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衣著暴露、做出性感動作到號稱“線上打賞線下可約”，從連麥PK人身攻擊到“佛媛”“離媛”“病媛”各類“媛”……當前仍有不少主播在網絡平臺發布低俗視頻或進行低俗直播，以此吸引流量
● 目前法律并沒有對低俗的具體內涵進行界定，一般以公眾的通常認知作為判斷標準，比如價值導向不正確、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違反公序良俗等
● 建議完善主播信用機制，增加網絡平臺處理權限，統一懲戒規則，建立聯合懲戒機制
□ 本報記者 韓丹東
□ 本報實習生 王意天
10月15日晚，某直播平臺，推薦頁上展示著一張大尺度的直播間封面圖。《法治日報》記者點擊進入這個名為“戴上耳機”的直播間看到，鏡頭對著女主播脖子以下，女主播穿著暴露，雙腿呈“W”的姿勢跪在鏡頭前。
在記者觀察的兩個小時里，女主播全程沒有說過幾句話，在令人浮想聯翩的背景音樂聲中，做出一些性感動作。當有人打賞時，女主播就會將嘴巴靠近鏡頭“親親”。該直播間當晚的觀看量超過了200萬人次。
這只是短視頻直播平臺中充斥大量低俗負能量內容的一個縮影。
從衣著暴露、做出性感動作到號稱“線上打賞線下可約”，從連麥PK人身攻擊到“佛媛”“離媛”“病媛”各類“媛”……記者近日調查采訪發現，當前仍有不少主播在網絡平臺發布低俗視頻或進行低俗直播，以此吸引流量。有業內專家接受采訪時建議，通過建立完善主播信用聯合懲戒機制等方式整治這一亂象。
穿著暴露語言輕佻
打色情擦邊球引流
今年10月1日，上述直播平臺發布主播違規管理辦法明確，禁止傳播、表演帶有性暗示、性挑逗等易使人產生性聯想的內容，包括：做出讓人產生性幻想的動作；帶有性暗示的撩起、拉扯衣服等動作；發出可能引起他人性欲的聲音等。
但記者最近連續多日觀察該直播平臺發現，其推薦頁中存在大量與“戴上耳機”類似的女主播頁面，點擊進入直播間看到，里面一些女主播穿著暴露、凸顯性感部位。這些直播間的觀看量動輒數萬或幾十萬。
不僅僅是上述直播平臺，記者調查注意到，很多短視頻平臺都存在主播打色情“擦邊球”博關注的情況。
北京印刷學院的小林同學是個宅舞愛好者，經常通過短視頻平臺觀看舞蹈視頻，“現在舞蹈區怪怪的，很多人都不關注舞蹈本身，反倒是穿著暴露的博主隨便扭一扭就可以獲得高點贊量”。
“只要是有挑逗刺激的，往往就能吸引流量。”在華北電力大學上學的小鄭同學說。他是一名網絡游戲發燒友，也經常看網游直播，他發現現在越來越多的女主播在直播時，衣著大膽、語言輕佻，一些留言污穢不堪，“特別容易讓旁人誤會自己在看淫穢視頻”。
10月16日晚，記者隨意點開一些網絡平臺的直播間看到，有的女主播身穿剛好裹住胸部的裸色上衣，在與其他主播PK輸掉后在直播間表演抖胸；有的女主播拿出多件抹胸讓粉絲選擇，等點贊數達到一定量后，走向鏡頭前的窗簾后面直播更衣。
一名女主播對粉絲說：“自己已被多次封號，封號后會在小號繼續直播，歡迎粉絲加其小號。”
還有直播以“線上打賞線下可約”為噱頭，鼓動粉絲打賞打榜。“來到我們直播間，這個夜里就放肆。今晚榜單的前4位可以從四位妹妹中選一位。可以滿足你線上線下任何一個過分的要求……”在一直播間里，主持人賣力吆喝著，4名女性背對著鏡頭站成一排，屏幕上的一些留言不堪入目。
記者隨后以一名女大學生的身份私信聯系了該直播間負責人，提出想要加入該團隊。對方為廣東省東莞市一家傳媒公司，負責人稱：“我們這邊是做‘女團’，女主播有無才藝均可，年齡在18歲至28歲之間，保底工資8000元，有點‘小任務’，輕輕松松上下班。”
當記者提出“線下約”有危險的擔憂時，該負責人說：“主持人在直播間的作用就是坑禮物，主播配合主持人即可。所謂線下的要求是沒有的，但是要加微信和對方聊天，沒有所謂的做污的東西。我們只是在直播間用恍惚的言語去騙禮物。”
低俗直播層出不窮
吸引流量直播帶貨
“我和老公剛辦完離婚手續，他就說出了隱情，我當時淚崩了”“辦完離婚手續，我們就去了一家離婚酒店，這是給離婚的夫婦準備最后一頓晚餐的酒店，我們吃完飯后當場抱頭痛哭”……這是一些短視頻平臺上“離媛”們共同的臺詞，她們化著精致的妝，拿著離婚證訴說自己的不幸，再發出數十條短視頻，積累一定量的粉絲后，就開始直播帶貨。
記者近日在一些短視頻平臺上搜索“離媛”二字，發現有的短視頻平臺會跳出“請對虛假人設、借機營銷行為說‘不’”的溫馨提示，有的平臺上仍然有不少以此博關注的主播、博主。
除了“離媛”外，近期社交、短視頻平臺上還出現了大量“佛媛”“病媛”“菜媛”等各類“媛”“媛媛不斷”，通過“立人設”來吸引流量。
如“病媛”指的是在網絡平臺上放出自己患乳腺癌、甲狀腺癌等患病經歷，穿著病號服拍出精致照片的女性，她們在積累粉絲后往往號稱自己已經痊愈，然后分享治療心得、推銷保健產品。
除了各類媛，網絡平臺上還充斥著各種不文明的PK直播。前網紅“鐵靠山”便是靠著在短視頻平臺上與他人直播PK罵臟話一炮而紅的，“臥嫩疊”（即“我是你爹的”）等是其直播PK的習慣用語。9月16日，“鐵靠山”被網絡平臺永久封禁。
但記者調查發現，當下連麥互罵，語言粗俗不堪的情況仍大量存在。在一系列直播視頻中，兩名主播連麥PK，侮辱性的詞語接連不斷，大量粉絲在直播間助威、點贊、送禮物。輸掉的一方往往要接受低俗懲罰。
這些低俗懲罰包括：跑步抖胸、現場脫內褲、將內褲塞進嘴里、喝超過身體負荷的水、大量吃辣醬等刺激性食品、用刺激性物品涂抹眼睛等。
還有扮丑的、穿奇裝異服的、虐殺小動物的……低俗、負能量短視頻、直播層出不窮。將臉上涂得慘白，嘴唇涂成黑色，額頭上寫著“死”字，身體隨著音樂晃動……記者搜到一些“土味”視頻，感覺無法直視。
“現在很多短視頻、直播真的是毫無下限。色情的、暴力的、扮丑的，各種各樣的，我都不敢在孩子面前刷短視頻，就怕對孩子造成不良的影響。”北京一位陳姓家長說，他的孩子上小學五年級，周末允許孩子玩一會手機，但他把手機里的短視頻App都給刪了。
對此，廣東的王女士深有同感，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特別反感刷短視頻刷到這些內容。她舉例說，現在很多主播滿嘴網絡臟話，孩子聽到了也跟著學。她希望加強對網絡短視頻內容的監管，要多傳播一些積極的、正能量的內容。
何為低俗缺乏界定
為獲流量沒有底線
為什麼網絡平臺上的低俗直播、短視頻泛濫？
在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來，原因是多方面的，罪魁禍首就是流量變現。
他分析說，當下，網絡主播正處于二代網紅到三代網紅的拓展階段，不少網紅都是草根出生，通過一兩個短視頻或資本運作“火”了起來，他自身沒有才藝去留住流量，特別是本來就靠低俗內容“上位”的主播，只能繼續靠低俗甚至無底線、無下限來留住、獲取流量。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9月2日被全平臺封殺的網紅“郭老師”。“郭老師”曾經直播日常生活，幾乎無人問津，卻因一個浮夸吃獼猴桃的視頻爆紅網絡。后來，沒有梗的“郭老師”為留住和獲取流量，直播愈發低俗：露屁股，拿起沾著不明液體的內褲……
另外，網絡主播所簽約的MCN公司（即網紅經紀公司）也是導致低俗直播頻出的一個重要原因。
朱巍說，因為絕大部分主播一開始都是自己干，小有名氣后一般都會有MCN公司找其簽約，而每個MCN公司的KPI指標存在差異，部分公司可能為了吸引流量而要求主播在直播間做出低俗的行為。
“MCN公司就像一個中間商，一端連接著網紅，一端連接著平臺，一端連接著有各種各樣需求的公司。”朱巍說，這些公司很可能為了流量和流量變現而促成低俗直播。
實際上，各大網絡平臺也注意到了直播、短視頻存在的亂象，在近期紛紛出臺、完善直播規范，明確低俗PK懲罰，通過聲音、動作進行低俗表演等行為，對這些無下限博眼球的直播行為進行整治，采取限流、封禁等懲治措施。
湖南長沙作為網紅地，近年來吸引了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主播進行戶外直播，少數主播以低俗、粗俗等舉動博人眼球、換取流量的不文明行為引來爭議。10月12日，長沙市網信辦、市公安局等部門聯合開展戶外低俗網絡直播行為集中整治行動。
而早在2020年3月施行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明確，網絡信息內容生產者應當采取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復制、發布含有“宣揚低俗、庸俗、媚俗內容”的不良信息。
那麼，究竟哪些行為屬于低俗的范疇呢？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文化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鄭寧說，目前法律并沒有對低俗的具體內涵進行界定，一般以公眾的通常認知作為判斷標準，比如價值導向不正確、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違反公序良俗，包括拜金主義、炫富、炒作緋聞劣跡、衣著暴露等。
“雖然低俗在法律上沒有明確的界定，它可以說是個人品德和道德的一種權利，但如果把傳播低俗內容作為一種吸引流量的方式，并且進一步影響公共層面，那就另當別論了。”朱巍說，未成年人尤其易受低俗內容的影響，法律對于互聯網平臺上發布、傳播可能影響這一群體身心健康的信息作出了明確、嚴格的規定。
根據新修訂的未成人年保護法，網絡服務提供者發現用戶發布、傳播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且未作顯著提示的，應當作出提示或者通知用戶予以提示；未作出提示的，不得傳輸相關信息。網絡服務提供者發現用戶發布、傳播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內容的信息的，應當立即停止傳輸相關信息，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處置措施，保存有關記錄，并向網信、公安等部門報告。
完善主播信用機制
統一平臺懲戒規則
針對網絡空間低俗直播、短視頻頻出的現狀，朱巍建議，要對主播的行為進行整治，要求主播按照相關規定規范直播內容。
目前，各大網絡平臺都有一些規范對主播行為進行規制。記者注意到，這些規范大多對主播的違規行為劃分了等級，并作出對應的處罰措施，包括永久封禁主播賬號、永久封禁開播、給予警告、斷流、封禁開播權限等。
“同時應該完善主播信用機制，即主播出現問題后，其信用度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朱巍說，封號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主播被封號后仍然有機會開設新賬號重新直播。
記者梳理發現，一些網絡平臺其實都建立了主播信用評價指標，提出根據主播歷史場次的處置情況，對其安全信用分進行扣除，影響分值的因素包括違規的直播場數、違規類型、違規級別等。
“但目前各直播平臺之間的主播信用值并不通用，懲戒規則也不相通，把握尺度是有差異的。”朱巍說，由此可能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比如在A平臺上禁止某位違規主播直播，而B平臺仍然允許該主播進行直播，那麼這名主播可能會把A平臺的粉絲帶至B平臺，“這樣一來，平臺或許會因為擔心用戶流失而不敢對違規主播下手”。
他建議各直播平臺增加平臺處理權限，統一懲戒規則，建立聯合懲戒機制，“即一名主播在某平臺出現問題，那麼其在其他平臺上的內容也應該一并下架，在其他平臺也不能直播”。
朱巍提醒，主播背后的MCN公司也不容忽視，應對其加強規范。
“一方面要反對低俗，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公眾表達自由的權利受到限制。因此，建立一個大多數網絡平臺都適用的底線性規則是很有必要的。”朱巍說，“例如建立禁止行為名單。”
制圖/李曉軍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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