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小人的生辰八字

先舉幾個過去的習俗。

中秋節的晚上，衡州有送瓜的風俗。凡是結了婚多年不生育的人，親戚朋友就一定會來給她送瓜。提前幾天，在菜園中偷一個冬瓜，一定不讓園主知道，用彩色在瓜上畫出人的面目，用衣服包好，推舉年紀大的人抱著，敲著鑼鼓放著鞭炮，送到她的家里。年長者把冬瓜放在床上，用被把它蓋住，口中念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接受瓜的人設盛筵款待大家，好像辦喜事一樣。這個媳婦得到瓜后，就把這個瓜剖開吃掉。

三月初三這一天叫上已，如果這天正趕上是清明，江寧一帶，急切盼望生孩子的婦人，就用野菜和瓜一起煮著吃。甚至說寡婦、沒結婚的女孩子吃了它，也能生兒子生姑娘。

廣東的習俗又有不同，婦女結婚后難以生孩子的，往往在夜間偷人家的萵苣吃，說吃了之后就能生孩子。所以廣東人稱萵苣叫生菜。

至于扎小人能要人命，過去各種書籍中都有記載，叫“厭勝術”，最早出于《后漢書.清河孝王慶傳》的記載：“因巫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

“厭勝之術”又稱魘鎮之術，意思為“以詛咒厭伏其人”，是一種流傳已久的巫術行為，無論是宮廷或是民間，都有人利用它來加害他人。如果哪一戶人家被用了“厭勝之術”，輕則家宅不寧，時有損傷或惹上官非；重則患上惡疾，遇上災劫，孩童夭折，甚至會家破人亡，是一種非常惡毒的詛咒。最常見的就是扎個木偶人，把仇家的姓名、生辰八字寫在上面，每天用針扎。《封神演義》里面，神秘的陸壓道人就是用這種巫術害死了截教大將趙公明。

《封神演義》成書于明代，所以，這種描寫其實是那個時代的反映。明清小說中多有施巫的描寫。如《紅樓夢》第二十五回寫趙姨娘因忌恨寶玉受寵，風姐專權，就買通馬道婆用巫術謀害風姐和寶玉。馬道婆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拿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遞與趙姨娘，叫把他二人的年庚寫在上面。又找了一張藍紙，鉸了五個青面鬼，叫她并在一處拿針釘了。然后馬道婆在家作法，結果是賈寶玉“大叫一聲……將身一縱,離地有三四尺高”，風姐則拿起“明晃晃鋼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在《聊齋志異》中也有不少這類似故事。

嚴格說來,像《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禳星、諸葛亮借東風也都可以歸入這一類。當然這些都是“小說家言”,并非諸葛亮的原貌。但是另一方面,作家的創作都有民俗方面的根據。

我國還有“工匠厭勝”的傳說,即建筑工匠為人蓋房時使壞,在房屋的秘密處留下作巫的機關使房主遭殃。清代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中記有這樣的故事,一富家子弟,嗜賭如命,妻子苦勸不聽。但屢賭屢輸,連房子都抵押了。妻子憂心,不能入睡。一夜間,丈夫又去賭博,妻子在家苦等。至深夜,她昏昏欲睡,突然聽到一陣擲色子的聲音,聲音不大,但很清晰,就在附近。她循聲尋找,聲音來自正廳的大梁上,她取來梯子,爬上房梁,發現梁上有四個小木人,圍著小桌擲色子,而小碗里的六只色子,露出面的數字只有一、二、三,沒有四、五、六。這時她恍然大悟,隨即輕輕地把六顆色子的面翻成四、五、六,然后回去睡覺。從此她丈夫每賭必贏,慢慢把輸掉的財產贏了回來。

吃冬瓜能生小孩，扎小人能要人命，從文化學角度說，這種行為，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巫術。

提起巫術，許多人想起非洲的殺人“黑巫術”，想起小說《鬼吹燈》里面的“蠱術”，統統都是殺人、害人的東西。

其實，巫術是原始人的一種自然觀、世界觀，是全世界的文化現象，和殺人、害人沒有必然的聯系。

巫術出現在以情感思維為主的人類的幼年時期，是原始社會的文化現象，是原始社會的必然產物，并與原始社會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是原始社會的“遙控術”。與宗教和迷信緊密結合起來，成為一種民信文化而長期地存在、傳播。

巫術通過一定的儀式表演，利用和操縱某種超人的力量來影響人類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滿足一定的目的。巫術的儀式表演常常采取象征性的歌舞形式，并使用某種據認為賦有巫術魔力的實物和咒語。“降神儀式”和“咒語”構成巫術的主要內容。

現在人們常見到的巫術形式有詛咒，它是借助語言的魔力，達到加害對方的目的。最常見的形式是面對面的詛咒，比如罵人不得好死、千刀萬剮等等，更多的是通過詛咒對方的名字達到巫術的目的。“文革”中給人戴上寫有“打到某某某”的帽子，也是一種巫術。而前面舉的例子中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也是通過這種詛咒，達到讓婦女生產的目的。

過去鄉下常常有道士做法“跳大神”，用桃木劍刺黃表紙，其實是對鬼施行的一種攻擊性巫術，在生產、建房、治病、喪葬中經常使用，這是民間巫師的最主要的工作。“扎小人”與此相同。

巫術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很大。原始社會的巫的權力很大，他是神與人之間的中介，能夠知曉神的旨意，這對于一般的人來說，可以說如同神的化身了，是神在人間的代言人。由于“天意”是統治者的“靠山”，如果人人都可通“天意”,勢必威脅他們的統治,所以必須把“通天意”的巫術壟斷起來，成為統治者的專利。這就是歷史上的“絕地天通”，這是統治階級對民間“自由通神”的一次整頓。電影《成吉思汗》里面薩滿教的首領通天巫闊闊出企圖利用薩滿教爭權奪利，與成吉思汗“齊等”，想使宗教權與王權并駕齊驅。成吉思汗迫不得已除掉了闊闊出，鏟除了產生于原始社會的巫師代天立言、干預部落事務的制度。

這部分巫術在發展中很自然地與星象學結合在一起,專為皇家考察“天意”服務，它帶來的一個客觀后果就是在天象和氣象記錄方面積累了大量的寶貴資料。而民間巫術則與迷信結合起來,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廣為流傳,成為驅魔或害人的一種手段。因為在封閉的封建宗法制的統治下,不大容易產生高度思辨性的神學宗教,而屬于迷信層次的巫術倒可大行其道。

本來，作為原始社會的思維方式與生活生產方式，巫術理應隨著時代的進步、科學的發展、文化的昌明而逐漸銷聲匿跡。誰知到了二十一世紀，當今的中國，竟有成了巫術遍地的國度，幾乎到了無人不巫，無事不巫的地步，科學的思維，科學的素養，成了奇缺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