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辰八字古典書城

作者｜李慶西

摘編｜張進

本文選自《水滸十講》，作者：李慶西，版本：書城大家｜文匯出版社 2020年8月

早年

（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半期）

，我曾迷于幾部中國古典小說，在《水滸傳》一書上虛擲不少功夫。過去這書被認為是一部反映農民起義的作品，乃至有“農民起義教科書”之稱。至八十年代初，“起義說”已大受質疑，有些學者便相應提出另一種解釋，將其視為摹寫市民階層生活與理想的敘事之作。這種“市民說”的來由是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里談論《三俠五義》的一句話，所謂“《三俠五義》為市井細民寫心，乃似較有《水滸傳》余韻”云云。從魯迅這話里是否可以反推《水滸傳》也是“為市井細民寫心”之作，而“為市井細民寫心”是否就等于產生了一種新型的“市民文學”，這些都是當時研究者們爭論的焦點。我不贊同“起義說”，同樣也不認為“市民說”有何道理，一部成書過程漫長而復雜的作品，是否能夠體現某種清晰的階級

（階層）

的主體意識，這本身大可懷疑。可是，在學院派的判牘中，“階級論”和“反映論”的觀念已是根深蒂固，而以“市民說”取代“起義說”，更像是與時俱進的姿態調整，這讓人覺出一種“咸與維新”的學術焦慮。當時，我寫了一篇題為《〈水滸〉主題思維方法辨略》的論文

（原載《文學評論》1986年第3期，收入拙集《文學的當代性》，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提出《水滸傳》的命意在于揭橥中國人的倫理危機，書中觸及的儒家倫理思維的捍格之處正是解讀這部作品的關鍵。我認為，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種被歷史陰影遮蔽的二律背反——“忠君”/“造反”，“替天行道”/“犯上作亂”，在“冠屨倒施”的語境中恰是等位關系，或者確切說是一種互為前提的因果轉換。

當年寫那篇文章時，我自己也有一種焦慮，就是急于從“階級論”以外去找尋文本解讀方案，現在看來那篇東西仍有許多問題沒有談透。

其實，《水滸傳》也是一部極富社會學研究價值的中國作品。五百年來它流行于人稠地廣而災難深重的漢語文化圈，以羼雜著傳奇、史詩與悲劇意味的英雄話語教化民眾，給一個精神失落的民族帶來了自我救贖的慰藉。當古老的文明已經失衡，制度安排只能為威權政體補苴罅漏的時候，留給個體的生存空間只能是充滿暴行與無知的荒蠻之地。按霍布斯的說法，既然國家體制限制了個體自由，那就應當讓每一個公民都享有安居樂業的權利；國家作為一種國民共同體，應當是“理性、和平、富足、體面、友誼、優雅，乃真與善的國度”

（《論公民》）

。可是，誰來保證霍布斯的政治設計不出問題呢？在《水滸傳》所展現的那種弱肉強食的語境中，弱者最終的自救只能是反抗，哪怕是想象中的反抗。

在許多無聊的夜晚，我重新翻開《水滸傳》，又看見許多殺戮，許多血和許多淚，徒生許多無奈的感慨……

青面獸楊志，明陳洪綬水滸葉子

一

一部大書，何以開篇不寫那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金圣嘆在《〈第五才子書水滸〉七十回總評》中提出這個問題，照他的說法是隱括“亂自上作”的春秋筆法。不過，細細斟量這個“亂”字，實有其雙重含義：在朝是綱紀混亂，在野便成了社會動亂。由高俅一類人物胡作非為，推衍出林沖一類人物聚嘯山林，即魯迅所謂“國政弛廢，轉思草澤”的敘事邏輯。

高俅由“破落戶”佞倖小人混到主管軍事的殿帥府太尉，顯然是秩序失范，意味著倫理、價值體系的徹底崩潰。高俅既非科舉進身的文官也不是疆場上拼殺出來的武將，他只是一個身陟高位的流氓。以傳統現實主義觀點來看，雜流出身而至高官未免缺少經驗世界的真實依據。按，王明清《揮麈后錄》言其原為蘇軾書僮，后入王晉卿門下，因擅于蹴鞠為端王賞識而發跡。《水滸傳》顯然采用了這個由潛邸親隨領殿前司職事的傳聞，但此說不見正史，也缺乏其他史料支持。高俅此人《宋史》無傳，其殿前司都指揮使一職見于《宋史·徽宗紀》和《東京夢華錄》等書。小說附會這樣一個史載不詳的人物，是以個案的偶然性傳奇性繞開制度層面的若干話題，直接投射道德批判意圖。

顯然，《水滸傳》一書對“破落戶”尤為警覺，尤為痛恨。楊志天漢橋下賣刀，正是遇上牛二那種破落戶潑皮，終于上演英雄失路的一幕。王法管不了牛二放刁耍賴，卻不能容許楊志刃血除惡，可見“破落戶”周旋人世比別人有更多的空間。在《水滸傳》的語匯中，“破落戶”并非指家道敗落，而是禮義盡失的一班無賴。如西門慶出場時，書中介紹說是“陽谷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其實他家境殷實，甚至財大氣粗。按，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云：“紹興二十三年，上謂大臣曰：‘近今臨安府收捕破落戶，編置外州治，本為民間除害……’”當時“破落戶”已是一種社會痼疾。《水滸傳》前四十回中，除了打劫生辰綱的晁蓋一伙，諸多好漢上山落草前都是遇上了這樣的惡勢力，如魯智深之于鄭屠戶，武松之于蔣門神，宋江之于無為軍的黃通判。如果說高俅算是“國家羅漢”，鎮關西、牛二之類則是遍地出沒的閭巷惡煞，他們的存在便是好人失足的契機。

評騭《水滸傳》素有“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說法——矛頭止于官僚集團，足以證明梁山革命的不徹底性，這是一個政治敘事的后設命題。不過，這里有些歪打正著的意思，如果可將官員 / 皇帝視若一種二元格局，那倒不難窺識“只反貪官”的真實意圖。皇帝不妨作為權力意志的象征，而官僚集團才真正是國家機器。《水滸傳》的敘事策略是把官僚集團與儒家的政治理想剝離開來，描繪出一幅國家自上而下的流氓化圖景，從而顛覆了古代圣賢建構的理想國。

作為官員的儒者失去了精神依傍，治國平天下的政治話語權已被褫奪，這何嘗不是整個文官制度的大失敗。這里無疑展現了一個頗有創意的政治倫理主題：執政者從道義上喪失了執政的合法性，而千瘡百孔的王權制度依然不失其自我修復功能，那就是有另一種力量在“替天行道”。不用說，“替天行道”的前提是“天下無道”。

豹子頭林沖，明陳洪綬繪水滸葉子

二

《水滸傳》中吏治問題尤為嚴重，尤其是司法部門。誰有權誰是大爺，如董超、薛霸只是解押犯人的差役，高俅想在林沖遠戍滄州途中下毒手，還須陸虞候出面花錢買通他倆。這對超霸組合絕不放過任何創收機會，日后押解盧俊義也照收李固兩錠大銀。

李固陷害盧俊義著實花費不少。官府里上上下下都打點到了，他還想買通押牢節級蔡福、蔡慶兄弟在獄中做掉盧俊義。書中有一段他與蔡福的密謀，出價五十兩蒜條金，人家竟討至五百兩。不料梁山泊硬是要搭救盧俊義，柴進找上門來，出手就是一千兩黃金。這蔡氏兄弟后來也上了梁山，可在牢里盡做這等“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勾當。

不用說，有錢的也是大爺，一部《水滸傳》充滿金錢與權力的交易 / 博弈。不說官場上貪賄成風，即使江湖上義氣為重的好漢們也總是金錢開路。晁蓋、宋江、柴進等都有“仗義疏財”的美譽，但他們的慷慨解囊往往是買通關系的賄賂手段。如，劉唐醉臥靈官殿讓雷橫

（其時尚在縣里管治安）

逮住了，晁蓋便用十兩銀子通融下來。林沖在柴大官人莊上與洪教頭比武時，柴進使了銀子讓董超、薛霸給林沖開枷。林沖進了滄州牢城營內，忙不迭地給管營、差撥塞上銀子，于是免了進門的一百殺威棒，還給開了枷，派他一個好差事。

這種行賄在書中被賦予仗義行善或是自我保護的正當性，既然反派人物花錢買兇，正面人物也照式解囊應對。蔣門神賄賂張都監、張團練陷害武松，施恩想援救武松也便花錢辦事，正邪之間似有一種共謀關系。施恩用一百兩銀子買囑康節級多予照料，另以一百兩銀子打通辦案的葉孔目，硬是把武松的文案改輕了。按，書中有詩為證：“贓吏紛紛據要津，公然白日受黃金。”每次進牢里探視，都還少不了酒食錢財一路打點。

宋江也有這一節，進了江州牢城營，從差撥到管營的一路銀兩照應。只是漏了押牢節級戴宗，這戴院長便在點視廳上大發作，理直氣壯地來討他的“常例錢”。戴宗在江湖上久已聞名

（后來梁山排座次在天罡之列第二十位）

，勒索起犯人卻是毫無道義可言，這就是“體制內”養成的惡霸作風。宋江不給戴宗上貢是因為吳用說過那是他哥們。其實，哥們義氣也是要金錢維系的。晁蓋很懂得這一層關系，阮氏兄弟一來就給了三十兩花銀，后來上山坐穩了頭把交椅，他派劉唐給宋江送去一百兩黃金——當初官方緝捕生辰綱要犯，是宋江“擔著血海也似干系”來通風報信，惦著這份人情也就是義氣。不過，這一百兩黃金差點坑了宋押司，閻婆惜捏著他私通盜賊的把柄，硬叫他把金子交出來。其實那些金子宋江只是“受了他一條”，剩下的都讓劉唐拿回去了。可這話閻婆惜死活不信，照她的說法是“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

不論“公人”還是“賊人”，什麼事情離了金錢都是萬萬不能的。后來梁山派人往京城活動招安一事，也是大把撒錢。中國小說里邊，將金錢作用寫得如此無孔不入，大概沒有超過《水滸傳》一書的。

難怪，金圣嘆評點《水滸傳》見到處使銀子，竟有“十三可嘆”之嘆。

武松醉打蔣門神，明刊容與堂本插圖

三

評論者通常忽略了書中一個重要事況：《水滸傳》并沒有描述百姓的生存艱難，古人所說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悲慘景象壓根未見，相反各處都是一派豐饒富足的圖畫。按小說家敘事意圖，造反的動因根本不在于民生疾苦，而是社會關系、人際關系的失衡失序，亦即所謂綱紀廢弛、禮義盡失，其實就是缺乏公平與正義。

壞人作惡無以治罪，好人犯事必被懲處，這是小說敘述的一個重要特點。如宋江殺惜、武松殺嫂、雷橫打死白秀英，其中各有款曲，卻一概難逃法網。反之，牛二、西門慶那些人作惡，官府卻是管不了，只能讓楊志、武松們去解決。這與其認為是官府的選擇性執法，毋寧說是小說家用以陳述世道惡劣的敘事策略。

顯然，書里任何一宗案子都能找出好人壞人甚或第三者第四者的共謀關系。譬如，宋江之殺惜，不只是宋江的焦躁和孟浪，那婆惜的貪婪和無賴，以及她與張三的私情，還有招文袋里晁蓋信件提供的口實，所有這些轇轕不清的交互關系，一并做成了紅粉殞命的慘案。在更為普遍的意義上，“賊人”作亂，“公人”作惡，亦相輔相成，有著扯不清因果關系。于是，以惡制惡堂而皇之地成了一種崇高的道義。在一個倫理盡失的社會里，自然是弱者的抗爭被賦予正義色彩，亦足以令人同情，所謂江湖道義本源于此。

劉唐來向晁蓋報告生辰綱的消息，振振有詞地說，“小弟想此一套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這是江湖上黑吃黑的道理。智劫生辰綱的事兒看著解氣，可用現在的話來說，正是“黑社會性質的有組織犯罪”。可是，如果沒有這些江湖上的不法之徒，那些體制內的不義之人豈不是更為無法無天，梁中書每年為蔡京祝壽送上十萬貫金珠寶貝的大手筆，豈不就成了京中官府大院里飯余茶后的美談？

黑吃黑的以惡制惡注射了正義的雞血，就像病毒似的遍地蔓延。金眼彪施恩倚靠其父的官方背景在快活林開設酒店

（按，《水滸傳》里的公務員亦有自家營生，病關索楊雄原是薊州政府里做押獄兼劊子手的，又在城里開了一家屠宰作坊，于是宰人兼宰牲）

，生意原本十分紅火，“每朝每日，都有閑錢”，這讓蔣門神看了十分眼紅，便仗著張團練的勢力奪了酒店。其時武松正在施老爹的安平寨里服刑，正好讓施恩找來給自己出氣。武松上演了一套醉打蔣門神的全武行，施恩完成了“義奪快活林”的復仇敘事。整一個黑社會的快意恩仇。

無序造成整個社會的黑社會化。權力和暴力各逞其能，交相輝映。毛太公的兩個兒子孔明孔亮，“因和本鄉一個財主爭競，把他一門良賤盡都殺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讀《水滸傳》，每遇這種越軌出格的事情，總讓人豪情沖動，殺戮與劫掠不經意間納入了“義”字當頭的話語體系。

該出手時就出手，實際上很難定義該不該的必須條件。所以，這種江湖上的程序正義往往遮蔽了實體正義的問題，乃至與扶危濟困相號召的江湖道義構成巨大的悖謬。宋江上山后杜絕了打家劫舍那種貿然出手的草寇作風，也算是“去邪歸正”的自我救贖。

四

老話說“逼上梁山”，其實未必都是被逼上來的。一百零八人上山的路線圖值得研究，除了那些沒有敘事意義的零星投靠者，大體可描述為四種類型：

一、個體冤案

（或犯事）

的事主，成了被追殺被迫害的對象，如林沖、魯智深、楊志、武松、柴進等人。這是真正被“逼上梁山”的一撥。按人頭算來這些人并不多，但多是重量級人物，或是在書中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當然也有解珍、解寶之類的小角色

（這哥倆居然混了個天罡之屬）

。像楊雄、石秀殺了人，還沒來得及被官府通緝就投了梁山，姑且也歸入此類。或許，宋江也該歸入這一撥。宋江因殺惜而被緝拿和刺配，不能跟林沖那些人相提并論，但最終也算是被逼無奈上山入伙。

二、存心與官府作對的團伙，主要是打劫生辰綱的晁蓋、吳用等人，他們構成了水泊梁山的早期班底

（先前王倫那幾位不成氣候）

。也許為了突出梁山泊這條主線，書中對分布各處的江湖社會著墨不多，但不時也有述及，如少華山、清風山、桃花山、二龍山、黃門山諸部，還有十字坡上賣人肉饅頭的張青、孫二娘夫婦。許多人并非因個人命運走投無路而造反作亂，劉唐和公孫勝找上晁蓋是來送“一套富貴”與他。同一個江湖，同一個夢想，大家都有一套論秤分金銀的發財之夢。晁蓋等人后來上山落草雖是為躲避官方緝捕，但他們的行為具有主動性，與林沖、楊志的英雄失路絕非同調。

三、被“賺”上梁山的主兒，如朱仝、徐寧、盧俊義等人，這幾個被“賺”的故事都相當精彩。還有玉臂匠金大堅、圣手書生蕭讓、神醫安道全也是這樣弄上山的。拿下祝家莊后，宋江讓人假扮官員傳喚李應，又暗中取來家眷，便將他與杜興賺上山來。活生生斷了人家后路，實為“逼良為寇”，或許算是另一路“逼上梁山”。這是梁山招募人才的一種特殊方式。

四、被梁山俘獲或招降的官軍將領，如秦明、黃信、李云、呼延灼、關勝、索超、宣贊、郝思文、韓滔、彭玘、單廷珪、魏定國、凌振、董平、張清、龔旺、丁得孫等。加上林沖、魯智深、楊志、武松、花榮、朱仝、雷橫、徐寧、孫立、孫新那些人，梁山一百零八人中官軍舊將差不多占到四分之一。這大批官軍將領相繼反水，意味著梁山泊的道義勝利。

以上四種類型中，被動入伙的是絕大多數。有趣的是，主動者原本逐財而嘯聚山林，被動者則是見義而投身水泊。從黑社會的山林草寇，到雄踞一方且以“替天行道”為號召的武裝集團，江湖道義終而由私誼變為公義。梁山泊在與官府和朝廷的不時周旋中，實現了自身的改造和提升。

五

過去有一種權威意見認為，宋江改聚義廳為忠義堂是“搞修正主義”，是“投降”。 在批評者看來，宋江將造反納入王權格局下的政治博弈，乃至為朝廷招安，不啻革命者自廢武功。可是，這跟小說的敘事旨意完全不是一回事。

聚義廳改名在宋江嘴里只是一言帶過

（第六十回）

，而李卓吾評容與堂百回本《水滸傳》指出，“改聚義廳為忠義堂，是梁山泊第一關節，不可草草看過。”由動賓結構的“聚義”變為“忠義”并列，且以“忠”字為先導，實際上納入了“政治正確”的大方向，是將重建國家倫理秩序的政治訴求引入草澤社會。從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梁山在做大做強的同時完成了自我升級，這一點確實“不可草草看過”。前邊第四十二回中，宋江回家取爹被官軍一路追殺，于還道村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書，水窮云起之際得神授法旨：“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以神道設教，從道義上賦予自己一種莊嚴使命

（同時將黑道漂白）

，此乃一大轉折。

其實，“替天行道”是一個共同綱領，在“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的平均主義目標之上，提出了輔國安民、去邪歸正的政治改革目標。缺了這個大目標，很難結成某種統一戰線，很難籠絡那些被動入伙

（被俘和被“賺”）

的好漢們。

值得注意的是，宋江夢遇的玄女娘娘是道家神祇，傳說中也算是“替天行道”的創始人。按，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龍魚河圖》曰：“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

（《五帝本紀》）

聯系到當日天子是有“道君皇帝”之稱的徽宗，這里似乎有意在思想情調上與朝廷保持一致。

梁山泊人物中儒道釋俱全，但是道家的地位絕對顯赫，吳用、戴宗都是道者一路，四把手公孫勝干脆是職業道人，其下還有朱武、樊瑞諸輩。小說第七十一回受石碣天書，在忠義堂上做醮，那是梁山泊最重要的典儀，做的就是道家的法事。《水滸傳》在檢討儒家倫理政治失敗的同時，對黃老之術、讖緯之學表現出濃厚興趣，無疑是一個可以深入研究的問題。

六

中國人歷來說“官官相護”，可是從《水滸傳》的情形看，官僚集團并沒有那種一損俱損的整體意識。官場本來就是殺戮之地，從林沖誤入白虎節堂那一刻起，命運就開啟了圈套中的格殺。楊志被高俅一腳踢出職場，花榮與劉知寨為宋江而兵戎相見，殷天錫仗勢侵占柴皇城的宅子……可見官場盡是互相傾軋。后來說到梁山泊招安，朝中明顯是兩派，蔡京、高俅一班人竭力阻撓，宿元景等人是促成派。殿前太尉陳宗善奉旨往梁山招安，蔡京派來一個張干辦，高俅派來一個李虞候，氣焰囂張地惹惱了梁山好漢，硬是把事情給攪了。

官場不諧是出問題的關鍵。《水滸傳》毫不涉筆民生問題，是有意撇開更廣泛的危機因素，將矛盾集中于制度與倫理問題。按書中描述的情形，官僚集團內部顯然缺乏起碼的凝聚力。像梁中書、蔡九、高廉這些有家族背景的地方大吏最敢胡作非為，搜刮生辰綱之類的橫征暴斂，沒有弄出民怨沸騰的局面，卻使官僚集團利益分配格局明顯失衡，屢屢造成情勢失控的突發性事件。《水滸傳》歷來被稱作“官逼民反”，這種看法實為大謬。其實書中更多的情形是“官逼官反”，是上層官僚逼得下層官僚走投無路，是文官逼得武官鋌而走險。

趙宋王朝一向是重文抑武，多以文臣制軍，而《水滸傳》卻分明表現出崇武貶文的敘事意圖，無疑是對那套文官制度所代表的政治倫理的批判。舉凡朝中的蔡京、童貫、高俅，地方上的梁中書、蔡九之儔，乃至清風寨的劉知寨、東平府的程太守，文官一個個都是壞蛋。國家就壞在這班人手里。文官里邊，大概只有鄆城知縣時文彬一人還算為官清正，相反那些武將世家、軍班行伍多是忠良之輩，如林沖、楊志、花榮、武松、關勝、呼延灼……等等，武將多竟身懷冤屈，終不改報國之心。所以，梁啟超認為《水滸傳》大有“鼓吹武德，提振俠風”之義

（見《小說叢話》）

。

七

《水滸傳》與其說是謳歌農民起義，莫如說是表現一種想象中的地主階級的“光榮革命”，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是別人，正是莊院主人及其依附者，而書中那些大大小小的莊院多為江湖勢力的“金主”與“樁腳”。

當體制內的官僚們都成了國家的蠹蟲，體制外的鄉紳們便是社會中堅。

梁山泊先后做一把手的晁蓋、宋江都有自家的莊院。諸多好漢中，柴進、史進、穆弘、穆春、孔明、孔亮、李應等人，都曾利用自家的莊院周濟天下豪杰或掩護山寨行動。莊院與山寨，并無邁不過去的溝塹，像史進還在莊里時就跟少華山上的強人稱兄道弟，打得一片火熱。而柴進的莊院干脆廣納天下豪客，更像是江湖社會的秘密聯絡站，跟各處山寨都有關系。

《水滸傳》中的莊院大多有自己的武裝，莊主本人也都有棍棒拳腳上的功夫，實際上莊院也跟山寨一樣形成了某種武裝割據。同時，莊院也是秘密活動的掩體，晁蓋策劃劫掠生辰綱正是有這份方便。不同的是莊院具有兼容黑白兩道的兩面性，表面上它不與官府對立，暗地里卻是通向江湖社會的中轉站。小說描述的這種體制外的經濟－軍事實體不能說沒有真實依據，但其中明顯具有想象的成分，它在士紳階級主持的鄉村自治的基礎之上，極大地延伸了民間賢達的政治訴求。由于這種組織的反體制性，更由于它與黑道接軌的自由度，它很容易刺激人們的某種幻想。

從莊院到山寨，不僅逃避世間的苛政，亦可藉此打造某種烏托邦想象。其實，水滸的故事正是“禮失求諸野”的一個典型案例。在缺乏糾錯機制的儒家禮治學說中，王道復興的唯一機會就是向民間尋求變革動力，《水滸傳》正是演繹了這種古老的政治傳統。

當然，不是所有的莊院都是梁山革命的同道，像曹太公、毛太公那類莊院主人就是齷齪小人，而祝家莊和曾頭市更是梁山的對立面。祝家莊、曾頭市那樣的莊院有如軍事堡砦，兵馬齊備，糧草自足，儼然國中之國。

八

三打祝家莊，兩攻曾頭市，可謂書中的重頭戲。不過，看上去這兩次征戰多少有些師出無名。打祝家莊起于時遷偷了祝家店的一只雞，打曾頭市是因為對方搶了段景住盜取的一匹馬。時、段二人偷雞失馬尚在上山落草之前，他們還不算是梁山泊的人，礙不著山寨的面子，犯得著如此大動干戈？

打祝家莊是宋江的主意，他對晁蓋說，“若打得此莊，倒有三五年糧食。”一語道破天機，原來是要解決山寨給養。曾頭市同樣油水不少，后來破寨之日，“抄擄到金銀財寶，米麥糧食，盡行裝載上車，回到梁山泊給散各都頭領，犒賞三軍。”像攻打高唐州、大名府等處，除解救柴進、盧俊義，亦是錢糧之計。

不過，小說家未必有心矚意山寨錢糧細事。打祝家莊，是宋江上山后第一次大規模軍事行動，書中這樣安排自有讓宋江建功立業的考慮。拔了祝家莊、曾頭市這兩個釘子，亦藉以鋪述梁山泊發展壯大的光輝歷程。因為有招安的戰略目標，梁山泊希冀獲得與朝廷對話的地位，必須做大做強。宋江作為梁山二把手，先后指揮了一系列戰事：三打祝家莊，破高唐州解救柴進，擊敗呼延灼和青州官軍，攻陷華州救出史進魯智深，芒碭山收服樊瑞一伙。如果說早先宋江以“仗義疏財”獲得江湖上的美譽，現在這實實在在的戰功更是讓弟兄們信服。

之后就是曾頭市了，這回是晁蓋執意而往，再讓宋江獨占風光，老大的面子上就不好看了。結果，初打曾頭市，晁蓋率眾親征，竟將自己這條命搭了進去。其實，礙不著誰的面子，小說家的意圖很明顯，梁山泊的故事到此須作出“換帥”安排。那晁天王說到底只是草莽英雄，缺乏胸襟與涵容，凡事都是江湖上的手段，終究不堪大用。

《水滸傳》的后半截是按照宋江的招安思路推進，晁蓋若是不出局也只是一個擺設，這時候要讓有政治頭腦的宋江坐頭把交椅才行。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明刊袁無涯本插圖

九

潯陽樓題反詩是宋江少有的失態。那首《西江月》竟道“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如此直白的表露，顯得有些大傻，或是老酒喝多了。他在粉壁上寫下的一詞一詩，都有“他年若得”或“他時若遂”的字樣，以示困厄中不失大志向大抱負。“血染潯陽江口”的預言很快就應驗了，宋江也許預感一場大風暴將至，他的人生不會就此劃上句號。至于詩中“敢笑黃巢不丈夫”一句，實際上是別有心曲。黃文炳的解讀是，“這廝無禮，他卻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當然，這是存心找茬。宋江“敢笑黃巢”并非取笑黃巢作亂不夠，恰恰是不認同那種玉石俱焚的造反目標。其謂“不丈夫”，是說黃巢沒有扶危濟困的責任感。

自幼攻讀經史的宋江相信秩序與規范，他對王權的合法性并無異議，故忍辱負重之際，面對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混亂局面，仍是心懷整頓乾坤的大使命，后來上山落草自是命運機緣的安排。他一再聲稱“權居水泊，專等招安”，不能僅視為對朝廷表白忠誠，更重要一點在于：他不能將山寨作為他和弟兄們的最終歸宿，且并不打算改朝換代自己做皇帝

（李逵倒是屢屢叫嚷殺去東京，讓宋大哥做皇帝）

，既是“替天行道”，梁山泊的江湖道義正可作為“去邪歸正”、改造體制的倫理精神。

《水滸傳》的“造反－招安”的敘事模式帶有某種救贖之義，是水滸故事流傳中出現的頗有想象力的政治解決方案。當然，以文學想象擘劃這類軍國大事，并不具有實際的可操作性，故而這在書里書外都是一個頗具爭議的話題。這里暫不討論此中的是非曲折，但收斂反抗鋒芒不能不讓人想到某種策略性思路。招安的設計很可能具有雙重敘事策略——除了安排故事走向，演繹梁山人物之命運，似乎亦有規避官方文字檢查的考慮。

作為一部在民間流傳甚廣的大書，《水滸傳》如果只是煽動鬧事和講述反政府故事，顯然很犯忌。施耐庵們不想落個利用小說反朝廷的罪名，大抵也會想到自我設限的辦法，故而藉招安拉開一連串“糾偏”的行動序列。梁山泊皈依朝廷以后的主題變調一眼就能看出，后邊的“征四寇”全是攘外安內的關目

（征遼和平田虎、王慶三部分，應非原本所有，鄭振鐸認為是閩中坊賈所添加，但如今可與全書視為一個整體加以討論）

，那些倉促、混亂的敘事明顯是在找平衡，似有浪子回頭、戴罪立功的意思。按魯迅的說法便是：“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

（《三閑集·流氓的變遷》）

不過，招安并非迫于“大軍一到”的軍事圍剿，這一點魯迅說的不對，其時梁山泊反倒是兩贏童貫、三敗高俅，軍事上占有很大優勢，朝廷根本無奈其何。很明顯，招安是被招安者的主動行為，如果說“終于是奴才”，亦須從這個角度去詮解。

武松血濺鴛鴦樓，明刊袁無涯本

十

“奴才”這說法未免太損，抑或可以說是一種犬儒主義。在嚴苛的專制統治下，反抗敘事難免會采用一種扭曲的形式，屈就也許是為了伸張，茍且之中掩蔽著顛覆性話語。

然而，統治者并非不能勘破這遮遮掩掩的把戲，文網密布之日自有大批鷹犬，像黃文炳那樣的“誤讀”倒也未嘗不是正解。雖說坊間《水滸傳》刊本多標以“忠義”名目，可是崇禎末年終遭官方查禁，入清以后始終在禁毀書目之中。按，同治八年，江蘇巡撫丁日昌發布禁書《省例》，譴責《水滸傳》等書，有謂：“鄉曲武豪，放縱為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方以為盜案奸情紛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然未見為功；奸盜詐偽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禍。”

官方不能讓“奴才”逞意于文學想象，尤其不能讓他們沉浸在血色夢幻之中。英國人柏克在觀察法國大革命那場風暴時，留下一句名言：“罪惡的手段一旦得到寬容，很快就為人們樂于采用。”

（《法國革命論》）

明清兩朝對《水滸傳》的禁毀同樣表現為這種擔憂：崇尚反抗與殺戮的文學一旦得到欣賞，很快就會變為現實。

文學絕不等于現實，但文學的豪情快意等于給了世人一個說法，在秩序不能約束強勢階層的時候，反抗與殺戮即成了自我救贖。譬如，讀到血濺鴛鴦樓一節，確實讓人十分痛快。武松一連殺了蔣門神、張都監和張團練，蘸著血在粉壁上寫下“殺人者打虎武松也”八個大字，真是凜然一股英雄之氣。至于他手刃張都監妻妾丫鬟傭仆八九口人，你都不覺得是在濫殺無辜。

但是，反抗與殺戮終究只是手段，反抗與殺戮不能替代公平與正義。《水滸傳》的救贖之義在于確立道義的價值，而且包括重建倫理秩序的構想。招安的政治設計或可視作與虎謀皮，小說以悲劇收場亦足以表明此路不通。然而，如何讓反抗者回歸社會，實現人的體面與尊嚴，這是一個永久的問題。

二○○八年七月至九月漫記

校對｜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