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1日未時的八字

文/汪燕崗（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四川巴中恩陽地處大巴山系的米倉山南麓，米倉古道連接陜西關中與巴蜀，古城依水而建，恩陽河、巴河在此交匯，上溯南江，下達重慶，為川東北重要的水陸碼頭。晚清恩陽古鎮已有上萬的常住人口，流動商販數千人，這里商船林立，貨物如山，形成“早晚恩陽河”的民諺。清代恩陽的繁榮與“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分不開，古鎮有禹王宮、萬壽宮、龍母宮、三圣宮四大會館，分別為湖廣、江西、廣東、陜西移民所建會館，也是他們集會議事、敬天祭祖之地。由于年代久遠，清代恩陽的移民情況多不可考，但有些家族如向氏、何氏等，由于有祠堂存在，尚能從存留的文字中探知家族情況一二，這其中以柏家祠堂最為典型。

柏家祠堂位于花叢鎮土寨村，清代光緒三十三年建，為三合院結構，面積237平方米，正堂有3.1米高的石質仿木結構重檐歇山式神主碑[參見《古鎮恩陽》（《魅力恩陽系列文化叢書》）第55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刻有柏氏先祖名諱，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柏氏家族的移民史，不僅有現存柏家祠堂，在祠堂旁邊還保留有較完整的家族墓地，以及柏氏族譜，三位一體地構成了恩陽柏氏家族的移民史，是清代恩陽移民文化中典型案例。

柏氏入蜀及恩陽家族考

柏氏祠堂神主碑記載，第一代為柏玉枝，次為柏登升兄弟，第三代為柏金韜兄弟，第四代為柏文榜，至“學”字輩，共記錄柏氏列祖92人名諱。祠堂有光緒三十三年碑文，記錄修祠緣起，其云：“修譜建祠，紀名定派，四端并重”，前派以八字為序，分別是“金榜益用學至知明”，又有新擬后派十六字，分別是“思安宗本如正洪方家興萬有定啟發長”，并云“后裔孫柏用福、柏學普共出地基壹塌建祠”。然柏氏家族事跡并不清楚，祠堂旁之柏氏家族墓葬，以柏文榜為最古，有署“保寧府巴州增廣生員眷弟劉囗囗”所撰墓志，其云：

囗囗柏氏，囗本湖廣永州府祁陽縣人。累朝囗囗囗……（按：碑文下半部分已剝落不清，下同），自乾隆元年公之祖登升公，與伯祖登高、登龍公來囗囗囗……居，公承登升公之祖德，體金韜公之父志，獨立持家囗囗囗……閭里中群仰富翁矣。元配傅孺人紡織組絍，克副內囗囗囗……，俱屬魁梧，保世滋大，定肇于此。公生乾隆壬午八月囗囗囗……，生乾隆丁亥年十二月廿四日子時，齊美夫婦，預建佳囗囗囗……，泮水生香，焚黃墓左見公之積功累仁，誠甚深乎！茲嗣囗囗囗……悉公本忠厚傳家，垂囗后世，特述本末，以昭茲來許。

由上可知，柏氏本湖廣祁陽縣人，柏文榜生于乾隆壬午（二十七年，1762年），其夫人傅氏生乾隆丁亥（三十二年，1767），乾隆元年（1736）其祖父柏登升，與其兄弟到某地居住，登升子為柏金韜，文榜為金韜之子。此墓即為文榜、傅氏夫妻合葬墓，但卻是“預建佳囗”，生前即有此宏大墓葬，是因為柏文榜此時已為“閭里中群仰富翁”，因此碑文中間又有“皇清贈誥勤慎孝慈柏公諱文榜傅太君二位囗囗”數文，左面為柏文榜列祖及叔伯兄弟名諱，從始祖柏歲盛開始，依次為高祖柏儒陽（妻楊氏），曾祖柏玉枝（何氏），伯祖柏登高（李氏），伯祖柏登龍（李氏），祖柏登升（張氏），考柏金韜，妣陳太君等。墓兩側，有“題柏翁雙壽七言律”各一首，其一云：“囗囗吉穴號生墳，氣象魏巍大不群。囗囗金山陪墓左，崔嵬朗朗兆人文。囗宗昔日建生墳，但是富家樂與囗。囗不徒遵古制，欲將福地煥斯文。”左為文榜堂弟及子婿等人名號，其二云：“囗囗囗降趂時開，此日雖開未葬埋。長囗漆燈誠不滅，百年留待老翁來。囗相吉人吉地開，黃金囗有窖安埋。不傅奕奕題碑志，安得今時弄筆來。”左題柏氏舉人、貢生等及其柏文榜之孫、曾孫等人名號。

從柏文榜之墓銘中，柏氏之世系傳承已大致清楚，但還有許多細節，如柏氏入川前情況如何？何時進入四川？在恩陽有何活動？等等，墓文中并沒有得以解決，所幸的是，筆者等人在調查中，發現柏寬知老人珍藏的兩部手抄本柏氏家譜，其一姑且名為《柏氏族譜稿》，其二名為《恩陽柏氏譜書》，兩書把柏氏起源，特別是入蜀后柏氏承傳記錄得十分清楚。

據湖南祁陽所編《柏氏五修族譜》記載，第九世為柏景春，此后依次為柏愈春——柏歲盛——柏儒陽，儒陽生三子：玉枝、蘭枝、開遠，兄弟徙川。又記柏儒陽生平曰：“清順治九年壬辰二月十二日丑時生，年二十八歲康熙十八年己未七月初十日未時卒，葬峽山壩坤山艮，向有碑。”妻楊氏，“隨三子入川。子三，玉枝，蘭枝，開遠徙蜀。”此后入川情況未載。

《恩陽柏氏譜書》開篇之譜序，介紹柏氏緣起很簡明，其云：

聞之源之遠者流自長，根之深者枝自茂，則知水無源必竭，木無本必枯，人無本何以為人？然欲知人之所以為人，當先溯其淵源之所自。我天水氏始而發跡江西，繼遷湖廣，已而入蜀。其江西之由年湮事遠，難以稽考，若湖廣之儒陽公楊太君即吾族之高祖也。其入蜀之玉枝公，即吾族之曾祖也。同緣何囗囗跡蓬州羅家壩，所育三子長登高，次登龍，三登升，囗于斯食于斯。玉枝公繼而卒于斯，卜葬于羅家壩后頂立彌寺分龍楊姓屋后，有墳墓在焉。此其可致而知者也。

可知柏氏是從甘肅天水，到江西，到湖南，再到四川這樣的遷徙路線，至柏玉枝才到了四川蓬州（蓬安）羅家壩。江西之由雖然“難以稽考”，但還是有一些記載。

《柏氏族譜稿》記載江西始祖柏楚望“改名桓徒，字天錫，生宋明道元年壬寅正月十六辰時，卒大觀二年戊子八月二十七日寅時，壽七十七。葬桐木堂，坐東北向西南。配毆氏，閨名貞女，生宋景佑元年甲戌二月二十七甲時，卒宋隆興二年甲申五月十八子時，壽七十一，葬桐木堂，坐東向西。子二，敦厚、敦瑞。”傳十一世而到應奎，“泰定四年丁卯二月初八庚申起程，往祁陽縣居焉。”柏應奎字榮福，即為湖南永州祁陽柏氏始祖，于“元至正四年來，初住富陽乾沖坪，葬斷石橋高路塘軍山。庚申有碑，配鄭氏，葬富陽黃泥灣蔣姓宅后，有碑，子二，仲林，仲彬。”富陽是祁陽縣一地名。

永州祁陽柏氏傳至十三代即柏玉枝，“自雍正壬子年徙蜀，生康熙十六年正月二十二酉時土主里王公嘴，卒乾隆十三年戊戌七月二十二辰時，即月二十六迎柩葬蓬州長陵里楊舊爺地名羅囗坦后頂立彌寺分龍下脈，宅左丁癸向。配何君，歿于湖廣祁邑，立墳為墓。”柏玉枝（1677-1748）是恩陽柏氏入蜀第一代，他于雍正壬子（十年，1732）隨母親楊氏，兄弟蘭枝、開遠入蜀，妻何氏則歿于湖南祁陽，所育三子為登高、登龍、登升。

《恩陽柏氏譜書》之“譜序”又記載：

厥后高公兄弟以蓬州非托跡之所，復徙巴蜀，置買立業，筑房灣則登高公所置，至于胡李埡前后俱屬登升公所買之業也。如龍公者自徙巴蜀，身無寸土，子孫離散，行藏無定，不知所止。高公雖逝，子孫世守，勤儉為本，耕讀傳家。

若我登升公囗緣張氏，育五子，長金韜，次金略，三金國，四金壽，五金倫，子孫世守其土。于是登升公張太君于大清乾隆丙申年五月十四日午時去世，祖父母相繼而亡，因合葬于胡李埡之坎下金國公之屋后。

這里介紹了柏登高三兄弟的遷徙路線，“復徙巴蜀”不通，應為巴蜀某地，因為恩陽柏氏源于柏登升，重點是他的情況。至于“柏登龍”，因為“身無寸土，子孫離散”，柏家祠堂神主碑上并無其姓名。“胡李埡”在今巴中恩陽區尹家鄉，可見至柏登升始，柏氏即移居到了恩陽。

《柏氏族譜稿》記載柏登升生平：“生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初四己時，卒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二月初一己時，葬巴州下在城地名葫李埡，買業二契廖姓宅后，立墓有碑。元配張君，生康熙五十七年前八月十九亥時，系湖廣零凌縣常泰里白魯塘。卒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四午時，戊戌前六月初二戌時葬與升公合墓。艮山坤坐東向西。子五，長金韜（陳氏），次略（唐氏），三國（舒氏），四壽（楊氏），五倫（雷、舒氏）。”為什麼柏登升兄弟要從蓬安遷徙出去，族譜僅僅一句“非托跡之所”概括，個中緣由難以稽考，但乾隆時期作為水陸碼頭的恩陽也許成就了柏氏家族，至柏文榜即成為聞名鄉閭的大富翁。

柏登升有五子：金韜、金略、金國、金壽、金倫，金韜是其長子，而據《恩陽柏氏譜書》記載“長房柏公金韜陳氏太君生一子”，即柏文榜，其墓文中云其：“體金韜公之父志，獨立持家囗囗囗”，因其為獨子故也。

柏登升后人是何時從恩陽尹家鄉胡李埡，遷徙至如今柏家祠堂所在地花叢鎮土寨村呢？族譜并沒有記載，但《恩陽柏氏譜書》云柏登升夫妻去世后，“金韜公弟兄接踵而逝，唐太君亦逝，俱葬于祖墓之左右，此則生不相離，死亦相顧之意也。是又近日之子孫所身親見之者也。”可知柏金韜歿于其父之后不久，也葬于胡李埡。遷徙至土寨村的應為柏文榜，據柏氏后人柏明慶告訴筆者，聽家中老人所言，文榜公是從葫李埡到土寨村買田地，置家業的。《恩陽柏氏譜書》記載：

金韜公弟兄之子九人，于道光七年三月十六日相聚而言曰：族不可不睦，倫不可不敦，族不睦則人不知親長之義，倫不敦則人不知尊卑之分。然睦族敦倫，非其人不能勝其任。于是合族公議曰：若柏文榜、柏林榜，清白持體，正直居心，不惟族中所信，亦且為鄰里鄉黨所共諒。敦睦之事，非是人不可。此所以教國必本于教家之意也。蓋家本于身，身不立，不足以為一家之所取法。……但有教不可無法，有法不可無條，今將公議條款俱載于后，以是為序。

柏文榜生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道光七年（1827）已65歲，為柏氏族長，此次修譜即為他主事。《恩陽柏氏譜書》最后記錄了“榜”字輩之后的“益”“用”兩代，如柏文榜生七子，分別為益蘭、益芳、益秀、益翠、益桂、益鳳、益萬，各子又生下“用”字輩，如益萬第五子柏用福，即前述柏家祠堂光緒三十三年建祠碑中“出地基壹塌建祠”之人。

家族文化及其意義

自乾隆間柏登升遷徙到恩陽后，以柏文榜所在的土寨村為中心，柏氏形成了規模較大的宗族，從手抄的兩部族譜來看，除了記錄家族譜系外，還有不少族法族規，提倡敬族睦族、孝悌和睦等傳統美德，在教化族人子弟、穩定社會秩序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如《柏氏族譜稿》開篇即是“齊家格言引”，其云：

入世必先教家，家齊本于修身，人雖賢孝，未必所行之皆合，況族齒繁豈盡賢孝者乎？使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矣！……爰輯《齊家格言》一卷，前列《朱子家訓》，后分三十六門，依類編集，務取明白簡易，可為家法者垂之譜端，凡我族人，或于月朔佳辰聚集，家家一一講明。每年如此，則一家男女皆知古人行事而效法有余矣。

該書后還有“附立品十六要”、“家禮節錄引”、“律例節引”等內容，后者云：“今于講鄉約時將律例帶入教人法甚美也，特師其意，于律例易犯條款，盡數摘出，著于譜端，俾各家父兄與子弟閑時講解，則彼知世俗之所謂無傷者，皆法之所嚴禁者也。”《恩陽柏氏譜書》也有許多記載，如：

族中年幼子弟尤加教約，蓋子弟之賢否關門第之盛衰，不孝子弟非必生性使然，總緣失教所致。……其父兄有力者務令延明師教讀，先德行而后文藝。

族中首重雍睦，蓋近宗遠族水木雖分，本源則一，為族教以孝敬和睦。

族中尤重務本。

教族中以勤儉為本，勤能治家，儉能守業。

教族中以忍讓為先。

西洋八卦白蓮紅陽等一切邪教，不惟自害其身，抑且禍及通族。

柏氏族譜中不少記載，與清代其他族譜一樣，除了儒家道德一般性的規定，還體現出鮮明的圣諭宣講的特色，清代官方明確要求在宣講圣諭的同時摘取《大清律》，如乾隆元年議準：“恭將《圣諭廣訓》勤為宣講，誠心開導，并摘所犯律條，刊布曉諭”[素爾納等纂修《欽定學政全書》“講約事例”，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第1559頁]；乾隆二年再次諭令宣講時“摘取簡明律例”[同上，第1560頁]；乾隆十年針對各地方風俗之不同，又覆準：“直省督撫，應將謀故斗殺、刨墳奸盜等類，及事關倫常風化，并就各地方風俗所易犯，法律所必懲者，諄懇明切，刊刷告示，每年分發所屬府州縣轉飭各鄉約正、直月，于每月朔望宣講圣諭之后，務必實心宣諭勸誡，使之家喻戶曉，戒懼常存，地方有司不得視為具文。”[昆岡等修，劉啟端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98《禮部·風教》，《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第335頁]

宣講的圣諭除了順治頒布的“六諭”外，主要是康熙九年(1670)頒布“圣諭十六條”，內容是:“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善良，誡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同上，卷397《禮部·風教》，第314-315頁。]對照上述族譜記載，可知有不少相同之處，如“黜異端以崇正學”一條，雍正在闡釋“圣諭十六條”的《圣諭廣訓》中即對“假災祥禍福之事，以售其誕幻無稽之談”的所謂邪教深惡痛絕，認為他們“始則誘取貲財以圖肥已，漸至男女混淆聚處，為燒香之會”，后更是“樹黨結盟，夜聚曉散，干名犯義，惑世誣民”，“如白蓮、聞香等教，皆是前車之鑒”，“皆為異端，所宜屏絕。”[《圣諭廣訓》，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17冊，第599頁]因此，《恩陽柏氏譜書》中諄諄告誡：“族中如有誤習各種邪教者，該族正等務必痛加勸戒，令即改悔。倘勸而不改及悔而復習者，該族長等即會同族眾送官。”

柏氏族規重視對子弟的品行、學識的培養，在柏氏后人身上體現也很明顯，如柏文榜墓旁即柏用璽之墓，據《恩陽柏氏譜書》記載，他是文榜公第七子柏益萬（妻傅氏）之子，宣統元年所寫之碑文記載其：“貫通經史，中慕草野佳風，守兼數創，晚設絳帳……生子女各二，男良咸守美囗囗，訓女淑皆適名門……目近榮逾古稀，尚矍鑠。”筆者調查時訪談八十高齡之柏知寬老人，據他所云，其父親也是大孝子，侍母及其盡心。

余論

魏源《湖廣水利論》中云：“當明之際，張賊屠蜀，民殆盡。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由此才有‘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之說”[魏源《魏源集》上冊，中華書局，2009年，第388頁]。民國《巴州縣志》也有類似說法：“清初招墾，來者日眾，大約楚贛來者十之六七，閩粵來者十之二三”。柏玉枝三兄弟于雍正十年入蜀[柏玉枝兄弟不是第一代入蜀的柏氏，據《柏氏族譜稿》記載，玉枝叔伯輩柏系陽、柏信陽、柏倍陽已徙蜀，同輩兄弟柏開林、開云、開仙、森枝等也紛紛入蜀]，歷經蓬安、恩陽尹家鄉胡李埡，再到花叢鎮土寨村，柏文榜之后人又有部分遷徙至恩陽柳林鎮曹家埡、磨子鄉等地者，形成了一個以柏家祠堂為中心的恩陽柏氏家族群體。

恩陽作為“米倉古道第一鎮”，是古道與恩陽河交匯的水陸兩碼頭，清代初前期大量的移民進入促進了恩陽發展，柏氏家族僅是其中之一，但卻有典型的代表意義，它擁有全國罕見的大型家族神主碑，較完整的家族墓葬群，詳盡的族譜，以及二百余年仍居住于此的柏氏族人，為研究恩陽移民文化、家族文化提供了生動、鮮活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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