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起大落八字實例

八年了——八年前，莊則棟死了。莊則棟比我大一歲，罹癌去世時僅73歲，可惜了！

生前名噪一時，去世無人問津。這位國乒元老、體壇功臣，前半生過于張揚，后半生未免委屈。

無論如何，現代史上已經留住了莊則棟的名字，盡管并非濃墨重彩，只是輕描淡寫，但畢竟留名青史了。在莊則棟自17歲加入乒乓球隊起，在乒壇、政壇跌宕起伏的半個多世紀人生生涯中，至少留下了四段后人無法復制的經歷。這些經歷，足以使他躋身于傳奇人物之列。當然有些人并不認可，而且始終拒絕這一事實，不過卻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了——

一是眾所周知的三獲世乒賽冠軍。莊則棟成就了中國乒壇史無前例的世乒賽三連冠，1973年國際乒聯永久地授予他一座復制的男單獎杯——圣·勃萊德懷。而在1965年第28屆世乒賽上，他還成就了中國男乒另外一項紀錄，他奪得男單、男雙、男團三項冠軍，完成一屆奪三金的紀錄。莊則棟為中國乒乓球和中國體育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

二是讓莊則棟名揚四海的是著名的乒乓外交。在1971年第31屆世乒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時，莊則棟向美國隊隊員科恩贈送禮物、握手交談的照片登上了第二天日本媒體的頭版，美國乒乓球隊提出訪問中國。偉大領袖在“時機不成熟”的體委報告上畫圈同意后，突然以口頭緊急指示“我歡迎美國隊訪問中國”，從而使中美關系的封冰開始融化。1972年4月莊則棟率中國乒乓球代表團訪美，尼克松總統在白宮接見了莊則棟，引起世界轟動。這就是中國外交史上被譽為“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

三是文革期間任國家體委主任兩年多的莊則棟，被卷進了一場十年浩劫。上任后他忠實地推行四人幫路線，更換了很多干部，更與昔日戰友徐寅生、李富榮結下怨恨。粉碎四人幫后，他被關入北京衛戍區審查四年，直到1980年9月解除監護，成為大起大落的實例之一。而他與江青關系子虛烏有的緋聞，以及與妻子、著名鋼琴演奏家鮑惠蕎的離異，更讓他蒙上了撲朔迷離的面紗。

四是經鄧小平親自批準的異國婚戀，可謂空前或許絕后。世界冠軍莊則棟與他的鐵桿粉絲、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確立了戀愛關系，然而由于“政治原因”，他不準與外籍女子結婚。佐佐木敦子隨后通過中國大使館給鄧小平寄去了申請信，使有情人終成眷屬，也在中日兩國留下一段民間佳話。

當莊則棟在跌倒人生低谷的時候，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毅然選擇了他。兩人一見鐘情，并開始了一段艱難的異國婚戀。為爭取這一婚姻得到固有的中國體制的認可，這場暗中較量的“官司”直到鄧小平拍板才得以終成眷屬。

促成莊則棟與佐佐木敦子的姻緣終成正果的月下老人，就是時任中國駐日大使并在日本享有很高威望的宋之光。正是宋之光大使、李清夫婦的深切同情和大力幫助，為處于劣境中的莊則棟，帶來了后半生的幸福，他對宋之光、李清的感恩之情自然是難以言喻的。

婚后的莊則棟，決定將這段“異國奇戀”記錄成書出版，也以此作為對宋之光、李清夫婦和鄧小平的感謝。書稿交給上海一家出版社，雙方簽署了出版合同，約定稿酬按版稅計算。然而在新書出版一段時間后，發行量一直在低端徘徊，與原先的預期大相徑庭，稿酬也大大縮水。這一異常情況引起了“行外人”莊則棟的懷疑——是否出版方有盜版偷印行為？為此他緊急叫停并收回版權。在無奈和憤慨中他向貴人宋之光訴說心事，宋之光一聽也感到事有蹊蹺，就說我把出版行家小謝找來，你對他談談吧。接到宋之光電話后，我在大使家里第一次與莊則棟見面相識，并由此開始了我們十年之久斷斷續續的交往。

盡管是同代人或可以說是同齡人，但莊則棟是皇城乃至世界名人，也曾是我心中的偶像。看莊則棟直拍兩面攻打的乒乓球藝，最初是在電視中，文革初有幸在“六廠二校”之一的新華印刷廠親眼觀看，因為浙大好友楊方明時任該廠宣傳部長，好機會不會忘掉朋友，后來也托他之福，又在北京體育館現場觀看了一場莊則棟的表演。

眼前的莊則棟依然如當年電視屏幕中看到那樣，濃眉大眼，虎背熊腰，但是他的心情卻已然大變。虎落平陽被犬欺，連對付小小出版社的鬼花招都束手無策，看到我這個救星來臨，他迫不及待地向我訴說了這次出版遭遇。根據我的經驗和判斷，顯然是出版社的編輯設計了陷阱，等著他這只肥牛落網，這種情況，就在我自己領導的出版社內也發生過，是個不易順藤摸瓜的難題。看到莊則棟和宋之光、李清夫婦求助的眼光，我覺得身為版人，解決此事非我莫屬，無論如何也要勇于擔當。我答應一定設法，但容我與相關朋友商量一下，于是我與他相互留下了聯系方式（當時大概還是BB機吧），以便隨時交流情況。

下一步怎麼辦？仿佛面對扯亂了的絲線，連我自己也不知從哪里下手。于是我找來了朋友、我們出版社的法律顧問葉志宏，與他一起探討解決方案。小葉是個很有經驗和辦法的律師，但也與我有同感，因為版稅騙局無法以民事案件報警，只能通過法院起訴，可是難就難在如何查到真憑實據，何況出版社還遠在上海。為進一步了解情況和商量解決方案，我與莊則棟多次溝通，他還特地做東在地安門大街一家他所熟悉的餐館，宴請了小葉和我。

通過法院起訴不僅缺乏證據，而且曠日持久，勝負結果難以預料。為此我又找來“北京社科十聯”（北京最有影響力的十家社科出版社組成的聯盟，其中有我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中的兩位出版社發行部主任——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王久安和法律出版社的老葉，請他們幫忙出主意。多方商議結果認為只能完全放棄通過法律途徑的努力，盡快重版一本略加修改后的新書。莊則棟采納了這一方案，在老葉的策劃和安排下，不久一本新作《莊則棟和佐佐木敦子》在圖書市場醒目登場了，那是1996年8月。

喜悅的莊則棟約我去他家，將他的新著鄭重地以毛筆字簽名后贈送給我。他的家在前圓恩寺胡同3號院（東廂房），外表古樸凝重的四合院，里面的裝修卻是他們伉儷喜愛的日本格式。莊則棟特別領我去參觀他家的衛生間，那個大概是從日本買來的噴射虹吸式抽水馬桶，是他最喜愛的“工藝作品”，也使我這個鄉巴佬大開眼界。其實這座四合院并非他們婚后購置的，而是莊則棟父親莊惕深的遺產，莊則棟出生在揚州，在抗戰勝利他五歲時，父親把母親雷仲如和孩子們接回北京，起初住在寶鈔胡同，1950年一家人搬到這里居住。

此后我與莊則棟又有過數次見面，都是宋之光和李清召集到一起的。由于宋之光、李清分別是我們出版社的顧問和副董事長，而前來出版社訪問的日本朋友又很多，到了北京總免不了希望拜訪或宴請慕名已久的大使夫婦，莊則棟也就成為重要陪客。

2005年4月21日，宋之光在醫院病逝，按照他生前的“三不”遺囑——不發悼詞、不開追悼會、不舉行公開的遺體告別儀式，李清僅通知少數生前好友在北京醫院遺體告別廳與德高望重的大使最后見上一面。我與妻子接到電話后匆匆趕去，在那里也見到了莊則棟、佐佐木敦子夫婦，浸沉在悲痛中的我們，僅僅互相默默對視了一下。

最后一次與莊則棟見面，是2008年4月的一天，我們二人都應邀參加李清的一次私人宴請。不明其意的我應邀前往，看到酒店的一間很大單間內擺著兩張圓形大餐桌，圍坐著20余位賓客。李清把我和莊則棟拉到她的左右椅子坐定，在宴請開始時首先向在座賓客介紹說，莊則棟和謝善驍是她最親密的兩位朋友。然后她從容不迫地向大家披露了自己的病情，原來她早已不幸罹癌而且拒絕進行治療，現在已到了晚期。這是一次她精心安排向親朋好友告別的“最后的午餐”，席間她強忍病體的疼痛，微笑著不斷向大家舉杯敬酒，特別對莊則棟和我頻頻碰杯。又一次催人淚下的場面，坐在李清兩旁的我們更無心緒聊天。

宋之光、李清先后離世，我與莊則棟也再無聯系，以后聽說他練習書法，功夫大增，又驚悉他罹癌住院，但因后來購買的新手機通信錄上沒有他的名字，連去電問候也不可能。我想名人多忘事，他大概也不會記得我了，不過他其實也沒留下我的聯系電話。最終在網上獲悉，2013年2月10日17點06分，莊則棟在北京佑安醫院去世。

莊則棟的一生，如同一顆流星，由一個小小的乒乓球升天，卻也因這個小小乒乓球而隕落。有人形容他“做官八百天，倒霉幾十年”，自1976年10月至1980年8月被隔離審查，隨后又“下放”山西太原兩年半，回到北京只在北京市少年宮擔任了一名基層乒乓球教練。盡管不甘寂寞的他使出渾身解數，為開展乒乓球運動四處奔走，但由于文革中對徐寅生、李富榮傷害太重，在他們二人在主導國內乒乓界的八九十年代中，將他的名字完全屏蔽了，他變得寂寂無聲，在當年的五虎將中，只有張燮林、周蘭蓀與他保持著來往。時間到了2002年9月初，莊則棟鼓起勇氣提筆給徐寅生和李富榮等人寫了一封道歉信，最終在張燮林等人的促成下，三人握手言和。

莊則棟先于他的老戰友們走了。說他生前名噪一時頗有道理，但說他去世無人問津則不盡然。在他去世消息傳出后，雖然無一政壇人士為他送花圈以表悼念（或許政壇新秀們都把他棄之腦后了），然而乒壇新老名將紛紛致以哀悼，其中國際乒聯終身名譽主席徐寅生深情地說：

他為我國乒乓球運動做出了很大貢獻！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期間，他與美國選手科恩的友好接觸，引起各方關注。不久，毛澤東主席決策，中方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乒乓外交，震驚世界。小莊，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