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16日的八字

學人小傳

王梓坤，1929年生，江西吉安人。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概率論研究的先驅和主要領導者之一。1952年本科畢業于武漢大學數學系；1958年畢業于莫斯科大學數學力學系，獲副博士學位。1952年至1984年在南開大學任教，1984年后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曾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汕頭大學數學研究所所長。著有《概率論基礎及其應用》《隨機過程論》《生滅過程與馬爾科夫鏈》《科學發現縱橫談》等。

1979年，王梓坤在南開大學講課。資料圖片

【大家】

1948年6月，19歲的王梓坤高中畢業，回到家鄉江西吉安固江鎮楓墅村，敬神祭祖，拜別母親。他即將遠行，去長沙考大學。這一別，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與親人再見。這一別，王梓坤的確走得很遠，到武漢讀書，留學莫斯科，在南開大學任教，當北師大校長，做中科院院士。

艱辛求學：選定了概率論

王梓坤11歲時，父親病故，他和母親、兄嫂一家靠租種幾畝薄田勉強度日。多虧同學呂潤林資助旅費，他才有機會去長沙考學。

到了長沙，離大學招考的時間還有三個月，王梓坤在江西人辦的廬陵小學謀到臨時教職。學校有宿舍、有食堂，他生平第一次拿到了工資，終于能夠養活自己不用四處借債了。

王梓坤報考了五所大學，都考中了，他選擇了有獎學金的武漢大學數學系。那年秋天，王梓坤背著一張席子、一床舊被子第一個到學校報到。那時，武大的學生宿舍樓位于半山腰上的櫻園，樓有四層，分為四個門洞，共十六齋，以“千字文”中的前16個字“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分別命名，王梓坤住在“宙齋”。冬天很快來了，宿舍里既潮又冷。王梓坤有一件毛線衣，是父親的遺物，他就靠著這件毛線衣再加一條寬大的農家褲子過冬。實在太冷，他或者出去跑步，或者在床上披著被子看書做題，手腳經常是冰涼冰涼的，生了凍瘡。直到現在，他手上還有一個印子沒消下去。

有吃有住有書讀的生活，王梓坤十分滿足。一位同學介紹他周日去圖書館幫忙，每月的報酬夠買幾塊肥皂，解決了洗衣服的問題。有多余的錢，他就攢起來買牙刷牙膏，時間長了，還可以買條毛巾。

1950年7月，王梓坤入黨了，還擔任了理學院的黨支部委員和數學系的團支部書記。他是個認真負責的人，凡是組織交給他的任務，一定竭力完成。新中國成立后，學校設助學金資助家庭困難的學生，系里有25%的學生可以獲得資助。那時，貧困生很多，數學系黨支部號召黨員吃苦在前，盡量放棄助學金名額。王梓坤也表態放棄助學金，但是他流淚了。他毫無經濟來源，是班里最困難的學生，同學們都清楚。經過反復討論，黨支部認為對王梓坤的情況應該特殊對待，他的助學金保留了下來。這件事，王梓坤始終心存感激。

1952年7月，王梓坤從武大畢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讀研究生。他與武大的30名同學一起去北京報道，火車風馳電掣般前行，意氣風發的青年一路高歌，青春的火焰，簡直把車廂都烤紅了，同車的旅客不禁也一同高唱起來。等到了北京才知道，分配方案變了，王梓坤被分到南開大學做助教，其他同學也都改派了。

成為大學教師之后，王梓坤深感自己所知不足，課余時間常從圖書館借書來看。那時沒有明確目標，抓到什麼就看什麼。系主任曾鼎鉌見他好學上進，邀請他一起翻譯蘇聯的兩位院士留斯切爾涅克與拉弗林契葉夫合著的教材《變分學教程》。王梓坤從未接觸過變分學，邊學邊譯。兩年后，曾鼎鉌通知他說這本書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并給了300元稿費。在50年代，300元可不是個小數目。王梓坤暑假回鄉探母，為家里買了一頭耕牛。

自從1952年8月開始領工資后，王梓坤每月給家里寄錢。母親過世后，他仍然寄錢給兄嫂，表達對他們的感激之情。每月發了工資，他總是在一兩天內將錢寄出，月月如此，從未間斷，直到兄嫂過世，前后近50年。

1954年，學校推薦王梓坤到蘇聯讀研究生，他先到位于北京石駙馬大街（今新文化街）的北京俄文專修學校補習俄文。學俄文，王梓坤并不感到困難，他面臨的問題是：數學的分支甚多，到蘇聯去學哪一門數學呢？他找到中科院數學所研究員關肇直咨詢。關先生建議他學習概率論，因為概率論的應用十分廣泛，而當時國內搞這個方向的人很少。后來，王梓坤又聽別人說，概率論是國家急需發展而力量又比較薄弱的數學分支之一，從而更加堅定了學概率的決心。

方向定下來了，可什麼是概率論呢？王梓坤一無所知，連這個概念都是第一次聽說。機緣湊巧，愛泡書店的王梓坤，無意中在書店里發現了一本《概率論教程》，作者是蘇聯的格涅堅科，譯者是丁壽田。王梓坤如獲至寶，趕快買了回來。俄專規定，學員只準讀俄語，看任何業務書籍都是嚴格禁止的。當年北京城區不大，從石駙馬大街往西北走三四里地就是農田。每天下了課，王梓坤就跑到田野里讀書，節假日更是他學習的黃金時間。他讀得非常仔細，在書中密密麻麻記下了心得和問題。這本教科書成為王梓坤學術生涯的起點。

蘇聯苦讀：終生不復鼓琴

1955年8月28日，王梓坤又一次啟程。從北京前門火車站出發，途經遼闊的西伯利亞，于9月8日到達莫斯科。

當年的莫斯科大學數學力學系，集中了多位享譽世界的頂級數學家。王梓坤的導師是建立了概率論公理結構的柯爾莫戈洛夫，實際指導他的是柯爾莫戈洛夫的研究生多布魯申。多布魯申那時30歲出頭，聰明能干，業務出色。與王梓坤會面時，多布魯申問他學過概率論沒有。王梓坤毫不猶豫地回答“學過”，如果不這麼回答，很可能就需要在蘇聯重上本科或者被送回國內。多布魯申又問用的是哪本書，當聽說是莫斯科大學教授格涅堅科的《概率論教程》時，他點頭表示滿意。王梓坤坦誠地向他說明，自己并沒有在大學課堂上學過概率論，這本書是用三個月時間自學的。

在國內，王梓坤一直是毫無爭議的尖子生，到莫大讀研，他卻感受了巨大的壓力。他的蘇聯同學在大學三年級時就系統地學過概率論，甚至還做過一些論文，然后再來讀研究生，而他從未經過這樣全面深入的學術訓練。由于起點低、基礎差，加之俄語不是母語，要想趕上前去，就必須在三年內做好別人五年做的事情。王梓坤本人一向認為自己的天賦不過中等，最多中等偏上，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拼命努力。學生時代他喜歡打球、下棋、拉胡琴，還曾上臺為人伴奏，后來一一放棄，“終生不復鼓琴”。中國留學生每年暑期組織游覽伏爾加河，他從來都沒去過。

在導師規定的書目中，最難啃的是美國數學家杜布寫的那本大部頭《隨機過程》。此前隨機過程的書偏于直觀，理論水平不高，杜布第一次將隨機過程建立在測度論基礎之上。由于是開創性工作，很難把一切表述清楚；又因為作者本人水平很高，許多他認為平凡的論斷都是一筆帶過，從而跳躍太多，連蘇聯人都認為這是一部天書。王梓坤開始讀時速度很慢，一天能看懂一頁就不錯了。讀了50頁后，他的能力不斷提高，而且也摸到了作者寫書的脾氣，就閱讀越快，最后拿了下來。讀畢，他在書的扉頁上寫了兩行俊秀的小字：“精誠所注，石爛海枯。王梓坤，1956年底，莫斯科大學”。

1957年夏天，王梓坤著手論文寫作，多布魯申讓他考慮生滅過程的分類，并建議采用簡單過程來逼近。開始，他的進度很慢，連“問題的意義”“要找的是什麼”“怎樣才算做出來了”都不清楚。后來逐漸上了路，最后兩三個月進展之快，連多布魯申都有些吃驚。因為用了逼近，從無窮到有限怎樣理解、如何過渡的問題困擾了他很長時間，他冥思苦想，上下求索，整個人就像著了魔一樣。有一天，他在睡夢中突然得到靈感，一下子想出來了，全部問題豁然開朗。

數學研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發掘出很深刻的問題，發現數學對象之間的深刻聯系；另一類是按照嚴格化的要求一步一步地做邏輯證明。第一種工作固然需要刻苦地思考，但靈感與直覺似乎更起作用。就像電子處于受激狀態猛然跳到能量更高的外層一樣，人也會在全身心地思考某個問題時處于受激狀態，猛然把自己的水平提高一截。正如《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常道”，這種情況是科學研究的“神來之筆”。

王梓坤的論文定名為《全部生滅過程的分類》，他在文中提出了馬爾科夫過程構造論中的一種嶄新的方法——過程軌道的極限過渡構造法，不但找出了全部的生滅過程，而且是構造性的，概率意義明確。概率論大師費勒之前也考慮過這個問題，他使用的是分析方法，找出了部分生滅過程。王梓坤的論文得到了概率論專家鄧肯、尤什凱維奇的引用和好評，后者說：“費勒構造來了生滅過程的多種延拓，王梓坤找出了全部的延拓。”

分秒必爭：人生總得搏幾回

在蘇聯學習三年，如期獲得副博士學位，王梓坤于1958年7月啟程回國。在從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車上，王梓坤讀了排隊論。沒想到，這年年底，中國科學院數學所邀請波蘭數學家盧卡謝維奇到北京講排隊論和數理統計，讓王梓坤做翻譯，他剛好用上了新學的內容。王梓坤課前先讀講稿，課上當堂口譯，與專家配合默契。課程持續了大約半年，其間華羅庚也來聽過課。有一次華老在烤鴨店宴請盧卡謝維奇，還叫王梓坤作陪。

那年8月，王梓坤返回南開，分到概率論教研室。盡管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留蘇副博士的名頭很響，但王梓坤待人總是謙恭禮讓，無論教授、講師、工人、行政人員，還是班上的學生，他都非常尊重。

回到南開，王梓坤便爭分奪秒地開始了攀登科學的高峰。容國團有句名言“人生能有幾回搏”，王梓坤則說“人生總得搏幾回”。蘇聯的數學和數學家留給他的印象太深了，他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名有建樹的數學家，在南開帶出一支高水平的概率論科研隊伍。

王梓坤將他的研究生論文用中文整理出來，以《生滅過程構造論》為題寫成一篇近50頁的長文，1962年發表在《數學進展》上。緊接著，他在生滅過程構造論的基礎上，運用差分和遞推方法，求出了生滅過程的泛函分布，并且給出了這種分布在排隊論、傳染病學等領域中的應用。在王梓坤的帶動下，對構造論的研究成為我國馬爾科夫過程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

1962年，他在《數學進展》上發表了另一交叉學科的長文《隨機泛函分析引論》，這是國內第一篇較系統地介紹、論述、研究隨機泛函分析的論文。在論文中，王梓坤求出了廣義函數空間中隨機元的極限定理，引出了國內不少學者的后續工作。他還研究了馬爾科夫過程的通性，如零壹律、常返性、馬丁邊界和過分函數的關系等等。這些工作全都發表在《數學學報》上。

南開大學從1956年開始實行五年學制，56級學生在三年級結束后進入不同的學科方向，稱為專門化。王梓坤在1960年講授《隨機過程》，聽課的有56級、57級的概率專門化學生，也有本校和外校慕名而來的教師。當時五年級的楊向群和四年級的吳榮、趙昭彥也都去聽了。有人提醒王梓坤把講稿整理成書，于是他邊講邊寫。王梓坤每寫一章之前，都要想好明確的目標，一切推理論證都圍繞著最后的主定理展開，表述非常清楚。講義中還介紹了他本人的研究成果、想法、體會，親切易懂。他用這份講義連續為三屆同學講課，后來科學出版社接受了這本書，在1965年12月出了第一版《隨機過程論》，1978年第二次印刷，共4萬冊，許多大學和科研單位把這本書作為教科書或參考書。一本科技書印4萬冊，那時并不多見。

一炮打響之后，王梓坤又一鼓作氣寫了《概率論基礎及其應用》《生滅過程與馬爾科夫鏈》，可惜“文革”臨近，出版已經來不及了。直到1976年，《概率論基礎及其應用》才第一次印刷，1985年第三次印刷時竟然印了近十萬冊。《生滅過程與馬爾科夫鏈》是一部專著，也印了1萬多冊。改革開放后，這三本書成為我國大學生和研究生學習概率論的三部曲：《概率論基礎及其應用》入門，《隨機過程論》專業化，《生滅過程與馬爾科夫鏈》初入科研領域。直到今天，這三部書仍然堪稱經典。

1960年10月，數學系舉辦了一場報告會，地點選在一個能容納300人的小禮堂。會上由同去蘇聯留學的胡國定講他在新中國成立前進行地下斗爭的事跡，王梓坤講《關于數學自學的方法》。禮堂里座無虛席，不僅有本系的學生，外系的學生亦聞訊趕來，過道上站滿了人，門口也擠得水泄不通。王梓坤對學生們說，讀書先要立志，并引用宋代文學家嚴羽《滄浪詩話》中的名句“入門需正，立志需高”，用李白的詩句“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里”來激勵他們。立志之后，就要付諸行動，他借用宋代詞人柳永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來表達。半個世紀之后，他的學生楊向群和吳榮談到那場轟動一時的演講，脫口而出的一句話就是“衣帶漸寬終不悔”。

王梓坤抓住從1959年到1965年上半年這六年半的寶貴時間，分秒必爭地從事學術工作。他完成了13篇學術論文，寫了兩本專業課教材和一部專著，一部譯著；每年開設一至兩門本科生的課程，主持一至兩個相當規模的討論班。

王梓坤剛回國時，學校房產科將他安排在南開的教工宿舍樓北村2號106房間。房間只有9平方米，北面有兩個很大的窗戶，靠著北村的鍋爐房，見不到陽光，白天也要開燈，但是風也被擋住了，屋里很暖和。家具只有一張單人床，一把椅子。送他來的工作人員挺不好意思，說以后再給你調吧。王梓坤卻不在乎，說什麼房子都可以，他在這里住了19年。

樓里各家各戶都生爐子做飯，王梓坤嫌做飯浪費時間，天天去吃食堂。人們去食堂吃飯一般喜歡早點排隊，可以買到可口的飯菜。但是王梓坤連這點時間都舍不得浪費，他總是最后才到食堂，有什麼吃什麼。那幾年，鄰居們經常看到王梓坤騎著一輛銹跡斑駁的破自行車，車上掛著兩個竹篦殼子的舊熱水瓶去水房打開水。鄰居跟他開玩笑說：“你這輛車不用評比，肯定是南開第一破車。”王梓坤也笑著回應：“這破車有一個最大的優點，你知道嗎？沒人敢偷！”

“文革”伊始，北村宿舍停止供暖，鍋爐房被拆掉了。于是王梓坤房間的兩扇大窗直面一片荒涼的蘆葦塘。窗戶嵌的是單層玻璃，冬天北風肆虐，房中奇冷。洗臉毛巾凍成硬塊；茶杯里的水結成冰塊；早晨起來被頭上面一層冰霜。王梓坤的手指、手背上長滿了凍瘡。就在這個房間里，春、夏、秋坐在小課桌旁，冬天披著棉被坐在床上，他日以繼夜地寫成了后來的科普暢銷書《科學發現縱橫談》。

《南開學報》從1977年第4期開始分期連載《科學發現縱橫談》。這是“文革”后沖出重圍的第一批科普文章，給人們帶來了清新之風，人人爭相閱讀。《南開學報》一時洛陽紙貴，訂數從1萬冊猛增到5萬冊。上海科技出版社在1978年年初將全部文章編輯出版。這本7萬多字、100來頁的小書涉及一兩百位中外科學家、百余項古今科學發現，但它不是科學家傳記，也不是科學發現紀實，而是通過眾多科學家創新過程中的成敗得失，“縱談”古今中外科學發現的一般規律，“橫論”成功者所應具備的品質——德、識、才、學。此書出版后，成千上萬封讀者來信雪片般飛來，讀者中有中學生、大學生、大學教師、科技人員，甚至連史學家顧頡剛先生也來信索要。

1977年10月，王梓坤從北京返回天津，剛走進宿舍放下行李，好友就過來告訴他：“你要升教授了！”這是1963年后第一次進行職稱評定。11月間，天津市政府領全國風氣之先，在天津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宣布南開大學王梓坤和天津大學賀家李評為教授。

王梓坤的名聲越來越大。他心地善良，幾乎有求必應。調離南開后，王梓坤將自己的房子交回學校。他的學生陳典發在整理他的書籍信件時，看到了一封用鉛筆寫來的信，字體稚拙，一位小學生希望王爺爺幫他制定一個學習計劃，王梓坤還回信提出了建議。

師大校長：竭盡全力，秉公辦事

歷史學家陳垣1971年逝世后，北京師范大學校長一職始終虛位以待。13年后的1984年，王梓坤被任命為北京師范大學校長。

在南開教了32年書，依依惜別之后，王梓坤就要到北京師范大學去做校長了。一介書生，面對一座歷史悠久的知名學府，情況一無所知、眼前一片茫然。但是想到校長的任期畢竟有限，又想到妻子譚得伶一直在北京師范大學工作，兩人長期兩地分居，王梓坤最后下了決心，只要自己“竭盡全力，秉公辦事”，相信會得到師生的支持和理解。王梓坤帶著這八字原則，踏上了他最不熟悉的領導崗位。

在校長任上，王梓坤像以往一樣盡心盡力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他把一天分成四個單元：清晨、上午、下午、晚上。上午、下午是工作時間，他全力以赴地處理學校各項事務；早晨和晚上，則是他的讀書時間，無論平日和假期。

那時，師大的主樓是一座8層的火柴盒型建筑，王梓坤的辦公室在3層東南角。清潔工打掃衛生時總是看到校長的廢紙簍里有一小堆西瓜子皮。日子久了，她們才知道，校長每天晚上都在辦公室讀書，餓了就邊讀書邊嗑瓜子。早在她們到來之前，清晨5點剛過，校長已經在辦公桌前讀書了。7點半回家吃早飯，8點再到辦公室上班。她們難以理解，外表消瘦文弱的王校長，哪來的這樣的體力和精力？

王梓坤非常尊重學校的老先生。當時學校有兩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3年后更名為院士），生物學家汪堃仁和地理學家周廷儒，還有鐘敬文、啟功、陶大鏞、白壽彝等多位文科知名學者。王梓坤經常登門拜訪，聽取他們對學校建設的意見。經王梓坤提議、校長辦公會議討論通過，學校決定為這些老教授配備助手。助手差不多都配齊了，到了一貫低調的啟先生這里，他卻說自己不需要助手，“文革”后年輕人正需要努力學習，哪好意思讓人家給我打雜呢？當時啟先生的社會活動最多，無奈只得讓校長辦公室主任侯剛將啟先生的事情先管起來。這一管就管了20年，直到啟先生離世。

王梓坤以他一貫的謙和態度，對待師大的教師和職工。剛當校長時，他與師大數學系的老師并不很熟，但數學系每年的春節茶話會，他必定自始至終地參加。每年春節，王梓坤都會到鍋爐房、司機班、學生和教工食堂慰問。多年之后，師大的教師職工還是習慣將王梓坤稱為“咱們的老校長”。老校長在校園里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遇到有人向他打招呼，就下車還禮。這個經典的鏡頭，老輩的師大人至今記憶猶新。

80年代末卸任校長后，王梓坤又回到心愛的書齋。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成為繼我國概率統計學開創者許寶騄先生后該方向的又一位院士。

南渡北歸：心系學問，心系教育

1993年年初，王梓坤在報亭買了一張《文摘報》，讀到一則汕頭大學招聘教師的廣告。他有點動心，覺得外出一段也還不錯，就試探著寫了一封信。汕頭大學校長見信后馬上和數學系主任一起趕到北京，熱情而鄭重地向他提出邀請。

當年3月，王梓坤就到汕頭大學任教了。他仍然恪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古訓，每年在汕頭工作十個月，寒暑假才回北京。他的學生張新生追隨他到了汕頭大學工作。張新生剛到時，尚未領到宿舍鑰匙，準備去住酒店。王梓坤說不需要，就跟我住好了。張新生會燒幾個菜，想給老師做點好的，王梓坤不讓，說是“一個禮拜吃一次好的就夠了”。王梓坤喜歡吃空心菜炒辣椒，他們就經常一起做這道菜。

王梓坤外表文靜，內里卻有雄心。他在汕頭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籌建一個數學研究所。當時王梓坤認為有李嘉誠的資助，加之汕頭大學的校舍條件良好，就可以請到一流的數學家來做研究，他們的研究生也可以來這里工作。王梓坤非常認真地寫了一份報告，得到學校領導支持，陸續請到了中國科學院數學所、計算所的院士陸啟鏗、丁夏畦。1994年，汕頭大學數學所召開會議，盛況空前。除了已到這里工作的院士之外，吳文俊、姜伯駒院士等名家也來了。

王梓坤仍然一如既往地泡圖書館，夜以繼日地搞科研、寫文章。他涉獵很廣，除了關注數學領域的新動態，對物理、生物方面的文章也很有興致地翻閱。1994年，他應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之邀，撰寫了《今日數學及其應用》，高屋建瓴地闡述了數學與國家富強的關系，數學在軍事、天文、石油、制造業、生命科學、宏觀和微觀經濟中的作用，詳盡地列舉了我國數學家在應用數學領域內的貢獻，呼吁為數學強國而奮斗。文章在數學界、科技界影響甚廣。

1999年，王梓坤離開汕頭，回到北師大任教。他繼續主持討論班，仍然帶頭講一個小時。進入21世紀，他的學生李增滬、洪文明、張梅相繼開始培養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他們的學生都是王梓坤討論班的成員。討論班也從報告前沿文獻，逐步演變為系統地、有選擇性地讀些專著。80歲后，王梓坤還能在討論班上提出一些數學問題。他常常一個人到圖書館去查閱資料，認真地準備很長時間，為學生做些有趣的報告，例如數學史、布朗運動的數學理論等。前幾年，年近九旬的王梓坤，已經不能在討論班上做完整的報告了，但每周二下午，他還會準時來到討論班教室，坐到第一排中間，翻開書本，聚精會神地聽著他學生的學生報告讀書心得。他已經無力走到科學前沿，但有時仍會插一兩句話，指出公式書寫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北師大的師生仍然可以看到，老校長騎著一輛低矮的24型自行車，緩慢地行進在校園小徑。有時，老伴譚得伶拄著拐杖眼巴巴地望著他遠去，有學生看到了，就跑過去詢問，她總是搖搖手說：“沒事兒，沒事兒，他又到書店去了。”

直到去年1月，91歲的王梓坤和老伴才離開了北師大，住進了京郊的養老社區。

（作者：張英伯，系北京師范大學數學科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