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生辰八字起名字找寶慶齋

魏了翁像

(宋) 魏了翁 撰 鳩山 譯文

真得秀、系建寧府(今福建建甌市)浦城縣人氏，字景元、后改為希元。

紹定六年(1233)十月，宰相史彌遠暴卒、圣上(宋理宗)開始親政；命凡在朝廷以外的京官臣服聽命，于月內一個不剩地等待召用。真公此時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得圣上聘召，進顯謨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

真公于端平元年(1234)正月赴官福州，此時國家正處于多事之秋，許多重大變革都在這年發生。朝廷內外官員均上章公論，建議速召真公返朝為時不晚，圣上也考慮不宜將真公擱置廷外，于四月下手詔除權戶部尚書。人們開始逐漸明白此番圣上用人，是將希望特定在朝廷以外選撥錄取而己。

九月丙午、真公入朝面見人主，圣上對真公說：“卿、去國十年，久切思賢之念”。君臣二人反復問答良久，過了十日，詔授翰林學士、知制詔(草擬詔書)、兼侍讀。

端平二年正月巳未，差知禮部貢舉。待貢舉之事完畢后，真公于三月戊戍忽感風寒感冒，朝廷內外官員都在驚慌問病中。過八日后、除參知政事，當宣詔使持詔書宣真公上殿時，已經是臥病在床不能再起，繼而多次上疏辭謝。四月辛卯，圣上再次下詔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五月甲午，真公交還官職，當天晚間、一夢不醒，享年光陰、五十八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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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表上陳，圣上震驚，停止朝廷政務一日，以示哀悼之意，并下詔贈真公銀青光祿大夫。孤子真志道扶靈柩回鄉歸葬，于八月壬寅葬真公在浦城縣南珠村。圣上聽聞真公已經安葬，詔令奉常寺卿以忠文謚號。真志道拿其先父行狀(敘述逝者生卒年月、生平事跡的文章)，向了翁求志；我曾經得知先賢說過這樣一段話，文正公司馬光對忠文公范仲淹說：“我與夫子在生同志，死后亦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不敢有分優劣，后死之人當為前逝者志其墓”。

了翁怎敢自以為是地效仿先賢，貴在唯獨與真公同生于淳熙，同舉于慶元；自寶慶年間到端平年間，出處和經歷又都十分的相似。然而我倆志同道合、卻是當今天下獨一無二；既然是這樣的實情，那麼為真公撰志作銘不是我這后死之人的責任麼？(譯者注：魏真二人志同道合，主要體現在學術上的相互認同，政治上的高度配合。)

我曾與真公私下暗自嘆息，我們身處的這個國家，有幸得到無數的天生英才，但又因反復無常的黨論爆發而廢。王安石是熙豐變法之臣、前后共有二十年，到元祐改革時，則是韓縝、富弼等多位老臣已看不到了；而文彥博、呂公著、范純仁等或病或老了。秦檜是紹興主和之臣，把持朝政二十年，到高宗皇帝親政時，則是李彌遜、趙鼎等多位賢臣已看不到了，而張浚、胡銓等被貶他鄉居所，常年受秦檜奸黨的迫害，到需要他們輔佐朝廷時，而余齡又不多了。

然而以真公的年齡而論，當然經受不起這樣的黨爭是非，自擔任柱下史后被朝廷外放十幾年；而后有被召還的經歷，在朝僅有三月而已，又坐言事被罷黜七年。之后有幸得遇圣上親政，但由此郡移到彼郡，真公的精力已消耗殆盡、大不如前了。朝廷聘用官員、先觀察是否合于正道再試用，待賦予大任時、人已變得寬柔溫潤，處理政務自然眼光獨到。真公為政的歲月，所有的事還算做得積極有為。懷念故人與感傷時事，是千古喜樂之事，這是我為真公撰志作銘的初衷。

真公四歲入讀塾學，先生教授的課文，已能一目成誦；年齡稍長、則就讀于鄉學，經常趁同伴們玩耍嬉鬧時、合并取了他們的書來閱讀。真公的父親在他十五歲時離世，娘親吳夫人一生貧苦，節儉持家以撫育后人，從不以家事連累兒郎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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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郡士人楊國瑞(字圭)、初見真公說：“真景元有三犀貫頂之貌，此乃奇人呀！”隨后將自己女兒許配與真公。十八歲舉鄉試，再舉榮登乙科進士，授官南劍州(今福建南平)軍事通判。上級官員勉勵真公應試博學宏詞科，真公慷慨應允。開禧元年(I205)如愿中選，次年授太學學正，嘉定元年(1208)任太學博士；首次上言寧宗帝說：“自權臣開啟北伐戰端以來，北南雙邊生民涂炭。如今聽聞遣人往北議和，凡是金人所希望增加歲幣、包含索要韓佗胄首級，與所謂犒軍、和歸還戰俘流民等，金人唯一意圖、不外乎是要將禍亂繼續蔓延于我。況且、和議大臣許奕此時都還沒有出境，而朝中大臣就開始歡呼相慶了；令臣下恐懼的是盟約修好后，只怕我們的志氣會越來越弱。愿君臣之間、每朝每夕以此為戒；再說連年以來，朝廷標新立異，喜好名疑，建議士大夫們在改弦更張之前，先以此為鑒才是。”

同月、命真公召試學士院。過四天后授秘書省正字，差充御試編排官，不久又兼玉牒所檢討官。嘉定二年授校書郎，相繼兼沂王府教授，兼權直學士院。嘉定三年入夏授秘書郎。六月、真公上殿輪對，援引前朝賢臣劉安世的話：“公議、即天道也，而王安石、秦檜、韓佗胄卻違之，天可違乎？臣下但愿朝廷立政、一律以公議為主”。

嘉定四年三月，授著作佐郎。八月、兼禮部郎官。真公于冬月上疏說：“臣下個人認為，如今金人有必亡之勢，為我中國前途考慮的人、要三思而后行。天下無雙、海內寡二，多事之端正由此開始。因此時我國為祝賀金國國主生辰，派遣使臣余嶸出使，行至涿州良鄉縣境，目的地是燕城(今北京)，方被告知燕城被圍，經過與對方商量后回還，從此知道金人也有韃靼(蒙古軍)的侵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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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五年夏，授軍器副監，兼權直學士院。次年二月授起居舍人，五月、真公接連上奏略說：“自奸臣專政十四年起，朱熹、彭龜年以抗論被逐，呂祖儉和周端朝徒勞上書斥責其行為不公。而當時大臣中還有與權臣作抗爭的人，之后韓佗冑逐走呂祖泰后，則近臣中再沒有與他抗衡的人。韓佗冑盜用平章之名，挑起邊境之爭，引來金人對我加倍殺傷。能求得像呂祖泰這樣的良臣，是不可能了。嘉定改革之初，群賢都在奮發努力。沒多久就有左諫議大夫傅伯成因諫官論事丟職，龍圖閣學士蔡幼學因詞臣論事丟職。之后又有給事中鄒應龍、起居舍人許奕，因原封退還陛下失宜詔書、并加以指正之事被逼去職。以上數人、均不能按正常程序對不適詔令或大臣妄議加以糾正，都不許留于朝廷這樣合適嗎？臣下今時希望為陛下進言有三條、一要勤訪問，二要廣謀議，三要明黜陟”。

同年八月，真公兼任太常少卿。冬十月再次聲明：“求治之事、必是君臣上下聯動，凡都以祈天永命為精神主旨。然后可以穩帝位，帝位穩則國家社稷牢固”。同月、真公作為國信使，被差往金國祝賀金宣宗登位；十一月當使團行至盱眙(江蘇盱眙縣)，方得知金人已陷入戰爭泥潭，隨后禮儀不成而原路返回。

江蘇盱眙風光，網絡配圖。

嘉定六年(I213)二月，真公上殿入對說：“臣等近日獲聽邊報，說蒙古諸部已攻陷燕京。或說西夏人此時正在窺視金人的秦隴，或稱兵陸梁，號稱鐵槍軍；打算興縞素之師，立志報殺父之仇。臣等無意中發現，自揚州、荊楚、再到盱眙，沃野千里、一望無際，湖澤相連，人民的精神風貌強悍堅忍。此為上天賜予我國的優良疆土，并屏障著千里長江，實為強軍足食、進取中原的重要資源。然而我們不開辟田地，不疏通溝渠，不扼守險要，不訓練青壯，綠林盜賊不知剿滅。那麼國家一旦遭遇不測，就拿長江作為依賴，還能顧及這些地方麼？趁現在大修墾田政策，仿効漢武帝搜粟都尉故事，劃為專司機構管理，力求務本居農。有如周秦之法、利用八百里秦川大造營田，待過數年之后，人民儲備充實，自知來之不易，父子兄弟必定爭相自保。又因其屬軍籍編制，用軍法予以保護。不但有糧食、而且有精兵，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金人與蒙古諸部相互攻擊，并非一時一日，而我守疆邊臣、至今都不得要領者，還在干那禍害邊民的事。正如金將烏凌阿忠、搶奪邊民說是饋贈，還有紇石烈執中(即胡沙虎)之死，宋金邊境郡縣的百姓，人人都想殊殺他。邊境守將對百姓的傷害之大、由此可見，朝廷當申明法紀，賞罰各有，以嚴防間諜從中挑撥。”

七月、又連續上奏說：“臣私下聽聞，蒙古種族圖謀女真金國、猶如獵人對獵物或其場所、志在必得，直到征服并順從。使自己能成為像劉聰、石勒那樣擁有中原，那麼疆域相望、與我為鄰，顯然對我不利。或者如同耶律德光(遼太宗)不能速定中原，那麼奸雄勢必會乘機取而代之，此并非是我們所愿看到的結果。以前忠定公李綱曾建議，若要確保江南無憂，得首先經營淮上襄陽，以此為國策。今天的淮地、有富饒的鹽場和一望無際的沃土，其人民善于戰斗而蔑視番兵，相互遜讓的豪民氣概，能快速聚集成勇武之軍；如果能像范蠡、諸葛亮那樣的帥才得到這樣的地方，即可縱橫天下啊！他們豈肯委身于守之不足的地方嗎？”

今日淮安，網絡配圖。

真公又奏：“南渡中興之初，未曾顧及這些地方，議和之后，則又束縛于盟約限制。今淮東要害在清河口，是敵人糧道出發地，然而淮陰縣無城防、無兵卒，山陽縣(今淮安)可以憑借把守是徒有虛名。而山陽之大、前無淮陰作屏障，后無寶應為支援；如果外敵以重兵沖鋒在前，騎兵斷后，那麼高郵和維揚(今揚州)的道路將被截斷，山陽明顯就孤立了。而山陽守不住、則南通和泰州即刻危急，繼而整個江浙將陷入動蕩戰亂。淮西要害在渦穎口(即渦水、穎水入淮河處)，同為敵寇糧道出發地，濠梁(今鳳陽境內)、安豐(今霍丘境內)均是古代故城，既微小又殘破，兵備又單薄。如以廬州(今合肥)、和州(今和縣)一線作為依賴，同樣徒有虛名。但只要有安豐存在，敵人始終侵犯不到合肥，有濠梁在固守，則敵人始終不敢過溧陽。即便敵方可由他路到達，而我方還可以將廬州與和州一線當作前線，將濠梁和安豐當作后衛，那麼敵寇有受兩面夾擊的顧慮，還敢長驅直入嗎？”

真公繼續上奏：“所以想要鞏固兩淮，必先設防二口，此決非臣在臆想胡說。古時孫權保江左之地，邾城雖小、但還能屯住三萬甲兵。今維揚、廬州是兩淮的根基，而兵力單薄卻不及孫權一邾城。難怪李綱曾說：大將擁重兵于江南，地方文官守空城在江北，這哪里是良策喲！臣下今日提議：遷江南之軍屯于兩淮，同時也要注重各軍事管區以外的地方。現江陵(荊州)、建業(南京)有統領一方軍事存在，然而大小事務都要請示朝廷定奪，有時報了未必馬上批準；適宜選派兩名近臣鎮守，適當放權便于處理緊急事務。汴京(今開封)是我祖宗祭天地立宗廟、正南面對群臣號令天下子民的地方，而由著番寇長期侵占圣地并宣示平定，是怎樣失去的、不是沒有來由。用小人、用君子、愿陛下深思而番然醒悟。臣又考慮、既然金人戰敗遷都，與我書信往來已絕，為何不將賠款用作犒軍或作武備，此為上策。削減賠款、以隆興和議基數為準，此為中策。如果金人央求我國給予，那就另當別論了。今番邦群盜都在觀察我國舉動，金人已深陷災難之中，亡在旦夂之間，奉送賠款需要謹慎，引來國恥就是從這事開始的。”

冬十一月，授秘閣修撰、江南東路(今江蘇南京)計度轉運副使。向寧宗帝辭行之日，真公首先建議對敵之策，三次闡述蒙韃和山東群盜問題特殊，都不容忽視。末了又說大家都在私下評論，以金人存亡為例，有人高興、有人擔憂，愿陛下勵志圖強，以求國家強盛。

真公數年之間的奏論有幾千萬言，言詞真誠而墾切，沒有牽絆、也無所顧忌，直讓權相史彌遠為之側目。而海內人士爭相傳抄誦讀，于是同僚云集、希望真公成為首輔大臣，朝廷內外均無其它異言了。

嘉定八年(1215)春開始主管漕運事務。于冬月上章人主，對“政宣致禍”原因分析有十條，真公最后說：“臣下觀察蒙韃與女真沒啥兩樣，金人萬一要與我友好為鄰，我們也必須給金人定下規矩，金人他自然心知肚明。金人曾經說以燕城(今北京)歸我為條件，如今又說唯獨不能還我河南，明顯是在觀察我們是否拒絕或接受。金人曾經與我通好是事實，但今天他們唯獨不向我卑躬遣使，金人是在測試我們接不接受對方的態度”。 (譯文上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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