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八字箴言開辟疆土

滿正人

筆者去年在探訪甘肅成縣二郎鄉安子村虎頭山，龍床溝古堡、古洞時意外發現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題刻和佛教波斯教混合咒語題刻及石雕坐佛等遺跡。通過近一年時間的考證和拓展走訪，又在其境內及相鄰區域發現古道、古關隘等遺跡。這些遺跡涉及魏晉南北朝時期仇池國氐楊經營下辨、據險泥功山自保和唐代成州治泥功山及南宋抗金設防等歷史。遺跡與有關文獻記載基本吻合，是研究仇池國和唐宋時期成州歷史的重要實物證據。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九載：（成）“州接壤羌、戎，通道隴、蜀，山川險阻，自古為用武之地。后漢虞詡為武都太守，占相地勢，筑營壘百八十所，以制羌裔。諸葛武侯圖兼關、隴，先取武都，為北伐之道。晉之衰也，仇池氐楊氏竊據武都，北侵隴西、天水，南擾漢中，縱橫且百余年。蓋雖僻在西陲，而控扼噤要，用之得其道，未始不可以有用也……。” 清吳鵬翱《武州備志·山水》曰：（泥功山）“高出群峰，唐宋以來為天水仇池孔道，元明兵燹后居民漸稀，為虎豹藪，此道遂塞，今僅通樵徑而已。”甘肅成縣境內古跡繁多，廢棄的古邑址、古道、驛站、古戍壘多處蕭條榛莽之境，早已無人問津，就有關歷史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慶幸成縣二郎鄉泥功山腳下的安子崖壁間的古堡、古洞所留遺跡，從時間、空間、族屬關系和文化特征來看，涉及諸多早期歷史，正好能揭示和彌補某些歷史缺憾。今筆者將相關遺跡和文獻記載作以簡單對接，又不揣鄙陋附以己見，欲拋磚引玉，期待方家鴻儒關注指導。

泥功山（二郎山、尼姑山）

《仇池國志》載：“氐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依此可知，前仇池國的政治中心從第二代氐王楊難敵時已移至下辨。其后的“仇池”已經是個泛化名稱，而非僅指仇池山。在諸多文獻記載中，如前趙劉曜于東晉太興三年（320年）和東晉永昌元年（322年）兩次攻打“仇池楊氐”，仇池楊氐“據險自保”。再如東晉太寧元年（公元323年），楊難敵畏懼前趙，與弟堅頭南奔漢中，送任（人質）降于成漢。劉曜以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同年，趙兵退。楊難敵因行賄成漢安北將軍李稚，未被送往成都，而是遣歸武都。楊難敵從漢中返回故地，遂“據險不服”，“多有不法”，稚自悔失計，故向李雄請戰，下辨之戰開始。雄遣李稚、李琀出白水，李壽、李玝出陰平。難敵遣兵拒之，壽、玝不得進。而李稚、李琀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稚、琀深入無援，皆為難敵所殺。“據險自保”之地，顯然是下辨境內峽谷縱橫，峭壁對峙的下辨水峽谷、沮道峽谷和堡壘嚴森、易守難攻的軍事要砦“泥功山”。時至后仇池楊定治上祿，這時的泥功山戰略位置更加凸顯，至后仇池末代氐王楊難當被氐人奉為民族尊神，并演化為“二郎神”，泥功山隨之稱謂“二郎山”，今成縣二郎鄉之名緣由是也。南遷的武都國、武興國、陰平國，多有復歸仇池地望仇池山、泥功山之愿。“齊永明中（488年），魏氐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占據泥功山歸款，齊世以楊靈珍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此時的楊靈珍既是占據泥功山，齊朝廷依然以“仇池”冠名。大統四年（538年），被罷黜為尼的西魏文帝乙弗氏皇后隨其子武都王元戊至泥功山大興佛事，又被稱謂“尼姑山”。《新唐書·地理志·四》云：“泥功山，成州同谷郡，本漢陽郡，治上祿。天寶元年（742年）更名，寶應元年（762年）沒于吐蕃。貞元五年（789），于同谷之西境泥功山權置行成州。” 又據《新唐書·穆宗紀》 ：唐穆宗長慶三年（823）下五月，移成州于寶井堡。可見同谷郡治泥功山和權置行成州，長達50多年。

泥功山的險絕和軍事戰略位置之重要，隴上無偶，然而其高、其險、其絕也使古往今來者難臨其境，（見圖1）當年遠涉至此的杜甫也因其趾溝之泥苦不堪言，只留下“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寄語北來人，后來莫匆匆。”的凄苦詩句而離去。但它在仇池國的歷史中，卻是得天獨厚的絕佳之境。它位于西秦群峰橫列的南部邊沿和徽成盆地西北部的廣川溪水之首，一峰兩翼，北翼接西秦嶺最高峰海酒山（薤韭山），左右列六巷戍、威武戍、黑谷戍、黃渚關等要隘，據此既可窺西陲全境，又可阻西域群敵。南翼直伸成州腹地，端置龍門戍（今成縣陳院龍門山村）既可俯覽成州全境，又可監視東西兩側幾十里峽谷。東側凌空低下，二郎、王磨、黃渚盡收眼底。西可與安子古峁放聲對語，也可與六巷杜臺招手傳信。（見圖2）“秦隴鎖鑰，巴蜀咽喉”蓋屬于此。

圖1 泥功山要砦

圖2 泥功山西側曹山

海拔2000余米的泥功山，頂部為南北高翹東西凹平的馬鞍型峰嶺。據清光緒八年（1882年）趙曾寅撰寫的《重修泥功山云梯巖全寺全觀略序》載：“上有古剎代遠湮考，諸破碑廢鐘及古跡之器物見其，漢代修觀，唐代建寺，宋修菴院，五代廢，元各有創造……崔嵬卓立之勢誠有奇而無偶，周圍數百里之遙神應故妙，鞏、秦、階、西、禮之屬，人皆欽仰。”現今，山頂中部有一處東西長約150米，南北寬60米的凹型坡地，殘存大型建筑開挖夯筑臺基。整個山砦山門置西，僧舍置東北，佛龕、道觀、佛殿置南北山頭和西側崖壁間，木塔建于北峰巨大怪石之上。東北山麓為久負盛名的云梯巖寺。

二郎安子（楊家崖 家計寨）

在泥功山西麓，有一處山環水繞、崖壁對峙，峽谷幽深的山臺窩地，這里就是成縣二郎鄉安子村。其東側的曹山，如斗倒置，上有平行地近百畝，下隱洞穴、古堡、村落于其側。西側的青林山與西和六巷鄉杜臺村石家山青明溝山水相連。南側是數里峽谷古有飛龍寺，亦稱飛龍峽。北為淺山緩坡臺地，其間可耕、可牧、可獵、可屯。橫穿其境的古徑與六巷、泥功山相接。立于其間如臨城堡，飛賊難入，勁敵難攻，尤其是矗立于峽口兩側的虎頭山、龍床溝崖壁似將如神，忠實地護佑著這一方水土，難怪謂之“安子”。

據《階州直隸州續志》記載：在武都城東南七十里處，有個名曰楊家崖又名家計寨的險要地方，“乃（仇池）楊氐苗裔，保聚為寨……宋建炎、紹興間（1127—1163）吳玠兄弟圖保蜀口時……命各州皆擇地為寨，而家計寨最扼險要，又素有積粟豐于水泉，寇至常不能破。”張維《仇池國志》：“為明確各個時期的仇池國疆域，以晉書所載的州郡為綱，以縣為目，縣下分列搜求各史書中的山川地名九十余個，……武都縣下列有……泥功山、楊家崖、柏樹、鎮蕃墩等十二處，……”依此可知“楊家崖”就在泥功山周邊范圍，當時的武都城應在古上祿（今西和六巷），泥功山、楊家崖（今二郎安子村）就位于東南幾十里處，并有虎頭山，龍床溝古堡可證。

龍床溝虎頭山古堡

龍床溝古堡位于安子村東南曹山西側的崖壁中部。堡穴為崖壁坍塌空區，洞口東西橫列，東高西低，中寬邊窄，西與山澗溪水相接，東連崖邊陡坡密林。穴堡扁口型，東西長76.2米，中部高4米，邊沿高1.5米，深8米。堡穴內殘留夯土墻體15圍，大小、深淺、高低不等，較大的設有主室、側室，客廳、庫房、土炕、灶臺等，較小的只有主室，火炕。房屋墻體與邊沿護墻（高60厘米，寬30厘米，長75米）之間留有寬1.7米，長75米的通道。多數墻體中摻雜著煙熏火燎過土石塊，疑為兩次以上或多次建造。在堡穴中部設有客廳的室內崖壁石面上，留有“侯主”“飮”兩組三字火柴炭燼字跡，古隸體，（見圖3、圖4）字徑0.5厘米至0.4厘米不等。“侯主”二字從結體和用筆方法可知，體勢接近古隸，習慣取橫勢，喜用絞轉波帶筆法，特別是“主”字，上部一點，寫成長橫，并將上三橫與底部一橫有意拉開距離，“飮”的食字旁，近似甲骨文結體，用兩個三角形組成象形“酉”字，這種結體之法和用筆之法應為熟悉古文字筆法的早期人所書。在設有客廳并對外墻體用泥涂抹的平面上刻有兩組“格子形圖案”，象似房屋建造規劃圖，其上部用尖狀之物刻畫“雷£”（第二字模糊），高35厘米，寬20厘米，東漢末年下辨氐帥姓雷，有雷定、雷銅等，不知是否有關。在中部設有客廳的地面灰土中發現組合式銅質煙鍋頭、婦女用木質發笄和不同時代的陶、瓷碎片等，（見圖5、圖6）并在墻體孔洞中發現用玉米葉捆扎的刷鍋刷。從古堡的所處位置和這些遺跡的質地、形狀、用途分析，該堡為部落或某組織的聚集場所，有多次和較長的時間使用的痕跡。

圖3 龍床溝古堡字跡“侯主”

圖4 龍床溝古堡字跡“雷£”

虎頭山古堡位于青林山東側崖壁，與龍床溝古堡對峙，穴堡建于高約300米的崖壁中部，有一條手腳并用的小逕相通，穴堡同樣為崖壁坍塌空區，扁口型，堡口向東，南北橫列，堡口長30米，中部高約5米，邊沿高1.2米，深4米。堡口邊沿殘留長30米，高70公分，寬30公分的土墻一堵，無生活設施，也未發現其他遺跡，應為單一的防御設施。

圖5 龍床溝古堡殘存陶片

圖6 龍床溝古堡殘存發笄

據當地老人講，二堡存時已久，能說清的是，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陜甘回民反清斗爭波及西北，各縣衙令各地筑堡寨，置器抽丁，組建民團，以防不測。民國元年4月，河南寶豐人白朗，原第六鎮統制、革命黨吳祿貞的參謀，吳祿貞遇刺后便憤然落草為寇，后來竟然聲勢日盛，白郎被誤呼為“白狼”引八千多青壯年起義軍，以“打富濟貧”、“逐走袁世凱”、“設立完美之政府”等口號。民國3年5月，白朗軍進入甘肅，先后占秦安、甘谷等縣城，后取道徽成縣南下時，遭到川軍的堵截，要折頭西向占岷州，破洮州，后被馬家軍殺敗。

白馬洞

《詩經· 四牡》篇《毛傳》: 白馬黑鬣曰駱。許慎《說文解字》 :“ 駱 ,馬白色黑鬣尾也。”《山海經·海內經》曰：“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鯀，即禹帝之父，氐人視鯀禹為始祖。另據《風俗通義校注》之軼文 ：氐言抵冒貪饕，至死好利。樂在山溪，本西南夷，別種號曰白馬，孝武皇帝遣中郎將郭昌等引兵征之，降服，以為武都郡。郡治今西和駱峪。 由此可知，對“駱”地白馬崇拜和白馬始祖鯀禹祖先崇拜的古武都氐人號白馬。《秦公簋》“受天命鼏宅禹跡，十又二公，在帝之坯。”《西狹頌》“繼禹之跡，亦世賴福”及沿襲至今的白馬洞、白馬寺、白馬廟，皆為氐人原始習俗中的祭祖之地。

圖7 白馬洞

二郎安子白馬洞位于龍床溝古堡右上方約百余米處的v字形崖壁間，當地人稱“白馬洞”亦稱“白馬爺洞”。因通往此洞的路徑十分險絕，至者很少。洞壁為砂礫巖夾雜細沙巖疊壓壘置，因雨水沖刷，細沙層流失塌陷形成A字型溶洞。洞口面北，寬22米，高15米，深48米，深部寬3,5米，高2,6米，面積約1000平方米。洞中央有一尊石雕坐佛（見圖7）洞口橫列夯筑土墻一排，中部傾倒，廢棄木條門扇、門框（高2米，寬2.7米），散落在洞口東側地面。洞口東西兩側臺地上殘留土夯石砌的石板單人、雙人火炕3座，另有灶臺、石臺等。洞口有三株櫟木古樹，其中一株已枯死，殘樁底部周長5.6米，高殘3.5米，根莖新桿三株，高約30余米，直徑2米至1米不等。洞口右側崖壁處刻有咒語14字，另有嘉泰二年（1202年）題刻和鑿刻的石磨、石窩。

在洞中心人工堆積的平緩土丘上立石雕坐佛一尊。佛身底座長70厘米，寬25厘米，縱高90厘米，肩寬40厘米，頭高30厘米、頭側寬20厘米、頭頂寬18厘米。佛身盤坐，右袒紋飾，雙臂下垂，手結禪定法印于臍下，交二足作結跏趺坐，體闊脊直，肩張頭正，面豐方圓，鼻直高挺，頭無發紋，表情溫和端莊。衣飾刻紋簡潔典雅，頸部、臉面殘留粘合物，表情略顯模糊。（見圖8）

圖8 白馬洞石佛

除石磨石窩有明確的鑿刻時間，石佛和咒語題刻無鑿刻時間。要判明這些遺跡的鑿刻年代，只能依據遺跡本身提供的信息和當時歷史環境來判斷。前面已提到泥功山、安子曾在后仇池楊定時期和唐玄宗天寶至唐德宗貞元時期最顯赫，這些遺跡與這個時段有一定的關聯。

依唐道世《法苑珠林》云：右袒式和通肩式兩種式樣傳入中土后為漢地最早的佛像衣著基本樣式。“十六國、南北朝時期產生的諸多民族化佛衣樣式，此間大多成為佛教造像的主要表現形式，中國佛教藝術鼎盛時期所呈現的包容性，通過佛衣樣式的表現可見一斑。‘通肩式’和‘右袒式’也是這一時期重要的佛衣表現，其中‘右袒式’伴隨印度密教造像的傳入而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現”。“佛是戎神，所應兼奉”“也是氐人首領較早的佛教意識，前秦苻堅攻占襄陽求釋道安奉釋道安為政教合一領袖”遣呂光征西域求鳩摩羅什來中原傳經弘法，這既是民族感情的需要，也是漢化的使然和政治統治的需要。“前秦統一北方后，對于被征服的部落、政權上層采取優容的對策，仇池楊氏也在其中。早在前仇池滅國之前，既有在內亂中被殺的楊宋奴之子佛奴、佛狗逃亡至前秦，受到了苻堅的重用。佛奴為右將軍、佛狗為撫夷將軍，佛奴之子楊定甚至成為苻堅的女婿，此后后仇池的復興也即是由楊定開始。” 經歷重大挫折，從前秦駙馬和力挽狂瀾的大將軍敗歸故里，成為仇池小氐王的楊定，肯定對世事和人生感悟頗多，并將寡國和個人突變期望全部寄托在神靈的眷顧上。后仇池治上祿，因無險要屏障可依，據險泥功山和安子隱秘堡壘，鑿佛供奉，祈求平安。

高懸的洞窟只有就地取材，顆粒大、粘性差的砂礫巖鑿簡易器物就不易，造佛像甚難，但這位高手卻鑿出一尊具“三十二相”，備“八十種好”的神威寶相，這樣的造像絕非出自民間俗手。古人認為“百劫修相好，三祇修福慧”虔誠的宮廷造像師一定要讓佛像莊嚴、如法，呈現佛陀的品德和內涵，使人看到佛陀清凈莊嚴的外表，能引發眾生的皈投心和恭敬心。這尊具有莊嚴攝受力、安全感、圓滿相和神威佛像，估計是宮廷專業造像師所造，能成此功者只有后仇池氐王楊定。

在洞門右側距離地面1.2米的崖壁折角處，刻有“唵部臨\唵摩尼逹理吽□（㗶）吒\唵齒臨”14字，楷書，字徑0.3厘米，豎式三行，“唵部臨”、“唵齒臨”分置“唵摩尼逹理吽（㗶）吒”左右，低一字半，字跡面積高35厘米，寬21厘米，下部風化嚴重，觸及即可脫落。（見圖9）

圖9 白馬洞漢傳佛教和波斯教混合咒語

“唵部臨”八字箴言咒語題刻無時間和書丹者，與其左側的“嘉泰二年”題刻，粗看有些相近，但仔細對比會發現二題刻有諸多不同。“唵部臨”咒語題刻，字形靈巧勁鍵，舒展修長，少蠶頭燕尾，多唐法形質，貌似平靜，實則劍拔弩張，方勁中有清靈通秀之氣，有柳公之勁骨。

據《大方廣菩薩藏經中文殊師利根本一字陀羅尼經》曰：“唵”表示佛部心，代表法、報、化三身，也謂三金剛（身金剛、語金剛、意金剛），是所有諸佛菩薩的智慧身、語、意。唵也為白色，象征本尊之智慧，屬于禪定波羅蜜多，能除傲慢心。“唵齒臨”即一字大輪咒 。大輪一字咒，即為部林。

唵部臨和唵齒臨為漢傳佛教文殊菩薩護身咒語，即《文殊八字咒》： 唵 阿 尾 啰 吽 佉 左 洛 ，《文殊八字真言》：唵 阿 味 羅 吽 卡 佳 拉。而此處咒語題刻，首部相同，箴言卻是“唵 摩 尼 逹 理 吽 □（㗶） 吒”。“摩尼”指摩尼教。即波斯人摩尼所創立的宗教。其教宣揚光明與黑暗對立，為善惡本原。摩尼為明的代表，故摩尼教又稱明教、明尊教。是一個源自古代波斯祆教，為公元3世紀中葉波斯人摩尼所創立，在巴比倫興起的世界性宗教。摩尼教主要吸收猶太教－基督教等教義而形成自己的信仰，同時也采納了不少瑣羅亞斯德教的成分，大約在公元六至七世紀進入東亞，傳播至東方又吸收一些佛教色彩。它的主要教義是二宗三際論。唐武后延載元年（694年）正式傳入中國。隨著宗教文化的傳入，波斯商品、物種和商業觀念、文化意識廣泛融合。回鶻汗國助唐平定安史之亂，和唐王朝保持著較為緊密的往來。“武后延載元年，波斯人拂多誕持《二宗經》來朝，唐代宗大歷三年（768年）在長安建摩尼寺，賜額大云光明寺。該教多在長安、洛陽及西域商人中流行。唐人亦稱其教徒為摩尼”。《舊唐書·回紇傳》：“五月，迴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於鴻臚寺安置。”

通過以上文獻記載的時間和安子所處的地理位置分析，當時同谷郡治地就在泥功山。安子白馬洞作為當地較早的宗教場所，往來與西域和長安的波斯商人途徑于此，以最中和的方式，冠漢傳佛教唵部臨和唵齒臨為首，以明教“唵 摩 尼 逹 理 吽 □（㗶） 吒”為身，在白馬人和古仇池國宗教場所，留下了這一歷史印記。

在洞門右側崖壁底部，鑿制一磨一窩。小磨僅留底托，直徑24厘米，厚10厘米。石窩直徑12厘米，深12厘米。在中間約10公分的弧形平面處，刻有“嘉泰二年六月初一日\石匠茍智開施”，豎式，從左至右為句，楷書，字徑0.2厘米，字口較淺。（見圖10）

圖10嘉泰二年（1202年）題刻

“嘉泰二年”題刻，字跡肉豐骨勁，跌宕自然，汪洋浩蕩，古槎怪石，有東坡居士之意趣。題刻的動意，選址、字形等，有受“唵部臨”咒語題刻影響之嫌，故使二者字形意趣有些相似。但是，從時代風尚分析，南宋崇尚道教，成州境內多道教碑刻，如成縣五仙洞就有南宋開禧元年 (公元1205年)，宣教郎通判成州軍州事趙希淵撰書的《五仙洞碑記》和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參政鄭昭先，右丞相史彌遠奉敕《浮澤廟牒額碑》，內容皆為道家仙語，如“五仙山龍洞，靈光瑞露，示現非常，實列仙之居，神仙之宅也。”等，而很少發現漢傳佛教和波斯教混合類題刻。嘉泰二年題刻可能是南宋吳曦設防金兵或為當地大戶人家茍智開躲避戰亂時鑿刻。

以白馬命名的山洞、廟宇、寺院多集中于西漢水和下辨水流域，唯安子白馬洞卻將歷史定格在了漢末魏晉時期佛教傳入中土和唐末波斯教進入中原及南宋抗金防守的歷史片段中，而二郎崖背的白馬廟護法神壁畫，卻沿襲古氐人的神采風貌，衽衣高冠，長褐寬袖，豪豬皮靴等裝飾，具有鮮明的氐羌民族特色。與天水麥積山78窟供養人所著服飾較為相近。（見圖11）

圖11 二郎崖背白馬廟壁畫

古徑

近些年來，圍繞杜甫在隴右行紀詩中的具體路線和場景地，已故當代杜甫研究專家蕭滌非教授率領的山東大學《杜甫全集》課題組，蘭州大學教授林家英率領的蘭大考察團和天水師范學院教授聶大受率領的“天水杜甫研究會”等先后對杜甫隴右行跡特別是西和成縣交界地帶進行了全方位考察。蘭州市委黨校張希仁先生從2008年至2013年，多次對西和六巷和成縣二郎鄉之間的相關地段進行了實地考察，并撰有《杜甫隴右詩<積草嶺>今地考》一文，張先生認為，當年屬于同谷郡，現屬西和下六巷的焦山梁為杜甫詩中的“積草嶺”，杜甫從“石峽，經焦山梁、下巷、二埡子、曹陰、譚河、張家場、泥功山埡豁、荒草溝、店子村、陳院、到同谷，是最合理的線路，杜甫走此路的可能性很大” 對于張希仁先生認定的這段路線中的下巷、二埡子、曹陰、譚河、張家場、泥功山路徑，筆者從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先后十余次實地踏勘和走訪，并將范圍拓展至成縣拋沙、沙壩、陳院、王磨、二郎、西和六巷、盧河歇臺、草關等地走訪后發現，從西和六巷至二郎安子、嚴河、泥功山（或經大爛泥溝）、武壩、店子村的道路是條古徑，路段處于淺山緩坡地帶，無高山峽谷、懸崖峭壁、路基寬大，徑直便捷，牛車馬匹通行無礙，途中多村落借給方便，路程約15千米，輕裝用時約五小時。（見圖12）這條路徑既是連接六巷戍、威武徑、黑谷徑和黃渚關的軍事傳芻之道，又是自古以來的商旅通道。杜甫當年拖家帶口肯定乘車騎馬，沿古道捷徑而行符合常規。另據《方輿勝覽·卷七十·同慶府》：“飛龍峽，在仇池山下。氐楊者飛龍據仇池，因得名。其東乃杜甫天寶避難居此。有龍灣、虎穴。”這里的“仇池”依然是泛化之名，實為泥功山下的安子（楊家崖），飛龍寺、飛龍峽，龍床溝、虎頭堡等地名與上述記載完全相符。

圖12 二郎武壩大爛泥溝古逕

除了這條東西向傳芻之道外，沿“下辨水”形成的“下辨道”，早已是南北之要道。《南齊書·卷五十九·陜西八》載：（成縣）“……南河，一名下辨水，出縣西南（北）青渠堡，會東河入于龍峽。”這里的“出縣西南”肯定有誤，成縣南河出具“西北”亙古未變。沿下辨水形成的“下辨道”既是政區名也是道路名。下辨水出縣西南（北）青渠堡，是指以流經長、水量大的西和六巷杜臺村青明溝和安子古堡為水源之名。

從東漢建寧四年（171年）《西狹頌》和建寧五年（172）《郙閣頌》二碑可知，隴蜀古道的“沮道”（今成縣飛龍峽至陜西略陽的青泥河谷）是當時官方修建的通蜀要津。其上游的下辨水河谷是西和至成縣的一條便捷古道。“下辨道”作為道路名史無明確記載，但它是祁山道連接沮道的便捷古道。從今西和盧河鎮草關、曬經、六巷三逕經泥功山至下辨縣（今成縣拋沙）約40千米。

“雍際春先生對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的戰國時期木板地圖研究后發現，在秦漢時期存在著一條經由天水南下順西漢水而至武都的軍事交通路線并且應用的事實……”南北朝分割時期，因對立的政治、軍事形勢，使溝通南北的主要交通要道往往中斷或被阻塞，仇池楊氐政權以靈活的外交政策和獨占這些隴蜀要道為優勢與南北各割據政權縱橫捭闔數百年。

敦煌文獻p.3718《張清通寫真贊并序》記載，敦煌歸義軍在唐末黃巢農民起義后，為保持與行在蜀都的唐僖宗聯系，歷盡千險從河西走廊經隴蜀古道到達蜀都的歷史記載和《新唐書·黃巢傳》載，唐僖宗行在朝廷為防止占據關中的黃巢軍攻占隴蜀，任命宰相王鐸為都統，領各路藩鎮和中央禁軍，抵抗黃巢軍，“（設）置關（戍）于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

筆者在尋找這段古道遺跡時，巧遇成縣拋沙鎮磨壩峽村82歲張映老先生，他講：南河早稱“天河”，北分三涇通西和六巷、草關、曬經，因路捷道直前人多走此道。1972年開通成西公路后，此道荒廢。具體路線是從峽口至龍門山下的郭河口分西北、東北二徑。西北逕經三叉河、沿河、七盤河、下河、曹河（此處又分東北道經譚河、嚴河、大河、崖背、嚴家河、西和歇臺、草關）小河（安子飛龍峽）至西和六巷。東北逕經武家河、香水洞、黃河、張河壩、店子村、二郎、爛泥溝門、趙壩、鞍山至西和曬經，在郭河和七盤河有棧道遺跡。

圖13 成縣陳院七盤河橋閣棧道遺跡

按照張映老先生所說路徑，筆者在七盤河河谷東西兩岸寬闊處發現多處石砌路基，高約80厘米，寬約3米。并在兩岸狹窄地段找到棧道遺跡兩處，疑似橋閣基石的方棧孔6處，邊長30厘米，深22厘米，圓孔大小4個，直徑20至16厘米不等，深15至22厘米之間，間隔約3米。疑似棧道遺跡八處，均為圓形棧孔，口徑27.5厘米，深7厘米的棧孔6個，口徑7厘米，深6厘米的棧孔2個。（見圖13）在二郎崖背村二梁子發現古人鑿掘的古道臺階，寬20厘米，長45厘米，（見圖14）在羅家溝發現無法識讀的古碑一通（另文記述）和古堡遺跡等。北行至西和六巷郭壩村人頭山、杜臺清明溝地段，此段地勢開闊，山嶺平緩，（見圖15）。至盧河歇臺，該村潮水寺有碑刻三通，一通嚴重殘損無字可讀。《重建潮水寺碑記》載：“據清光緒五年（1875年）立《重修潮水寺碑誌》載曰：潮水寺者，始建于宋，廟居峽口，名曰木竹寺，遷居歇臺始于明。清雍正記曰谷有寺，嘉慶年間縣令張公名秩，因潮水被命名潮水寺……”另有半截殘碑高45厘米，寬60厘米，凡16行，120字，字徑3厘米，楷書。（見圖16）可識字句為：“碑誌/至武蜀者沓來誠邑/衝山崩移勢換形既有/民意欲修補奈數載欠收/肅華洋賑災會會長陳賀義/處道路易崎嶇為周行即沿/躬矣況/死生愷惻為懐所周者皆係/均屬要道公民等感激功德/古是為敘/齊氏田居義撰文並書丹/席義武生叚續珎£/陳見明安朝奇/劉文炳周彥鐡筆陳永明/周玉隱陳守貞/貦節後三日。”

圖14 成縣二郎崖背二梁子古徑

圖15 西和六巷郭壩人頭山古逕

圖16 西和歇臺民國時賑修甘陜公路殘碑

從“至武蜀者沓來”之句可知，這里是通往武都和蜀地的古道。碑中相關人員信息史無記載，但“華洋賑災會”有短史記載。黃家楊撰寫的《華洋義賑會：一個不該被遺忘的慈善組織》載：“該組織是民國時期，眾多民間慈善社團中， 救災成效最大、救災經驗最成熟，對后世最具借鑒意義的慈善組織。1906成立到1935年，華洋義賑救災總會的下屬會員，有十余個之多，包括山東、河南、湖北、陜西、江西、四川、貴州、云南、甘肅。……1928年西北旱災，華洋義賑會采用以工代賑的方式，在關中修筑了包括西蘭公路（溝通陜西、甘肅兩省省會）在內的多條公路。原來自西安至蘭州，交通十分不便，單程需18天，公路建成后，只需要3天。”從這方殘碑和相關記載可知，至民國時此道依然為川陜之要津。

結束語

甘肅成縣二郎境內新發現遺跡，通過文獻與遺跡兩相佐證可知，泥功山、安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仇池古國控扼的重要要砦，“下辨道”作為政區名又是道路名，是祁山道連接沮道的主要通道，唐代宗大歷年間波斯商人和唐肅宗乾元年間杜甫隴右行及唐末黃巢農民起義敦煌歸義軍往來蜀地均途經于此。

責任編輯：李梅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