跡，臺前石壁上原有李白留題和晚唐詩人杜光庭的題詩，臺后懸崖上有唐代摩崖造像31龕，共計1104尊③。當時的彭山，若非安定富足環境，斷無可能有文人雅士來此游覽題記，更不可能有閑錢余力去刻石造像。
唐末至五代，中原和西北戰亂頻仍，但四川相對安定，致使大批北方人遷入四川。
這種轉移過程，從“安史之亂”唐玄宗入蜀，到黃巢起事兩京淪陷，唐僖宗再度避亂入蜀并滯留長達三年時達到高潮，大量官員、文人、士族入蜀是這次移民的重要特色。四川因受全國戰亂影響原籍人口資料不全，無法推斷移民規模，但對四川的經濟文化影響意義深遠。
作為巴蜀政治和文化中心的成都，達到其在歷史上的巔峰時代，不但是當時中國第一大都市，而且是當時中國文學藝術的最大中心④。五代十國的前后蜀期間蜀中少戰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前蜀王建）禮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⑤
由于士大夫、文人、豪族的大量入蜀，加之即便是兩蜀割據時期，蜀中相對安定，物資財用較為豐足，促成了四川經濟特別是文化的極大發展。在五代十國時期，中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有兩個，一個是南唐統治區，一個是前后蜀統治的四川地區。而這兩個地區文化的發達都與北方士族及文化人的遷入有關。
彭山后蜀時有畫家程承辯⑥等蜀中聞名。
【注】
①以上戶口數據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核估。
②《彭山縣志》（巴蜀書社，1991年）第686頁。
③《彭山縣志》（巴蜀書社，1991年）第574頁。據《蜀中名勝記》載，李白曾讀書于此，《四川通志》載“鐵杵磨針”典出于此。李白題句：“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始濯魄于冰壺。”杜光庭的題詩為：“山中猶有讀書臺，風掃晴嵐畫幛開。華月冰壺依舊在，青蓮居士幾時來？”（《輿地•碑目》）
④ 四川文化在前后蜀期間鼎盛的表現，一是西蜀花間詞風的興盛，以入蜀者如韋莊、毛文錫、牛嶠、張泌、牛希濟、毛熙震等一眾大家，帶動蜀地歐陽炯、尹鶚、閻選、李珣、花蕊夫人等群英畢現，一時無兩。二是成都繪畫藝術。唐代以前，巴蜀本土繪畫并不發達。初唐時，著名畫家薛稷入蜀為彭山令，蜀地頗多其畫作，一代畫圣吳道子曾兩次入蜀，安史之亂起唐玄宗入蜀開始，一直到前后蜀時期，長安及江南地區大批著名畫家流寓蜀中，現在可以考知者有盧楞伽、韋偃、王宰、趙公祐、范瓊、陳皓、彭堅、辛澄、常粲、孫位、張詢、貫休、滕昌祐等人。宋初李畋《益州名畫錄序》云：蓋益都多名畫，富視他郡。謂唐二帝播越及諸侯作鎮之秋，是時畫藝之杰者，游從而來，故其標格楷模，無處不有。成都乃成為唐末五代時期全國的繪畫藝術中心。
⑤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六六[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⑥人物事跡詳見宋·黃休復撰《益州名畫錄》。
到兩宋時期，四川在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中進入經濟文化最為繁盛時期，到北宋崇寧元年（1102年），四川人口由后蜀滅亡時的大約267萬人（含陜、甘少數地方因無資料無法剔除），增長到525.5萬人（缺越嶲郡），歷史上首次突破500萬大關，彭山所在的眉州通義郡，人口亦達到7.28萬戶、19.2萬人。
到南宋由于金兵南侵，中原居民大規模南遷，當有不少流入四川（無文獻準確記載），加上四川的相對穩定的持續發展，到蒙宋戰前的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人口雖有嘉定時期利州路的漢中、天水因戰亂人口銳減，但川內人口仍有239.69萬戶，1000萬人以上，提供了南宋1/3的財政和軍糧①。
從崇寧元年（1102年）到嘉定十六年（1223年），全川人口增長了一倍不止，那麼彭山所在的眉州通義郡地處成都平原，是傳統的高移民區和人口高密度區，人口由崇寧元年的19.2萬，到嘉定十六年達到40萬以上應是比較保守的估計。
由于北宋——蒙宋戰爭前的四川未受到中國北方異族入侵的大影響，保持了長期穩定，經濟文化進入中國封建王朝統治時期的最繁榮期，從而誕生了以三蘇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巨匠，緊鄰三蘇故里的彭山也是人才輩出，有義士唐重、楊文仲、直士呂陶②、畫家孫知微③和才士李從周④等名著史冊。
【注】
①兩宋人口數據據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吳松弟《南宋人口的發展過程》（《中國史研究》2001第4期）和賈大全《四川通史（重修）》卷四。均為剔除非今川渝的地區的核校數。其中，對于宋末四川人口，吳松弟認為紹興三十二年和嘉定十六年的戶、口數據是可信的，李世平則肯定紹興三十二年四川394.92萬的核較戶數、否定1153.1萬的人數，而認為嘉定十六年的614.1萬人口數更合理；賈大泉《四川通史（重修）》對戰前四川人口數同意吳松弟說，采信嘉定十六年四川的259萬的戶數（李世平核減利州路、夔州路中不屬四川府州郡的戶數后修正為239萬戶）和1000萬以上的人口數，而不用李世平的614.1萬人口數。
②唐重，事跡詳見《宋史·唐重傳》。楊文仲，事跡詳見《宋史·楊文仲傳》。呂陶，事跡詳見《宋史·呂陶傳》。
③孫知微，五代后蜀——宋初人，因其名跡著于宋，故列入宋。事跡見明•曹學佺《蜀中畫苑》，劉錫純《重修彭山縣志•通紀篇》卷八。
④李從周，見《魏了翁集》。生卒不詳，字肩吾（《書史會要》作字子我，號濱州）。博見疆志書名之學世亦鮮及之。為魏文靖公門人。能書，取隸楷之合于六書者，作字通行于世。有《書史會要》、《鶴山集》傳世。
蒙宋長期戰爭導致四川人口損失殆盡。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軍完全平定四川后3年，四川僅余12萬戶①，約60萬人。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四路共計10.07萬戶②，人口繼續減少。
彭山作為重災區被禍尤烈，吳昌裔《論救蜀四事疏》說：“迨至去冬（嘉熙三年，1239年）其禍甚慘。屠成都，焚眉州，蹂踐邛、蜀、彭、漢、簡、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喪七、八矣。蓋雖荒郊絕島之間，無一不被燎原沸鼎（水深火熱）之毒也。”虞集《道園學古錄·眉州史氏程夫人墓志銘》：“連兵于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迨盡，千百不存一二。”
北宋崇寧元年（1102年），眉州通義郡（轄今東坡區、彭山區、丹棱縣、青神縣）就已有戶約7.28萬、約19.2萬人③，如上文推估，到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眉州至少在40萬人口以上。到咸淳三年（1267年）劉元禮修復眉州城時，“眉州荒廢已久。”終元一朝都未能恢復往日生機，彭山自不能例外。
到元末，四川人口也只有70-80萬④。元末農民反元戰爭爆發，隨元抽調四川兵力出川鎮壓和青巾軍李喜喜入蜀攻陷成都為中心的“數十城”，大行殺戮，造成川西北“各郡臣民遭青軍之虐，百無一二”⑤，全川人口銳減至30-40萬⑥，緊鄰成都的彭山會是什麼情境，不敢想象。到明夏政權時期，隨明玉珍入蜀的軍人、家屬和隨后招徠的移民前后共計50萬人，主要是湖北人，加上約30萬的四川原土著，人口恢復到約80萬⑦。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軍平蜀滅掉大夏國，初因川人頑強抵抗，又遭明軍屠殺，多地荒蕪。洪武五年（1372年）四川人口僅余84000余戶⑧。洪武九年（1376年），眉州因人口稀少降為眉縣，次年五月，彭山并入眉縣，屬嘉定州（今樂山市）。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眉縣復升為州，十一月復置彭山縣⑨。復縣后的彭山到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也僅有不到600戶⑩。
由于四川人煙稀少、經濟凋敝，于是大約從明洪武十年（1372年）起⑪，向四川的政府性大移民開始了。明移民分軍籍移民和民籍移民，軍籍移民較大的如洪武二十一年十月（1388年），遷陜西西安衛所官軍15220人于四川瀘州、赤水（今四川敘永縣南）等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置建昌、蘇州二軍民指揮使司及會川軍民千戶所，調京衛及陜西兵15000余人駐守⑫。民籍移民具體數字不見正史，散見于多地縣志。至洪武后期，遷入四川的民籍移民約為80萬人，移民多來自湖北黃州府（治今湖北黃岡市），包括廣東和廣西部分地區⑬，史稱“奉旨入蜀（或“詔入蜀”）”。
這是四川歷史上的第一次政府組織的“湖廣填四川”。明大才子四川新都楊慎之祖輩，即明初湖廣填四川來到新都的。到洪武二十四年（1381年），不到20年，四川人口由8.4萬戶猛增到23.29萬戶（156.8萬人）⑭，可見移民之效。
【注】
①《元史•世祖本紀》。
②吳松弟《南宋人口的發展過程》（《中國史研究》2001第4期）。
③《宋史•地理志》。
④陳世松、李應發《四川通史（重修）》卷五，第257頁。
⑤ 楊學可《明氏實錄》引方孝孺語。
⑥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卷五，第152頁。
⑦陳世松、李應發《四川通史（重修）》卷五，第271頁。
⑧《明太祖實錄》卷七十二：“（洪武五年）戶部奏四川民總八萬四千余戶，其偽夏故宮占為莊戶者凡二萬三千余戶。”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根據《罪惟錄》所記夏明玉珍官吏將士人數推估，洪武四年（1371年）明平蜀時四川約有10-15萬戶。
⑨《彭山縣志》（巴蜀書社，1991年）卷7。
⑩劉錫純《重修彭山縣志•食貨篇》卷一。
⑪洪武十年，將元156個縣裁撤為98個。曹樹基認為，“由于四川的撤縣大多在洪武十年，而其恢復大都又在洪武十三年”，所以他推測“只有在洪武十年以后，才可能發生大規模移民。”（曹樹基《中國移民史》卷五，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⑫陳世松、李應發《四川通史（重修）》卷五，第274頁。
⑬《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大事年表”。
⑭《明太祖實錄》卷七十二。另據《明史•地理志》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四川有215719戶、1466778人。
到明末清初，四川又發生長達30多年的連續戰亂，使得蜀地又一次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先是土司奢崇明的叛亂，兵鋒所向，生靈涂炭，成都被“圍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稱沃野，已半沒于荒煙茂草中矣”①。后有張獻忠五度入川屠掠，慘絕人寰。張獻忠部退出的同時，清軍又進川來，清軍與殘余明軍和抗清武裝的戰火尚未完全熄滅，吳三桂“三藩起義”又攻入四川，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0年）以后，巴蜀的戰火才基本停熄。天府之國變成“丁口稀若晨星”②的荒涼之地。明萬歷六年（1578年），四川人口有約500萬人③。到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在籍人丁僅存16096丁（戶），約8萬人④。
彭山地處川西，雖“張獻忠由東北入川，所過屠戮，民無孑遺，至成都未久即敗潰死。故西、南兩路多得保全。”⑤ 但這種保全，也只是相對于康熙初年四川巡撫張德地入川赴任時所見的，川東“舟行竟日，寂無人聲”，川北每每“行數十里，絕無煙爨”⑥的情況略好而已。而“大兵之后，兇年饑饉，瘟疫頻仍”⑦ 。即便是“天府之國、水旱從人”的成都平原也是“生民百萬同時盡”“四郊廓落農人希”⑧。從彭山“江口沉銀”的6萬多件出水文物來看，最多的是民間財物，證實了張獻忠的“屠夫”面目。
于是，從順治、康熙年間開始，清王朝逐漸實行鼓勵南北各省人民入川墾殖的政策，于是，出現了以湖廣（湖南、湖北）為主的第二次“湖廣填四川”，也是四川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大移民⑨，四川經歷了歷史上最大一次大換血。
經超過百年的大移民，四川人口從順治十八年（1661年）的8萬余人，增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的306.8萬⑩。嘉慶年間再次放開，從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至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短短30年，四川人口由948.9萬陡增到2566.5萬⑪，再后就進入了自然高增長期。
清初，彭山僅有丁1920戶，按一丁（戶）5人計，約不到10000人⑫。隨戰亂不息，人口持續地或死或逃，乃至在康熙元年（1662年）彭山再次被并入眉縣，只編戶1甲，100多戶。到雍正六年（1728年）隨著移民的大量遷入，才又復置彭山縣，設忠義、武陽、靈石、漢安四鄉，轄14里⑬；至雍正九年（1731年），彭山全縣人口1573戶⑭。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審編戶口增為22里，后改為四鄉35甲⑮約3500多戶。乾隆六十年（1795年）達到11386戶43194人⑯。
隨著嘉慶年間的再一次放開移民政策，到嘉慶十七年（1812年）年，彭山人口達到22936戶126327人⑰。這也是距離彭山最近的一個移民高潮，彭山人口僅17年間，由43194人猛增至126327人。
彭山在此間由湖北等省移入的人較多，其次為粵、贛、陜、閩、蘇、湘。據不完全統計，彭山時有姓氏245個，土著人少，客籍人多，只有居公義鎮北山中的舒氏是元代移民；居牧馬山的陳氏、周林盤的周氏、汪家山的徐氏是明代移民，其余多屬清雍正、乾隆年間遷來插業定居的移民⑱。后附錄部分彭山當時在籍的族氏記錄，一窺其家族淵源。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彭山轄四鄉48保⑲，約4.8萬戶，準確人數不詳。
在血雨腥風的動蕩年代，彭山人絕不僅僅是待宰的羔羊，自有義烈之士奮起抗爭。據縣志載，張獻忠入蜀為亂時，“虞文海，剛直好義，獻賊余黨蹂武陽，文海助糧集眾，御于大水河。”“周顯通，獻賊亂蜀，賊黨艾能奇西擾時，顯通已老，乃帥鄉人子弟御之，艾三戰皆北。”⑳
咸豐庚申之亂，太平天國興起，彭山亦受戰亂影響，僅列名縣志保鄉御亂著名人士的就有萬光譜、秦崇、劉樂勛、李從先、劉作楨、徐征益、李嗣燾、盛嘉謨（戰死）、陳世春（戰死）、馮金炳（戰死）、李玉璋（戰死），被虜不屈死于匪事的毛春煥、何相儒何大儒兄弟、李天祿李天福李天申兄弟，其他湮沒而不可考者尤不知其凡幾[21]。彭山人之忠剛義烈可見一斑。
【注】
①清•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
②《四川通志》：蜀自漢唐以來，生齒頗繁，煙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
③據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核考：《明史•地理志》萬歷六年（1578年），四川310.2萬的人口統計數，比歷代承平時期四川人口常居全國10%左右降了一半是偏低的，500萬以上是合理的。另據《明史》載，張獻忠屠殺蜀人“六萬萬有奇”，顯然是不可信的，因為《明史•地理志》載全國當時也僅有6000萬人，疑為“六百萬”之誤，也可以從另一側面說明當時四川可能有600萬人口。
④《清朝文獻通考》卷19。《四川通史（重修）》卷六，第82頁。另據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推估順治十八年四川人口應有50萬左右，考慮順治年間只有耕地118.8萬畝，以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不可能養活50萬人，故此處不予采信。
⑤周詢：《蜀海叢談》卷一，《田賦》。
⑥康熙《四川總志》卷三十五，《籌邊》。
⑦康熙《四川總志》卷三十六《藝文•碑記》。
⑧余榀《蜀都行》。
⑨清平定四川始順治末即開始移民，順治十四年（1657）頒布《勸墾則例》，雍正五年（1727年）政府鼓勵性移民正式停止，約移民155萬。到乾隆、嘉慶年間再次放開，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川合計接納移民（包括后裔）共達623萬人。其中遷自湖南的移民約為158萬人，遷自湖北的移民約為150萬人，遷自“湖廣”的移民約為38萬人，遷自廣東的移民約為144萬人，遷自江西的移民約為83萬人，遷自福建的移民約為20萬人，余遷自貴州、陜西和其他地區。（《中國移民史》“大事年表”）
⑩⑪據《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九。嘉慶年間的人口驟增，除移民機械增長外，李世平《四川人口史》考據分析還有一個原因，是福建廣東移民將高產農作物紅苕引進四川，從根本上改變了四川深丘陵地區和山區的人口養育能力，因人口增長最大的都是這些地區。
⑫⑭劉錫純《重修彭山縣志•食貨篇》卷三。
⑬⑮⑲《彭山縣志》（巴蜀書社，1991年）第6頁。
⑯《彭山縣志》（巴蜀書社，1991年）第39頁。
⑰《彭山縣志》所載嘉慶十六年彭山人口為154391人，不知依據何出，這里采用清•嘉慶《四川通志》（卷六十五）的126327人。
⑱《彭山縣志》（巴蜀書社，1991年）第611頁。
⑳[21]劉錫純《重修彭山縣志•列傳篇》卷七。
三、近代的彭山人印跡
咸豐、同治年間彭山受戰亂影響人口和戶籍曾有較大變動，其他時期人口、戶籍基本穩定，仍能看出多數戶籍的基本淵源。
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彭山轄四鄉48保，約4.8萬戶。至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時，彭山人口為162717人①。抗戰初期，彭山應是受到人口流亡和征兵影響，到1941年，人口減至147214人②。其后，直至內戰爆發，由于川西受戰爭影響較小，環境相對安穩，到1949年末，彭山人口增長到170506人③。
在清末、民國時期，曾經歷了無數血雨腥風、多次人口淘洗的彭山人，為救國救民和抵抗外侮，涌現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張治祥、周翔、鄢孝鴻、劉伯華、李秉中、陳希虞、盧樂三、張潔之、劉錫純、徐嘉揚、郭祝三④。他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抗日戰爭中展現了彭山人應有的風采。
在巴蜀的歷史長河中，彭山是岷江中一股小小的潛流，這股潛流伴隨著岷江的水漲水落，把印記深深地浸入武陽這片古老的土地。
【注】
①《四川省各市縣二十六年度保甲戶口統計表》，《四川省概況》，1939年出版。
②李廷良《四川省三十年度編查保甲戶口紀要》，四川省民政廳，1942年印。
③《彭山縣志》（巴蜀書社，1991年）第39-40頁。
④《彭山縣志》（巴蜀書社，1991年）第647-662頁。
附錄：劉錫純《重修彭山縣志》部分清代移居彭山的在籍族氏
居民動蕩遷徙，舊有居民變更無稽。光緒六年，捐辦積谷，據當時倉庫征繳名冊，彭山有一百四十八姓，張氏為大，李氏次之，劉氏又次之。 現有民國九年造冊，與光緒六年戶冊相差不遠，只是沒有了練、魁、代、祖諸氏。
張氏——分七族：一樂山籍，一眉籍，皆楚籍。樂山籍者，先世乃由樂山轉遷來縣，眉籍居治（治域）南，余五族仍楚籍。惟其先各不同祖，居牧馬山者與居洪山寺者為一族，居花果園者與居謝市者為一族，居長溝碥、居西故鎮者又各為一族。故縣屬一張氏，而宗祠有十，蓋皆其祖先不同之也。
李氏——五族秦籍，一粵籍，三楚籍。秦籍者居城廂，楚籍者，一居治北譚林子、一居寶象寺、一居李山碥，三族之先，皆不同祖。粵籍者，居連油房 。
劉氏——分六族，而粵籍為大，次楚籍，次贛籍，次蘇籍，次閩籍。粵籍分為三，曲房、筲箕塘、青龍場諸劉是。楚籍分二，城內、江魚堤諸劉是。贛、蘇籍俱居牧馬山，閩籍居雙江口上。贛、蘇、閩籍無別，惟楚籍、粵籍人口眾多，支派亦紛焉。
陳氏——六族。居牧馬山蓮花壩、陳家壩、雙漩子者皆楚籍。而居牧馬山者，明時即來，今已十余世。居陳家壩者為粵籍，數族皆不同祖。又一族居治南為閩籍，一族居城西北蔡家山為豫籍。
楊氏——洪雅籍，分城西、馮口、牧馬山三處聚居。本一族而不相往來，年遠失所傳次也。又一族自眉來，為贛籍，居城中。
（說明：洪雅籍：為新遷彭山者，原籍無考。凡省內遷徙而來，無原籍記錄者，多為原籍無考。后同，不再贅注。）
郭氏。其先，由洪雅來者居牧馬山及治南，由山西來者居公義場東，由江西來者居青市及雙江口。又一族，楚籍，居城中。
朱氏——□籍居城東，楚籍居城南北及新民場、青龍場。
王氏——五族，兩楚籍、兩秦籍、一洪雅籍，楚籍者居白衣庵，秦籍者居城東及城南北，洪雅籍者居黃壩及王坎。
周氏——三族，周林盤一族，自明以來即居于此，已十余世矣。板橋沱一族為洪雅籍，已五六世，一族居青龍下渡。
徐氏——居汪家山者，其先為蘇籍，自眉來縣已十九余世。居治北徐林盤及觀音鋪者為楚籍，居高橋者為嘉定（江蘇）籍，居城中者為贛籍。
袁氏——居雙江口山中為楚籍，又一族居治南，又一族居觀音。
馮氏——居馮家山及治北馮家碥，治西、江魚堤者皆楚籍，居縣西馮口者為洪雅籍。
魏氏——皆楚籍，一居青龍場，一居牧馬山，縣西境亦有數家。
梁氏——皆楚籍，分數族各不相通。居三婆殿及梁巷子、康河壩與城北等地。
倪氏——皖籍，居觀音鋪及半邊街兩倪家壩。
曾氏——三族，一居雙江口曾家壩，一居青龍場北曾壩子俗名三角井。居城北石窯，俱楚籍。
駱氏——贛籍。
舒氏——此元以來遺民也，世居公義場北山中，人口頗繁，皆力于農。
汪氏——楚籍居治西。
任氏——有秦籍、楚籍，秦籍居城內，楚籍者居治北任河壩，又一族居治西。
夏氏——三族，浙籍者居黃龍溪夏家碥，楚籍者居治西，又一族居謝家場。
宛氏——楚籍居宛家山。
鄭氏——楚籍居鄭家。
彭氏——粵籍者居城內及城南，楚籍者居雙江口。
蕭氏——贛籍居青市，又一族居治西蔡家山。
熊氏——楚籍。
馬氏——楚籍，居馬家林。
廖氏——粵籍，居牧馬山散居各區。
向氏——楚籍，居治北向碥及治西，金花廟者亦多。
趙氏——三族，皆楚籍。居趙家壩、趙家山、趙家碥三處。趙家山即九龍山在王家沱。
羅氏——粵籍，居治北，又數家居城內。
宋氏——二族，粵籍者居宋河壩及青龍場，又一族居宋家林及蘆沙堰，為楚籍。
余氏——其先由青神來，所居余家碥，又一族為北地籍，亦居治西。
胡氏——有蘇籍、有粵籍、有楚籍。蘇籍自峨眉來，居雙江口山中。粵籍者散居。楚籍者居王家沱、雙江渡各處。
何氏——三族，一贛籍居城西南，一楚籍居易堰子，一洪雅籍居城內。
帥氏——楚籍，居帥嘴及帥水碾兩處，城北亦有一族亦同籍。
毛氏——三族，一閩籍居牧馬山，一楚籍居毛家碥及新民場，嘉定籍亦居毛家碥，嘉定籍其先仍閩籍。
唐氏——楚籍，居唐河壩。
謝氏——粵籍，其先自隆昌來，居治北三婆殿，又一族居治西。
吳氏——楚籍，其先自眉來，居城南青石橋。又一族閩籍，亦居城南。又吳河壩一族亦楚籍。
黃氏——楚籍者居青龍場，粵籍者居雙江口。又一族居公義場，亦楚籍。
江氏——楚籍，散居。
黎氏——楚籍，居治北蓮花壩及治西黎壩子。
祝氏——楚籍，居治北及雙江口。
傅氏——楚籍，散居城鄉。
龔氏——楚籍，居東山。又一自眉來者居城南。
高氏——楚籍，居治西。
夏侯氏——贛籍，居治西。
喻氏——楚籍，居觀音鋪，公義場、青龍場亦有居者
卓氏——粵籍，居治南。
鄧氏——楚籍，居治西。
鐘氏——粵籍，居治南。又治北有兩鐘林盤，皆同籍。
呂氏——楚籍。
盧氏——蘇籍，居彭溪堰及木林。一粵籍，居城內。
萬氏——贛籍，居治西及青龍場。一粵籍，居牧馬山。
程氏——居治北，楚籍。
許氏——居青龍場，閩籍。
姜氏——居姜壩子，贛籍。城中有數家。
伍氏——楚籍。
方氏——粵籍，居城內。
范氏——粵籍，居范壩。
杜氏——嘉定籍，散居。
白氏——楚籍，居牧馬山。
蘇氏——楚籍，散居。
包氏——楚籍，居治東。
顏氏——楚籍，其先自嘉定來，居江口山中。
侯氏——楚籍，居治西山中。
嚴氏——楚籍，多居杉樹灘，治東又有嚴家山。
連氏——楚籍，居觀音鋪東。
鄒氏——粵籍，居觀音鋪西。
葉氏——楚籍，散居。
葛氏——居治西葛漕，為楚籍。
文氏——楚籍，居治北文山詔。
閔氏——楚籍，居治西。
蔡氏——楚籍，居東山。
柴氏——楚籍，居治西。
【說明】“楚”在這里指湖北、湖南。清初，湖北、湖南為一省，稱湖廣行省，古屬楚國。
【參考文獻】
[1]《彭山縣志》（巴蜀書社，1991年）。
[2]劉錫純《重修彭山縣志》（民國）。
[3]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
[4]《四川通史（重修）》（賈大泉、陳世松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5]常璩《華陽國志》。
[6]《二十五史》相關章節。
[7]吳松弟《南宋人口的發展過程》（《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
[8]陳世松《“解手”的傳說與明清湖廣填四川》（《中華文化論壇》2003.3）。
[9]沈慶生《千年回首話四川》（巴蜀書社，2000年）。
[10]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重修）》（福建人民出版社）。
[11]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
[12]肖平《湖廣填四川》（成都時代出版社，2005年）。
【作者簡介】
任建師，中學高級教師，四川省省級優秀骨干教師，供職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教育研究和培訓中心，有多篇教育教學論文和文學作品發表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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