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測八字軟硬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研究員、國內發展合作部主任

第一部分 編制“十四五”規劃：“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我傾向于從現象出發，尋找現象背后的一系列本質原因，這次我希望分析一下“中國崩潰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共經歷了五次“中國崩潰論”。

第一次“中國崩潰論”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

當時東歐巨變、蘇聯解體，再加上價格雙軌制、物價闖關等，讓全國各地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百姓不管有用沒用，反正見東西就搶購——食鹽、暖水壺、電風扇，等等。關于“中國即將崩潰”的言論甚囂其上。中國當時并未按照主流經濟學家所設計的“休克療法”進行改革，而是采取了漸進雙軌制改革，中國經濟改革向縱深發展，使經濟持續快速增長。

第二次“中國崩潰論”出現在1998年。

當時，東南亞出現金融危機，各國貨幣貶值、外資逃離、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社會經濟蕭條，打破了“東亞奇跡”。泰國、印尼和韓國是受那次金融風暴最嚴重的國家。而中國則出現了百年一遇的長江流域洪澇災害，國民經濟遭遇重創。

“中國崩潰論”再度興起，以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資本屯資聚集香港做空港幣。當時中國政府力挽狂瀾，對外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對內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從那時起，國企深度改制，國家動用千億外匯保衛了港幣……中國安然度過那次危機，“中國崩潰論”再次破滅。

第三次“中國崩潰論”出現在2001年前后。

當時正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際，少數國際主流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市場經濟體系尚未健全，大企業數量少、規模小，一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遭受國外資本和產業的侵襲，尤其是地產、金融、汽車、農業等行業將會受到重大的沖擊。可事實是，中國借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東風，把國際貿易做得風生水起，并成了世界工廠，經濟總量躍升為世界第二。

第四次“中國崩潰論”出現在2008年后。

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后，世界經濟遭受重創，西方發達國家至今未能恢復，而中國再次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優勢，通過加大基建、擴大投資的方式拉動經濟。中國經濟在國際上一枝獨秀！中國經濟不僅沒崩潰，反而在高鐵、橋梁、機場等基礎設施方面領先于世界，讓西方羨慕不已。

第五次“中國崩潰論”出現在2015年。

2015年，中國股市大跌，經濟增速放緩，固定資產投資額有所下滑，經濟似乎處在風雨飄搖中。中國政府當機立斷，隨即提出“三去一降一補”的應對政策，其效果逐步顯現。中國經濟并沒有崩潰，反而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中國崩潰論”再一次落空，中國經濟一枝獨秀。

一路走來中國經濟非但沒有出現所謂的崩潰，還持續快速健康增長，創造了中國經濟“增長奇跡”：1979—2019年，40年間中國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4%。

其中，1979—1993年，我國年均增長率達到9.7%。從1978—2018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60多倍。1979—2019年，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2.3%增加至16.3%。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1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工業國，2014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1978—2019年，中國有8億多人口擺脫貧困，過去40年來，全世界減少的貧困人口70%來自中國。

1978—2019年，中國的年均貿易增長速度為14.1%。2010年，中國的出口超過德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而且95%的出口產品為制造業產品，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2013年，中國的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貿易進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35%左右，在人口超過1億以上的大國中，中國現在是貿易占經濟GDP比重最高的國家。

中國還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出現經濟危機的新興經濟體。1994—2019年，即使在內有非典型肺炎疫情、汶川大地震等不利因素，外有東亞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等不良影響的情況下，我國仍維持高達9.9%的年均增長率。

中國1994-2019年GDP增速（資料圖/世界銀行）

事實上，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實現增長奇跡，是因為我們堅持立足發展階段和基本國情，科學制訂發展規劃。

在這里，我們以部分五年計劃（規劃）為例進行說明：

“五五”計劃（1976—1980年）提出以重工業促輕工業發展，同時，探索引進外資的政策措施和方法，決定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

“十一五”規劃（2006—2010年）提出加強基礎設施支撐作用，例如建設完成青藏鐵路、“五縱七橫國道”主干線等一批重大交通基礎設施；

“十二五”規劃（2011—2015年）提出提高科技創新能力，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級計算等戰略高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

“十三五”規劃（2016—2020年）提出，為實現制造強國戰略，未來五年中國將實施高端裝備創新發展工程，包括航空航天裝備等八大行業。隨著制造業轉型升級和國產化替代的推進，高端裝備國內外市場需求逐漸擴大。

“十四五”（2021—2025年）時期是我國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的關鍵時期，“十四五”規劃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也是進入新時代之后所編制的第一個五年規劃，為此，編制“十四五”規劃，對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意義重大。

唐代詩人王之渙曾言：“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在進入新時代背景下各地方政府要承接新使命、確立新定位、實現新發展、達成新突破，這就要求各地方政府必須以兼具高度與深度的思維編制“十四五”規劃，實現高層次謀劃、高起點開局、高質量發展。

第二部分 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探索

根據世界經濟歷史圖景可以將歷史劃分為兩個部分：工業革命之前和工業革命之后。18世紀以前西歐國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長率只有0.05%，人均收入需要1400年才能翻一番。18世紀至19世紀中葉，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長率提高到1%，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縮短到70年。19世紀中葉至今，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2%，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時間降至35年。

上述增長加速的現象是18世紀中葉開始的工業革命的結果。

在前現代社會（即工業革命發生之前的農業社會）的1000多年里，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強大的國家，直到工業革命前，中國仍雄踞世界經濟版圖。中國GDP在世界總GDP中所占的比重始終在26%以上，1600年為34.6%，這一占比在全球是最高的。雖然如此，中國始終未能擺脫“馬爾薩斯陷阱”。

“馬爾薩斯陷阱”是指傳統農業社會始終面臨一個困境：物質生活的貧乏和人類繁衍需求之間的矛盾，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料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被消滅掉，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中國古代以來多次發生農民起義，每次出現天災總有大量人被餓死，這就是“馬爾薩斯陷阱”導致的結果。英國通過推進工業與技術革命以及開展對外貿易，安全繞過了“馬爾薩斯陷阱”。

工業革命之后，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斷崖式下降。1840年爆發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導致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英鴉片戰爭本質是農業化和工業化之間的戰爭，戰爭的失敗使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探求富國強民之路。

第一代知識分子是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洋務派，他們認為別人的好在于別人的技術好。先是以“自強”學習西方發展軍事工業，再以“求富”學習西方發展民用工業，最終宣告失敗。

圖為江南制造局制造的火炮（資料圖）

第二代知識分子以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為代表，他們認為別人的好在于別人的體制和制度好，提倡社會制度變革和政治制度變革，發動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制，廢除科舉制度，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制國家，最終也是以失敗告終，軍閥混戰開始。

第三代知識分子是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先鋒，他們認為別人的好在于別人的文化好，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認為：“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不可調和遷就的……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國情的話來搗亂。”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也認為：“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肯認錯了，方肯死心塌地去學人家。”

第四代知識分子以毛澤東、瞿秋白、鄧中夏等為代表，從學習蘇聯攻打大城市或中心城市的列寧主義模式，到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成功，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革命道路。

第五代知識分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人，他們認為別人的好在于別人的先進產業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當時的國情是勞動力多、資本少，勞動力價格廉價，而資本價格較為昂貴，理應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但我們當時卻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

毛澤東同志曾說：“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采取積極的工業化的政策，即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其目的就是建立鞏固的國防、滿足人民需要和奠定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為此我國前四個五年計劃應運而生。

“一五”計劃（1953—1957年）提倡以重工業的基本建設作為制訂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點，集中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由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二五”計劃（1958—1962年）繼續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爭取全國在鋼鐵和其他若干重要產品的產量方面能夠接近美國；

“三五”計劃（1966—1970年）提出必須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

“四五”計劃（1971—1975年）確定的主要任務是狠抓戰備，集中力量建設“大三線”強大的戰略后方，改善布局；狠抓鋼鐵、軍工、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建設；大力發展新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初步建成我國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促進國民經濟新飛躍。

1840—1978年，經過前五代知識分子強國富民的探索，中國經濟發展已取得一系列的成就，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可以把分散在各個產業部門的剩余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來，投資到政府所要優先發展的項目中去。所以，像中國這樣落后的農業經濟體，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起完整的重工業體系，也可以試爆原子彈、發射人造衛星。但由于資源配置的效率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有限，傳統體制的表現較難讓人滿意，尤其是在與周邊國家和地區比較時，更是如此。

20世紀70年代末，當亞洲四小龍迅速騰飛，躋身發達經濟體行列時，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

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只有155美元。世界上最貧困的地方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當年其人均GDP的平均數是490美元，中國不足其1/3。1978年，中國有82%的人口生活在農村，有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生活費的國際貧困線以下。

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內向型的國家，1978年，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進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6%，那時的中國有90%的生產活動與國際不接軌。在出口的產品當中，75%以上是農產品及農產品的加工品。

第三部分 中國的奇跡與工業化的順次啟動

根據中國經濟歷史圖景，我們可以將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分為兩個部分：改革開放之前和改革開放之后。

如圖所示，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均GDP增長基本保持不變，而改革開放之后，人均GDP才出現快速的增長，并且出現中國經濟“增長奇跡”。這主要是因為改革開放啟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從1840—1978年，五代知識分子一直探索強國富民的道路，他們一直認為西方的技術、制度、產業等是最好的，未能從中國的國情或者要素稟賦出發，尋找到適合中國的工業化發展之路。

改革開放后，我們開始堅持“摸著石頭過河”論的實驗主義和“白貓黑貓”論的實證主義。不管別人的理論，從國情或區情出發發展自己。這正好符合新結構經濟學的邏輯，即應該從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現在有什麼出發，規劃在此基礎上能做好什麼，把現在能做好的事情做大做強，以此實現逐步趕上甚至超越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目標。

根據中國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的變化，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如下五個工業化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為輕工業啟動階段（1978—1995）。

1978年，中國的要素稟賦結構為勞動力豐富廉價，資本匱乏，技術落后，為此，我們選擇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該階段的發展目標主要是解決吃和穿的問題。

1995年，我國取消糧票，從生活日用品嚴重短缺逐步實現供需平衡，標志著該階段基本完成。1995年，城市居住人口超過30%，中國人均GDP約為600美元。實現了國內衣食供應無憂，解決了溫飽問題，跳出了“馬爾薩斯陷阱”。但中國依然是貧窮的低收入發展中國家。

中國之所以能夠在1978年啟動輕工業革命，主要在于我們主動發揮比較優勢接納了全球產業轉移，同時實施了雙軌制改革。

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全球紡織制造業的發展階段來進行觀察。

英國的紡織業起步于18世紀，19世紀中葉以后棉紡織品的出口值占其總出口值的比重不斷上升，1819—1821年為66.6%，1844—1846年上升到71.49%。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棉紡織制造業生產效率停止增長，工資成本持續上升并逐漸轉移至美國。1900年英國棉花消費量和生絲消費量都被美國超過。

大約1835年前后，英國蘭開夏郡的一個棉線生產工廠（資料圖/historic-uk）

美國的紡織業起步于19世紀末，而到了1913年，在世界棉紡織總產量中，美國已經占27.5%，英國只占18.5%。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美國的紡織制造業發展出現了下降趨勢并且逐漸轉移至日本和亞洲四小龍。20世紀60年代，美國已由紡織品出口大國轉變為紡織品進口大國。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紡織業開始于20世紀20年代初期，其紡織制造業產值占到工業總產值的一半，紡織品出口額在1925年占商品總出口額的67.3%，成為二戰前后二次經濟起飛的“助推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紡織制造業也趨向衰減。1961年，日本的紡織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下降到11.3%，出口比重也降為16%。

中國大陸抓住本次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紡織業轉移的機遇（天時），擴大對外開放（地利），設立經濟特區，創造局部條件來突破硬件設施和營商環境的瓶頸限制（人和）。中國大陸的紡織業起步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1995年中國成為最大的紡織服裝產品生產國和出口國。

2008年，隨著中國勞動力工資的上漲，紡織業開始轉移至中國的西部地區以及東南亞和非洲等國家。可以說中國啟動輕工業發展的過程中具備了天時、地利、人和。我們通過下圖可以看出，1978年輕工業與重工業的占比呈現上升態勢，1995年開始緩慢下降，這與我們的預測相符。

同時，我們堅持雙軌漸進式改革：所謂市場軌，即放開原來受到抑制的勞動密集型、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市場準入和發展；而計劃軌是對改革前形成的違背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繼續通過干預市場、價格扭曲的方式給予必要的轉型期保護、補貼。

最終，雙軌漸進式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市場軌使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快速發展，同時推動經濟高速增長，資本快速積累，使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逐漸符合比較優勢，為最終去除保護、補貼及遺留的扭曲改革創造了條件；計劃軌使中國經濟在轉型期避免了因大型企業的倒閉而導致失業人口激增、社會不穩定甚至崩潰等問題。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可以通過“五五”計劃到“八五”計劃來看輕工業是如何啟動的。

“五五”計劃（1976—1980年）的后期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新八字方針），以重工業促輕工業發展，使不少輕工業品增產，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進入了發展的起步階段。農村開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迅猛發展，同時，探索引進外資的政策措施和方法，決定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民營經濟再次登上歷史舞臺。

“六五”計劃（1980—1985年）提出繼續改善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糧食基本實現自給、棉花自給有余，許多輕工業產品，特別是呢絨、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等中高端產品產量急劇增長。

“七五”計劃（1986—1990年）提出不斷擴大對外開放規模和領域，大幅提高進出口貿易總額，積極利用外資和引進新技術發展自己，在全國形成了逐步推進的對外開放格局；同時，區別不同產品的具體情況，通過并軌、縮小價差等措施，逐步取消一些生產資料價格的雙軌制。

“八五”計劃（1991—1995年）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基本框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發揮，糧食和食用油實現敞開供應，糧票退出歷史舞臺。

就在輕工業階段即將結束之際，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出版了《中國的奇跡》一書，該著作大膽預測，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將于2015年超過美國，大多數國內外學者懷疑中國經濟可以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美國學者多次預言中國經濟崩潰在即，在當時溫飽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的條件下，能夠有此預測實屬難得。事實上，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在社會科學中能夠預測準確的原因在于：（1）知成一體，實事求是；（2）一以貫之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的邏輯。

第二階段為重工業發展階段（1996—2010年）。

由于第一階段按照符合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產業，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經濟剩余最大，資本快速積累，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最快，使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逐漸符合比較優勢。同時，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等硬的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并迅速發展。這一階段的發展目標在于解決住和行的問題。同時，汽車、船舶、通信電子、通信等代表性制造業爆發式增長。

在重工業發展階段，我國基礎設施不斷完善，鐵路、公路、航空以及電力能源等均發展迅速。

該階段在2010年基本完成，中國在2010年成為世界工廠，在2011年成為最大工業國，汽車產銷量全球第一。鋼鐵、水泥、玻璃、有色金屬等中間產品的產量劇增，農業人口大規模進入城市工作，城市居住人口達到50%左右。2010年中國人均GDP約為4500美元，超過發展中國家收入均值，跳出低收入國家陷阱，進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可以通過“九五”計劃到“十一五”規劃來看國家是如何推動重工業發展的：

“九五”計劃（1996—2000年）對未來十五年進行戰略布局：一是加強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建設，使之與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二是振興機械、電子、石油化工、汽車制造和建筑業等重工業，使之盡快成為帶動整個經濟增長和結構升級的支柱產業。

“十五”計劃（2001—2005年）提出加快以“五縱七橫”為重點的公路國道主干網建設，全面貫通“三縱兩橫”。起步建設西部公路的八條新通道，完善路網結構，提高路網通達深度。優化能源結構和能源建設要發揮資源優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加強環境保護。以煤炭為基礎能源，提高優質煤比重。推進大型煤礦改造，建設高產高效礦井，開發煤層氣資源。

“十一五”規劃（2006—2010年）提出加強基礎設施的支撐作用，例如建設完成青藏鐵路、“五縱七橫國道”主干線等一批重大交通基礎設施；發展先進制造業和加強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任務，關鍵是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增強科技成果轉化能力，提升產業整體技術水平，提升汽車工業水平，壯大船舶工業實力。

第三階段為高端裝備制造業追趕階段（2011—2030年），即重工業發展的高級階段。

隨著后來者優勢逐步消失以及勞動力工資價格的上漲，資本要素稟賦的逐步積累，技術作為一種稟賦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技術密集型行業越來越重要。一個國家發展到此階段有可能面臨技術被“卡脖子”的問題，這就是現在我們所面臨的境況。在這一階段人力資本、創新創業、獨角獸企業等事物涌現。生產制造工具（生產母機）的技術密集型行業（裝備制造業或裝備制造集團）、高技術創新企業等大量涌現。

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高端裝備制造業產品范圍包括機械、電子和兵器工業中的投資類制成品。產品主要為生產母機，生產機器的機械。其表現為技術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裝備制造業被視為制造業的核心組成部分甚至是國民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發展的基礎。因此，裝備制造業的發展水平被直接用來衡量工業化水平的高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制造業特別是裝備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中之重，是一個現代化大國必不可少的。”而高端裝備制造業是一類專門生產制造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先進工業設施設備的行業。它是以高新技術為引領，處于價值鏈高端和產業鏈核心環節，決定著整個產業鏈綜合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是現代產業體系的脊梁，也是推動工業轉型升級的引擎。

世界機械500強企業仍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格局基本穩定。美國、日本分別有138家、101家企業入選榜單，中國大陸有95家，位列第三。在前10強中，德國占3家，美國占2家，日本占2家，中國大陸、韓國、中國臺灣各占1家；前三強由日本、德國、中國大陸占據。我們可以看到,老牌機械強國的競爭力仍然突出，德國、法國進入500強的企業總數雖不多，但進入百強的企業占三成左右，并均在行業中具有突出優勢。

我國目前與發達國家存在四個主要差距：一是技術創新能力急需提高；二是產業基礎薄弱，基礎元件、關鍵零部件、核心材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發展“瓶頸”；三是產業結構不平衡，高端裝備產業亟待培育和發展；四是產業集中度低，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少，國際知名品牌少。

總體而言，2011年至今，我們一直處于裝備制造業追趕階段。“十二五”規劃（2011—2015年）提出發展先進裝備制造業，調整優化原材料工業，改造提升消費品工業，促進制造業由大變強，推進重點產業結構調整。提出裝備制造行業要提高基礎工藝、基礎材料、基礎元器件研發和系統集成水平，加強重大技術成套裝備研發和產業化，推動裝備產品智能化。以掌握產業核心關鍵技術、加速產業規模化發展為目標。

“十三五”規劃（2015—2020年）提出實施高端裝備創新發展工程，提升自主設計水平和系統集成能力。我們通過下圖可以看出，作為技術創新的重要衡量標準，中國專利數量在2010年左右逐步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專利申請國。

經過前幾個階段的工業化的推進，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增長，出現了中國工業化發展的奇跡。下面一組驚人的數據足以作為中國工業化奇跡的證據：

中國目前的工業產能可以用一年的時間生產500億件T恤衫（世界人口的7倍）、100億雙鞋、8億噸粗鋼（美國的8倍）、24億噸水泥、40億噸煤炭（占全球的一半）；

同時，中國還是全球最大的汽車、高速列車、輪船、機床、手機、計算機、機器人、空調、冰箱、洗衣機、家具、化肥、糧食、魚、肉、蛋、棉花、銅、鋁、電視節目的制造商，建設了全球最多的橋梁、隧道和高速公路；

2011-2013年間，中國消費的作為最基礎工業和建筑材料的水泥達65億噸，超過美國整個20世紀使用量的50%。

第四階段為數據科技創新階段（2031-2050年）。

數據自古有之，在互聯網出現、普及之后，因為數碼化而被記錄、積累成為可供計算機快速提取、分析的大數據。近幾年來，它被廣泛地運用于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管理和社會治理過程，成為并列于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的新的要素稟賦。

這一新稟賦的出現，對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將不亞于15世紀末美洲新大陸的發現，值得社會各界認真研究和關注。預計該階段將會于2031年正式開啟，在2050年前完成。將數據稟賦與完整產業供應鏈相結合將是中國的比較優勢。2050年，我們預測中國將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超過美國。

數據作為一種要素稟賦，其具有以下四個特征：大量、高速、多樣、價值。就中國而言，數據稟賦具有以下比較優勢：

第一，大量：我國網民數量高居世界第一，這不僅提供了大量使用數據（數據生產要素），同時也表明了大數據行業旺盛的潛在需求。

第二，高速：中國超級計算機的計算能力堪稱神速。2019年6月，在德國法蘭克福舉行的國際超級計算大會上發布了最新榜單。中國境內有219臺超級計算機上榜，在上榜數量上位列第一，美國以116臺位列第二，后面依次是日本、法國、英國和德國。自2017年11月以來，中國超級計算機上榜數量連續四次位居第一。

第三，多樣：我國擁有41個工業大類行業，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醫療行業大數據應用、電信行業大數據應用、交通行業大數據應用、政府大數據應用、教育行業大數據、能源行業大數據應用等不斷涌現。

就我們對工業化進程的四個階段的分析邏輯而言，一個社會不管GDP總量有多高，只要不能實現工業化，這個社會就無法跳出“馬爾薩斯陷阱”。

1978年的改革開放，真正開啟了中國工業化快速發展之路。改革開放是按照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產業，借助后來者優勢，以漸進雙軌制的改革方式，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作用，工業化進程先慢后快，從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啟動階段到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發展階段，再到技術密集型的高端裝備制造業追趕階段順次展開，產業結構不斷轉型升級。

其間，政府在軟硬基礎設施方面的建設逐步完善，以產業政策推動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實現了40年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同時拉動中國城市化建設高速發展（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約17%增長到2018年的約59%）。

我們預計在2030年前中國將邁過高收入國家門檻，開始進入以自主創新為主要特征的中國工業化的第四個階段，即數據科技創新階段。隨著數據科技創新階段的完成，中國將實現全面追趕，進入現代化強國行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將成為現實。

在人類歷史上，還不曾有任何國家以這麼快的速度、持續實現這麼長時間的增長，而且是在人口這麼多、這麼窮的基礎上實現。人們把改革開放這40年取得的成績稱為“中國的奇跡”。

由于改革開放這40年的成績，我們才能說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本文整理自《論中國經濟的發展》，林毅夫、王勇、趙秋運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