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或許反映著中國在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過程中的自身發展道路和特點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趙洪南
“紅山先民的領導者踏勘了這處山嶺，安排規劃了在這里即將修建的建筑群，此后有專職人員根據山坡的地勢情況，提出具體的建筑方案，進行施工設計，最后有更多的負責人指派眾多的紅山先民運土、搬石，展開具體建設。”
站在位于努魯兒虎山脈綿綿群山間的牛河梁工作站，賈笑冰向記者描繪著眼前這片土地5000多年前“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面。
讓這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作出這番“暢想”的，是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2號建筑址等2021年的考古新發現。
隨著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人們對于年代早于良渚文化的紅山文化又增加了新期待。不少專家認為，中華文明起源具有多元性，而或許已踏入“文明門檻”的紅山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源頭之一。
“玉出紅山——紅山文化考古成就展”上展出的彩陶蓋甕（2020年10月17日攝） 金良快攝/本刊
女神廟并不孤獨
2022年1月，遼西大地已是冰凍三尺，牛河梁工作站內，早已結束上一年度考古發掘工作的賈笑冰和同事卻沒有離開。
“上一年度的新發現讓我們感到興奮，想盡快整理出發掘簡報。”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2號址發掘項目負責人賈笑冰說。
過去，人們一度認為發現于1983年的女神廟是獨立存在的。這里的發現曾震動考古界，讓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將紅山文化牛河梁的“壇、廟、冢”等遺跡反映出的社會結構定位為“古國”。
而通過上一年度的發掘，考古隊在第一地點新發現一處山臺建筑基址，從而發現女神廟是建筑在9號臺基址之上，是第一地點2號建筑址上建筑群中的一部分。
“女神廟并不孤獨！這一發現讓我們對第一地點的布局有了新的認識。”賈笑冰說，當年出于對遺址的保護、技術條件的制約等原因，牛河梁很多遺址點都沒有進行全面考古發掘。
早先，考古人員就注意到，牛河梁第一地點女神廟附近有建筑遺跡。工作人員把女神廟遺址稱為1號建筑址，其北側的山臺建筑遺跡統稱為2號建筑址。2號建筑址考古發掘重新啟動后，在女神廟北側發現了一個比較清楚的地層剖面，剖面上層為墊土，底層有石構基礎，應為一處人工砌筑的臺基，臺基向南延伸，將女神廟遺址圍攏在內。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郭明說，通過局部解剖發現，女神廟北側的墊土積石堆積層向南連續伸展，直抵女神廟遺址的南緣。這種現象初步證明，女神廟建在新發現的這個編號為TJ9的山臺之上。
2021年以來，隨著國內考古專家前來“會診”，考古隊開始組織力量在女神廟遺址保護展示館北側展開考古發掘。
在2號建筑址南側的TJ5和TJ6山臺之間正對女神廟位置，發現一段殘存長度約6米、寬約2米的墊土坡道，坡道兩側略低，鋪有石塊。在這段坡道外側，考古人員發現了呈對稱分布的兩段由小石塊堆砌的弧形石墻，他們將其稱為八字形石墻。
“這段石墻，因有部分露出地表，此前曾被誤認為是后人修建的擋水設施，然而這次考古發掘表明，這是紅山先民留下來的遺跡。”郭明說，此外，還發現紅山先民在擋水墻內修建的東西兩道排水溝。這種大型臺基建筑和排水設施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同類建筑遺跡。
匯總上一年度發掘成果，考古隊逐步梳理出2號建筑址的修建規范：紅山先民修建2號建筑址相關設施時遵循了由南向北、沿著等高線由低向高逐級修建的過程，整個建筑址的最高點為編號TJ1的山臺。
考古隊還發現，2號建筑址除地表薄薄的一層由腐殖質構成的土壤，其建筑用土可能來自附近的山嶺和溝谷，砌筑山臺邊界墻的石塊則可能來自更遠的區域，這個建筑群是紅山先民精心選定，在一個表面為山巖的山坡之上建筑完成。
目前，2號建筑址可確認建筑面積有6萬多平方米，共發現9座臺基。考古人員推測，從目前發掘情況看，每個山臺上都應該有建筑，其中TJ1為最高點，可能建有比女神廟更宏偉的“宮殿”式建筑。
“這一發現為認識第一地點及其內的遺跡關系提供了新的信息，也為進一步判斷女神廟的性質和功能提供關鍵證據。”賈笑冰說，第一地點無論臺基規模、結構還是其設計理念，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中都處于領先地位，對認識牛河梁以及紅山文化的社會復雜化進程非常重要。
尋找聚落址
發現于40多年前、被稱為多元一體中華文明重要源頭之一的牛河梁遺址主要是紅山先民高等級的禮儀遺存。而遼寧地域內同時期的紅山先民在哪里生活與居住還很少發現。
主要源于此，關于紅山文化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討論，已從牛河梁遺址發現之初持續至今。一些學者認為，紅山文化缺少進入文明社會的所謂“三要素”，即金屬、城市和文字。
“下一步考古重點放在紅山先民生活居住遺址上，填補在牛河梁沒有發現紅山人生活居住遺址的缺憾。”賈笑冰說，在附近區域找到同時代與牛河梁禮儀中心地位相匹配的大型居住性聚落，有助于更好認識牛河梁遺址的文化內涵、社會狀況等問題。
但一個縈繞心頭的問題是，如果沒有“理想”中的發現呢？
賈笑冰認為，不同地域間文明化進程和特征不一，判斷標準未見得一樣。“或許紅山文化有著一套屬于自己的文明判斷標準。”
受訪專家指出，距今約5700～5000年的紅山文化中晚期是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高級階段，其主要標志有三：一是以建筑、玉雕、陶塑所反映的較高生產力發展水平；二是等級制度確立，玉禮制系統形成，特權階層出現，獨尊一人式的王權確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禮儀系統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龍圖騰崇拜最具代表性。
賈笑冰說，“紅山文化具有巨大的物質層面成就，但更應該重視紅山文化精神層面成就，對紅山文化精神領域、精神成就的探索十分重要，這是我們判斷紅山文化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核心標準。”紅山文化時期出現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龍圖騰崇拜，這三種崇拜觀念發展成熟并且有相應的物質文化遺存，是進入文明社會門檻的一個重要標志。
文明起源的中國道路
“對于文明起源研究，要結合中國特點而進行。”著名考古學家郭大順說。
郭大順認為，紅山文化或許反映著中國在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過程中的自身發展道路和特點——信仰體系化；禮制的起源；中華文化傳統及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歷史基礎；強大的傳承力與中華文明連綿不斷以及與古史傳說五帝時代歷史有機結合等深層次的問題。
例如有專家指出，中華文明起源所走過的道路，是由巫及禮，再到文明產生，“規定了人際關系，是統治者進行統治的準則”的禮的出現，與中華文明起源息息相關。中國古代文明的特征之一，就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統治秩序是靠禮制而不是靠宗教來建立的。
郭大順認為，紅山文化玉禮制系統具有唯一性、使用功能多重性、使用者特殊性等三大特征，是目前能夠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禮制形態之一。
“紅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種類和數量顯著增多，玉雕技術取得飛躍性進步，并形成以玉為載體的禮制形態和以玉龍為表現形式的龍圖騰崇拜，這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標志之一。”他說。
“對牛河梁的大規模發掘和研究已經開啟新的探索之旅。”賈笑冰說。
202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文博機構和高校院所開展的“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項目被納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
郭明說，通過跨區域、跨學科的全新方式，我們將對紅山文化及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有一個更為系統、全面的研究。“我們期待通過研究能夠離古人近一點，再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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