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治國八字決

孫中山北上前的合影。

　　編者按：

　　今年11月12日，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155周年誕辰紀念日。孫中山先生畢生致力于國家的富強和統一，率先發出了“振興中華”的吶喊；面對舊中國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孫中山先生明確指出：“‘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他還說，“文愛國若命”“吾人以統一中國為職志”。

　　孫中山先生祖國統一的思想內涵博大精深，包含了國家統一之趨勢、性質、方式與方法等內容，具有明確的目標訴求和時代特色，是他留給后人的寶貴政治遺產。認真梳理和總結這份政治遺產，對于我們統一祖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的中國夢，仍有重大現實意義。

　　以革命謀求祖國統一是順應歷史潮流之救國使命

　　孫中山始終認定“吾國必須統一”，并確信“中國終究能統一”。因此，其孜孜謀求祖國統一的思想極為豐富，概而言之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第一，孫中山強調國家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也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歷史意識。他在追溯我國幾千年來的民族融合與統一發展史時指出：中國“為地球上最老之文明國……國土統一已數千年矣；中間雖有離析分崩之變，然為時不久復合為一。近世五六百年……從無分裂之虞”，“由此便知，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他認為，中國歷史的發展之所以能克服中間短暫的分裂，并走向更廣范圍的統一，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中，正是這種意識使我們能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盡管過去它遇到了許多破壞的力量。”據此，孫中山反復說明：“中國此時所最可慮者，乃在各省借名自治實行割據，以啟分崩之兆”，其害“適足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據之實耳”；“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便不應該把各省再來分開。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現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據，這種割據我們要鏟除它”。在他看來，祖國走向大統一，中華民族越來越融洽與團結——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潮流，那些分裂國家的軍閥官僚，必為此歷史潮流所淘汰，故中國最終將由暫時的分裂走向重新統一。

　　第二，孫中山強調，當今中國的統一定要實現民主的統一與共和的統一。他在論及國家當前無法統一的原因及統一之性質時，多次精辟指出：“自中華民國開創以來，武人因襲數千年之帝王思想相長雄，弄得國家四分五裂；共和國體若危，文視之為唯一之生命，必盡其所能以擁護之”；今日“南北之乖離，乃由反對帝制、贊成共和與其否者而起”，“南北之間的戰爭，不是中國不同派別的戰爭，而是一場全國性的軍閥主義與民主的斗爭，是愛國者與敗國者之斗爭。”強調說：“最近六年護法之舉，戰爭迭起，犧牲甚多，……其目的實為統一”，中國現在要的是“民主統一，共和統一”。他顯然，孫中山在談到實現祖國統一的問題時，始終堅持以“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為目標，故堅持“此次統一之舉”，一定要“力求其為真共和之統一也”。

　　第三，孫中山指出，中國的統一應完全做到五大統一，而各民族的大團結是振興中華的首要條件。他對國家統一的具體內容有完整的構想與表述，這就是其1912年任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提出的：“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政之統一”“財政之統一”。他強調“合滿、漢、蒙、回、藏諸地為一國”的民族統一和領土統一，是實現祖國統一的首要目標，而各省“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于中央”的軍政統一，也為國家統一的重要條件。他又多次指出：“民國號為五族共和，即漢、滿、蒙、回、藏五族公有”；“中國是一個團結的國家，國內之各民族應該聯合成一個大國族團體，以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去共同奮斗，建設一個新國家。”顯然，孫中山認為實現祖國的五大統一，就能救國興邦，使中國走向獨立、自由、統一、富強。

　　武力與和平統一之思想實踐并存而最終選擇后者

　　孫中山主張并堅持統一國家的方法，應依時局變化之情勢來擇定——其武力統一思想與和平統一思想兩者兼有之，而常以后者為首選。他不僅是這方面的理論家，且更是革命實干家；隨著時間推移，孫先生最終選定以北上召集國民會議，來實現國家之和平統一——其顯然認定此法為上策。

　　揆諸史實可知，孫中山在南京國民政府臨時大總統任上，及以后三次開府于廣州執政時，一再表明要以北伐武力來統一全國。如他在1912年初表明：“北伐之舉，有進無退……臨時政府所以枕戈不遑者，方在破虜一事”；其1918年春，幾度要求滇軍各將士擁護軍政府的北伐，“一致進行，排除障礙，統一中國”。在1921年以后，孫又多次強調:“北伐之舉，吾等不得不行，……能出兵則可以統一中國”；“統一南北，必以革命之道行之”——“打破武人專制，是我向來的主張，欲貫徹主張就不能不出兵北伐”，“舍此實無良策”；吾輩“最終的高于一切的目的，是舉行北伐，統一全中國”。為達武力統一中國之目標，他曾于1912年、1922年、1924年，組織和進行過南京北伐進軍、桂林一韶關北伐和第二次韶關北伐；其督師的最后一次北伐，廣州革命政府軍之前鋒部隊，已打到了江西之吉安等地。孫中山在1922年9月底與蘇俄全權代表越飛的軍事隨員格克爾上校會晤時，還專門討論過“關于俄國準備支持他實現中國的統一原則性問題”：他當時對格氏說：過去“只靠自己的力量”來統一中國，而“為此進行了長期的斗爭；（但）外國列強在阻撓統一，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支持統一的朋友，這個朋友只能是俄國。”當格克爾向其表明“俄國原則上準備幫助中國的統一事業”時，孫即提出希望蘇俄能為國民黨“在西北邊境地區”，組建一支“獨立而可靠的武裝力量”，并“提供交通工具、彈藥和武器”等援助，以利于該部隊從那里進攻北京而推倒北廷。由上可知，以北伐武力來掃除北洋軍閥政府，進而造成統一的共和民國——這是孫中山重要的國家統一思想與實踐。

　　另一方面，孫中山又常強調“解決時局，以不用兵力為最宜”，一再表示“愿盡力于和平統一之事”——其和平統一祖國的思想也十分明確，并將之付諸統一踐行。他早在1912年就表明：“文不忍南北戰爭、生靈涂炭，對于和議之舉并不反對”，且最終以支持上海南北和議協定之法，使當時中國的南北方和平統一成一個完整的中華民國。孫中山在廣州進行護法斗爭，及于實現國共合作后之重新革命時期，曾多次主張以和平手段來實現國家的統一。如孫中山于1918年10月指出：護法各省為“求根本之統一與和平”，雖“不得已而用兵”，但戰禍不可再延，和平急待恢復，故余定“以求和平之根本解決為救國之唯一方針”。他在1922年后又再三強調：“余素來主張中國南北和平統一”，“解決中國問題，余之政策在以各種和平方法統一國家”，故“對于北廷，仍主張以和平促進統一”。正是基于此，孫中山先于1922年提出：應以“化兵為工之策，……為今時救國不二法門”——主張通過“廢督裁兵”手段，來讓諸督軍們服從民意，以便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他在馮玉祥于1924年10月23日發動“首都革命”后不久，又提出了“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的正大主張，并為此而毅然離粵北上。由此可見，堅持和平統一中國，也為孫中山的一貫思想主張——它在其晚年時顯然占著主導位置。他于1924年冬之北上途中鄭重宣布：這次“我單騎到北京，……就是以極誠懇的意思，去向（為）全國人民謀和平統一”。

　　由前文可知，孫中山關于實現祖國統一之思想與踐行的內涵，歸結到一點就是：中國之統一乃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他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及對現實國情之思考，認識到我們一定要、并一定能實現祖國的共和統一，因“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為中國的統一強大而奮斗”，這是“應盡力完成的……艱巨的歷史使命”。

　　祖國統一思想實踐的革命目標訴求和時代特征

　　孫中山是近代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他的國家統一思想實踐，是當時歷史時代之產物——它既受到20世紀初國情的制約并由其所決定，同時又必然反映出時代之訴求，及孫中山本人振興中華的目標追求。具體而言它有以下幾大特點：

　　首先，孫中山將解決國家統一與長治久安之問題，同徹底完成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聯系起來，——這是其祖國統一思想實踐所要達到的目標之一。他認識到并指出：列強“總是利用那些條約來擾亂中國，不許中國統一”；他們還“本著‘分而治之’的原則，豢養中國軍閥，嗾使他們互相混戰”，把整個中國弄得四分五裂。在列強亂華之現在，“許多軍閥都不講法、不守法，許多政客議員玩弄政府、搗亂政治，所以國家就大亂起來，也不能統一。”孫中山根據此國情認定：“中國迭起紛亂、統一不能實現之根本原因”，“即在對華抱有野心之列國……利用部分武人使然耳”；也就是說，“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因此，我國要實現國家和平統一和長治久安，唯一的根本辦法“便要同時斷絕這兩個禍根，即“第一點就是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是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顯然，他在晚年已清楚地懂得了：實現中國真正統一與長治久安之前提和必要條件，是必須徹底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亦就是要徹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務。

　　其次，孫中山將完全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同重造共和民國的救國斗爭相聯系——重建一個金甌無缺之共和民國，是其祖國統一思想實踐要達到的又一目標。他明確指出：幾年來的南北方戰爭“是愛國主義與賣國主義的斗爭”——北京政府是“惟協約國之命是聽的奴才”，“已經喪失了作為一個國家的政府的表征”；“只有我們南方派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才是今日能夠搬去此“統一絆腳石”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孫中山堅定地表明：“救國，文之本懷”，余“始終做愛國之人”“西南護法經年，肝腦涂地為國家耳”。我們之“護法，須護到國會確能完全自由行使職權為止；救國，須救到無條件收回青島及其他一切領土主權為止”；“我們愿犧牲生命……為人道、文明、共和、主義四者而戰”——這個“革命是以造成一個真正的中華民國為目的”。由此可見，滿懷愛國熱忱，并由此出發、以革命救國斗爭來打倒北洋政府，再造一個統一的共和民國，是孫中山實現祖國統一所要達到的目的。

　　再次，孫中山將中國統一與否，同能不能促使祖國走向近代化，以建設一個富強國家聯系起來——圓“振興中華”夢，也是其祖國統一思想實踐追求的一個目標。他對國家分裂所帶來的“外患之憑凌，群黎之困危，財政之艱難，兵燹之慘苦”，深感有切膚之痛，“曾再三陳述、聲與淚俱”。其還進而指出：軍閥割據與國家分裂，是造成中國政治腐敗黑暗，各種經濟建設不振，及人民貧窮落后的主要根源。孫中山認為并強調祖國實現統一之日，即是全國進行建設、中華民族振興之時，因為祖國之共和統一，將為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繁榮，提供安定的環境和廣闊的發展空間；這樣一來，全國資源的開發、農工商業之振興和文教事業的發展等，到那時皆成為可能——“中國物產豐富、人口眾多”的優勢就能發揮出來，我四萬萬同胞就可以“同心同德，力圖建設，以謀富強”。顯然，孫中山在此反復強調了以下觀點：國家的統一是進行近代化建設的前提和必要條件，我們欲圓振興中華的中國夢，就一定要實現并維護祖國的統一。

　　最后，孫中山將國家能否統一，同全體人民的福禍利害聯系起來——極大地改善廣大民眾的生活和造福于中華民族，是其國家統一思想實踐所要達到的終極目標。他清楚認識到國家之分裂，已令全國生靈涂炭、民不聊生，而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與災難。如其謂：民國十余年來“南北紛爭，兵災迭見，市廛騷擾，閭閻為圩，盜匪乘隙，縱橫靡忌，百業凋零；老弱轉徙，人民顛連”。他又舉例說：湖南督軍張敬堯“誣良為匪”“擄掠婦女”“縱兵搶劫、草菅人民”，湘民遭此荼毒，“飲泣無可告訴”“生計頓絕……無再生之希望”；“陜西省年來兵連禍結，民生窮困，舉凡可以生利產業，抵押殆盡”；叛逆陳炯明在廣東“縱兵淫掠，所過皆圩，粵省繁華頓歸寂寞”，“言念及此，殊屬痛心”！正是鑒于兵災戰禍為害人民甚烈，所以孫中山強調：“中國人民對于連續不斷的紛爭和內戰早已厭倦，并深惡痛絕，他們堅決要求停止這些紛爭，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既然“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則“吾人自無反對統一之理”，而宜“竭誠應其要求”，使“分離之民國，復……歸于統一”，因為祖國“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顯然，孫中山認為盡快地實現祖國統一，這既是革命者義不容辭之救國責任，也是全國人民幸福生活及其根本利益的依托所在。因此，我們只有盡快地完成國家統一，才能“造成共和、自由、幸福的新國家”，使全國民眾都過上安居樂業的好生活。孫中山的這些話語，既體現了他以人民利益為依歸之家國情懷，同時也完全代表和反映了中國全體民眾的心愿和利益。

　　綜上所述可知：孫中山深知“統一與否事關中國存亡。”因此，他始終“把重新統一中國看成是頭等大事”，畢生為實現祖國之獨立、統一和富強而奮斗。在此過程中，其形成并提出了一整套關于國家統一的思想，并將此思想付諸革命實踐——為結束分裂局面和重新統一祖國，進行過武力的與和平的兩方面之斗爭，以期再造真正統一的民主共和國，進而建設一個近代化的富強新國家。孫中山之畢生作為，乃旨在造福于中華民族和全國人民大眾，使人們過上政治修明、物質豐裕、文化多彩和心情舒坦的新生活。這證明了謀求祖國統一，是孫中山愛國主義的核心內容；他是一位以振興中華民族為己任的偉大革命家和民族英雄。其統一祖國的思想及實踐活動，是遺留給中國人民的寶貴政治財富，今天仍值得我們珍惜、承繼和弘揚。

　　（作者：周興樑 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